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预赏、诈粮、空手套白狼，华夏第一相如何商战立国？

齐地作为中华民族先民最早的一大聚居地，先民在此开创出具有地域特色，且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半岛文化。其文化的初始源流为东夷族人在山东半岛开创的“海岱文化”，而“海岱文化”形成于“前大汶口文化”。从猿人到东夷时期，形成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珍珠门文化”的完整“海岱文化”序列，在海岱之间开创了属于本民族的原始文字、天文历法、自然卦图、原则凿齿习俗、夷礼等文化印记，创造了一个物质及精神文明都可以与中原文化区相媲美的海岱文化区。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及多元性，属于中国东方典型海洋文化的类型。尤其是商纣王东征九黎后，东夷融入到中原国家的政治体制，处于当时东方的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中国农耕文明的先进文化及生产技术开始流传到九黎的海洋文化区，东方的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不断交融，使东夷建立起了璀璨的文明，并在商末的战争时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未被卷入到战争之中，反而获得了一段和平的发展时期，发展出了大汶口及龙山文化的文化区间，成为中国古代发达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东夷海岱文化经过夏商两代发展，海岱文化发展成为具有海洋特色的北派文化和具有内陆山地特色的南派文化，分别是位于鲁北、胶东以薄姑、纪莱为代表的北派文化及位于鲁西、鲁中南以奄国为代表的南派文化。而姜太公因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功勋，被分封于薄姑旧地，建立起濒临海洋的国度齐国，并将富有内陆特色的炎帝申吕文化带入齐国，使得齐地原有的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融。但因齐国人口稀少，且土地盐碱化较为严重，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农业经济体系，为更好促进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的交融，齐国对东夷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未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改变，反而对东夷的风俗习惯继续保留因袭，使齐国与境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未发生较大的冲突，相互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维护了境内的稳定。在姜太公的治理下，齐国制定了能长久运行的政治制度和长期推行的国策，太公的治国政策可以用二十个字概括，即为“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举贤而上功”，其中“简其俗”即简化商周拘谨繁琐的君臣大礼，同时保存了“公社”的祭天、盟约、敬祖的社会习俗，在文化上是一种开放者的姿态，逐渐推动了中原文化和海岱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因其俗”就是沿袭并保留当地传统的社会习俗及传统习惯，有效保存了“海岱文化”的特色，也在后来的齐国文化中有效保留了包容性及开放性元素。同时，为推动封建国家制度的建构及维护阶级利益，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学者开始进行激烈的学术争鸣，为国家政治制度建构提出本阶级的方案，此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政治格局与文明交融、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为《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准备了历史条件。首先，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政治环境中，诸侯通过争霸战争掠夺人口与土地资源，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管子》主要依据循道而为的道德哲学，主张按照客观规律组织农业生产；其次，在生产发展、制度变迁的经济环境中，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革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管子》形成独特的“仓禀实而知礼节”的道德本质论及人本自利的人性论准备了条件；最后，文明交融、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使《管子》在成书过程中能打破原有的思想桎梏，借鉴并吸收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墨家的兼爱思想，形成以人为本的人本观。并在国家本位原则的协调下，为《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