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谭嗣同慷慨就义，留下那句至理名言

一百多年前的世纪之交，1898年光绪帝受到马列经典和梁启超、康有为的影响，开展维新运动，推广西方先进科学文化，还设想了全国范围内倡导温和节育普及基础教育这些超前理念。

然而1898年的维新运动只持续了103天，光绪帝就被慈禧太后软禁，并将六名改革者残忍杀害，这标志着维新变法的失败。

近几年最火的当然是谭嗣同莫属，他原本有着极好的背景，他的父亲谭继洵曾担任甘肃道台、湖北巡抚，人脉和经济资源国内数一数二，只要不作死无论经商做官三代大富大贵并非难事，甩ZYN不知道多少条街，更是当今被迫躺平者所能比拟的。

然而，本可以儿孙满堂享大富大贵的他为了点燃中国的希望之火，他选择了慷慨赴死。

谭嗣同不仅家境好而且自小聪明异常，“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

在北京读书时，与二哥嗣襄共同师从毕纯斋，读些封建的启蒙书籍，如《三字经》、《五字鉴》、《四书》等，一直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直到北京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带走了他的亲人。

谭嗣同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但亲人的离去却是他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痛。

母亲的早亡使谭嗣同在小小年纪里就过早地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徐五缘去世后，陆氏由父妾扶正，而谭嗣同又性情倔强，所以终不得庶母欢心。

谭继洵又宠幸陆氏，谭嗣同不得父亲的欢心。在庶母的和父亲的歧视下,谭嗣同过着物质条件优越但毫无温暧的家庭生活。

后来他在思考家庭和生育问题的《仁学》中愤然说道：

“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因“遭纲伦之厄”,而多次遭到濒于死的威胁。由此可见，父母的冷落给予他的精神上的折磨是惨重的。这种痛苦遭遇是他开始对封建道德开始了怀疑和思考。后来他又随时看到、听到当时“名教”、“伦常”种种罪恶，就更清楚地认识到封建礼教压迫婚育的残酷性。

他在后来接触先秦诸子学说时，深深地被墨子“摩顶放踵”的精神所吸引。在《仁学》里，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进而“益轻其生命”。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是长沙市望城县李黄贤的女儿，她从小学习经书，通读列传，文化胆识比平时的女性要高。她是谭嗣同的妻子，更是谭嗣同的知己。兴趣相投，有共同的语言，婚后虽然没有生育，但生活依旧很美好。

这样的生活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打破了，谭嗣同的妻子李闰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她觉得这次真的要和爱人阴阳两隔了，所以在谭嗣同临死前去监狱找他。李闰看到丈夫受到不正当的折磨，泪流满面，她向谭嗣同坦白自己没能给他生一儿半女，这是她一生的遗憾。

谭嗣同笑着安慰妻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朽的世界里，他还不如不来，否则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奴隶了。”谭嗣同的话让他的妻子吃了一惊，随后她想通了，她为有这样一个英勇的丈夫而自豪。

在变法失败之时，谭嗣同致夫人李闰一封绝笔书。将自己和妻子比作是在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中“生生世世，同住莲花”的迦陵毗迦同命鸟。这一世，他欠她太多，他只能以“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的佛教精神让妻子不要为没有孩子而伤心，应该用余生去拯救底层苦命人。

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就被官兵带到了刑场。面对即将杀了他的刽子手，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更不用说低头求饶了。李闰虽然心里悲伤的想随丈夫一起去，但觉得丈夫的遗志还没有完成，便放弃了殉死的想法，转而继承谭嗣同的遗志和先进理念，像张贵梅那样用余生为女性普及基础教育，倡导节育，真正开始用教育斩断贫穷减少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