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帝国是华夏皇朝】《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序言
准噶尔是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个游牧部落。十七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崛起，其首领逐渐成为厄鲁特各部的统治者。在准噶尔部统治时期，我国厄鲁特蒙古的势力更加强大，厄鲁特各部的领地进一步扩展，其活动遍及现在苏联的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中亚和我国新疆内蒙西藏、青海以及当时的咯尔咯蒙古，并直接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历史。由于准噶尔统治的年代，是厄鲁特蒙古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其影响又远及中外，所以，厄鲁特蒙古就以准噶尔的名称著称于世，他们的历史引起了中外历史学者的注意，到现在，已在世界历史学领域中，形成了以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及其在亚洲中部地区历史上的作用为主要对象的「准噶尔学」。
《准噶尔汗国史》的作者依·亚·兹拉特金，是苏联的蒙古史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蒙古人民共和国史论文集》、《蒙古近现代史概要》、《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概论》，编辑有《俄蒙关系（1607—1636）文件集》、《俄蒙关系历史资料（1636—1654）文件集》，参与编写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世界通史》、《东方各国近代史》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条目，等等。他的《准噶尔汗国史》于1964年出版。
此书分六章，还有一篇很长的导言。导言评述了俄国和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和他们的主要著作，介绍了汉文、蒙文、俄文和其他文种有关准噶尔的史料。对汉文史料，作者特意采取了很大的保留态度，并认为只有对汉文史料给予「客观的批判」之后，才能加以利用。作者在第一章中用很大篇幅探讨了厄鲁特四部的起源，叙述了明代瓦刺（即厄鲁特）的情况及其与东蒙古（明史称鞑靼）、蒙兀儿斯坦（即察哈台诸后王）、明朝政府的关系。这章还探讨了厄鲁特游牧社会宗法制度的性质，演变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章分析了十六世纪后半叶厄鲁特各部的矛盾斗争和一些部落的西迁及其原因，叙述了这一时期厄鲁特各部与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书中称其首领为阿勒坦汗）哈萨克部诺盖人、古楚汗国（即西伯利亚汗国）的关系。作者对所谓「准噶尔汗国」形成的各种条件作了分析。这一章还叙述了西藏喇嘛教在厄鲁特各部的传播及其作用。第三章主要是讲巴图尔浑台吉和僧格时期准噶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准噶尔与中亚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作者特别突出了沙俄与准噶尔的所谓友好合作，极力冲淡和贬低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第四章专门讲噶尔丹及其□□活动。作者认为噶尔丹是「□□□□□□□□□□□□□□，□□□□□□□□□□□□□□，□□□□□□□□□□□□□□□□□□□□□□□□□□□□□」，噶尔丹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这一目的」。第五章主要写了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时期准噶尔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与俄国、□□□和□□□□□□的关系。作者还特别突出了准噶尔与清政府的□□□□□。第六章讲了十八世纪上半叶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阿睦尔撒纳支持达瓦齐夺取汗位和他归属清政府面后又□□□□□□□□的过程。作者谴责阿睦尔撒纳对清政府的归顺，而极力□□他「□□□□」，叛变投俄的行为，并把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说成是□□□□□□□。与此相联系，书中（438页）所附幅，《五一十八世纪卫拉特封建领地和准噶尔汗国示意图》，把中国画的不超过长城，更是别有用心。
这部书虽然提出并探讨了若干准噶尔学方面的新问题，但是,，就共贯穿于全书的思想来看，作者反反复复加以论证的主要是：（1）厄鲁特蒙古或准噶尔从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和政权；（2）俄国对准噶尔从来是友好的，俄国的侵略活动对准噶尔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3）准噶尔对清政府的战争，大都是为自己民族的解放和建立统一的蒙古国家为目的的正义战争；（4）清政府对准噶尔始终怀有侵略野心，并最终征服了准噶尔，侵占了准噶尔的领土。一言以蔽之，在兹拉特金的笔下，准噶尔的历史，就是准噶尔首领反对清朝政府的吞井威胁，争取建立统一的蒙古国而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清朝政府始终是侵略者，而俄国则是把友谊与进步奉献绐准噶尔首领及其人民的天使。
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兹拉特金在他的书中极力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厄鲁特蒙古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厄鲁特蒙古的基本领地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十二世纪末，他们活动于叶尼塞河河源地区，即所谓「八水灌溉之地」，被称为斡亦刺锡。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以忽都哈别乞为首的一部分斡亦剌惕部归附成吉思汗，井帮助术赤统一了万蛑亦刺和其他十余个部落，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和嘉奖，他将自己的女儿扯扯干嫁给忽都哈别乞的儿子脱栾勒，从此，斡亦刺惕部贵族与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世代的姻亲关系，在蒙古贵族中处于显赫的地位。成吉思汗曾在他们居住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驻兵屯守，建立起重要的后方据点。到窝阔台时，在叶尼塞河地区设「有工匠数局」，手工匠人都是来自内地的「汉人」。忽必烈时，厄鲁特游牧的叶尼塞河、谦谦州地区属岑北行省管辖。元朝政府在这里设万户府，派万户率军屯守，命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县）人刘好礼为谦谦州等五部断事官，他在这里「修库廪，置传舍」，「教为陶冶舟楫，并在斡亦刺惕部与吉利吉思部之间，设置六个驿站，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到元代后期，元朝政府还册封斡亦刺惕部的首领也不干为延安王。厄鲁特及其活动地区在中国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事实，在这部书中毫无反映。
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逃入大漠南北，建立了割据政权。明初，这种割据集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东部兀良哈部，这个集团于1389年归顺明朝；一个是由元帝室的后裔直接控制的鞑靼部，这个部以后也逐步归顺明朝政府；另一个割据集团就是厄鲁特蒙古当时称瓦剌。瓦剌和其他蒙古一样，在政治上和明朝也建立了明确的隶属关系。1408年瓦刺部首领马哈木等向明朝政府「请印信封爵」，要求归顺明朝。次年，明政府赐封瓦剌的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派大臣亦剌思到瓦刺亲授印诰等物。1416年马哈木死，明政府命其子脱欢袭顺宁王爵，1426年贤义王太平死，明政府任命其子捏列忽袭爵。脱欢死后，其子也先自称太师，但也没有忘记向明政府上书请袭王爵。明正统帝回倍说:「太师继承祖父爵位，恭事朝廷，……深表嘉悦」。在这期间，明改府还根据脱欢、也先等人的请求，多次任命瓦剌各级首领为都指挥佥事、指挥佥事、都督等官职，任命瓦剌僧侣为「越善弘化国师」、「都纲」等僧官，并向各级僧官颁发印、册。一直到明末，沙俄派往瓦刺的「使者」还亲眼看到明朝政府的官员在向瓦剌部征收赋税。而本书的作者对这些反映厄鲁特豪古与中原政权本质关系的事实轻描淡写，却极力突出明朝政权与瓦刺的战争，并对战争的性质加以严重歪曲。诚然，瓦刺和明朝政府之间曾发生过战争，但是，这个战争正好说明，瓦剌确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因为自元朝政权被明朝政权取代以来，蒙古贵族，包括瓦剌贵族在内，时怀恢复元朝统治之志。1370年元朝末代皇帝死于漠北，其子铜位，仍以元朝自称，与明朝政权继续进行着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到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蒙古贵族伯颜猛可仍自称大元大可汗。明朝屡次出兵蒙古，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元末国内战争的继续。1451年瓦刺也先自称大元田盛（即天圣）可汗，他与明朝的战争，也是这一斗争的继续。甚至以后准噶尔首领与清政府的几次斗争，在准噶尔贵族来说，也有恢复大元江山的意思。因此，不论是瓦刺与明朝的战争，或是准噶尔与清政府的一些战争，都具有国内不同民的统治阶级争夺国内统治权的性质，它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事实，一方面又否认厄鲁特蒙古是中国少数民族，这怎能自圆其说呢？
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期，厄鲁特蒙古已向西南发展，逐渐越过杭爱山，到达由中国突厥族、回纥族、契丹族和蒙古其他部长期开发、活动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西南到达吹河、塔拉斯河流域。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中国满族逐渐强大。漠南，漠北蒙古的首领看到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遂纷纷归顺满洲。1635年漠南蒙古十六个部、四十九个首领正式议决推满族首领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同年，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车臣汗顾垒向皇太极上书、贡马。此后嗜尔喀蒙古各部相继归属清政府。在漠南、漠北蒙古的影响下厄鲁特各部的共主，即书中所说厄鲁特「丘尔干」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于1637年向满洲遣使进贡，次年，他率领一部分和硕特部落进入青海、西藏等地，成为以后清政府直接管辖下的青海厄鲁特蒙古。1643年，厄鲁特各部共主拜巴噶斯去世，其子鄂齐尔图率部分厄鲁特部落进入河套以西阿拉善地区，成为以后清政府管辖下的西套厄鲁特蒙古。1642年，图鲁拜琥又偕同五世□□□□一起，向清政府上表进贡，表示归服。1646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厄鲁特共主，「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1653年清政府又册封他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并赐金册、印。自十七世纪前期，准噶尔贵族统治厄鲁特各部之后，从巴图尔浑台吉到阿睦尔撒纳，堆噶尔的首领对清政府也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初噶尔丹成为准噶尔的首领后，他每年都向清政府派遣大批「贡使」，特别是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准噶尔的「贡使」经常达千余人或数千人。噶尔丹还向清政府「吁请恩赐白金，以育众庶」。1679年，我国西藏五世□□以黄教首领的名义授给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号，他立即向清政府报告，请求批准。清政府也不断派遣官员前往准噶尔。在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后，康熙曾派大员到边疆各地告捷。康熙在给噶尔丹的谕旨中特意指出：「自尔父兄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兹海宇升平，惠泽宜溥，特遣大臣侍卫官员等，赍捧重赏。」1688年，噶尔丹发动了叛乱，但是，就在这个时侯，他还承认准噶尔「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与中华一道同轨」，表示不敢「自外于中华皇帝」。1695年噶尔丹叛军被清政府击溃后，五世□□特意请求清政府不要削除噶尔丹的汗号，「仍使留存，且加敕印恩赐」。这些情况都表明，就是在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在噶尔丹发动叛乱率兵进入喀尔喀蒙古后，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占领了准噶尔地区，他立即向清政府「告捷」，并保证「嗣后大君凡有谕旨，俱愿遵行」。策妄阿喇布坦统治准噶尔时期，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他遵照清政府的指示，在阿尔秦地区切断了噶尔丹的归路，加速了噶尔丹叛乱的彻底失败。1697年噶尔丹去世，策妄阿喇布坦遵照康熙的指令，将噶尔丹的尸体及其女儿一并送交清政府，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也要奏请清政府批准。如1698年准噶尔与哈萨克发生了战争，策妄阿喇布坦立即向康熙报告说：哈萨克头克汗杀掠厄鲁特人民，抢劫厄鲁特所属乌梁海部落，「臣是以兴兵而往，恐圣上谓臣喜事好兵，故陈此自白」。对策妄阿喇布坦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当时的俄国人也是承认的。例如，曾经代表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的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在他给沙皇的报告中曾说：「浑台吉（指策妄阿喇布坦。——引者）……将来可能脱离中国人而成为俄国的藩属和最有益的同盟者，那么对他保持友善关系不是坏事情」。这段话说明，老沙皇对准噶尔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并不隐讳，而兹拉特金却对上述许多体现厄鲁特是中国蒙古族的史实，讳莫如深，不敢触及。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兹拉特金还在清政府武力平定准噶尔问题上大作文章，似乎这就是清政府「征服」、「侵略」准噶尔的铁证。这个观点是苏联某些史学家常持的论点之一。但是，这种渲染手法是蒙蔽不了人的。清政府用什么方式统一自己的国家，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事实上，清政府对准噶尔贵族叛乱活动的平定，也并不完全是靠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厄鲁特各部广大人民反对准噶尔贵族的叛乱，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起了重大的作用。
广大厄鲁特人民要求祖国统一，反对准噶尔贵族叛乱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噶尔丹发动叛乱时期，大批厄鲁特蒙古部落就曾分两路高开准噶尔地区，一路向西，迁移到早已游牧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土尔扈特部那里，一部分向东迁到和硕特部游牧的青海一带。1684年以憨都台吉为首的一部分准噶尔部落，也逃入内地其首领还向清朝政府控告噶尔丹的残暴统治。在噶尔丹进入喀尔喀蒙古后，厄鲁特各部落大半归附策妄阿喇布坦，跟随噶尔丹的准噶尔牧民也大批逃亡。噶尔丹的叛乱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清政府平定的。此后只要谁噶尔首领有叛乱活动，总有大批厄鲁特部落摆脱准噶尔贲族的统治向东迁徙。到1726年，迁入阿尔泰地区推河一带的厄鲁特牧民，数量已经很大，清政府把他们编设为六个旗。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即达瓦齐统治时期，厄鲁特各部牧民向东迁徙趋之若归，已是势不可挡。1753年，杜尔伯特六千余户由额尔齐斯河牧地东迁，清政府安置他们在阿尔泰一带游牧。次年，辉特部与和硕特部四千余户东迁。其他各部也纷纷「挈数万众屯内汛」。这种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向东迁徙，集中反映了厄鲁特各部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1755年出兵西北边疆。在进军途中，厄鲁特牧民「持羊酒迎摘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在厄鲁特人民支持下，清军兵不血刃，不到百日，就进入伊翠。这充分说明，清政府进军准噶尔，反映了厄鲁特各阶层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准噶尔割据政权的垮台，祖国西北边疆的统一，绝不是只靠清政府的「武力」所能办到的。
至于沙俄与中国准噶尔的关系，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却多方粉饰，硬把沙俄的侵略活动说成是「友谊」，是「善意关怀」。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在十七世纪初，沙俄就派遣所谓「使者」对中国厄鲁特蒙古的一些部落进行拉拢、利诱，妄图诱骗他们加入俄籍。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遭到清政府的反击时，他们就公然煸动和支持噶尔丹的叛乱。沙俄全权大使戈洛文在伊尔库次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使者」，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169年戈洛文又致函噶尔丹，通知他俄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与噶尔丹「采取共同行动」，进攻土谢图汗，并就如何共同对付土谢图汗「及其支持者（指清政府。——引者）的问题进行谈判」。1691年，沙俄又派遣马特维·尤金到噶尔丹处，鼓励他继续扩大叛乱。事后噶尔丹即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侵」。但是，由于当时清朝国力强盛，在康熙亲征下，噶尔丹的叛乱被平定了，沙俄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的目的并未达到。
十八世纪初沙俄政府得到中国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的消息，遂积极策划侵占从我国边界直到叶尔羌的中国广大地区。1713年沙皇批准了从额尔齐斯河上游修筑一条直到叶尔羌的堡垒线的计划，妄图侵占中国准噶尔的广大地区。1715年以布赫戈利兹为首的沙俄侵略军竟公然侵入额尔齐斯河上游亚梅舍沃湖地区修建堡垒，准备南侵。1716年，在准噶尔人民抗击下，沙俄侵略军不得不退出亚梅舍沃湖地区，但在撤退途中，仍在准噶尔领地修建堡垒，侵吞了准噶尔大片领地。在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沙俄多次对他表示支持西伯利亚总督米雅特列夫还建议沙皇直接出面干涉。只是在清政府迅速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后，沙俄侵略准噶尔的阴谋才破产。兹拉特金虽然极力为沙俄的侵略行径辨护，但是事实是难以掩盖的，这部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沙俄侵略准尔的历史事实。而且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当局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持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
这部书虽然问题不少，但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这不仅因为它集中反映了苏联学者在准噶尔历史问题方面的种种观点，透露了不少沙俄侵略准噶尔的罪行，而且还因为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准噶尔的历史和中亚、南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等地的许多民族、国家以及他们与准噶尔的关系，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厄鲁特蒙古和这些地区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这部书对俄国有关准噶尔历史的著作以及西方学者对准噶尔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作了综合性的评述，观点虽不一定正确，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俄国和欧洲研究准噶尔的情况。特别是兹拉特金在这部书中引用了大量我们无法见到的俄国档案资料，为研究准噶尔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因此，翻译出版这部书，对我国研究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和其他有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书中引用《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资料，译者都用了该两部书的原文，兹拉特金引用错了的，加了必要的注释，兹拉特金对准噶尔的一些人名，译音不尽准确，译者也尽量以《皇朝藩部要略》和《西域图志》等书的译音为准，个别差别较大的，作了必要的注释。
杨建新
197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