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冯小刚，此消彼长的90年代

若干年后，当法学院的学生上《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案例：推动中国税法改革的导火索源自于2018年一位过气主持人和一位当红大导演以及当红明星的撕逼。

这件事爆发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恶趣味，就是对中老年人的八卦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在翻看一桩桩已经搁置许久的卷宗，没准看到哪里就会有意外收获。比如我才知道徐帆在和冯小刚在一起之前，前男友居然是王志文。

这种侦办“悬案”一样的快感让我欲罢不能，于是，我也决定要给各位讲讲这些大佬们曾经的故事。

所以本文不说《手机》电影，不说阴阳合同，只说说当事人——冯小刚和崔永元各自的90年代。

我之所以选择90年代，是因为这个年代有它的特殊性，全世界人民都带着兴奋和不安在翘首期待21世纪，就差最后一个十年的时候，全世界却都有点迷茫。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在经过了最初的狂喜之后，一阵抽搐，进入了贤者时间，开始空虚。

中国也走在了十字路口，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直到92年才有定论，但不少人已经开始拥抱商品经济，“下海”已经不再是字面上的意思，因为各种制度的不健全，商业社会展现出了野蛮的生命力，有些人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有些人在潮水退掉之后，才发现没穿裤衩。

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态度，他们留在了体制内，留在了国有企业里，享受着高企的福利，拿着微薄的工资，他们也是矛盾的：一边艳羡着勇于吃螃蟹的人日渐丰满的钱包，一边鄙夷地说：个体户？切！

总之，这是个彷徨而又大步向前的时代，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我们的主人公——冯小刚和崔永元，在这个时代，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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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冯小刚，就不能不提王朔，在年轻朋友的眼中，王朔只不过是一个过气许久的作家，但在8-90年代的中国，王朔的火爆程度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所以在冯小刚回忆起刚认识王朔的时候，他说：抬头望见北斗星。从此之后，他就在王朔那儿鞍前马后，唯首是瞻。

只不过，在王朔的朋友圈聚会时，冯小刚永远坐在末位。

王朔是在军区大院长起来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的的叶京、马未都等人也都是各个大院的将门之后，这类人的圈子是封闭的、排外的，所以对普通家庭出身的冯小刚来说，血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王朔在小说《许爷》中曾经描述过这种畸形的关系，在书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指文中两个二代）与许爷之所以不会成为朋友，原因就是我们的父亲是军官，而他的父亲是给军官开车的司机。

书中的许爷就像是两位高干子弟的跟班，吃饭、玩儿永远都是他请客，哪次招呼不周，那二位就会撂脸色，而许爷只能陪着笑，连声道歉。

最开始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在披露那些二代们的刻薄嘴脸，但写本文的时候我重新回忆起这部小说的情节，脑中却不断盘旋着一个疑问：为什么许爷对这种不对等的友谊乐此不疲？

小说中也说：许爷如果拿出对我们的十分之一的精力，就会找到比我们真挚的多的友谊。所以，许爷到底为什么呢？

跟这帮金枝玉叶们混，满足虚荣心只是微不足道的事，和他们交朋友，意味着资源，意味着人脉，他们随便拉谁一把，飞黄腾达就不是梦。

所以，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两位“小爷”的丑恶嘴脸，写的也是许爷的悲哀。

但好在，小说里的许爷失败了，现实中的冯小刚成功了，到了90年代，冯小刚已经真正成为了王朔心中的朋友。

在给当时大火的《编辑部的故事》写剧本的时候，王朔曾经表示，如果不让冯小刚一起当编剧，他就不干了。而在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有人也反对让冯小刚参与导演，不过还是看了王朔的面子，让冯参与了进来。也是通过王朔，冯小刚认识了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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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崔永元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栏目的记者，我们只能闻其声，而不得见其面，直到1993年，他才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曾经的大学同学，已经成了他的领导。

离开广播电台的时候，崔永元交出了记者证，他的母亲还很担心：不是记者了，以后被人欺负了怎么办。

一开始他在《东方时空》做策划工作，到了1996年，栏目组打算推出个《东方时空》周日特别节目，叫《实话实说》，节目敲定了，主持人还没着落，正好看崔永元不错，就让他当了主持人。

最初，崔永元对当主持人是很不安的。

一是对长相没自信，央视的主持人基本都是一个特点：端庄大气。不管是赵忠祥、罗京，还是白岩松、水均益，都是国字脸，往那一戳，什么都不说，就是一股浩然正气。而崔永元总有点臊眉耷眼，按白云大妈的话说，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在一次采访中，他也自嘲说：观众们打开电视一看到我，不得以为电视坏了？

二是对业务能力不自信，他的同行里，敬一丹硕士毕业，方宏进经济学高材生，水均益英语张口就来，就崔永元学的是新闻，但新闻这个专业容易出现“什么都略懂，什么都不精”的情况，说好听点是万金油，说不好听点就是“样样通，样样松”。

不过这恰好符合了《实话实说》的路子，本来就是一个天南海北什么都扯的谈话节目，需要的就是“杂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彼时的电视台节目都像是《西游记》里的唐僧，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一本正经得令人感到乏味，而《实话实说》的出现就像是吃惯了荤素搭配，健康饮食的人偶尔放开了来一顿烤串，倍儿爽。

崔永元作为主持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插科打诨，有一期里，有个到场录制节目的观众说他因为书写困难，给高考带来不便，崔永元直接接了句“考播音系”。你很难想象，其他的央视主持人能开出这样的玩笑。

主持人不正经，观众也就跟着放开了，曾经有一期要做左撇子的栏目，有个观众写信说自己必须参加，活这么大一直只用左手，因为自己没有右手。

所以，尽管《实话实说》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早晨，但这种耳目一新的风格依旧让无数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懒觉去打开电视机，这个栏目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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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拍电影《冤家父子》（根据王朔小说《我是你爸爸》改编）的时候，冯小刚是执行导演，王朔是总导演，有一次要拍胡同里的一场戏，谁知道胡同里有个老太太非坐那扇扇子，怎么劝都不配合。

眼看天色将晚，进度就要被耽误了，身兼执行导演加主演的冯小刚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磕响头，老太太实在不好意思，让了地方，这出戏才排了下去。

这事一般人还真做不出来（无贬义）。

在马东的《与王朔有关的日子》一文中，披露过这么一件事，点到则止，让人浮想联翩：

1991年，「海马影视创作室」主力阵容开始写《编辑部的故事》，剧本写完后，送了数次才过审，正要开拍，突然发现剧本丢了。除了王朔以外，马未都、葛小刚、魏人他们几个都有工作，没人愿意再重来一遍。

王朔正在糟心，过来一人，是正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他说希望能跟王朔一起把这个本子弄完。最终，二人合力写完了剧本。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成了一代经典。这是王朔第一个主笔写的电视剧。后来有一天，冯小刚说丢的剧本找到了。

而有人说冯小刚特别精明，就拿夸人来说，他不会当着你面夸你，而是会跟你最好的朋友可劲儿夸你，因为他知道，你最好的朋友肯定会把这些话转达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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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冯小刚是那种街头派的篮球手，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只要能得分，什么垃圾话、小动作都愿意做的话，那崔永元就是规规矩矩的学院派，做事有章有法，哪怕事儿做不成，规矩也不能坏了。

1999年的时候，一个名叫张穆然的小姑娘癌症晚期，她希望能在死前和崔永元一起主持一期《实话实说》，崔永元很快答应了，他还给几个张穆然最喜欢的明星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能到场，只有赵本山同意了。

现场录制的时候，崔永元还把白岩松、水均益等名嘴请了过来，录制完没多久，小姑娘就走了。

因为那时候《实话实说》的影响力，国内有不少媒体也跟着报导，当时有一家报纸要刊登崔永元和张穆然握手的照片，崔永元坚决不同意，认为小姑娘马上不行了，还要在她身上“捞一把”，换现在话说，就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家报社和崔永元商量到了凌晨三点，崔依然不松口，报社无奈，只能把崔的那一半剪了，只发了张穆然一个人的照片。

1996年，有一个减肥药的品牌，没经过崔永元的同意，把崔的影像加到了减肥药的宣传里，名人效应的带领下，很多人就买了这款减肥药，发现上当之后，把怒火都发泄到了崔永元身上，要么打电话骂街，要么写信骂街。

在经过最初的一脸懵逼之后，崔知道自己“被代言”了，于是找到那家企业，谁知那家企业非常蛮横，给你三万块，你爱要不要，打官司随便。

于是崔永元一怒之下将他们告上法庭，这场漫长的官司一直打到了2001年，最终那家企业赔偿崔永元十万块钱，并在中央台道歉七次，崔拿到钱之后，全部捐给了延吉的失学儿童。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能看出崔永元是一个认死理的理想主义者，他只会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所以他后来才会主动去拍必然吃力不讨好的《电影传奇》和《我的抗战》。

而《实话实说》中的这两件事他的表现也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第三届中国100主持人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中，他排名第一。

我们也能知道为什么在微博时代，崔永元已经偏执狭隘到有些不可理喻，但依然有那么多的人无条件地信任他，早期的形象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也可以理解崔永元为什么在最近的风波中这么恨刘震云：冯小刚这个流氓阴我也就算了，你刘震云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也这么下三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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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小说给人的感觉是你在和一个痞子聊天，这个痞子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臭贫，满嘴片汤话，把你乐得不行，等他转身走了，你乐完了，再一细琢磨他的话，难免会出一身冷汗：这孙子说的太有道理了。

王朔从不忌惮于去油腔滑调地消解任何权威，直接地指出人性和生活里最阴暗的一面，还让你感觉，他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按现在话说，就是丧。

一个大丧逼太火，显然不是什么好事，1997年前后，官方要“清理精神污染”，而宣扬灰色人生观的王朔首当其冲，作品和相关影视剧全部下架。

2017年，人民日报官微批判丧文化，不得不说，历史就是一个循环。

王朔倒了霉，自然也让冯小刚惴惴不安，他当时正在拍摄《甲方乙方》，这是根据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的，如果电影挂上了王朔的名字，那就等于提前宣判胎死腹中。

王朔去美国前，跟冯小刚说赶紧和自己划清界限，两个起码能保住一个，于是《甲方乙方》上映的时候压根没提王朔的名字。

最终，成本340万的《甲方乙方》收获了3600万的票房，那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也成了经典，在盗版录像被港片统治，院线被好莱坞冲击的年代，冯小刚终于为大陆电影守住了一块阵地，接地气的小市民喜剧也成了冯小刚的标签。

讽刺的是，当冯小刚成为著名导演后，他最想摆脱的也是这个标签。

冯小刚后来给了王朔五万块钱，王朔没要，两个人就此没了来往，关于两人交恶，具体原因谁都没说。我只能猜测：要么是王朔觉得冯小刚和自己划清界限不太仗义，要么就是觉得赚那么多，就给自己五万，实在是腻歪人。

不过和王朔进行切割的冯小刚并没有损失什么，一来经过清理精神污染的一折腾，王朔的影响力已经难比当年，二来他已经有了下一个金牌作家——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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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崔永元主持了春晚，冯小刚讲婚外恋的《一声叹息》上映，里面刘蓓饰演的小三到正妻家里直接对话，正妻女儿给刘蓓倒了一杯水，并往里撒了一把盐，据说当年徐帆在冯小刚家也有相似的经历。

那时候的崔永元依旧风光无限，冯小刚还只是一个“还不错”的导演，但两个人的事业已经在此消彼长，《实话实说》在各个电视台推出的谈话节目的夹击下，收视率不断下滑，即使被挪到了黄金时间播出。

《手机》事件三年后的2006年，淡出公众视线许久的王朔说：冯小刚同志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权贵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一句好话，类似于北京人骂架时候的那句“您多牛逼啊”，完全是讽刺。

而王朔的好友叶京更损，拍出了一部名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电视剧，里面有个叫冯裤子的角色，猥琐卑微，天天巴结着大院子弟，还特爱哭鼻子，更绝的是，演冯裤子的演员佟磊活脱脱一个青年版的冯小刚。

2006年，春晚，宋丹丹一句“咋了，崔，听说你抑郁了？”台下哄堂大笑，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什么时候抑郁了？对我来说，对崔永元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前的《实话实说》里。

只是这两个人绝对想不到，12年后，他们会在互联网大潮的推波助澜下，再次撞到一起，掀起惊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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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应该是怀念90年代的，那个年代，他可以在原本一本正经的国家电视台上嬉笑怒骂，想做什么都有一堆朋友、观众捧场，看着观众那些不正经的来信，也能会心一笑。而不像现在，与任何人有意见上的分歧都会演变成互相问候全家。

冯小刚对90年代的态度应该是复杂的，虽然那是他事业的上升期，但那时候在王朔和叶京面前，他只能左一个王老师，右一个叶老师，那时候他还不是“小钢炮”，他没脾气，也不敢有脾气。而不像现在，让你跳舞，你就得跳。

如今是2018年，无数2-30岁的年轻人正在为理想奋斗，或者为生活奔波。

他们有的像崔永元，始终认为自己的格格不入，才是“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就像与风车决斗的堂吉诃德，但大多数要么会变成愤世嫉俗的中年人，要么还是向生活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他们有的像冯小刚，奔波于各个饭局中，希望能遇到贵人，提携自己一把。只要能成功，什么事都可以做，至于自我实现？那是成功之后的事，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是会平庸地活下去，过完自己普通的一生。

不管科技如何变化，生活方式如何日新月异，人性的光辉和弱点永远还是那些，哪个时代都不会有大的变化。

对于现在或者神采奕奕，或者忍辱负重的“崔永元们”和“冯小刚们”来说，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开头永远适合他们：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参考书目：

《与王朔有关的日子》——马东

《与冯裤子有关的日子》——马东

《不过如此》——崔永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