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山岔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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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认为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这一说法源自《天文学大成》作者自称的说法。其实，喜帕恰斯和1528年版《天文学大成》是意大利人卢卡·高里科伪造出来的”。

______<陈大漓：古希腊历史虚构的10条>

   月掩星现象本身并不罕见，但月掩目视可见的亮星则相对少见，因为黄道附近的亮星并不多（如毕宿五、角宿一、轩辕十四、心宿二与行星等），且每次掩星只有处在掩星带中的人们才有可能看到，而掩星带中有些地方还可能是白天，故目视可观测到的机会并不多见。

案例之一

    对于哥白尼一生中首次观测月亮掩蔽毕宿五的介绍文章，网上甚多；但对其文献来源和观测地点，却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术是否严谨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历史事件的真实与虚无的问题。

    一是关于文献依据之来源，常以“据载”概之,不说明其记载的来源，如中国科学院网站2017-10-12文章《月掩毕宿五520年前哥白尼也看过》；作为重量级的学术平台，竟然对信息来源都不作考究和注解，以“据载”一词草草代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参见以下截图）。

    二是关于观测地点至少也有两种说法，且都不注明所谓“记载”的参考文献（记载的来源）：例如，网文《关于科学家的故事》明确指出观测地点在“博洛尼亚”（参见如下截图）；

而个人图书馆转载文章则说哥白尼观测月掩毕宿五的地点在“罗马”（参见以下截图）。

    那么，哥白尼1497年3月9日观测月掩毕宿五，到底是在罗马，还是在博洛尼亚？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为何会有两种说法？这些说法到底是依据哪个文献？作为学术研究的重量级平台都以“据载”而代之，可见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百度检索相关信息一大片，基本雷同，可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关于观测的细节，网文都有这样的引用：【当“毕宿五”和月亮相接而还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毕宿五”很快就隐没起来了。】

    乍看起来，这个细节好像没啥问题，但实际上却令人费解！请注意：月与星相接，何时会出现可见的“缝隙”？这是常识，只能是在有光亮的月亮之边沿，当二者相接时才会有“缝隙”与星的“隐没”现象可见；反之，若二者在月亮阴影的边沿相接时，是不可能出现可见的“缝隙”的，但可发现星的亏食；倘若人们能直接看到月亮阴影部分的边沿，那就用不着哥白尼煞费苦心地去证明托勒密“月亮膨胀和收缩”的问题了。不过，对于【当“毕宿五”和月亮相接而还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毕宿五”很快就隐没起来了】这句话，若是在有光亮的月亮之边沿星与月相接而言，是没问题的（参见2013年3月28日厦门掩星实例）！但网文对哥白尼观测的介绍却恰恰与事实相反：1497年3月9日是农历二月初六，月相为上玄月(光照亮部分28.4%)，且毕宿五在东边、月亮在西边，毕宿五是朝着月亮阴影（无光照亮部分71.6%）与月亮逐渐接近的，怎会有““毕宿五”和月亮相接而还有一些缝隙的时候”？

    关于“缝隙”的定义， 学者沧海一粟指出：“如果真有月掩毕宿五，那么毕宿五和月球明亮部分之间应该是月球阴影，该阴影就是毕宿五和月亮明亮部分之间的“视觉缝隙”。”  不过，笔者认为，就此案例而言，因是上玄月，光照亮部分仅有28.4%，无光照亮部分高达71.6%,假设有掩星现象，若将此部分视为星月之间的“视觉缝隙”，那这个“缝隙”势必有点过大了，恐应换个适当的词语来表达较为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能有机会实际观测感受一下月掩毕宿五对理解“缝隙”很有必要。不过，这要等到2034年1月30日01:30在长春一带才有可能。

    问题很清楚，当对某一历史天象观测细节的描述记载与实际的天象不相符合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些描述是主观臆想的假说，或是虚构的谎言，经不起科学的验证。

   以在博洛尼亚观测为例，由于其地理位置并不在此次掩星带中（纬差2.44度），所以不具备观测到掩星和“隐没”的条件。利用天文软件回推计算，在星月二者赤经相等(4h07m14.41s)的瞬间，其赤纬(月15o37’29.4” – 星15o21’53.61”)相差15分35.79秒，      此时月亮视直径31‘02.79”,  也就是说二者纬差略大于1/2月亮角直径4.395“，然而这种在目视观测似掩非掩的状态也仅有7到8秒钟，只能算是“贴边而过”，根本谈不上“隐没”；至于“与月亮相接还有一些缝隙”则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二者之间是月亮的阴影部分，是看不到月亮的边界的。

     此外，月亮与毕宿五贴边而过的时候，高度角仅有8到6度，倘若观测方向有障碍物也会影响观测。

      总之，1497年3月9日月掩毕宿五，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博洛尼亚，都不会出现【当“毕宿五”和月亮相接而还有一些缝隙的时候，“毕宿五”很快就隐没起来了】这种情况。至于，为何有人要大张旗鼓地在网上传播这些来源不明且经不起推敲的虚构信息，其目的恐路人难知。

案例二

    类似的信息在网上并不少见，比如，所谓“公元509年3月11日在希腊雅典观察到月球掩蔽毕宿五”的说法，更是无中生有。

    “在公元509年3月11日，在希腊雅典观察到月球掩蔽毕宿五。” 这更是白天说梦话了！白天你能看到月亮掩星吗？

案例三

   中华古人利用旦、昏星南中天的观测并借助于365.25古度大周天(日行1古度)的二十八宿天文历法系统，就能够很容易的测算出二分二至点乃至所有24节气点在黄道、赤道恒星大背景上的准确位置；东晋虞喜就是根据旦、昏星在南中天位置的变化发现岁差的，他发现南中天“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也就是说唐尧时代冬至黄昏中天的星宿为昴宿，而2700年后东晋的冬至黄昏中星却是东壁，于是他发现了岁差的存在，这是符合从实践到认识之规律的；而托勒密发现岁差的过程同样令人不可思议：“我们观察到了从太阳（which was sighted at 双鱼座 about 3° ）到月球的视距离92°+ 1/8°“（《天文学大成》），你看，还是对着太阳观测到太阳距双鱼座3度，面对刺眼的太阳竟然能观测到太阳距双鱼座3度，这可能做到吗？

   《天文学大成》还说，公元139年（托勒密观测）狮子座与夏至点的视距32 1/2°与公元前128年（喜帕恰斯观测）狮子座与夏至点的视距29 5/6°（《天文学大成》未给出昔日喜帕恰斯是如何得出“狮子座距夏至点29 5/6°”的相关计算数据和过程“），其差值为2 2/3°，所以得出了岁差百年1度的结论。这样的描述与计算似乎天衣无缝，但却掩盖不了致命的硬伤：太阳所在的至点目视是无法观测到的！当然，为了把喜帕恰斯和托勒密发现岁差的说法坐实，他们还把月亮作为介于狮子座与夏至点的中介来说明问题；不过又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天象依据，那就是公元前128年夏至，也就是喜帕恰斯得出“狮子座距夏至点29 5/6°”的那一年，就根本不具备利用月亮作为参照进行观测的条件。实际上在托勒密之前的265年里，狮子座距春分点距离的变化应是34度04分 - 30度23分58.4秒 = 3度40分11.6秒，相当于72.2年1度；而不是相当于100年1度的2 2/3°；这说明《天文学大成》关于岁差的数据并不是源于其号称利用仪器的观测，因为仪器观测不会有如此大的误差。显然，除了是为塑造“喜帕恰斯发现岁差”的人为臆造外，恐没有其他选项(深度解析参见本文之附录：谎言：公元2世纪《天文学大成》问世)。

   综合本文所例举的观测实例，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基于已知条件（例如分至点所在星宿位置）的推论，并且对分至点的确定都是基于面向太阳的目视观测。“已知条件”从何而来？只有天晓得！

案例之四

    在Ptolemy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里，提到在“第一个Callippus循环第47年”的2月某一天，有人观测到了昴星团被月亮掩盖。而这被现代学者认为是在283 BC发生的事情。

    事实：不是BC283，而是BC284年（-238）2月8日，在埃及、希腊虽也有昴宿团接近被月亮掩盖的天象（经差2度30分，纬差2度），但由于经纬差较大严格意义上也谈不到掩盖，况且那时在古埃及、古希腊也是根本不可看到的，因为那时月亮还在地平以下负46度。不过因时差的惠顾，在中国(以陶寺古观象台为例)倒是可以看到昴星团接近被月亮掩盖的天象，（经差1度55分，纬差1度20分），黄昏后西南方向月亮高度角62度，在可视范围之内。不知何故，这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的天象记载怎么会跑到托勒密《天文学大成》里的古埃及古希腊？看来这个托勒密真有点不靠谱！！！

谎言：公元2世纪《天文学大成》问世

据百度百科词条介绍：

   【天文学大成（Almagest），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在西元140年前后编纂的天文学和数学百科全书。在17世纪初以前一直是阿拉伯和欧洲天文学家的基本指南。该书阿拉伯文原名意为「至大」，其他名称还有「伟大论文」、「大天文学家」、「数学文集」等；827年被译成阿拉伯文，12世纪后半叶又从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第七、八两卷主要论恒星，按喜帕恰斯(Hipparchus)星表列出1,022颗恒星的黄道坐标和星等，还提及岁差和天球仪的制作。】

   【喜帕恰斯（Hipparchus，约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25年），又译希巴恰斯、希巴克斯、依巴谷、伊巴谷等，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他编制出1022颗恒星的位置一览表，首次以“星等”来区分星星；提出了托勒密定理。发现了岁差现象。】

   尽管号称问世于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大成》在学界声名赫赫，但其诸多的疑点也颇为引人注目，但一系列疑点的逻辑链条证明其并非是公元2世纪的原作，而是问世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伪作。

    比较《天文学大成》1496年、1515年和1528年在32年内连续出版的三个版本，可见：

    其一、1496年版和1515年版的拉丁文《天文学大成》里，均不存在“喜帕恰斯”这个重量级的人物，但在1528版里却突然从天而降，出现了“喜帕恰斯这个人物，而所谓的《喜帕恰斯星表》在“喜帕恰斯”这个人物出现前的1515年版里就已经出现了，这种不合逻辑的颠三倒四岂不令人匪夷所思。

    其二、就所谓的《喜帕恰斯星表》而言，其面目也在“层累”变化，1515版里的星座只有阿拉伯数字的序号，并无表示该序号星座的参照符号，但1528年版里却有了星座符号标志；这到底是喜帕恰斯在制作星表，还是《天文学大成》的作者“我们”在制作星表，令人生疑。特别显著的是，星表的第一颗标志星（极星）是勾陈一 ，其给出的经纬坐标告诉人们这是勾陈一1206年之后的坐标值，与公元前2世纪毫不相干；要知道前128年喜帕恰斯时期，勾陈一的黄纬坐标值是65o 49’37.5”，但《喜帕恰斯星表》里白纸黑字标注的却是66o，误差值如此之大，笔者认为这是《喜帕恰斯星表》真实年代不可否认亦不容狡辩的铁证！！！

   元代郭守敬自至元十三年（1276年）起，与许衡、王恂等奉命修订新历法，历时四年，制订出《授时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通行三百六十多年。为修订历法，郭守敬等率南北日官进行实测，提出了“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郭守敬还改制、发明了简仪、高表等十二种新仪器。至于《喜帕恰斯星表》的“66o”与郭守敬的测量是否相关，尽管笔者不敢妄断，但其却存在客观关联性的可能。

   此外，《喜帕恰斯星表》坐标值采用的竟然是曾被崇洋者嗤之以鼻的类似中华传统的“去极度、入宿度”，并没有近代以来的以春分点0度为起始的“经度”度量概念。《开元占经》中用“石氏曰”字样列出92颗（原文缺失6颗，实有86颗)恒星的入宿度数据，表明在战国时期天文学家石申已经用“去极度、入宿度”表示恒星的位置了。《喜帕恰斯星表》中所谓经度数值并没有统一的起始度量基准，其采用的“入宿度”数据的基准起点，竟然是利用中华二十八宿四仲“中星”或说是某一星宿来作为起点的；以《喜帕恰斯星表》的狮子座为例，狮子座上的8颗星中的6颗星之经度（入宿度）就是依据二十八宿的中星之一“星宿”为基准起点度量而获得的；而图中两颗黄色标注之星的坐标值则是源于另一颗恒星为基准的数据；这个狮子是用了两颗星为基准测量的（详见图解）。看来，所谓号称能在“图上绘制经纬度线网”的托勒密恐也是名不副实的。

    其三、1528版《天文学大成》里记载了所谓喜帕恰斯的观测记录，其对星座的表述，有点像大人教小孩识别星座，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诸如“在前面、后面、头部、尾巴、直线、1个digit、The star on the end of the tail  ”的俗语; 而且常常舍近求远借助一些星等并不高的星座来表述某星座的相对位置，好像在有意回避什么，给人一种似乎是按照某一星图讲解的感觉，比如参照宋代星图对白羊座表述就与喜帕恰斯观测白羊座的记录可以雷同。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Dennis Duke 曾发表论文从天文学视角剖析《天文学大成》的BUG，对其星表黄道坐标系的来源和成书年代提出质疑。Dennis Duke 说“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喜帕恰斯在发现岁差后切换到黄道坐标系，但在这一点上，这只是猜测，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真正的证据支持”。

“‘一个人有一种现成的方法来识别那些（别人）描述不同的恒星；这可以通过比较记录的位置立即完成。’这意味着他不是第一个在星表中使用黄道坐标的人”（Almagest, op. cit. (ref. 13), p 340）。

    那么，这个黄道坐标之“星表”源于何处？与宋代《天象列次分野之图》有无交集？这里所说的“一个人”、“别人”又当是何人？这个“现成的方法”是什么？  毫无疑问，1528年版《天文学大成》的作者最清楚。

    其四、星表里的坐标数据与《天文学大成》中喜怕恰斯观测的记录没有直接关联，喜怕恰斯观测的记录并未引用星表数据，这与西方所谓的学术严谨性传统并不吻合。到底是喜帕恰斯，还是托勒密发现岁差？为何《天文学大成》不给出昔日喜帕恰斯是如何得出“狮子座距夏至点29 5/6°”的相关计算数据和过程“？

其五、托勒密《天文学大成》记载了139年2月23日（埃及历）一次进行实际观测以确立喜帕恰斯岁差概念的全过程；而正是这一记载之本身，却戳穿了所谓喜帕恰斯发现岁差的谎言，这恐是所谓的托勒密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天文学大成》所谓借助于月亮来讨论岁差建立的这个天文模型，其本身并不严谨甚至可称之为荒谬，其可行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是值得商榷的；是不可与虞喜通过2700年冬至日昏中星变化的方法（28宿365.25大周天日行1古度，相当于今360度制的0.9856度）同日而语的。参阅笔者公众号文章：《《天文学大成》揭穿了喜帕恰斯发现岁差的谎言》、《所谓喜帕恰斯发现岁差——欲盖弥彰 越抹越黑》。

《天文学大成》记载：3月23日，“距离日落尚有半个小时，我们观察到了从太阳（which was sighted at 双鱼座 about 3° ）到月球的视距离92°+ 1/8°”。问题：一是在日落前白天根本无法观测出太阳位于双鱼座3度的，且双鱼座概念模糊，不知是哪颗星，何以知晓是3度；二是所谓太阳到月球的视距“92又1/8°”这个数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日落前半小时二者黄（赤）经差只有61度（推迟一天，3月23日也只有74度35分；月亮自行所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视距“92°+ 1/8°”的可能性。但《天文学大成》白纸黑字，自己提供了铁证，这造假的把柄是无法隐去的。  

《天文学大成》记载：3月23日，“日落后，通过另一个星盘环看到从月亮到狮子座中心的恒星（[A Leo, Regulus]），也就是轩辕十四，沿黄道向后的视距57 又1/6°”。

问题：日落后（太阳高度角-6度07分），月亮与轩辕十四的经差为61度25分40秒（推迟一天，3月23日则为49.5度，月亮自行所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视距57又 1/6°。(唯有当月亮西沉到地平线下高度角负40度左右方可能出现57又 1/6°的情况)，显然所谓“日落后，通过另一个星盘环看到从月亮到狮子座中心的恒星（[A Leo, Regulus]），也就是轩辕十四，沿黄道向后的视距57 又1/6°”的说法纯属虚构。

“92°+ 1/8°”和“57又 1/6°”这两个约束条件，无疑是托勒密岁差实例的死结，因为在这一年春分前后根本无法得以同时满足，比如，要满足“92°+ 1/8°”，则要等到3月25日07:45太阳升起之后，然而此时太阳黄经已经是2度49分02秒，同时月亮和狮子座还在遥远的地平以下，且月亮与轩辕十四的经差只有38度34分，与“57又 1/6°”差之甚远。

至于前128年6月26日夏至，埃及时间0点09分02秒，夏至点在双子座与巨蟹座之间，太阳黄经90度，高度角负34度，此时轩辕十四黄经120度24分48.0秒，高度角负31度，二者均位于地平线下在埃及是不可见的。况且，这一天日落前后喜帕恰斯并不具备象公元139年那样可以利用月亮测量“狮子座距夏至点29又 5/6°”的条件，月亮的位置并不象139年那样在狮子座和太阳之间。

公元139年6月24日夏至发生在埃及时间上午7时59分（北京时间13时59分），日落后，狮子座也即将西沉，勉强可见，不知托勒密是如何推算或是观测出狮子座距夏至点32.5度的。

显而易见，《天文学大成》作者是试图通过【92°又 1/8° - 57又 1/6° = 32 1/2°（修正月亮自行后）】，来证明公元139年“到夏至时狮子座距离夏至点32 1/2°”，进而与所谓前128年“”喜帕恰斯“狮子座距夏至点29又 5/6°”进行比较【32又 1/2° - 29 又5/6° = 2又 2/3°】，从而达到以验证过去265年内岁差百年1度的结论是正确的目的；但草率的例举却适得其反，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此实例的天文模型而言，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春分点从0度开始旋转90度（三个月）后，90度扇区必定会覆盖狮子座星区，也就是90 – 57又1/6后便是狮子座到夏至点的距度。但遗憾的是模型设计者忽略了月亮与太阳成90度关系的日子会出现在农历哪一天的问题，忽略了分至点能遇到月亮与太阳成90度关系的概率又是非常低下的情况，忽略了这一天不存在“月亮与太阳成90度关系”的基本事实，所以露出了马脚。这充分说明《天文学大成》关于岁差问题的观测实例纯属主观臆想的虚构。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苍天有眼！

对此，笔者还望专家们能认真的拜读一下《天文学大成》，审阅笔者拙文之论是否成立，以免因笔者论述错误而影响大成之誉。

附录

  陈大漓：古希腊历史虚构的10条

    在下可列举关键十条说明问题：第一，学界现在认为《希罗多德历史》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这是约1728年以后产生的说法。然而事实是，《希罗多德历史》为意大利罗马人洛伦佐·瓦拉约于1457年所作。第二，学界认为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这一说法源自《天文学大成》作者自称的说法。其实，喜帕恰斯和1528年版《天文学大成》是意大利人卢卡·高里科伪造出来的。第三，无底本，传承无据已可证伪。第四，古希腊并未对周边环境产生真实性影响。第五，基督教从未砸掉古希腊科技，基督教迫害古希腊的说法是掩饰造伪事实。第六，99.99%以上的4世纪以前的历史著作，都是西方人在1455年以后伪造出来的。很  多1455年以来的欧洲古籍，都不必说中国普通人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都是闻所未闻。可就是在认知如此浅薄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竟全盘接受了西方上古史。第七，伪造历史本是西方传统，西方人又不能读懂原著，这给造伪带来了极大空间。第八，西方崛起时间和中国主要科技西传时间正好重叠。第九，没有美洲，西方无力和中国抗衡。第十，在现代科技面前，伪史本已暴露得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