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央政权”是什么？

　　米内和有田在日本议会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谓“汪政权”。我现在要告诉米内有田和日本国民，“汪政权”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国民，看清楚所谓“新政权”的内容。中日两国国民，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须一脚踢开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这种条件之下树立起来的所谓“新中央政府”。

一、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

　　日汪协定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的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地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
　　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则以长城线，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驻华日军，他又占用海南岛、三灶岛，东沙岛，西沙岛、南鹏岛，大隗岛，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控制广闽，包围香港，压迫广州湾，对抗海防与新加坡，窥伺菲律宾。
　　其经济的手段，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以独占、合办、协力的方法，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一律加以支配。其经济的力量，并不来自日本。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将来必起反抗，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他要从生理到心理，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
　　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事实”，万一有些让步，他在“要纲”的前面：郑重声明两点：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应依“要纲”所定的原则，慢慢调整。第二点是特殊事态，必须至和平恢复，依情势的发展，再加调整，这就是说，假如“既成事实”比照原则应当让步，日方仍要坚持“既成事实”，不使变更，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既成事实”应当继承或继续，于是所谓“要纲”，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政权”承认既成事实，化为条约及国内法。一月三日，我离开上海时，留信给汪先生说道“今日组府，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此外有何意义”这几句话，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要纲”而促成汪先生“组府”的一片用心。

二、“新政权”之割裂与空虚

　　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为了欺瞒日本国民，乃欲造一个“中央政府”而与之缔结和约。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满州国”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不过是一个溥仪，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日本要找一个溥仪，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换句话说，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让所谓“汪政权”有自存的力量，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树立新中央政权”，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加强“湖北省政府”的组织，加强“广州维持会”并保障“维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务，不许变更。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依然是赤手空人，毫没有权，没有力，没有余地，来取得“要纲”给与的一点便利，一点优惠，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
　　一个政府，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一种是经济财政，一种是军事力量，有谓“新中央政权”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华北的经济行政，由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华北的经济事业，操在“华北开发公司”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新政权”都不能过问。华中的经济行政，受“中日经济协议机关”的影响，而经济事业操在“华中振兴公司”一类独占组织手里，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自财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协助”，不能自主的规定，华北的关口统税，规定全部或大部为“华北政委会”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华中的财政收入，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权”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新中央”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日方又说关余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权”连开张也不能开张，至于开张以后，拿什么过日子，那就要看“新财长”去年五月早已答应“欣然要请”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
　　说到军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据梅忠平报告，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上台以后，这话就没有了”可想的所谓“中央军官团”，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千难万难，才招了一批，再没有第二批可招。其枪械则不发，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锁进箱笼，不许戴，其教练用器，只有步枪，即二吋口径的小炮都不许团员见面，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将教育长，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这么“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的军事训练机关，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军曹”地位的宪兵，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来“新中央”成立之后，守卫及警备，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除非能够死心塌地，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谁能否认这个“政府”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因为他们要作“军政部长”“内政部长”一度为周〔佛海〕丁〔默村〕所阻碍，他们便离心离德，汪先生进京，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
　　日本允许于“和平”恢复后，随治安之确立、于二年内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后，一年而“和平”认为恢复，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则此“新中央”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过三年，成为“旧中央”，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还讲什么“独立自由”。这不是上欺祖宗，下瞒儿孙的话么。
　　现在“临时”和“维新”政府行政实况，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不能指挥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挥。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一部便受其牵制。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叫做联络专员，叫做什么都不相干，所谓“新中央”不过是一“维新政府”的扩大，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
　　负责的长官家里，驻有日本宪兵，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宪兵知道，每天晚上，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一份到宪兵司令部，一份到特务机关，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留学”日本，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当做“王子”一样的待遇，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

三、日本的交卷主义

　　这种条件之下，成立这样的“政府”，于中国固然有损，于日本却也无益。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
　　依国民的常识，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他要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自东海，西到西藏，都驻兵，都遣吏：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即令把国力用尽，勉强做到，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
　　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日本国内，充满了“结束事变”的要求，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及早解决，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了结中日事变，发展国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这样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日本的政党，产业界，以至于海军，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延长战争呢，还是结束战争呢。当然，他们都想结束战争，都不愿意延长战争，什么“一一六宣言”，什么“近卫声明”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都渐渐无人理会。“汪政权”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权”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如此这般的“政府”，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从日本方面看来“汪政权”，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给活动费，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不经济”，还有一些日本人说“钱用得不得法”。上台时，日本如不借款，便开张也是困难，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找名流。到如今，军队没有一支，名流没有一个，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国民良心未泯灭——再加以不断的涣散。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自存的能力都没有，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新政权”，不外乎延长战争，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汪政权不必要论”，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打下去好了，无需乎任何傀儡，更无需乎“新中央政权”。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任何傀儡不独无益，而且有碍。“新中央”也并不比“临时”或“维新”更有用场。现在，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组府也不好，不组也不好，日本对于“新中央”的无可奈何，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
　　然而板垣派，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进了场闱，抄了题目，到现在，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白卷也好，总免不了一套，卷虽要交，日期却有问题。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或有害于和平前途，他们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然只有天晓得。影佐以“新政权”导演的资格，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梁横生阻碍。这个事实，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已经无用，要结束事变，必须另想途径。就在板垣一派里面，一样的在另寻途径，在参谋本部内，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汪派极好办，新政府不成问题，可是解决中国问题，还须另找办法”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
　　板垣之下。影佐总是全力支持“汪政权”的吧，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他的机关之内，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新同盟会”以与汪派为难，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影佐答复是“他糊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梁反对中政会”影佐答道“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周相信，汪先生也会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名之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们先交这一卷，以后再交别的卷，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

四、汪派的心境

　　在这样勉强又勉强，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周梅诸君，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国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的说“他们的兴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
　　中日之间，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民族斗争里，无论是战是和，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坚强的阵容。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为了民族的壁垒，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因此“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如果一人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垒，不独妨害民族国家，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
　　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成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于不可救药。
　　由于一念之差，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有时写下一些笔记，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虑，只以日方之结论，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
　　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下面一段专写此事：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他们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们的修养就到了，“从影所欲小路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我曾记过：
　　“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卫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杀”，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一化而为丁默村，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而有枪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斗争，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无工可作，至于枪，则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彼乃不知也”
　　丁默村及其部下，也并不是居心杀人，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杀人要适可而止，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写此事道：
　　“彼用有泪之人也，而亦有血，彼惟缺骨而已，基于骨之缺乏，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留家为质于沪西，再欲自异于王梁。或欲自拔于侪类，而亦无由拔起，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其终则鼓勇以迈进，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吾至今始知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未必由于不得已，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

五、条件与政权

　　总之，我们对于所谓“新政权”，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在这条件之下，“新政权”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
　　他方面，我们要看清楚，纵令日方的条件好，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政府”，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他只能够“送”，不能够“取”，即令日方的条件好，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
　　日本方面看见“新政权”决无能力，以结束事变，在国际外交上，在对华政策上，“新政权”是一个障碍，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新政权”终必为日方所废弃。
　　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我仍然挥我的血泪，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

二、“新政权”怎么又延期？

一、“新政权”又延期

　　影佐、周佛海在本年一月初间预定二月二十二日成立所谓“新中央政府”，因此他们赶着开青岛会议，接着又开上海会议，准备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开会。事不如人愿，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们登场呢。他们还预备着一个日期——三月十二日，可以成立“新政权”。以今天的情势推测，三月十二日总又是空过那一天。
　　率直的说，汪，周，梅听命于影佐，影佐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他们纵然挂上招子，上面写着二月二十二日或三月十二日开演，风雨无阻，决不延期。若是日本中央军部要延期，他们也只好延期。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周佛海报告汪道“日本内阁有一个决议，把新中央成立的事情，全权交给影佐机关”。这是我亲耳听见的。可是影佐定的期怎么又不灵呢。简单的说，风雨无阻，王、梁有阻，所以青岛、上海会谈都不顺利。可是大家知道，王、梁听命于喜多、原田。喜多、原田又听命于日本中央军部，日本军部叫喜多、王和原田、梁阻碍他们，他们有什么法子。听说周佛海一度到东京去告御状，也没有告得好，其实事情本没有什么可怪。
　　我在二月二日发表的论文“新政权是什么”里面，曾指出日本要延宕所谓“新政权”，不好由影佐开口，只好由喜多、原田出马扮演黑花脸来阻挠他们，这是日方的双簧，也是日方对于汪派傀儡化的打磨和训练，训练得他们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

二、去年延期的先例

　　回想去年九月底，也曾有过这么的一回。
　　影佐、周预定九月下旬乘两伪组织在南京开联合会议的时机，汪往南京会见王、梁，作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十月中召开“中政会”，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新中央”。
　　汪于九月二十左右到了南京。第一天中午，汪与两伪组织人会谈，宣布那不久以后被日方全案推翻的“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要望”。会后，汪、王、梁单独谈话，汪要求他们同意于“中政会”的办法并参加。王克敏很老实的说道“喜多到东京去了，他临行叫我不要同意中政会，我答应也是无效的，要等他来决定”
　　第二天上午，喜多与影佐同到南京，影佐当下向喜多、原田、王、梁宣布阿部内阁支持“汪政权”的决意。汪听见了极端的高兴，以为事情总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下午九时，王、梁来回答道“我们对中政会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补充道“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于是汪转为极端的失望，决定明天一早飞回上海。
　　这样的决定之后，第三日上午，周佛海告知影佐，影佐答道“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周很高兴把酒醉喜多的事报告汪，汪也欣然相信。于是在影佐、喜多、原田三位导演亲上镜头最紧张一幕中，勉强结束南京会谈。到下午，汪才回上海，原来飞机是日方准备，你要回到上海，那能就飞。
　　因此所谓十一月十二日的日期延宕下去，直到十月底，影佐、周又定下十一月二十日召开“中政会”，一月一日成立“新中央”。然而到了十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停了下来，那影佐“将军不见面”回到东京去，这个日期又拖下去了。
　　这是我耳闻目见的延宕和训练法——喜怒哀乐由人不由己的训练法。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青岛、上海两次会谈，我虽没有去观光，可是我在去年十二月早已听见日方的消息，说青岛会谈，定有问题，如今且看两次会谈以后，一时之间，“新政权”的成立程序，又呈停滞的状况，听说问题又出在王克敏，王克敏问题，就是喜多问题，喜多问题仍然是日本中央军部的问题，谁叫他们延期，是可想而知又可想而知的了。

三、为什么又延期

　　明白的说，日方又延期，其中原因之一，是观望国际情势的变动。
　　在去年八月以前，德义日共同防共同盟，助长了日本在国际上威势不少。日本与德义东西呼应，彼此提携，以与英法美对抗，很有些活泼的情形。假如日本那时候树立所谓“新政权”，极少可以得到德义的承认，紧张气焰。
　　假如日本坚决的加入德义军事同盟，又假如欧洲大战由于德义日军事同盟发动，又假如义大利积极参战，在这样三重假定之下，日本对于所谓“新中央”才可以风雨无阻，决不延期。
　　不料事实是德苏之间突然订立协定，对抗英法。在日本国内，主张加强德义日同盟的板垣，受了可以使有气节的武士道者切腹的失败，平沼内阁因此下台，日本因此延宕所谓“新政权”最初拟定的成立日期——去年十月十日。
　　欧战爆发，日本军人欢喜如狂，他们以为这一回，日本的国运可以一转而左右逢源。他们以为英法要撤退印度洋以东的武力，美国的力量，要牵到欧洲的险恶局面去用了。如若这样，日本可以放手解决中国问题，并可以再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威，一直到印度洋的西首。
　　又不料事实是英法德三国宣而不战，义大利守着中立，与德日的关系，全然疏隔，义大利无所求助于日本，关系也松懈下来。美国却以全力顾到远东，英国也不肯痛快的退让。
　　于是日本国内，国民埋怨战争，期望“中日事变”的结束，以趁欧战的时机，发展工商事业。怎样才可以结束战争呢。主张亲英美的一派与主张亲德苏的一派，渐由相激荡而相斗争。他们的战争愈演愈烈，但在实际上，日本亲德苏么。德苏的军事同盟还没有成立，苏联是否全力投入欧战，大是问题，日本亲英美么。阿部以至于米内内阁的媚笑政策，丝毫不收实效。在这样一个拖延而孤立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那有什么明朗的有声势有魄力的外交政策可取。
　　他树立“新政权”么。在一方面，英法美尤其美国，决不承认，更可以把美日关系恶化起来。在另一方面，德国的承认没有可能，义大利的承认，日本又拿什么交换条件巴结他。树立“新中央”，于日本外交现势，有害而无益。到了最近，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渡大西洋，第一脚便踏上义大利的国土。威尔斯游历义德英法各国，可以有什么成就，不可预料。但总有很大的影响，留给时局和平的前途，这个影响，反射到远东方面，就是增加日本的孤立。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不愿大鼓大擂树立所谓“新政权”，惹起人家的憎恶。
　　他不树立“新中央”么。日本军人又拿什么去欺哄日本国民。他又拿什么法宝对付中国。
　　于是，日本军部的老办法，又是叫影佐催汪上台，叫喜多、王和原田、梁去阻挠他，延了一期，再看风头。日本外交上的不生不死，叫汪集团在愚园路再不生不死一个不短的时期，五个日期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他们仍然是不生不死在愚园路。

四、汪政权无力也是原因

　　日方的心理，是不是说像树立“新政权”这样伟大的行动，要仔细考虑国际情势才敢去作，不，不是的，日本当局以为像这样仅有烟幕作用而毫无实在效能的组织，要在这不利于日本的时机树立，是犯不着的。因为“汪政权”必然无力，所以日本毫不经心的一期延一期，如若“汪政权”有充足的力量帮助日本灭亡中国，日本也就不必顾虑国际环境了。
　　去年五月以来，日汪谈判的归结，是汪方国旗首都等表面的形式。日方则要汪方备具人力与物力。九个月来，日方责望汪方无力是屡次屡次的，影佐说道“因为汪先生没有实力，日方只得要求广大的驻兵区”清水说道“中国高级知识份子假定三百万，汪先生能吸收一百五十万就好了”这样使周、梅诸人红脸结舌的闲言闲语，很多很多，互相埋怨的心理，在日汪之间颇为浓厚。
　　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这是去年八月的话，九月间有人告诉我，我笑道“他的十二师，我已有四师了”原来有些军事掮客指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
　　这是他们的军事运动。说到党务，北平的“汪党办事处”，日日有日本宪兵光临，寸步也行不开。广州的“汪局部”，受日军四面枪击，一班委员被迫伏地，不敢动弹。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旗收到屋子里面挂。诸如此类，他们那儿去找党员，人力的充实，又从何说起。
　　再说汪系的特务。上海特务费，每月卅万元，特务的杀人费，还有另外的开支。实际上他们不过仰仗日本军人对于两租界的压力，闯祸劫人，其所杀者完全是无抵抗的只坐人力车或步行的一些人，稍有保护机警的人们，就在他们想望之外。假如杀和刺可以统一天下，他们的杀和刺也还差得很远。他们唯恐日本人杀中国人不够，还要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立下户头向日方报账。
　　一般以为汪可以命令周，周可以命令丁，其实不然，丁默村的特务，是对日本宪兵队负责的，汪方的密件，一落丁默村、李士群之手，立刻就走进日本宪兵队长之手。特务人员在外间自夸道“汪在周的手里，周在我们的手里”其实丁、李又在日本宪兵手里，汪的特务不过是日本宪兵队的延长，又算得什么特别的力量，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再说财务。愚园路的权威，建立于金钱之上，可是每月开支到二百五十万，除某氏一家而外，没有人得知底细。有财委而财委会永远不开，因此上谣言就百出。老爷买美金，太太买金钢钻，某人个人每月支配五十万，各种难听的传闻，不独流入中国人的耳朵，并且流入日本人的耳朵，闲言闲语，姑不具述。
　　去年十二月底，财委会主任委员报告现存六百万元，可是存在何处，无人得知。外面有一位商人说道“他们的命脉在我手里”，如此汪系的特务财务两种命脉，都落在无人得知的黑手掌心去了。
　　最后，说到宣传。国民良心，终不易于泯灭，作宣传的人，与别人一样，都存着失败主义或怠工政策的心理。《中华日报》每月经费十万元，报办得比别家坏，并且坏得多。我在上海担任了四个月“宣传部长”，没有方法责备他们，本来“一不做，二不休，”始终要下决心替日本骗同胞的人，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没有。
　　有人谣传我要宣布受了汪方津贴的人的姓名。尤其是上海有不少的人受过津贴，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只宣布日本军人灭我亡我的秘密，我认为这类秘密，关系到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子孙百代。这种秘密，没有人有权利保持，所以我也没有权利保持，而要宣布给四万万同胞知道。至于中国人在威吓胁制或蒙蔽欺瞒之下，接受了他们的钱，为公为私，我们要始终严守秘密。况且替汪系作新闻运动的人，中饱私囊，确有其事，则经手者说受过津贴，而实际并没有受过也大有其人，我为什么要冤枉他们呢。还有一些无抵抗的人士，如不受钱，就要挨枪，则我对于他们受钱，只有同情，何能攻击。
　　一天一天，汪集团人力物力之空虚与虚伪，为日方所洞悉。一天一天，日方的拖延乃至于欺骗，也使汪方感受痛苦或失望。我可以大胆向中日两国国民说道“这是一个国际骗局，日本军人拿去骗日本国民，汪、周、梅拿来骗中国国民，同时日汪之间，又互相一骗”。

五、还是放下吧

　　欺骗不能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并且与世界问题打成一片的大问题，欺骗只是大问题的一个细流，暂时之间为少数人所舞弄，诚意是说不上的。假如一方有诚意，这一方发见对方是欺骗时，必然立即放手，因为两方都无诚意，所以两方的心总放不下来。
　　要说汪系里面一点也不烦闷不怨恨，也是过甚其词，他们烦闷以至于散者散，而守者甚至有自杀自戕的心理，这是我在二月二日的论文里面指出过的。这种悲惨的心境，决不是外面的人容易体会得到的。
　　汪、周、梅诸人的罪过是受了日方的骗，还要替他掩饰，再来欺骗中国人，明明条件是亡国的条件，他们却硬吹“独立平等自由”，明明是“抢”，他们却硬说是“平等互惠合作”，明明是拖延，他们就说也没有说的了。
　　他们也只好说“从前拖，这回不拖”，“这回不拖”，是去年十二月底的话，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这回”仍然也是一个“拖”，他们又说什么呢。日方延了又延，拖了又拖，把他们的上台热，用冷水浇成了冰冷的冷水，可是他们硬要在冷水上面造出蒸气来，以维系部属的存在，他们关了房门，一样的倒抽冷气，出了房门，便急进急进“组府还都”。本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若一般知道这些日方欺骗小儿一样的事情，真的连卫队车夫也起不了劲头，那还了得。
　　他们的错误，是没有放下的勇气。在一月初间，我打电报劝他们道“提得起，放得下，方是自主”其实他们早在日方打磨训练之下，失去了自主。我仍然希望他们再鼓一点勇气，把他们无前途的“运动”放了下来。他们不折不扣受日方欺哄一年有余，他们如不忍心转而欺骗中国人，他们便会放手。他们如果放下手来，再没有人去受日本军人的欺骗，因为他们的一面受人家的骗，而又一面来骗人家的最后的一群。

六、日方的骗术

　　日本是亚洲的强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勤苦奋斗，为世所知，何至于想用欺骗的手段来解决中日之间赌国运的战事呢。
　　大家要知道，在现阶段的日本，权实操在军部科长阶级之手，而实力在于军队里面佐官之手。他们只见一点一滴的事务，以全力达成任务。他们每一个人，看不见大局和全面，而他们的集体又没有中心干部和中心领袖，可以决定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对于中日战事，只能发，不能收。他们对于本国政治家军人，凡能发展战事及推进侵略者，才加以崇拜。他们对于本国有识政治家收拾局面的主张，因其妨碍他们每一个人要用全力达成的任务，他们便听不入耳。
　　为了达成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和技术，有时小巧得不易发见其险恶，但也有时幼稚得一看就可以发见其欺诈。例如大柏大佐拜吴子玉做干爹，其拜跪之恭，也并非不足以动人。又如影佐对汪之流泪，在汪居然认定其可虑。每一个较为强硬的中国人，都可以使他们九十度的鞠躬。如果此人认日方为可亲，则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自责本国军人之强横，侵略之不好，乃至于相与慷慨激昂，认错认罪，更可以夸耀此中国人是爱国者，是英雄。但是如果此人再进一步与他们发生了关系，则他们马上宜漏其秘密，使他受社会的责难，而戴上“汉奸”的衔名，于是此人乃与日方利害合于一致，成为“一不做而二不休”的汉奸份子。到此一步，则日方的面孔一变，由恭敬而为严肃，由和蔼而为凶狠，那时候，此中国人进不可而退不能，于是日方一面策动，一面责难，一面推进，一面妨碍，你做得好，他怕你，你做不好，他骂你，此中国人乃成为十足的傀儡。
　　日方的双簧，不独影佐与喜多联演，即影佐机关之中，也有各种的角色。周佛海发见影佐的阴狠与诈伪，却爱信犬养的忠厚，梅思平却认定犬养也在书生本色之中，带有间谍的成分。假如犬养真有本色，真有抱负，他决不会与父仇同事。所以犬养颇为有识的日人所鄙，说他是犬养木堂不肖的儿子。
　　总之，在现阶段的日本，没有条件可以产生一个伟大的手腕，收拾“事变”，挽回颓运，必须国际有重大的变化，而日本国内发生相应的流血巨变，使佐官政治受空前的打击，使无论是影佐或是喜多，一律失脚，那时候，中日之间，才有重大的转机。汪、周、梅虽然是他们的傀儡，假如决然舍弃所谓“和平运动”而跳出傀儡舞台，也可以使他们早一点销声匿迹，因此我仍然希望他们〔汪周梅〕鼓勇的把一切活动放下手来。

三、汪所谓“中央政治会议”

一、日方”灭党”的决心

　　由去年六七月到今年，汪系不断宣传，不断拟议，不断的想召集却召不成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我现在只是简明叙述其经过、内容和意义。
　　首先要指出的要点，是日本军人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日本军人及侵略派文人仇视忌视民族主义这一件事，我想另写一文详细的说：这里我只是说出日方要消灭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够了。
　　中国的抗战是中国民族主义发达的必然结果：民族主义汇萃的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的“驱除鞑虏”，以至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独立平等自由民族国家的建立运动，都是民族主义。
　　日本军队所到的处所，都提出“灭党”的口号。日军附属的“宣抚班”，以及日军制造的“新民会”、“大民会”都以“灭党”为中心工作。新民会消灭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天下一土，天下一民”，这是说天下不应该有国家民族的界限，惟有德者可以有政权。所谓“有德者”，就是王道的政府，所谓“王道”就是武士道，老实说，他们以“天下一土，天下一民”的理论，主张中国应受日本的统治，首先要消灭民族主义，因此就要消灭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来建设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制，乃是民主政治。要使民族与民主成为一贯，中国国民党反对一盘散沙的个人自由，因之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以“训政”与“党治”为特色，由训政与党治的阶段，以达到全民政治。日本军人在各处勾结国民革命运动扫荡下来的残败份子，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党治”。这些残败份子因为反对“党治”，所以恢复国民革命以前的象征——五色旗。日军占领区内的旗是三种，一是日本太阳旗，一是两伪组织的五色旗，一是新民大民会的太极图旗，这些正是象征着日本的军队、反革命的残余、和灭党运动。

二、汪方以“复党”而废党

　　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之中，汪系的“国民党”可以建立和存在呢。日本军人处心积虑，要钩取中国的国胍民命。五色旗下的两伪府以及太极图旗下的新民大民会，只有激起中国的民族国家思想更加发扬、更加强烈，日本军人想要改换钓鱼的毒饵，他们想把毒饵外面加上糖衣。
　　去年五月底六月初，汪、周、梅等在东京与日方订立关于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步队的协定，第一步以汪为中心，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第二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三步成立“国民政府”于南京，便用青天白日旗，还在汪、周、梅自诩为意外的成功。但是成功在那儿呢。
　　青天白日的国旗，日方没有肯定应允，只是付托影佐机关，以后另行商定。后来商定的结果，于此旗外，另扬一种黄旗，上写“反共和平”字样。若不是梁山泊的“替天行道”杏黄旗，也和新民会的太极图相去有限，世界上各国国旗上面写四个大字，却也少见得很。
　　民族主义，日方要以“东亚协同体”的理论来针对，汪方则标出“大亚洲主义”来加以解释说：大亚洲主义内容与东亚协同体是一样的。
　　党治与训政，在那个协定上明白规定废除。为废除中国国民党的党治与训政，才有“以汪先生为中心，邀请既成政权，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知名之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的规定。
　　依于中国国民党史及现状中，中央政治会议乃是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付托的政治决议机关，所以中央政治会议出席人员除特许者外，限于党内的份子。反之，日汪所定“中政会”，罗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既成政权”的份子，为甚么这样的变质，为的是日汪约定废除党治，为甚么日汪要废除党治，为的是日本军人要消灭中国国民党。
　　名为复党，实则废党，这是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意义。

三、所谓“各党各派”

　　去年六月下旬，汪周梅由东京归上海，他们一面和所谓“既成政权”交涉，一面到处寻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
　　九月下旬，王克敏问汪“你们找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是那些人”。汪答道“各党各派如陆鼎揆，无党无派如赵叔雍”。王笑道，“这些孩子，我也找得着，不过我不找他们”汪闻言也大窘了一下。
　　由此回答可见得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也贫乏得很，然而寻找的运动，也活动过一番。周佛海是预定的“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的寻找，尤其努力，他常常着急，说道“国社党有了如陆鼎揆，诸青莱，无党无派也有了如赵厚生，赵叔雍，现在要找中国青年党”
　　声应气求的结果，北平有新民会指导部宣传科科长陶某者，自称以前是中国青年党，又有赵某者，自称中国青年党的代表，另有一位张英华，每日奔走吴子玉之门，吴将军一日逝世，他立刻自称中国青年党而遄赴上海，与赵陶同见汪周。
　　在“各党各派”寻求运动之下，新民会加强机构，久不理会这个会的王克敏也就任了会长，大民会也整顿一番，在徐州有一个青年党，素常被称为日本青年党，也开了大会。影佐机关找出陈孚木等组织一个党，叫做兴亚建国会，江亢虎由日方介绍也施施而来，何中桢、陈中孚们的新国民党改组为新同盟会，论他们与日本关系的久暂，当然陈中孚是前辈，而汪方最嫉妒的也就是陈中孚的新同盟会。论“天下一土，天下一民”的难堪，当然缪斌的新民会最难堪，可是汪周梅等，又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中央政治会议”三分之一的地位，是“既成政权”的代表人，可是“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既成政权”就取消而不成政权了。“中央政治会议”怎样弄呢。去年九月底他们在南京谈商的结果，又把东京协定改变，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只是树立“新中央”的会议，只开一次就算完毕，以后另组一个所谓“中央政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条例，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预料“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仍然包含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
　　“既成政权”取消以后，原有的重要份子，也必定仍然在内。
　　“既成政权”，不止维新、临时这两个，两个以外，武汉、广州两个为最大，他们也要起了冲动，参加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他们各派代表到上海来接头，一时空气，甚为紧张。
　　可是所谓“中央政治会议”止有三十人名额，容不下这许多“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既成政权”，于是汪周梅等又有设计成立一个和平建国同盟会，〔也许名义最近有一点改变〕敷衍他们。
　　汪先生很不愿意日方这样的挂念着御制御用的各种人物，只要是日方制过用过的政权党派，日方总不肯抛弃，以便完全付托于汪方，可是汪先生想到将来，也很引为安慰，或者日本军人将来也不会抛弃他吧，可伤可叹的情绪，确也一言难尽的了。
　　无论叫做什么，都不由自主，无论叫做什么，都没有力量，零加零决不会不等于零，日方目前不抛弃一个零，将来各种的零，都不能挽救日本的颓运，都不能解除日本的困难。总有一天这许多的渣滓，与日本的侵略主义一同被抛弃，这件事他们也都知道，他们无论是“党派”无党派，“既成”或不成，都是失败主义者，他们只顾眼前有党费活动费可拿，就这么一拿。
　　此之所谓“中央政治会议”。

四、日军驻屯的要求与“汪政府”

一、日本撤兵吗？

　　“汪新政府”成立后，日本撤兵吗。这是日军占领区民众以及外国人士心里必然问到的问题。我依据日汪间关于日本兵撤驻兵的谈判，可以答覆这个问题道：
　　一、日本军人不打算撤退他侵入中国领土的军队，其目的在独占华北，控制华中，封锁华南。
　　二、“汪政府”不独承认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以内驻紥，并且要求日本军队长期驻紥，其目的在维持“政府”的存在。
　　现在我叙述汪日之间关于日军撤退与驻屯的谈判和讨论的经过。

二、近卫“声明”与“艳电”

　　日汪之间，最早涉及撤兵驻兵的文件，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和同月汪方的“艳电”。“近卫声明”没有说撤兵，只是说驻兵。他说：
　　“日本认为缔结日支防共协定，实为调整日支邦交上所最为紧要者。且鉴于中国之现状，为获得此项防共目的之保障计，在该协定期间内，要求在特定地点，允许日军驻紥，并指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区域”
　　“艳电”却说出撤兵，也说到驻兵，他说：
　　“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
　　这两件公开发表的文件，只说到日本要在内蒙及特定地点为“防共”而驻兵，并没有说到“防共驻屯”以外还要驻兵。但在当时，日汪之间有一个“协议“〔所谓“日华协议”〕。这个“协议”里面，除了“防共驻屯”而外，还有维持治安驻兵的根据，由此可知公开文件只发表了其中一部分。“日华协议”有关的条文是这样的三条：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且认许日本军之防共驻屯，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防共驻屯乃为确保内蒙及联络线而驻兵于平津地方，至驻兵期间，为日华防共协定有效期间。
　　三、条约以外之日本军，于日华两国和平恢复后，同时开始撤退，但与中国内地之治安恢复相共，于二年以内完全撤毕。中国在本期间内，保证治安之确立，至驻兵地点，由双方协议定之。
　　第一第二规定防共驻屯，第三说是撤兵。可是同时规定日本为维持治安，要在协定的地点驻兵，这就是所谓“维持治安驻兵”了。

三、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影佐机关向汪方提出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其中将“防共驻屯”与“维持治安驻屯”合为一节，其条文如左：
　　一、〔略〕
　　二、日支实行共同防共。为达此目的，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华北及蒙疆之要地。
　　三、另行缔结日支防共军事同盟。
　　四、第一项以外之军队，视全部及局部之情势如何，当尽量从速撤退。但现驻华北及长江下游之军队，当继续驻屯，至治安确立时为止。
　　五、为共同维持治安起见，承认日本舰船部队得在长江沿岸之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
　　六、日本在大体上，对于驻兵区域内所存之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及水路，保留其军事上之要求权及监督权。
　　七、中国在日本军驻屯区域内之警察队及军队等武装团体之配置及军事设施，暂时以治安及国防上必要之最少限度为限〔下略〕。
　　在提出时，四五两项是口头传述的。其所谓长江下游驻屯军队之地点，注重于南京、上海、杭州，即所谓“吴越平原”。其华南特定岛屿指海南岛、三灶岛，南朋岛、西沙岛，东沙岛以及大鹏湾和厦门都在内。
　　十月卅日至十一月十四日之间，有四次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将“防共驻屯”与“维持治安驻屯”分别为两节。又将所谓“日华协议”的“两年间撤毕”的原议加入，归纳起来，成为下列的结论：
　　一、日本在华“作战部队”，于“和平”恢复后两年间撤毕。
　　二、此两年间，中国保证治安之确立。日方认为治安未能确立的期间，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驻紥“维持治安的部队”。
　　三、长江及华南沿海岛屿港湾由日本海军舰船部队驻屯。
　　四、防共驻屯地域，日方要求扩大为内蒙及华北。华北的防共驻屯区域包含山西、河北、山东三省。汪方主张限于平津一带，并稍扩大及于正太线至德州以北。
　　十一月十四日以后，谈判停顿，此第四点未决问题，由周佛海与犬养健会外接洽，其结果，“防共驻屯地域”为内蒙，河北之北部，山西之正太线以北，山东之胶济线由青岛至张店。但又另加一条，即日本作战部队撤退期间虽为“和平”恢复后两年间，可是两年以后，“治安仍未确立”，日本军队仍然要驻紥下去。这意思是说，所谓“新中央”没有军队支持自己，日本军队撤退，这个“政府”势必相随倒塌。因此，日本军队仍须留驻。十二月三十日的决定如左：
　　甲、关于共同防共原则之事项：日支“满”三国协同防共。
　　一、〔略〕
　　二、日支实行“共同防共”，为达此目的，日本将所要之军队驻屯于蒙疆及华北之要地。
　　华北之驻屯区域为河北之北部，山西之正太线以北、山东之胶济线〔但济南附近除外〕。
　　三、中国对于大体上在驻兵地域内所存之铁道、航空、通信、主要港湾及水路，应答允日本军事上之要求。但日本在乎时须尊重上记各项之行政权及管理权。
　　乙、关于撤兵及维持治安之协力事项：
　　一、日本在中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域”以外之军队，二年内撤完之。
　　在本期间内，中国须保证治安之确立，中国即在上记期间之后，必要时，得要求日军之协力。
　　在中国治安之确立得可靠保证以前，所应留驻之军队及舰船队之驻屯地点，由中日双方协议定之。
　　二、中国对于大体上在前项驻兵地域内所存之铁道、航空、通信、主要港湾及水路，应答允日本军事上之要求。但日本在乎时须尊重上记各项之行政权及管理权。

四、几句解释的话

　　“两年撤兵”这句话，在影佐机关认为日本最严重的让步，他们以为假如公布了，日本国民要刺杀他们。在周梅等认为最大的成功，如果公布，即“新政权”马上可以“统一中国”。殊不知日本所谓两年撤兵者，何时开始是一问题。而撤兵同时就是驻兵，日本撤了作战部队，同时驻屯所谓“防共”部队与“维持治安”部队，撤兵是“朝三暮四”，驻兵是“朝四暮三”。
　　这一群狙儿却以为“朝四暮三”可以欺哄中国国民，使之满意。其内心乃由于“新政府”非靠日本军驻屯，即刻不能存在，所以他们认为日本方面把作战部队改为维持治安部队，不独好看，而且十分必要。争来争去，只争执所谓防共驻屯的区域大小而已。
　　“汪新政府”成立以后，日本撤兵吗。依据上面的叙述，我可以作成下面两点答案：
　　一、日本军人不愿撤兵，其目的在独占华北，控制华中，封锁华南。
　　二、“新政府”不独承认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以内驻禁，并且要求其长期驻紥，以维持“新政府”本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