五、日本在长江下游的经济独占

一、引言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扬子江下游为日支经济紧密结合地带。这个规定是去年五月汪日双方在东京已经确定下来的，因之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汪日谈判便没有再加改变的余地。
　　日本经营扬子江下游，时间已有一年多，公司已有几十个，日方与汪方谈判的时候，一面确定所谓扬子江下游经济紧密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在各条又重复声明所谓“新中央政权”，承认“既成事实”，或继续“维新政府政务”，在重重条约保障之下，日方以军事政治的手段制造的经济独占组织，要把长江下游的经济及经济有关的事业，全操在日人之手。
　　我们不必苛责梁鸿志、王子惠这一类的人物。他们是在日本军人铁拳之下不论条件拉出来的。所谓“维新政府”，始终不过是一个无能无力无法律根据无对外关系的维持会。现在汪派要自称法统，自称党统，自告奋勇对抗第三国，并且天天在上海、东京与日方讲条件，“争自由”。但是眼看这些亡国的事实，轻轻的承认。这真是汪先生自己说的话“我如这样，罪比王、梁还大了”可惜他自知而仍然不能自拔。我仍然以血泪希望他能够自拔。
　　因为汪日谈判要涉及扬子江下游的经济问题，汪方从日方得到许多经济独占组织的文件。我现在把这些外间得不到的文件，整理排列起来，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出日本以军事政治手段独占扬子江下游经济的实际情形与计划了。〔按：上面所说的“文件”，就是“维新政府”的“行政院”“实业部”与日本陆军特务部海军特务部及日本驻沪总领事署所签订的卖国密约。〕

二、上述事例的特点

　　看过这些协定、要纲、章程、各公司资本及股东的详情之后，我们可以指出下面的各种特点。
　　日本方面在华中的经济设施，最显明的一点是以“统制”的名义，独占各种事业。她对于每一种经济事业，连生产和贩卖在内，设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一个独占的组织。这独占组织，消极的有免税免租的特权，积极的有征用国有财产，占用国有财产上的各种权利，征用私人的土地，由“政府”保付本息以发行公司债，由“政府”保证股东的股息等特权。每一经济事业，除独占公司以外，不许同类公司之设立。
　　日本方面设立的法律上独占或实际上独占的公司，重要的都是依于协定而设立的，“政府”不得单独的变更或解散它。不重要的公司，如华中振兴公司的投资，也事事都要请示日方，才可以管理，不独法令不能变更她的章程，并且法令还要追随她的章程所根据的协定或要纲而改革。
　　合办公司除极少数而外，都有“现物出资”。现物本是中国的财产，日本人拿去，加上一些现金或是机器，就由合办公司独占起来。扬子江下游的铁藏，江浙皖的电报局无线电台，无锡的丝厂，海上的渔船，淮南的煤矿，凡此种种，都成了合办公司的现物出资。
　　现物的估价有时显出痛心的数字。扬子江下游的铁藏，是中国最宝贵的矿藏，是中国重工业前途的资粮，但仅估作一千万元，作为合办独占公司的资本。三省的电报局电台电线，作价五百万元，交给日本人独占去了。
　　现金出资，中国人很少。有些公司，中国人股款百分之一的成数都没有估到，而名之为合办。中国人不过是一种点缀。很多的公司里面，出五百元的中国人作了董事，每年可收薪水几万元出卖中国的经济命脉而自求一本万利，这种董事能董什么事。
　　总之，凡是沦陷区内中国国家或私人的财产，可以作企业之用者，日人投下一些资本。便成为合办公司的股本，而由日方独占起来。
　　日本人果然拿出这些现金资本来投下吗。却又不然。她榨取中国的财政收入，作为她独占的合办公司的现金资本。这种财政投资，既没有代表者管理公司事务，又不许和日本人股东一般分红。财政的股份，必须在日本人股东已分到足额的红利以后，不能分红。并且日本人股东如得不到足数的红利利息，中国财政当局还要补偿她们。
　　傀儡政府帮助这些特权合办公司征用中国国家和私人的财产，以供其使用。其代价是“政府”可以依于公益的必要而发命令给这公司。可是如因此而使公司受了损失，“政府”还得赔偿她们。
　　我们对于这些办法，无话可讲。连日本的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学者如今中次麿，如波多野鼎都说这不是“合作”，这乃是“抢”。
　　如此“合作”，也还有利令智昏的人们去合作。也还有一班人去替如此“合作”作宣传鼓吹。祖宗的坟墓和子孙的摇篮都被日本人“合作”去了，还要替“中日合作”作理论解释。“维新政府”不足怪，我单怪这些天天与日本讲“独立自由”的条件的人们，不把这些现象加以严重的考虑。他们不独不加以严重的考虑，并且还要组织一个“中央政府”，企图化无数的事实上的零卖而为条约上的总批发。

三、无结果的汪日经济谈判

　　经济总批发，也曾经过几度的谈判。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之时，汪精卫在东京向日方提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之希望”，其中“经济”一项，共有六条，如左：
　　〔一〕军事时期由日本在华机关或个人占领或没收之中国公有及私有工厂矿山及商店，应即发还，另订适当合办办法。
　　〔二〕目前合办之公私事业，对于原有之资产估价过低者，须以客观标准重行估价。
　　〔三〕合资经营之公私事业，日方必须实际投出资金或材料，不得以发行股票挡塞。
　　〔四〕合资经营之事业，无论公营或私营，日方资本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九。
　　〔五〕合资经营之公私事业，其最高主权仍属中国。
　　〔六〕“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以前，南北两组织在军事时期所核准之契约，虽不能全部认为无效，但必须重新审查。惟审查时，日方代表必要时得临时列席说明。
　　这条件的大过失，是以承认日方“合办”为前提，而其内容又极空洞，不足以针对现有的日方独占办法。这个空洞条件，日方的签注，还条条驳斥。现在录下日方的签注于左：
　　〔一〕原条文如上，签注如下：
　　兹所指之物件中“公营”之范围不明。国有、省市县有、国立银行所有、其他尚有以公司之形式而经营之国营即特殊公司所有者，其间各有差等。此种物件大抵为日本方面认为敌产而处置。日方对此已依“敌产处理规程”处分其一部。其主要者另示之。
　　“私营”之中，工厂矿山之主要者，目前多置于军事管理之下，以为所要之经营，除供应军需而外，亦计及一般民生安定与职业。其方式乃由日方诱致适当之事业家，加以技术与资本，尽量使与原所有人之中国人订立合办协定。现亦有同意合办者，然大部分顾虑重庆政府之恢复，不应允合办。合办必俟恐怖根绝之后，始可期待。其中更有等待日本势力撤退，然后恢复事变前之原有经营体制者，亦有期望“新政权”成立后，可以纯由中国人合办者。
　　总之，除有“敌性”者外，别无没收而消灭中国人所有权者，大抵均置于军事管理之下，加以技术与资金以经营之，而期与正当所有权人合办。
　　〔二〕原条文见上，签注如下：
　　对于固定资产之评价未有不依客观标准而为不正当之处置者。惟因根据战斗行为以后或战斗之中之实况而评价，乃有如下之结果：
　　〔Ａ〕例如铁山之评价，其对于无治安秩序之各地天赋之矿藏评价，难如平时以试探试掘等科学方法而为之，故以事变前中日及第三国学者实际家对于各铁山所发表之蕴藏量开采量为评价之客体。由三山镇以下至下游浙西一带即谓三角洲地带矿藏之铁，概算为一千万元。是否有此价值，非今后数年之调查，难于核定〔但在今日，似嫌估价过高〕。
　　〔Ｂ〕电气通信设备，中国方面当初有谓其评价苛酷者。故中国方面专家认为须就实地评定之。然以例言之。如真如电台实际检验以后，亦无不满者。其评价乃由“维新政府”依法决定者也。
　　〔Ｃ〕对于蚕丝及水电之评价，某方面反对甚烈。但此带有政治色彩。其中心为江苏省长陈则民，而进攻梁院长，即至今日，对于水电评价之反对，尚未止息。
　　〔ａ〕华中蚕丝公司现物出资之估价分为二次。第一次为去年八月十日，工厂机车六千零二十部及附属建筑物，评价为二百万元。第二次系本年三月十三日，工厂机车三千七百二十八部，评价为一百万元，均经过中日专家及官吏以人数相同之委员组织委员会审查者。又实地调查工厂及其它物件，乃由日本官吏一人维新政府官吏二人行之。其评价标准系以赁货价格，现有价格及买卖价格互相比较对照之客观方法决定。
　　原来办理现物作资之要点，对于现物出资者，不论如何，不能作过高之评价，同时须使接办公司不致于担有不实财产以危及将来之经营也。
　　〔ｂ〕华中水电之评价，由于水电毁于炮火，几同废物。其评价乃于日军占据后即行实施。但要考虑以前经营者所受之影响而尽量从高评定，然至今尚有反对者，不胜遗憾也。
　　〔三〕原条文见上，签注如下“中日双方均无此例，一切处置均皆适当”。
　　〔四〕原条文见上，签注如下：
　　此后经营之诸事业，应以中日新关系建设之根本意义上行之，而应随其事业之性质以构成适当资本。如视中日两国为对立而欲抗争投资之多少，此种观念，双方均应排除也。
　　〔五〕原条文见上，签注如下：法人系随属其国家主权，无须赘言。
　　〔六〕原条文见上，签注如下：
　　南北两组织核准之事业中，与日方军官协议实行者，均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之最高理想为目标，无背于建设新中央之主旨者。其或有若干应修正者，待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中日当局缓重研究之。
　　这样的“说明”，把汪的原案完全驳斥了。十二月二、四日，日方对于前述的“尊重中国主权的希望”，送了一个答复。其中“经济”项下，六条如左：
　　〔一〕随事态之平静，当根据日支新关系调整之原则，订定合办办法，或根据合理的方法考虑交还，但在事变中，因被认为军事上必要，同时因敌性之存在，已有为日军处理者，此层希望谅解。
　　〔二〕如真评价失当者，中日间可设置适当的评价委员，再行评价，吾人决无异议。
　　〔三〕认为不合中日经济提携之本旨而失当者，当改正之，并无异议。
　　〔四〕根据日支新关系调整之原则，主对实现中日经济制度结合之地带，尤其对该地域内之特定事业，需要特别措置，此外并无异议。
　　〔五〕根据日支新关系调整之原则，在中日经济提携之限度内，概如所望。
　　〔六〕有违反日支新关系调整之原则者，再行审查之，并无异议。
　　在日方提出这个答复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没有提出。当时汪的干部，茫然不知这一切事项都要依据以为决定的日支新关系调整原则是什么。他们对于这个答复。提出回文，除双方无异议的各点外，只是询问各项名词，如“强度结合地带”，“如特殊事业”等等的内容和意义。
　　十一月初间，汪的干部接到十月三十日收到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后，才知道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原则”是些什么。一场谈判之起自五月直到十月者，就这样无结果而终局了。

四、“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经济原则

　　“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第三“关于经济提携原则之事项”共有七条。在汪日谈判中在争论最力的是第七条“日支协力建设新上海”。这一条是规定扬子江下游中日经济紧密结合地带的。这一条争持的结果，成立原则的协定，即设立中日经济协议机关，协议中日经济合作事项，建议于所谓“新中央政府”与上海市政府。“政府”对于其建议“郑重考虑”。
　　此外，谈判的结果，综括说明如下：〔以与扬子江下游经济有关者为限〕
　　一、关于“既成事实”的规定：
　　〔甲〕“要项”第二条“承认事变中新国交修复以前既成事实之存在，按事态之许可，以日支新关系调整原则为根据，逐次调整之”。
　　〔乙〕“日支新事态秘密谅解事项”第二“与维新政府之关系调整要领”第三条规定“新中央政府”继续“维新政府”之政务。
　　二、关于扬子江下游经济事业的规定：
　　〔甲〕关于国防矿产资源者：
　　“要项”第三“关于经济提携原则之事项”规定华北以外，“其他之地域，特定之必要国防资源之开发利用，予日本以必要之便利，但其利用则必考虑中国之需要”。
　　〔乙〕关于一般产业者：
　　“要项”第三规定“关于一般产业，日本应中国之要请，予以资本及技术之援助”
　　〔丙〕关于航空电信者：
　　“要项”第三规定中日交通协力之重点，有本国之航空，扬子江之水运，由中日合办，但注重于中国原有国营民营事业之恢复。
　　〔三〕扬子江下游通信，由日本予以必要之协力。
　　〔丁〕关于“华兴银行”
　　在“核准谅解事项”内“与维新政府关系调整要项”规定“华兴商业银行”仍然存在，但在“新中央政府”成立时，得停止其纸币之增发。
　　其中，只有“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依铁路国有国营的原则，可以由经营公司改为投资公司。所谓“新中央政府”有没有力量做到这一层，那要看事实的推移了。

六、哭而不去的傀儡

一、哭也许哭去却不去

　　汪集团于三月三十日“上台”之后，除了四月下旬，迎阿部，庆“还部”一度热闹之外，再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作为，最近他们以温宗尧为发言人，在中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字，说日方不“和”他们的和平倡导，他们只有一哭而去，还说他们去后再没有“做和平”的人了，仿佛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在他们“上台”之后两个月的今日，我可以推测他们的情绪，哭也许哭，去却不去，他们三月下旬“上台”的幻像，四月下旬“承认”的妄想，一幕一幕的消失，他们比在愚园路的时代，只有更无赖，更无聊，更没有生气，更浇着冷水。可是，无论伪组织财政怎样为难，究竟他们少数人的特别公费，少不得成为伪中政委会最要紧的决议，他们不走，第一就是为了钱，其次，他们走又走到那儿去呢，不得日本军部的许可，他们既不能从张燕卿于别府，也不能随殷汝耕到东京，除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以外，他们不敢见中国人的面，现在他们与日本人，一国不成一国，两国不成两国，要往西洋，又用什么国籍报关，他们不走，第二就是为了命。
　　事到如今，他们赖也要赖下去，他们哭，也不过哭给日本人看，他们又那里为中国的国权，为中国的民命着想，但是赖也有限度，到了日本军部叫他们去的时候，他们便赖不下去了，他们要去，一定是奉命而去。

二、日本的“承认”问题

　　现在我趁这傀儡登场满两个月的今日，把他们的成绩写下一本清册来。先说他们的对日关系：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阿部特使来宁，不是日本承认了汪伪组织，在阿部起程来华的时候，日本的报纸宣称，这只是“承认汪政权成立的事实”，并不就是“承认汪政权”。
　　阿部到宁以后，主张先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原则”，再考虑“承认”问题。汪主张先“承认”后签订，当然阿部的主张胜利了，可是签订的事情，现在又在拖延之中，因之“承认”问题，很是辽远。
　　我早已从日汪关系上看出，并且听见日本“承认”是有问题的，日本对于汪伪组织本来是做一步，看一步，在此物未成立以前，日本眼观着国际的变动，在此物已成立后，日本仍然是眼观着国际变动，这是其一，在他们未入宁以前，日本看出他们没有效用，在他们入宁以后，日本仍然看得出他们没有效用，这是其二。
　　欧战在去年冬季以前，以宣而不战的状况拖延着，因之，日本对中国的举动也拖延着，日本要看今年三四月，欧洲大战究竟打起来不打起来，于是日本动一下，匆匆忙忙，等不到四月二日或五月五日，把汪集团搬到南京，以二十分钟的“典礼”算是成立，其草率比童养媳圆房还不如。
　　欧战不独打起来，并且大打起来了，德国以闪电战打了挪威，又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更打进法国的国境，又打到英国的对岸，战争的烽火与烟云，要卷进全世界的各民族各国家，世界行将再作一次比一九一四至一八的大战更大的总决算，在这中间，日本没有从容解决“中国事变”的余地，他必须赌国力应付世界战争。
　　若把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来看，现在是日本南进野心可以一逞的时机，英法正以全力作战于欧洲，而荷兰又蹂躏于纳粹铁蹄之下，日本可以侵安南，联泰国，逼马来半岛，以控制荷印，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路线，这个野心，表现于南海上面日本海军的纵横，又表现于日本外交上的攻势，不断的投向荷屑东印度半岛。但是事势不是这样简单的，日本如欲在南海辟一海军新战场，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国力不独消耗在中国的战事，并且继续受中国抗战的牵制，他要继续向中国动员人力，动员物力，他若卷入西南太平洋的新战争，他需要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以供应海战，海战所需最大的，是海军，是空军，是供应海空两军的大量军需工业，是运输军队和军需的多数船艇。日本对付中国的抗战，曾经是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现在他还要延长战线到荷印，到马来，他有几份国力，何况他是在三年长期战消耗中的，所以他现在陷进一个矛盾的里面，要南进，他必须从中国抗战泥沼抽出脚来，这双脚抽不出来，他休想南进。
　　日本要想在汪伪组织身上解决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汪伪组织要用日本军队宪兵把守，才可以勉强存在，日军一退，他们必须逃在日军之先，日军要用一百万兵为汪伪打江山，而汪伪丝毫不能帮他退一团，抽一旅，在大矛盾之中的日本军人，眼看着这漆黑一团的汪伪组织，纵然不愤火中烧，也要倒抽冷气，大吹大擂送一位赔客阿部大将“总理待遇”“特命全权”入宁陪伴，也就算对得他们住，他们还想从阿部身上要个什么东西出来吗。
　　这个说法，还是浅一层，若把世界综合的形势来推论，则日本更陷于前进不能，而不前进便后退的困境。日本无论在南海开辟战场与否，他的目的主要是中国，这是没有疑义的，“对华政策，就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全部”，须磨的说话，是顶明白了，如今欧战要把全世界卷了进来，中国问题再不会还是孤立的问题，而有与世界战争联在一起的必然的趋势，现在英法两国政府下了反守为攻，竭尽国力，全面作战的决心，美国参战的舆论，一天一天高涨起来，倘若意大利作战于地中海，美国将一面竭尽其经济的力量，助长英法，而一面加强海空军队，监视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在这个大趋势之中，日本如果还是守着“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则列强决战的结果，无论何方胜利，日本都不能参预，这就是说，日本不参加大战，其对于“中国事变”的目的，仍然不能达到，反而袖手以陷入最大的困难，如若他想参预这回总决算，则马上就要赌他的余剩的国力，以扩大战场于中国之外，简单的说，日本为了解决“中国事变”不得不参战，但是为了参战，又不得不先“结束中国事变”，这个循环是无法打断的。
　　日本的言论界自四月以来，已提出“介入”与“不介入”的讨论，而在军事行动方面，已向南进的方向做着准备，渺小的欺哄的烟幕汪伪组织，渺小到不堪打算，欺哄也欺哄不了，其结果冷客之汪系只好坐冷板凳，陪客之阿部也只好在主人席上打一盹，即令再努力的谈判，总不过签订一张空话充满的废纸。这张废纸岂能作为日本百万兵长期战的代价，何况那废纸挡不住一阵仗，骗不住一个人。
　　冷板凳上面的客，眼圈是红红的，但是看看钱，算算命，只好坐了下去再说吧。

三、无政可行的行政

　　那末，汪集团拿住了一个“政府”，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行起政来好了，却又不然。
　　首先在行政区域内方面，汪伪组织并没有辖境，第一、内蒙是完全独立的区域，第二、华北是特殊化了的，第三、武汉的局面，仍然不容汪系活动，第四、厦门海南已规定为特殊区域，第五、广州虽有汪系伪省政府，而实除菁华之广州市，却仍以彭东原为“跳加官”。第六、剩下的苏浙两地，上海一市，都有人事的保障，不许改变伪行政区域，算来算去，只有山西路一带，住宅几幢，鸡鸣寺一带，官署几所，就是这儿，也还是日本宪兵维持秩序，倘若是为这地位和特别公费问题，周佛海与梅思平吵嘴，丁默村和李士群打架，解劝者依然是日本人。
　　其次在经济行政方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各种“国策公司”“特殊公司”为中心，每一公司统制一业，每一公司自成一个行政团体，每一公司有其超法令特权，国策公司或特殊公司，非得日本外交及军事当局许可，不受变动，或干涉，例如铁路，有华中铁路公司管理，公路亦然，伪铁路部根本不能过问，又如电政，掌握住华中电气通讯公司，伪交通部只好旁观，又如工商事业，则分由华中振兴公司十多个“子公司”主管，蚕丝纺织，乃于日常食品，各有专司，贸工商部的工作，只有搜寻尚未统制的事业，签“要纲”，拟章程。卖给日本，铁矿煤矿以及各种矿业，已为华中矿业公司所独占，食粮贸易，有大昌公司，粮食生产在中国游击队正规军的手下，盐务有华中盐业公司，航业有东亚航业公司，及新近扩大的中华轮船公司，广州交通在通运公司，与广州内河航运组合之手，如此类推，不必全举。
　　再次财政方面，海关盐署为日人所控制，不肯让伪财政部染指，统税局仍操于日人，每月开支预算一千六百四十万，每月拨给统税〔加一点盐税〕约四百至六百万元。其在目前还靠伪府开幕时四千万元借款余下的二千万元贴补，预料至六月以后，伪财部将无法应付。
　　开办银行，发行伪币，则有华北联银与联币的前车之造，使日本商民乃至政府不肯同意，尤其不愿使伪币再与日圆发生联系。伪财部要开银行，除了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以集资本之外，实没有别的神机妙算，达到滥发伪币弥补短绌的目的。
　　最后，说到军事行政，这一层，不必多说了，他们招了一点“军官”，一点“军队”，既无钱又无枪，更没有自由的军令，说是点缀品，仍不免日本军宪的预防和监视。
　　最有把握的是汪及最要紧的干部逃生养命的准备金，估计其公共存储者，在港纸五十万，法币三百万以上，然而他们如果一哭而可以去，要到日本作寓公时，也要一批一批交给日本特务人员，作为保护费吧，即令勉强可以保持，其分润者不过四五家，此外相从作奸的一群，唉这一只有携管路费出南京。

七、近卫能做些什么？

一、日本将有政治变动

　　在欧战大作，又要把地中海和太平洋都卷进漩涡的今天，日本政局将有变动。变动的前奏，一件是汤浅辞去内大臣，一件是“一国一党”运动再度抬头，而近卫似有出任新党首领的可能性。
　　这个变动的内在的要求有二：一是日本不得不积极应付大战，一是日本不得不去谋中日战事的结束，新党运动如果成功，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近卫是不是能够解除这些要求所自有的困难，本文就我所耳闻目见，加以叙述，并予以推论。

二、“不扩大方针”及其放弃

　　中日的战事，是在近卫内阁手上发动的，芦沟桥事变以后，近卫内阁对于战事取“不扩大方针”，淞沪战事既起，近卫仍申明其“不扩大方针”，在北方他想打到太原、彰德、德州，告一段落，在中部他想以一个师团之力，占领上海市郊为止。他想以如此之军事，压迫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这便是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内容。
　　淞沪战争绵延三个月，日本用兵加到七师团之多，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陷落，近卫内阁议决攻击南京，乃是十一月下旬的事情，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出征军人已成了没有笼头的野马，决不是内阁所能驾驭，同时中国政府早已认定“大战一开，则中途妥协即是灭亡”，早已下了贯彻到底的决心。
　　近卫内阁到此时还不肯放弃“不扩大方针”。他中途又把战局拖延至次年春末，他改组内阁，冶宇垣与板垣于一炉。旋又开“五相会议”，以集中权力，在近卫的用意，想借板垣入阁，以为控制出征军队之地步，而贯彻“不扩大方针”这个用意，随宇垣与板垣的斗争激化而失败，代起者乃是板垣的“长期战争与长期建设”的主张，九月末宇垣下野，十二三日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发明，到了这时，近卫不独没有笼络住野马军人，反被军人拖入更深的泥沼，所谓“不扩大方针”不独没有贯彻，反成为批评攻击的目标，温和派责他附和军人，军人则责他以“不扩大方针”延宕了战事，近卫的声望因而受了莫大的挫折。

三、近卫与“汪集团”

　　正在这个时候，近卫板垣找着了汪系，以为汪如出马，可以“收拾中国的时局”，执行其所谓“长期建设”，而完成其所谓“东亚新秩序”。近卫乃发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声明，“汪方”则发表“艳电”相呼应。
　　近卫左右的政客建议近卫去职，以“急流勇退”的手段，保全“令名”，在近卫当时的意思，如若“汪系”成功，他仍可再出组阁，这个意思，他屡次传达于“汪系”，预定日期在二十八年的秋冬。在“汪”的方面，以为拉住了一个近卫，可以超越一切奸伪，大摇大摆以收意外的成功，这种“托身”之意，遂使周梅等于去年五六月之间，冒冒失失，跑到东京，惹起日本人士的轻蔑。
　　“汪系”是不是可以“收拾时局”，月复一月，有不动的事实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也叫不动一旅一师，他们没有民心，并且饱受国民的斥责，去年秋冬之际，近卫不独放弃组阁之想，其焦虑悲观可以想见。
　　在这时候，不独近卫想置身事外，便是近卫左右的少壮知识份子，除犬养健留沪应付而外，也一便一个抽身，这有事实可考，并有姓名可指，说来很多，不必其陈。不独近卫如此，板垣亦然，自汪伪府成立以后，阿部入宁，板垣“金蝉退壳”，不再支持“汪系”。

四、敌情的变化

　　这是为了什么。“汪伪政权”不能结束中日的战争，反而延长“中日的战事”，这种事实，终竟骗不过日本的国民。近卫为人悻悻自好，为少壮军人所认为最后的法宝，而日本一般人士把他看做西园寺之后的元老，他自己也以后继元老自居，他既以“收拾中国事变”自居，他当然不会为了汪伪的烟幕，反使战事延长，他如果再与“汪”同进，他更要失掉人望，他当然想打开新的途径了。
　　然而新的途径，不易寻求，日本军人要收获在华侵略战的“战果”，中国国民军要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双方的距离，不独很远，并且随战事的延长与扩大，越来越远。在这种形势之下，收拾中日的战局，决不可能。
　　日本军人的野心，构成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大纲”，在中国四万万人里面，同意者便失却中国的民心，乃至国籍，也就不会有力量“收拾时局”，日本军人要收获他们侵略战的果实，只有抗战到底，中国方面要保卫领土主权也只有抗战到底。
　　与近卫呼应的“汪集团”，已经跟随日本军人去了，其作用至多不过日本的宣抚班和维特会，近卫如若再循旧来的政策，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则近卫也不过是平沼，阿部，米内一样，结束不了“事变”。又何必多此所谓“一国一党”运动之一举。
　　近卫内阁最后一着，经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努力和试验，已经失败了，日本国民不独不满意于这三任内阁，且曾向“近卫声明”的本身放了一矢，这就是所谓斋藤事件。自斋藤事件以后，“近卫声明”勉强统一的国论又复动摇，在疑虑与紊乱之中，现在的政党都陷于破碎的的境遇，一党运动在这个境遇之中，始有可能。而一党运动所构成的一党，如仍弹“近卫声明”的老调，必不能使日本的政党面目一新，也就必归于失败，决无可疑。
　　在国际情形的一方面，日本已濒于“介入”欧战的深渊，日本如欲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介入欧战，以求免于欧战结果以后凄凉的孤立，日本如不解决中国问题，则中日战争必然与世界大战相与联系，其事势之所至，仍为“介入”。
　　日本要参战，必须停止或减少中国的牵制，换句话说，必须“结束中国事变”，中国事变如不能结束，则日本亦不能坐视欧洲的决战，“故步自封”以自致于世界大战之后，又坐受国际的谈判，其事态的严重，将远过一九二二年。
　　何况日本军人，还有南进的野心，而日本“南进”至少也要“北守”，现在“北守”已不可能，百万大兵饱受中国抗战的牵制。
　　如此苦闷，如此循环，决不是拘守“近卫声明”的平沼阿部米内一类的内阁，所能打破的。
　　日本如果不顾一切，“介入”欧战，必然参加德义一方，日本如参加德义，自必有所贡献于德义的战局，他必须威胁荷印，并威胁英法在东方的领地，以牵制英法的实力。这样一来，他立刻把大战延到太平洋，日美斗争必难幸免，这时使日本要消耗加倍的武力，同时却减少甚至于停顿国际的贸易，日本不啻以贫弱之人遍打四面的邻居，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孤注一掷”，而本钱是否可以收回，都茫无把握。
　　因之，反对“介入”者，仍恪守不介入政策，想乘欧战扩大的时机，争取英美法方面一步的退让，阿部与米内两任内阁，都是这样的。
　　一党运动所构成的新党，是不是打破“不介入”政策，而一逞军人的野心呢。如果是的，这新党有什么样的魄力和能力，结束中日战争，抽出日本的武力，缓和日本的困穷，以应付大战。如果不是的，则新党的对外方针，依然与阿部米内一样的无力。

五、新政策又是什么

　　日本现正要求新政策，以打开难关，因此而有一党运动的机缘，可是近卫贻留那个旧政策给平沼阿部米内三任内阁的人，他如果仍守着旧政策，他只有追随这三人的覆辙，如果他定下新政策，新政策又是否可以见诸实施。
　　近卫的新政策，尚未可知，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他必不再以全力支持汪伪“政权”，他必不肯担当他左右的政客所不肯担当的老而无用的任务，去欺哄一般看透了烟幕无用的国民，去延长中日战争，以耗尽日本的国力，坐失应付欧战的时机。
　　在近卫和汪的联系这一点上，新党必然有一度的改变，可是不支持“汪”又怎样呢。
　　汪伪组织是建立于日本的一个根本矛盾之上的，日本国民要求结束战争，日本军人要求保“战果”，在客观事实上，日本军人要求收获“战果”，只有战到底。日本国民要结束战争，就只有退出中国领土以内的侵略军，两个相反的极端，日本政府和军部无法调和，于是近卫内阁幻想以为可以结束战争的“汪系”，一变而成为阿部米内内阁欺哄日本国民的烟幕，近卫在去年不愿出马以支持这个烟幕，可是今后他就能够以集权的新党为后援，揭破烟幕，而对现实吗。在上述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的时期，他主观上断乎无此魄力，而客观上不易有此可能。
　　近卫对于军人，想随顺他们，而相机约束，但是这不过是个主观的观念，他没有魄力和能力把这个观念实现于事实。他前年组阁时期，“不扩大方针”被军人拉成“扩大方针”，他以后必然又让“结束战争”被军人拉成“延长战果”。
　　中日战事延长，则日本“南进北守”的要求，便无法顺利着手。欧战结束，依于战术的进步，决不会再有四年之长，日本的国力决不够打尽了中国领土，再打南洋，何况日本军队再打华西，中国的抗战依旧不会结束。
　　“存在决定意识”，陷入矛盾的日本，不会忽然产出一个伟大的新党。制造矛盾的近卫，也不会忽然化为解除矛盾的英雄。由苦闷而产生新党运动，其所形成的新党，决难打破苦闷，新党运动所促成的政变如果实现，最可能的只有一面使日本停留于中国抗战的泥沼，而一面又驱日本走进国际战争的漩涡。以近卫为首领的新党，恐怕仍然只有拿虚伪的“日汪条约”诈欺日本国民，说“中国事变结束了”，同时驱迫日本国民再出血汗，以应付国际战争，直到日本国家毁灭为止。
　　如若近卫不愿意这样做，他仍然是阿部米内的尾声，其结果东未成而西亦不就，虎头于始而蛇尾于后。

八、伪银行与伪法币

一、简单经济学

　　日本军队初进北平的时候，在西直门内陆军大学旧址，设立“宣传办事处”。日本人把招牌上面的“办”字写成“辨”字，汉奸无人敢于说他写错，于是“宣传辨事处”的牌子，就一直挂下去了。
　　汪逆伪组织的杏黄旗，本定写“反共和平”四字，后来有的写“和平建国”，有的写“反共和平建国”，南京考试院旧址的伪“国民政府”门旗是“反共和平”，新街口的旗却写“和平建国”，这是因日本人随便写。他们也只听其随便写，有一次汉口特务机关长柴山当面递一封信，上面写“汪兆铭阁下”，汪逆接信时一面脸板着一面口里还道谢，你有什么法子。
　　在日本特务人员任意搬演之下，汪周二人各有特性，汪的特性是每天讨论商量，但行为全与讨论商量两不相干，周佛海的特性是不讨论不商量，也不思索，在他看来事情总是简单的。有一条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老早在他的心里，这个原理是“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根据这个原理，他在去年六七月里，就定下了“新中央银行”为中心的财政金融计划。
　　那里来的钱呢，借日本钱，纸币没人用呢，大之制裁以日本宪兵，小之威胁以丁默村的特务。这是他的财政金融计划的前提条件和救济方法，为了借日本钱开银行而发纸币，他决定了请日本财政顾问。
　　第一次看出他的财政金融计划不通的乃是犬养健，周佛海于去年七月把计划给犬养，犬养拿了“计划”来看梅思平，犬养对梅说“除了请日本财政顾问和请借款，这个计划是看不大懂”也许犬养是英国留学生看不懂这位日本留学生起草的“计划”，梅在九月底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第二次揭破这个财政金融计划的，就是石渡、阿部内阁成立，石渡退位，于去年十一月初来沪，汪方派了张素民、陈君慧等去和他谈及银行纸币问题，他指定了什么重计中佐一类无关重要的人和张陈谈判，他本人说了一句“新中央银行不宜成立”的简单的话，就到南京去了。他由南京回沪，即东渡回日本，那谈判只半途而废。第三次揭破这个计划的，要算阿部的专家顾问青木了，许多的日本人都为华北的“联币”，以及华中的军用票“华兴币”的问题所困，他们不能忍受伪政府再印一批毫无价值的伪法币。使日本人陷入更大的难关。
　　“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发纸币”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是荒谬的。何况原理的前提不能成立，日本人没有再开银行发纸币的那样财力。

二、华北伪法币如何

　　据北平的伪“联合准备银行”年会报告，“联币”发行到四万五千八百万元，而东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四日的华北通讯，说“联币”发行额已超过五万万元。
　　“联币”本是军用票的性质，随日本在华北军事的进行，“联币”发行数额只有增加，同时日本在华北要“开发”要“建设”，换句话说：日本为了掠夺并独占华北各方面经济事业，尤其是煤、铁、盐、棉花、羊毛等资源，也要增发“联币”。估计芦沟桥事变以前，华北流通的法币约三万万元，现在“联币”却增发到五万万元以上。
　　过去三万万元法币流通地域，是普遍于都市乡村，现在一般乡村以及多数县城，为日本军队力量所不及者，与游击队所控制者，全用法币，“联币”只通行于大都市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即日本军队驻屯的狭小的线和点。
　　都市以乡村为营养环境，现在华北的实况，都市与乡村之间是隔绝的，即如北平游览区的西郊，现在亦以红山口为界，甚至于红山口的里面，夜间还不能通行。乡村的小贩如挑着农产物到都市去，即为游击队所截留，即令他能到都市，他卖货所得的是“联币”，这种钱在乡间是无用的，并且是违禁的，他还来做什么。都市的商人同样不能下乡买货，他拿着“联币”既不能安全下乡，即下乡也买不着货。
　　“联币”客观数量已经膨胀，而主观上又堆积于少数的都市，不能购取乡村的产物，其价格当然跌落，而物价昂腾，现在的批发物价的指数，比民国二十五年贵到三倍有余。
　　再以进出口贸易而论，华北原为外国粮食与轻工业品消费市场，即以食粮而论，华北每年进口外国食粮的一万万元，而以出口之煤、皮革、羊毛、花生、棉花等货所得之外汇相抵。现在“联币”不能作买英美荷等主要贸易国的钱币，外商运货来华北时，不独受日本方面非法的限制和排挤，并且卖得的“联币”等于废纸，外商的生意当然不能做。
　　日本则由华北掠取煤、铁、羊毛、棉花等资源，而其对应所得之进口货为日本的轻工业品。民国二十五年华北进出口货，出超五千万。二十七年转为入超六千六百万元，二十八年入超额增为三万七千五百万之巨。入超大部以“联币”为抵，因此日本商人也只是取得不能换取外汇的废纸一批，只有用到华北。
　　日本对华北的输入所得的是“联币”，由于日本限制外汇，“联币”在名义上是“圆元同率”，但日本不许“联币”换取日圆，日圆法定汇价是英金一仙令二便士以上，但“联币”实价跌至英金四便士以下，四月间华北日支经济协议会决定加强“圆元同率”，但是实际上这个决定不能实行是显然的。
　　日本对华北输入增加，引起日本商民的不满。二月十三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会时，日本议员质问这件事，说道“日本为维持华北几万万联币的信用，在本国物资缺乏时，还要供给物资于华北，这是不能满意的事情”。日本政府的答复非常含混，只说仍然维持“圆元同率”。
　　如果日本不维持“圆元同率”则“联币”更要跌落，即令维持，也并不能使“联币”的价格高了起来。日本方面这个苦恼正在发展之中，他们现在正开会于东京、于北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办法。
　　今年二月间，华北传闻汪伪上台，要发行所谓“新法币”于是“联币”暴跌，经日军再三辟谣才略为回涨，倘如汪伪法币发行，则华北的货币问题，更使日本方面无法下手。
　　华北日军占领地与华中日军占领地的汇兑协定，也没有可能，“联币”是与日元同率，“华兴券”则由日本定为六便士，由“法定价”而论，便无法规定汇率，但在实际上，“华兴券”在华中并没有地位，华中日军占领地流通的仍然是法币，另外有日军强用的军用票。
　　华北货物向日本以外出口，是不多的，因为外国钱币与“联币”没有联系，因为华北对外出口，往往转到上海方面来脱离日本的控制。
　　最近日本企图运用物资交换制度，使华北华中之间，以现物交换〔大阪每日新闻三月二十四日〕，两处的日本兴亚院联络部，协议以华北的煤与华中的米麦交换，一年之内想达到五千万圆的数量，〔大阪每日新闻四月二十三日〕这种办法也足见伪币问题达到难于解决的程度。

三、日圆集团华中除外论

　　在华中日军占领地，“华兴券”是一种名义的兑换券，日本发行“华兴券”和中国规定的关金一样，不过是计算上的单位，“华兴券”的发行数额，从来是采取消极紧缩政策，所以在市场上没有地位。
　　华中仍然是法币流通地带，日本军队只是强制使用大量的军用票，军用票购买货物，是强制的，因之日军驻屯地点的货物多向非占领地逃避，长江下游的生产区域，最大部份本来是中国军队及游击队保卫的区域，日本军用票决不能行使到这里来。
　　由于法币贬值，英法等外国持票者，能够出高价购买中国货，例如棉花，日商出价每担五十元，西商则出五十元以上的价钱，买到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中国白棉。日商无法与之竞争，日商如要竞争，只有把日圆买法币而用以买货，这样在日本政府看来，就是日金出口，不得不加以限制。日商如把华中当作日圆集团地域来看，则若于军用票不能与西商竞争，“华兴券”又不为商业活动而增加数额，即令“华兴券”增加数额，也不过追随“联币”而同陷于跌价的困境。
　　上海为中外银行汇聚的场所，无论什么纸币，如不能通行于中外银行的范围以内，便没有价值，无论日本增发“华兴券”，或印发伪法币都只是蹈军用票的覆辙，徒然发生一个伪法币与军用票如何调整的难题。
　　汪方“专家”研究的结果，伪法币要与日圆同率，但是这个主张是空话，“圆元同率”在华北已是没有效用而徒陷日本于苦恼的。如要求“日圆伪币同率”，日本又要求什么呢。日本要求你的伪法币，有已独立的价格，你的法币如何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而有价格呢，这不是“专家”的问题，这是事实不许你做到的。
　　如若伪法币大量发行于华中，而“圆元同率”，其结果日商向华中输入的货物，又只能换得伪币，日商想用伪币购买中国货，中国货一样逃避，日商要把伪币拿去买英美荷的货物，又要先把伪币换成日圆，日圆只得膨胀，日金只好外流，日圆因而跌落。这个苦恼，日本已经设法救济了，二月五日日本议会开会时，日议员质问道：日本贸易在一九三九年度虽说出超八万万元，但若除开日圆集团贸易外，结果是入超四万万元，其对日圆集团之出超十二万万元，既不能换取外汇，而此入超四万万元却须支付外汇，现在如果华中又发行与“联币”相同的伪法币，更增加此种困难。
　　最近上海的日本商人主张把华中划出日圆集团之外，以便日商在此与西商竞争，就是由于上述各种困难而起，在此时，在周的伪中央银行与伪法币的政策，当然不合日本方面的胃口了。

四、简单经济原理的揭破

　　周佛海的简单经济原理，是被日本人揭破了。原来日本没有这份钱，所以不能就开银行，开银行也不能就发纸币，也不能就发横财，这恰与他“有钱就可以开银行，开银行就可以发纸币”的幻觉是相反的。然而日本在中国的举动，一律是自造困难，伪行与伪币，虽说招致困难，仍旧是要进行的。汪伪的财政，非滥发纸币不能维持，同时日本在华中的军事，与所谓“开发”之独占经济活动，也要求滥发纸币，日本商人固然感觉痛苦，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本来是日本军阀财阀在一般日本商民的痛苦上面强行的。
　　至于日军占领地内中国商民因此而感受痛苦，例如华北粮食缺乏与物价高涨，以致于此屋骈死的惨状，老早在于汪周之流意想之外的了。

九、敌伪的和平谣诼

一、谣言必多

　　近来上海传出的“和平”谣言很多：有的说，国民政府有要员到海防，与日本方面谈判“和平”。有的说：香港有日本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诼判中日“和平”的基础原则。我要指出这种谣言的内在阴谋，今后这种谣言，不独谣言不独还要流行，并且还有多次的流行。我可以说汪伪组织成立以后，日方要把“和平攻势”当做日常的工作来做，汪伪方面更要把这件事当做主要的工作来做。他们说这是“和平运动”，充实他们预定的幻想的招降运动，一月二十二日我曾在这个电报里说他们这样的成功，就是中华民国的失败。他们日夜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中华民国立国建国最后的军事经济的实力，他们把这个工作当做他们对于日本的基本的报销。这个工作失败，便是他们根本的失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成功。

二、分裂中国

　　日本军人对于中国的政治进攻，实际上要分裂，形式上要“合流”。在实际的分裂运动上，他们要分中国、“满洲国”、“蒙疆”、“华北”、“华中”、“华南”，而华中又分裂南京与武汉为两片，每一地带设一个傀儡“政权”，而由一个特务机关操纵。在同一个“政权”内部，他们细加分裂。例如武汉的现状“参议会”实际是所谓“湘鄂赣政权”，最近改成“中江银行”，“武汉特别市政府”管辖武阳夏三市，“湖北省政府管辖零落的县，他们把这三个机关，弄成各不相下的内阁。张仁蠡骂何佩镕，何佩镕又骂石星川。又如广州的现状：日本军队实际只占领一个广州市，一个汕头市，其余一些县城。还在旅进旅退之中，日本特务人员造了一个“广州市政府”，一个“汕头市政府”，又造一个“广东省政府”，却是“广东省政府”的区域，无收入，每日只好向彭东原一面斗，一面求。此外海南岛则改为独立省区，不受伪“广州省政府”的管辖。又如平津的现状“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伪机关，不能指挥“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王克敏的话，只有伪“天津市长”温世珍听一点，因为温是王推荐于日方的。同样伪“河北省政府”只能指挥附近几县，远的县直接由日本宣抚班指挥，改组“维新政府”的伪组织，更比不上“维新政府”。上海伪市政府、江苏伪省政府、浙江伪省府人事均有保障，不能变更他们，各有其特务机关在后台理合。汪伪的命令，即同在汪伪组织内部，“维新派”与汪系相持不下，而汪系则有汪公馆派，周公馆派，以及其他各派。周公馆派，有罗派，丁派，李派，他们各找后台，各借后台的支持，相争相打，后台也没有别人，一样的是仁丹胡子在分途作怪。阿部的使命有二：一是与汪伪谈判根本“调整日支关系要纲”，以便发布而于谈判以后再考虑“承认”问题，一是调整日本在华各政治势力。然而南京上海，现在有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派遣军驻沪特务机关，驻宁特务多为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影佐机关，如是等等，阿部也就茫然，只好一声不响，多看几本故乡的笔记手册。

三、众伪合流

　　日本军人既已分裂中国境内占领区，却又要把各傀儡组织“合流”。日本特务人员把他们自造的伪组织凑合一下，名曰“合流”。过去汪系最恶“合流”二字，可是日本特务人员以及新闻记者，每天高谈着“合流”。在日方看来，不独“王、梁、汪三巨头”是“合流”，就是武汉广州各伪组织，都是“合流”。在这里最要明白，是汪自以为在王、梁、张、彭之上，而由日本特务人员看来，王、梁、张、彭是平列的。汪系入宁所支配者，鸡鸣寺一带的官厅，山西路一带的住宅，这叫做“汪政权区”，其余均非汪系之力量所能达到。好比养雀儿的人，把每个雀笼用蓝布周围遮住，只上面开一孔，养雀人可以从上面的孔看见每一个雀儿的活动，而各个雀儿之间，不许有任何接触。各傀儡彼此斗，彼此争，而由日本特务人员一面挑一面连，如此谓“合流”。

四、日伪今后的作法

　　日本军人一方面在其占领区树立“合流”的伪组织，一方面又企图以其占领区吸收并合抗战区。在经济方面，他们想发展占领区，封锁抗战区，在政治方面他们想用各种方法，把中国政府与伪组织“合流”。日本特务人员付给汪伪组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国民政府来“合流”。这个任务明定于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树立新中央政府之大纲”第一条，汪伪组织奉命之后，当然要执行，以为其主要的工作，而实际作一满意的报销。汪伪组织成立前，乃至成立后，得不到一个地方的响应，一支军队的投降，今后一定也是一样的。日本特务人员当然要他们的报销，他们没有报销，只有一面造谣言，再造一篇假账。汪伪组织的无能，已经暴露于世界了，日本国民当然看出日本特务人员伪造傀儡，而与之“调整关系”，是一个骗局，日本军人于此，又急迫而另想寻求“和平”的方法，这个要求，在中国方面毫无感觉，在汪伪方面，乃大惊而特惊。汪伪方面又于紧张之中，故意渲染，予以宣传。同时日本军人寻求无着，也只好宣传一番，向日本报账。如此下去，“和平”的谣言一定很多，也许日本要向南海扩大一个战场，因此卷入欧战的漩涡。所以他想拔出他陷在中国泥沼里面的泥脚，可是日本即令扩大战争及于中国以外，他的目的仍在中国，他决不会“现钟不打铸钟”。他另外“铸钟”，仍在是想由此能策应欧洲的战争以确保“现钟”。所以中国并不因为日本扩大战场于中国以外，便有轻松躲闪的余地。不久以前，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说过“对华政策，就是日本全部的外交政策”，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他的目的是不变的。因此，我可以说日伪的和平攻势，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有关，也无关，事情是简单的，这是日伪预定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