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斯大林模式与工业化

本文简短探讨个人对斯大林模式的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苏共十五大“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斯大林于1931年2月4日在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从上述讲话与文件中，我们不能看出其中蕴藏着的战备与国家安全色彩。但在有关斯大林模式的论述开始之前，我们先得回到苏俄内战，看到内战对苏维埃国家的巨大破坏。
内战与破坏
 1914-1922年的战争与内乱极大地破坏了俄国自1861-1917的工业化成果。沙俄崩溃更加放大了一战的破坏。到内战结束之时，俄国已经倒退回了一个农业国，下面是几段资料：
“到内战结束时，苏俄已是筋疲力竭、奄奄一息。1920年和1921年连续两年的干旱和1921年出现的可怕饥荒更是雪上加霜，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过后的几年内，流行病、饥荒、战乱、屠戮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更是夺走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梁赞诺夫斯基《俄国史》
“战时共产主义也许挽救了内战中的苏维埃政权，但同时又极大地摧毁了国民经济。私人产业和贸易纷纷受到严格限制，而国家又无力提供足够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国民经济因而进入停滞状态。据估计，1921年全国矿上和工厂的产量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的水平，一些重要工业和生活产品的生产能力萎缩的更为惊人，当时棉花的产量只有战前的5%，而钢铁产量更是跌到战前的2%。作为对余粮征收制度的一种回应，不满的农民甚至拒绝耕作。到1921年，可耕作的土地面积只达到战前平均水平的62%，而收成更是只达到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三千五百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两千四百万头。俄国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从1914年的2：1暴跌到1920年的1200:1”——《俄国史》

 “俄国国内战争是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进行的。国内战争的后果在很多年内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遭到破坏。武装干涉所带来的损失高达500亿金卢布。工业生产水平缩减到俄国革命前的20%-40%，而农业生产则减少了50%”。——《俄国军事战略史》

 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

  有诸多观点喜欢将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模式相对立，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然而，二者的联系却是极为紧密的。

  1922年内战结束，内战与内战时实施特殊政策在国内导致的普遍的经济萧条与社会动荡，还有政治上的不满。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喀琅史塔得的水兵二度暴动，尽管最后被军队镇压，不过这也代表国家亟待恢复。

  所以在1922年的光景下，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即在于恢复战争创伤，保障国内社会的恢复。而在斯大林模式实行的光景下，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恢复为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必要的资本。

对斯大林模式各项内容的评价

  这里先阐明斯大林模式实施的国际政治背景，就在斯大林于1931年2月4日在代表会上发言的七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旋即开展对东北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意图将东北打造成可进可退的工业堡垒。由此，日苏开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此处仅举例日本作为一个案例来佐证斯大林时代一个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苏联在多条战线上面临着不止一个威胁。所以，正如卡莱斯·鲍什所评价的：“两个因素迫使政治精英推行工业化，首先是赶超更发达的经济体的自然诉求；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安全考虑，加紧实现现代化，避免邻国积聚更多资源，争取本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优势”。所以，在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技术人力资源，而是时间。核心议题则是安全形势。如果时间充裕，工业化的主要面就不会单一的聚焦为重工——军工，对农业资源的榨取也不会那么急切。简言之，猛药见效快，但副作用大。

下面探讨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历来保守争议。被认为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也有人认为该制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造了原版的传统俄国农业经济。但农业集体化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在对农业资源的榨取上的，从集体农庄的诸多条款中我们可以看出。限制农民对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有，寻求对农业资源的集中使用以充实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粮食被用作出口以赚取外汇，利用剪刀差使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尽管工业化时期的农业依然有着很大增长，但已是表面数据，这种增长的成果被用于工业化。
西方技术援助对苏联工业化的扶持同样至关重要，来自美国的设备、技术和专家技工们为苏联贡献了第一批工业化的血液。因此这段时间内的苏联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封闭，它延续了自俄罗斯时代的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当然，这种关系被严格限制在国家手中。
随着《外宾商店》一书的出版，在此特地加入本段。苏联官方对外汇与货币的僵硬政策本意在保有国家队货币与外汇的的垄断性控制，这明显是个政治性的追求，也损害了外宾商店所原有的对外经济性，转而谋求对内积聚资源，进而走上了一条与农业集体化相同的道路——汲取内部资源以充实工业化。
“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其中机械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九倍，比1928年增加三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六倍，农业机械数量增加四倍半。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能在本国制造”。“1940年全国生产了一千八百万吨钢、一千四百九十万吨生铁和三千一百一十万吨石油”。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六倍多，生产资料增长十二倍多。在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整个工业年均增长13%，而国防工业产量年均增长达到了39%”。“1939年的整个工业产量增长了16%，而国防工业产量增长了46.5%”。
——《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到1941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二十九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四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 ”。——《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结语
本文的主要灵感来源于《二战大牌局》，其也为本文提供了主要资料。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整理、归纳本人在现阶段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与看法。
有关新经济政策与斯大林模式的对立，我认为不能受意识形态之争的影响。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增长的吹捧与贬低都是不可取的，新经济政策的确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但当时的苏联已经倒退回一个农业国，因此它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够硬，不能保障国家的高度安全，这也引出了斯大林模式的迫切需求：国家安全与战备。
所以当斯大林讲话的那个日子里，苏联的安全状况十分不佳，网络上的流俗之见喜欢倒比历史，喜欢将1941苏德开战倒溯以证明斯大林的才能，这是缺乏基础认识的表现，尽管斯大林认识到二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但他不可能完全准确，所以他才说“五至十年”。而现今的安全状况却从短期上催促着工业化的开展。
《外宾商店》一书为我们揭示了苏联官方在经济领域同样高度保守，以政治性目的而非经济性目的制定经济政策，其结果就是加重了对内部资源的吸取，增加内部负担工业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