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测深铅锤技术是中国古代船工的创造发明
原作者:青华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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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测深“铅锤”是古代航海必要辅助用具
(注:本章节全部以及下面章节部分文字内容引用自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学者@林瀚 的论文《传统航海测深用具“铅锤”考》)
在传统风帆时代,人类的航海活动经历了从近海沿岸航行到跨海远洋航行的发展过程,在这由近至远的海上活动中,我国古代海上船民也日渐积累起丰富的航海术知识。船民通过对山形(岛澳、沙汕、礁石)、水势(潮汐、洋流、水色、水深)、云雾、虹霓、日月星宿、海底状况以及鸟鱼聚散等方面的观察,对船只在航行海域中的坐标进行定位,同时预测风台雷飓是否到来,以判定是否继续航行抑或抛碇寄泊。是谓舟师“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航海测深“铅锤”作为船只航行纠偏及停泊寄碇时的必要辅助用具,在古代航海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不同海域海底底质是有差别的,有黄泥、烂泥、沙泥,也有铁板沙、赤白沙、白沙赤色、乌沙子地,还有沙壳子、沙小壳子地、沙泥地、白沙子带壳子一二粒,似赤沙色等混合海底质地的。就打水深浅来看,也跟船只在港内或外洋密切相关,如果碰到潮汐,在潮涨潮落间,即使船只停泊在同一位置,水深也是不一样的,这就要靠船工的经验,通过不同时节测算出不同纬度潮水时间,以掌握好船只进出港的时间。有时碰到相近海底底质,老到的船工还能依据泥沙的不同气味及手感,通过看、闻、搓等办法来综合判别海域的具体位置。就如同北宋宣和元年(西元1119年)朱彧在其所撰的《萍洲可谈》中所提到的:“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
在既缺乏精确的经纬坐标记录,又没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古代,船只行驶在苍茫大海中,四望迥然,水天相接,正所谓“入大洋中,天光水色,弥望无垠。”舟师火长为了能够确定船只的航行是否到达指定地点或能否靠泊湾澳,常常需要船工通过打水托、下铅锤的方式来辅助配合,尤其是大雾天气难辨方向时,更是要与指南针相配合,通过相应的针位及更数,以确定船只所处方位。
所谓“铅锤”,作为我国古代航海中一种十分重要的航海工具,在涉海文献及民间调查中时常被提及,因其自身属性而又常被称为铅硾、铅钟、铅筒、铁锤、水掏、水锤、水驼、水砣等。就其命名原则来看,有以用材质地来冠名的,也有以形状或性能来称呼的。就其材质而言,既有用石头做的,也有用铅、铁、锡、锌等金属制成的。目前所见“铅锤”在航海中的使用,最早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徐兢奉使前往高丽时所留下来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的记载,“海行不畏深,惟惧浅搁,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则倾覆不可救,故常以绳垂铅硾以试之。” “舟人每以过沙尾为难,当数用铅硾,时其深浅,不可不谨也。” 从这两则材料来看,当时船工在航行中使用铅锤已相当熟练,故其发明使用的时间还会更早,惜今尚未得见宋代以前的实物。而就其在航海文献中的记录,则常常是以“打水托”的形式出现。
当翻读传世海洋文献典籍及民间航海针路簿时,我们仍会不时看到“打水××托”的记载。较为人们所熟知的便是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在《顺风相送》中的“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就有“大星尖:洋中有大星尖,内过打水二十五托,外过打水四十五托。东姜山: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广东前船澳港口有南亭门,打水十九托,沙泥地。” 的相关记录。

关于铅锤的形状、尺寸样式,文献中多有记载:“铅筒以纯铅为之,形如秤锤,高约三四寸,底平,中刳孔,宽约四分,深如之,系以棕绳。投铅筒下海,底孔粘海泥;舵工觇泥色,即知其处,舟行自不错误。” “凝眸谛觑,觉南北山势环抱,似可寄泊。投铅钟试之(铅钟以铅为之,系长绳数十丈以试水深浅),水深二、三丈,下皆细沙,遂下椗而安焉。”就文献所载,铅锤的形状有如秤锤模样的,也有如同钟状的,尺寸大概在三四寸之间,底部有凹孔,用以粘取海底泥沙。
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水下考古所公布出来的铅锤有两件,一件是从明代的“南澳Ⅰ号”沉船出水,一件是从清代宁波“小白礁Ⅰ号”出水。“南澳Ⅰ号”沉船出水测深铅锤的编号为2012NASⅣ0015,高8.8厘米,底部径5.0厘米,顶部径3.0厘米。铅质,用于行船测量水深。上小下大,截面大致为椭圆,上部有一小圆形穿孔,可以系绳。表面覆满锈蚀盐层。宁波“小白礁Ⅰ号”出水测深铅锤的编号为2014NXXBW1:65,底径4.0厘米,高9.3厘米。为铅锡合金。圆锥状,上细下粗,顶端残,近顶端有一圆孔,用于穿绳。器表锈蚀,有贝类附着物。


另据崇武大岞村的老船长讲述,崇武的铅锤有用铅单独浇铸的,也有用铁和锌合金配比制成的,一般大只的由铅铸成,小的用锌铸成,其形状如同萝卜,重量在十几斤左右。就目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所征集到的两件铅锤来看,大的高17.5厘米,底部径5.5厘米,顶部径4厘米,顶部有一铁环,系以绳索,在铅锤的一边有侧翼,其作用是能够减少铅锤入水旋转的频率;小的高16.5厘米,最宽径6厘米,顶部径3.8厘米,近顶端有一圆形穿孔,用于系绳,锤身由绳箍住,防止胀裂,底尖。

就铅锤的使用方式来说,是由船工牵引绳索,将铅锤投入水中,根据所用绳索长度及铅锤底部所粘取的海底质地,与山澳岛礁等陆标方位相印证,并参以相应的更数及针位,以最终确定船只所处位置是否在正确航路上。正如《顺风相送》序文中所提到的“昔者上古先贤通行海道,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或往或回,须记时日早晚。海岛山看风汛东西南北起风落一位平位,水流缓急顺逆如何。全用水掏探知水色深浅,山势远近。但凡水势上下,仔细详察,不可贪睡。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悔何及焉。” 俞正燮在《清初海疆图说》一书中也指出:“故火长之定罗经、看船头,从何字行约有几更,该到何处;下铁锤以取泥沙,则知更数之有准、针道之不移。或转字与否,随其分别矣。每见洋船回棹,被风飘流误投他处者,皆由火长不精,错认更数;或被狂风错认山势、或因失落器具,致遭飘流之害耳。”
以记录清初台海情况的《台海使槎录》来看:“每船载杉板船一只,以便登岸。出入悉于舟侧,名水仙门。碇凡三:正碇、副碇、三碇(正碇一名将军碇,不轻下),入水数十丈。棕藤草三緪,约值五十金。寄碇先用铅锤试水深浅;绳六、七十丈,绳尽犹不止底,则不敢寄。铅锤之末,涂以牛油;沾起沙泥,舵师辄能辨至某处。”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续修台湾县志》也记有:“如无岛屿可望,则用绵纱为绳,长六七十丈,系铅锤,涂以牛油,坠入海底,粘起泥沙,辨其土色,可知舟至某处。其洋中寄椗候风,亦依此法。倘铅锤粘不起泥沙,非甚深即石底,不可寄泊矣。”由此可知铅锤底部一般是平底的,当然,也有在底部中间挖一小孔的情况,“底平,中刳孔,宽约四分,深如之,系以棕绳”。就绳索所用材质来看,则多以棕、棉纱等为之。
就铅锤如何获取海底质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平底凹孔铅锤,以铅锤自身重力,砸入海底,通过重力加速度的物理学原理,将泥沙等物纳入孔内;一种是单纯的平底或尖底铅锤,通过涂抹牛油、蜡油、黄油等物,粘取泥沙贝壳等。到近代,所下铅锤也有不涂牛油或蜡油的,而改用“雪文”(也即肥皂的闽南语发音)的,如果是硬地那么粘起来的就是沙砾,如果是泥地的粘起来的则是泥土,舵工通过提取上来的沙泥对海底地质进行判断,便能知晓航海的位置以及估算到目的地之间的距离。
一般操作水砣的是船长,称“打水砣”。据崇武老船工介绍:“熟练的船工在铅锤不涂抹牛油或蜡油的情况下,还能根据放下铅锤着陆时的手感,感觉海底是硬的还是软的,底质是硬沙地就带不起来,底质软的水锤就不易拔起来,水锤下还钻有一个小洞可以将沙泥带上来。以前走船主要都是沿着海岸走,由于没有其他先进的仪器,起雾的天气如果船要靠岸,就得依靠水锤,越靠近沿海,岸边水底的土地一般较硬,如果观察到土质是硬的,就说明快到岸边了。”此外,民间还有“水砣穿裤”的说法,指的是在水砣上套一块布,提起来的时候会包住水砣,防止油流走,一般在大船走山东的时候会用上。

“托”和“英寻”考
本章开篇先提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用“英寻”作为来测量海底的深度的单位呢?为什么不用其它单位呢?
就航海测深的这个过程,古人称之为“打水”,其测量出来的水深深度常用“托”来表示,明万历年间福建漳州人张燮在其著作《东西洋考》中的提到:“沉绳水底,打量某处水深浅几托。”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3记载:“鸿胪陈大卿言:昔使高丽,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镴碢长绳沉水中为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既而觉水色黄白,舟人惊号,已泊沙土,水才深八托。”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航海图册《清代东南洋航海图》(共122幅航海图)系1841年“英国皇家先驱者号”战舰,从一艘中国商船上掠走的物品之一。该船正从中国北直隶海湾航行往新加坡,其航海图是水手赖以从华北远航新加坡的唯一指南,画出了不同的海岬、岛屿,并标出罗盘针经的航向,因帆船是沿岸航行的。航海图成书约在1734年之后。“本图作者较大可能是潮汕或南澳一带人。首先,汕头或南澳人以操闽南语而符合作者的资格。其次,南澳已取代原来漳州月港的地位,成为漳潮海外贸易区的中心。”以《清代东南洋航海图》来说,船工通过打水测深,同时探知相应港湾底质状况的记载也比比皆是,

笔架山:入澳内看此形。抛船打水三托,入浅澳船路。水涨一托半,坪墘[与]坪墘[间]抛船。
水灵山:对东北看是此形,打水廿二托,黄泥。
水灵山:对单子看此形,打水廿二托,粘沙壳子。
茶山:茶山乃是南京港口,有一条清水港,港心铁板沙,打水十二托。
东涌:鸭屎水色,打水卅托,烂泥。若见白水不可用坤未。
卅山莱屿:对乾看。开,打水廿托,赤白沙。停,打水十七托,狗脚□[只]流有沙泥地。
柑﹑桔:打水廿托,白沙赤色。
南澳山,东:远对辛戌看此形,打水廿一托,沙小壳子地,赤色。
太武山,打水卅五托,用坤未四更,取柑桔。
南澳(西)(东):对坤申远看是此形,打水廿一托,白沙子带壳子一二粒,似赤沙色。
赤澳有身近,近打水廿二三托,烂泥地。开是乌沙子地。
弓鞋东高西低,南势有七八个屿子,开外托[打]水四五托,近山打水五六托。
此处丸内山是跤趾洋,打水一百余托,便是倚近崖州尾,用甲寅驶开,打水七十五托,即是正路。若贪东七更,便是干厓,可防之。
南罗湾丸内有二更船开,打水壹百余托,近[玳瑁]州,打水廿五托,沙泥。
赤坎一更开,用单坤七更,打水十七托﹑十八托,用坤未五更,打水十八托,原针三更大昆仑内过。
大横:东低。西高。大横山平平,东头有大屿,开门流水甚紧,打水廿五托,系正路。内打水十六托,洋中打水卅五托,泥地。其形似枕头样,用新戌五更,取小横。大横山有树木甚多。
船至望高山,打水九托﹑八托,不开不停。
“托”又作“拓”、“庹(tuǒ)”,是舟师航海测量水深的长度单位,也是闽南方言。“托”又作“拓”作为计算长度单位不见载于今天的字典,猜测可能来源于“庹”字。《康熙字典》“庹”字释义一为“【字汇补】音托。两腕引长谓之庹。”。笔者系上海人,上海本地方言发音为“tao,同套”,平声,“ao”发音短促有力,表示双手张开宽度。据明代张燮(xiè)所著《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考证“托,方言,谓长如两手分开者为1托。”这是说,1托长大约是人的两臂张开伸平之长度。但是,每个人双臂伸开的长度因人而异,1托到底多长呢?据清代麟庆撰写,汪春泉等绘图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海舶望洋”记载“……又有水垂,以铅为之,重十七八斤,系以水线,棕绳为之.其长短以拓计,五尺为拓。水深者七十拓,至浅亦三十拓。盖铅性善下垂,必及底,垂蒙以布,润以膏蜡。所至辄缒(zhuì,用绳索拴住往下放)水底,俾(bǐ,使)沙泥缘垂而上,验其色,即知地界;量其线,即知深浅。”其中“五尺为拓”说清楚了1托等于5尺,明清营造尺1尺约32厘米,因此1拓约合今天1.6米。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卯集》“托”字第四条释义说:“英度名。二码为一托,具言花當。當我五尺九寸二分强。英文fathcin。”这里是说,到了1915年,中国人的“托”变成了英国的度量单位“花當(fathom)”,也就是今天的“英寻”。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花當”是粤语发音。

笔者在1912年10月10日发行于新西兰达尼丁的《晚星报》(Evening Star,也可叫《金星报》)头版找到一段文字,其中用了单词“fathom”。今天网上查不到“fathcin”这个单词的信息,疑为笔误,正确的写法应该是“fathom”,“fathom”其实就是对中文“托”或者“寻”字的记音。“fa”同“法”,当“th”发“te”音的时候,“thom”可以看作是对“托”的记音;当“th”发“ð”音的时候,可以看作是对“寻”的记音,合起来,就是“法托”或者“法寻”。“法”可以理解为标准,规范的意思。因此,“fathom”就是指标准航海测深单位“托”或者“寻”。

在中国“托”这个测量单位也有以“仞”“寻”等字来表示的,它们都与“托”相等。清代林树梅在其《闽海握要图说》中就提到“再以长绳系铅锤名水驼,测水浅深,以一仞为一托,锤底蜡油粘视海泥何色,便知已至某处。”而在崇武大岞村,渔民则习惯以“寻”来作为水深测算单位。关于“寻”的使用,早在宋代熙宁年间就已被日本高僧成寻(西元1011年-1081年)撰写的入宋旅行日记所记录,“以绳结铅,入海底时,日本海深五十寻,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寻,底无石,有泥土。”据今年已过九十岁的张万金老船长介绍:这种铅锤称为“水锤”,每半小时测一次水深,水深以“寻”为单位,1寻相当于1.6米,这与成人两手分开长度是接近的,1寻也就是1托。就崇武船民的测深频率来说,每行船半小时就会测一次水深,每五寻作一个记号,最多能有40到60寻,即最深能测到近百米。通过高频率的测深可以及时的纠偏,矫正航路。
1915年1月(民国4年),北洋政府颁布《权度法》,规定采用米制,但并未废除原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制定的营造尺库平制,此时的1营造尺仍旧约合0.32米。五尺九寸两分强就是约合1.9米长。这个数据和今天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上给出的1.83米(6英尺)略有出入,根据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西度量权衡表·工部营造尺合迈当》“一营造尺合迈当三百零九密理迈当”即一尺合0.309米来计算的话,五尺九寸两分强得1.829米略多,这个数据和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数据吻合。

《中西度量权衡表·工部营造尺合迈当》又说“今按英尺与工部营造尺详细推求,惟与李氏(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所推者诸多符合。”由此,“明清营造尺1尺约32厘米”可修正为更精确的“1尺0.309米”这样,上面“五尺为拓”可得1拓约合1.545米。然而,根据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Fenna的《度量权衡及其单位词典》(Dictionary of Weights, Measures, and Units)“fathom”词条:“……即使在19世纪的英格兰,在商船上依旧使用传统的5.5英尺1英寻(合1.6764米,65英寸)而在渔船上人们使用5英尺1英寻(1.524米,60英寸)和7英尺1英寻(合2.1366米,84英寸)两种尺寸。”


有意思的是,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露丝•古德曼(Ruth Goodman)写的《成为一名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大时代的秘密》(How to Be a Victorian)描述,根据对1869至1872年间伦敦监狱男性犯人的体格调查来看,当时伦敦的下层男性平均身高是5英尺5.5英寸(约1.66米)。

以《中西度量权衡表·英尺合中国工部营造尺》“一英尺为工部营造尺九寸八分五厘七毫七丝”计算,1英尺≈0.3046米。显然,常年在海上劳动的船夫来说,他肯定不属于上层阶级,身高也不会和下层阶级的男性平均身高有多大的偏离。1英寻的定义是什么?是一个成年男子伸展开双臂,从一个手的中指尖到另一只手的中指尖的距离。这种在航海中依靠实际经验积累的方便的测量海深的方法和度量单位肯定出自于劳动人们,绝对不会出自于象牙塔里的学者和上层阶级。普通人的臂展大致等于身高,也就是说,英寻在19世纪以前最可靠的长度应该是5英尺1英寻和5.5英尺1英寻。这也和《度量权衡及其单位词典》中描述的“在罗马人的实践中却被5英尺的步长所取代”吻合。而这个尺寸和中国“托”的尺寸吻合。其它的尺寸都是西方后来PS涂脂抹粉的结果。

那么,现在为什么改成1寻6英尺呢?因为英尺尺寸不能改,所以只能在原来5英尺的基础上多加1英尺。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NCD-RisC 2017年提供的身高排名,英国男性英制平均身高为5英尺9.9英寸,合177.5厘米,这比100多年前英国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10厘米左右。

测深铅锤对音考
测深铅锤,阿拉伯语叫“راسيا”,读作“rasian(拉西呀)”,究其源头,应该出自“锡鑞”,《康熙字典》“鑞”字释义为“锡镴也。 【广韵】卢盍切【集韵】【韵会】力盍切【正韵】落合切,𠀤(bìng,同“并”)音腊。【尔雅·释器·锡谓之鈏注】白镴。”今天我们知道,鑞是一种锡铅合金,可以制造器物,也可以焊接金属,西汉史游《急就篇》云“锻铸铅锡镫锭鐎”,也叫“白镴”或“锡镴”,它的发音和腊肉的“腊”相同。
英语叫做plumb或者plumb Bob,法语叫“Fil à plomb”,意大利语叫“piombo”,葡萄牙语叫“prumo”,拉丁语叫做“plumbum”。根据成说,拉丁语是欧洲各国通用语言,就连大名鼎鼎的西方物理学之父牛顿都用拉丁文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牛顿争抢微积分发明权的莱布尼茨也用拉丁文发表论文。今天的现代科学、西医学、生物学、地理学等等很多学科专业名词都是拉丁文,所有英法意葡的叫法都是这个拉丁词汇“plumbum”的变种(流变)。那么“plumbum”对应的中文是什么呢?它就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白镴”。“p”同“b”,“lumb”中“b”几乎不发音,就像英语“lamb”中的“b”一样,而“lum”就是“镴(lap)”。今天铅的化学元素符号“Pb”就是拉丁语“plumbum”的缩写,实际上它来自中国的锡铅合金“白镴”。
除此之外,西方还有另外一支叫法,比如德语叫“Lot”,丹麦语叫“lod(卢厄~)”,荷兰语很奇怪,叫“schietlood”,“lood”就是“lot”,“schiet”原来的意思同“shit”,就是屎粑粑,垃圾废物,糟糕,无关紧要的小事等等,所以为什么把测深锤叫“schietlood”,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光看今天的字义的话,真令人费解。但是,如果从与汉字的对音角度去考虑的话,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schied”就是对“锡”的记音,“lot”或“lood”就是对“鑞”或者“镴砣”的记音。同样今天铅的英语单词“lead”也是对“鑞”或者“镴砣”的记音。“碢”(tuó)古同砣(见《康熙字典》【正字通】),砣这里就是秤砣的意思,也叫秤錘,秤砣是铁做的,侧面有个圆孔,可以灌铅或加入其它金属调节重量(利用铁和铅的密度差知识,见王徵《奇器图说·重解卷》第5款“物之本重”、第29款、第30、31、48款“体积和密度关系”,……)。可见,西方对金属“铅”的认知都是来自中国古代航海测深用具“铅锤”。


通过音义两两对照,我们可以作出判断,西方和阿拉伯对航海用具测深铅锤的称呼都是对中国汉语的记音,其含义锚定汉字含义。那么,如果测深锤是西方传入中国的航海工具,为什么他们对测深锤的称呼反而是对汉字的记音呢?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也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把传播路径反过来,即测深铅锤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传入西方的。这样才符合逻辑!
很多朋友对西方语言是华夏语言(方言)的结论半信半疑,或者完全不信。学者诸玄识、董并生在其论文《必须推翻西方中心论,还原世界历史真相》中指出:“追根溯源,欧洲的通用语言文字,原来都是基于“汉字表意”的中文雅言;它赋予西方诸文字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神学等文化语言定义,使其从“发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从而形成了包括文学在内的现代西方文化传统。”
下面再举几个西方表音文字用记音锚定汉字的例子。英语“sound”就是对汉字“声”的记音,粤语发音“sam”;航海术语“sounding(测深)”就是对汉语“深定(定深)”的记音;英语“money”就是对汉语一文钱两文钱的“文”字的记音,英语“grand(1000 元;1000 英镑,刀)”就是对汉字“贯(1000文)”的记音; 德语“ziehen”就是对汉字“牵(引)”的记音。又比如网友@牛肉好吃 指出“lengua”或“language”,疑即“人语”或“人话”二字之音,“人”,闽南语念“lan”,“len”近似,方言声母l、r、n不分,或分不清;“copulate”,即汉语“交配”二字之记音、变音(方言化)。copulate也有“结伴”之意,也近“结伴”之音(声母),搞不清为什么现今通行英语词典已废弃“结伴”之释义。“dwell(居住)”,直读出来就是汉语方言“住”[dwua];“tree(树)”,直读出来就是汉语方言“树”[triu:];“leak” 即“漏”字记音。特别是“dwell”和“tree”,用我们闽南话一读就完全对应上了,一清二楚。“metre(米,公尺)”是对“米尺(麦尺)”的记音,源头是中国的“黍尺”。有了“metre”才有了“measure(测量、度量、衡量)”“measurement(度量、尺寸)”,德语的测量“messen”也来自此处。

驳陈晓珊博士测深锤技术西来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理学博士陈晓珊女士在其专著《长风破浪: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铅锤测深与短时段计程技术的来源与传播:兼论计量单位‘更’的演变”(第99页)中写到,
“宋代之后的铅锤测深法正是古代中外航海交流的结果。……虽然这种技术最晚在宋代就已经传入中国……”
从而把测深锤的技术来源判断为西方传入中国。根据上下文内容判断,陈晓珊博士认为该航海测深技术的源头是“环地中海文明圈”。陈晓珊博士在书中引用了如下论据:
一、莱昂内尔·卡森(Lionel Casson)在其发表于1971年的《古代世界的船舶和航海技术》(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中引用了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Histories)第二卷“优特尔佩”2.5.2和古罗马“杂体诗”诗人盖乌斯·卢基里乌斯的(Gaius Lucilius)《讽刺诗集》(Satiren)残留片段中的相关内容。译文如下:
《历史》:谈到埃及这个地方的一般特点。首先,如果你从海上向埃及陆地靠近,离陆地还有一日航程的时候,如果你放下测深索,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海水深度为11寻。这就表明从陆地上通过河流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么远的地方。


二、约翰·彼得·奥尔森(John Peter Olesen)在其2008年1月的论文《测水:测深锤在古代地中海航行中的作用》(Testing the Waters: The Role of Sounding Weights in Ancient Mediterranean Navigation)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的角度论证了至少从西元前六世纪开始,测深锤是地中海文化中使用最广泛和最关键的导航设备。直到西元十一世纪或十二世纪指南针在该地区出现。该论文不仅引用了希腊化、罗马化以及拜占庭时期的诸多名人著作,更在论文的开头引用了最重要的文献证据《使徒行传》(Acts)27:13-20, 27-32,并称其为“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叙述(the most vivid and convincing narrative accounts)”。出于某种原因,笔者对《使徒行传》的真实性不作评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董并生先生的相关研究,自行思考判断。文中引用的名人名著诸如荷马《奥德赛》、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气象学》(Meteorologica)、老普林尼(Plinius)《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保萨尼亚斯(Pausanias)给罗马皇帝尼禄的报告、《塔木德》(Talmud )中的故事、普劳图斯(Plautus)《一坛黄金》(Aulularia)、卢基里乌斯的(Gaius Lucilius)《讽刺诗集》、《导航指南针》(Compasso da navigare)—— 一本十三世纪中叶的意大利船舶手册、小奥林匹奥多罗斯(olympiodorus )于西元 6 世纪下半叶在亚历山大港创作的《对亚里士多德气象学的评注》(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Meteorologica)、希罗多德《历史》,后者被称为“出现最早的可靠的古代使用测深锤的描述”,内容同上,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 小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对亚里士多德气象学的评注》和希罗多德《历史》是仅有的两处提到使用铅锤采集海底样本的古代文学资料。

同时奥尔森引用了古代沉船遗址发掘出的测深铅锤实物,分析比较和总结了它们的年代、形制以及重量。奥尔森先生说,几乎所有古代测深锤都是用铅铸造的。但是据成说,西方古代连钱币都完全依赖手工捶打,直到16世纪前,欧洲人的钱币还是靠“纯手工”一枚一枚锤打出来的。显然西方环地中海文明圈不会更高效精确的范铸法。那么问,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货币都不懂使用范铸法的古代西方,是怎么发明了范铸法并用这种工艺铸造了测深铅锤的呢?竟然还从西元前6世纪就开始了?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问题。(相关文章见:《从锤打铸币方式看西方不曾有过青铜时代和帝国时代》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12373914304593)
另外,根据奥尔森先生在论文中引用的船体长度和测深锤重量的数据,笔者不禁要问:西元前500年到西元后700年1200年时间中,西方造船度量单位怎么正好能折合成整数的单位“米”的?铅锤的重量是怎么被造得正好能折合成整数或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的(特例以及可能的磨损除外)公斤的?根据公制历史,直到1795年法国才率先使用“米”作为长度单位,“克”作为质量单。直到1875年才有十七个国家签署了公制公约(Convention du Mètre),依照此公约,正式推行统一的度量衡系统。笔者可否据此判断,这些沉船船骸和测深铅锤存在1795年之后伪造的嫌疑?


陈晓珊博士引用上述两家的观点看上去论据详实,理由充分。但事实上,这两篇论文的论据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以上,都是伪史,没错,假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两河文明。环地中海文明圈,是杜撰出来的伪概念!正如@生民无疆 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的环地中海文明本身就是子虚乌有,又如何能够孕育出古代西方这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科技,旁知哲学的无所不懂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似的神人和他们的著作?@生民无疆 先生的民科之问,主流学者避之不及,一个正面的回答都没有!诸玄识在《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中如是说“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前辈”(中古)基本上都是较原始、很粗糙的社会形态——无文字,多方言,前民族,众部落。”诸玄识和董并生在其合著的《欧洲版“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现行“世界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翻版》中指出“近代以前的欧洲,既没有历史观念,也没有历史学的概念。现行欧洲版的“世界历史”为中国历史纪年体系的翻版与拉伸。因其并无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因而我们称之为“世界伪史”。”@老周来了 (哔哩哔哩:沧浪一壶周楚山)结合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里距法、信息溯源法、对音法对古代西域历史地理进行了精细化梳理和研究,还原了真正的西域史,有力破伪了帕提亚文明,破伪了塞琉古、伪古罗马文明,破伪了希腊化、伪巴克特里亚、萨珊伪泰西封,证明了被严重低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真正的第一次大航海时代范围及线路,破伪了海洋文明,破伪了阿拉伯伪倭马亚(当时只有大食没有阿拉伯),用里距法分析《经行记》之摩邻坐标,破伪了古埃及。程碧波教授的《从旧地图与荷马史诗研究尼罗河出海口与两河流域演化(9.0版)》根据埃及旧地图展示的尼罗河三角洲变化,推断出亚历山大港为沉积区,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历史不超过距今600年,由此可以推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其它相关人文古迹历史不超过距今700年。根据两河流域旧地图,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到波斯湾西南陆地的历史远在距今865年之后,由此推及记述两河流经西南陆地各地址的楔形文字及泥板书等文献应断代为远在距今865年之后,这些研究成果实质性否定和推翻了古埃及文明。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从各个领域对西方伪史发起了全方位的质疑!由此可见,陈晓珊博士在其著作中把看上去毫不起眼却又对航海无比重要的测深锤判定为西方传入中国是非常草率的。
结语: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在阅读陈晓珊博士引用的论文时,我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人家的学者都是拼了命地把中国的发明证明成自己的,而我们的学者却在拼了命地证明祖宗的东西是别人的。中国的砖家和学者,如果不是研究能力出了问题,那就一定是屁股出了问题。正如学者诸玄识、董并生在他们联名发表的论文《作为西方中心论之根基的世界伪史——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中写到“遗憾的是,近来许多具有批评精神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的回音;却总是令其大失所望——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比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世界,顽强坚持西方中心论世界伪史体系的正是中国学术界。”
一颗小小的不起眼的测深铅锤,对于我们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仅仅作为一个辅助航海的工具,从西方有目的地在杜撰的文献中特意提到它,在至少是年代造假的沉船考古中发掘到它都证明西方航海史的虚假性。如果测深锤真的是西方发明,并且传入中国,那么为什么要反复在伪史文献中被蓄意提及?为什么要在海洋考古中高调展示至少是年代和出处都来历不明的文物?除了想用实物坐实伪史文献,造成考古实物与史料交叉印证的假象之外,我想不出任何其它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的砖家们为什么拼命要把发明权轻易拱手让人的原因!
写在最后
潜水者在尼罗河口进行水下考古,据说这是西方古代文献中有关于这两座城市的记录,1000多年前被大水淹没,随后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直到1996年才被发现。对比最后一张南宋1号沉船图,你信吗?







最后一张,“南海1号”沉船在水下的原貌,距今8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