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21 《史通》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21、《史通》

  唐朝法家、史学家刘知几著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写成于公元七一一年[1]。刘知几曾几次参加官修史书，他反对以儒家思想作为编书的指导原则，并提出自己的进步的史学主张，结果“大为史官所嫉”，他的主张得不到采用，于是愤而著作《史通》，“讥评古今”。他对以前史书的是非标准、材料取捨、体例结构、语言文字作了系统的批判，尖锐抨击了儒家在史学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对先秦以来的史学做了一个总结。

  《史通》猛烈抨击孔孟。它在《惑经》篇中通过评论《春秋》，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孟，它说《春秋》这部书“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它揭露“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认为孔丘隐瞒了事实真相，违反了“善恶必书，是为实录”这个编写历史著作的原则。它指出孟轲所谓“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是毫无根据的。它揭露说鲁国“弑其君者有七”，而《春秋》不敢记载，孟轲的说法“乃乌有之谈”。它痛斥后来的史学家吹捧《春秋》完全是“虚义”，是“儒教传授”，“谈过其实”。它针对汉朝儒家班固“仲尼歿而微言绝”，孔丘死后就再也没有至理名言的胡说，辛辣地讽刺说“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耶？”

  《史通》反对美化古代。它在《疑古》篇中根据历史资料揭露尧、舜、文、武、周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圣人”。它说尧统治的时候，“善恶无分，贤愚共贯”，是一批“群小在位”。它指出尧舜禅让的美谈也是吹出来的，实际上舜就像后代的“奸雄”，“篡夺”了尧的王位。它还反对抬高周文王、周武王而把殷纣王说得一无是处，认为这是“厚诬”，是“欲加之罪，能无辞乎？”它说周公的道德“薄矣”，把周朝说得怎样了不起，“不亦虚为其说乎？”它的结论是“远古之书，其妄甚矣”。认为儒家吹捧的“三代”历史，都是虚妄的。这对于儒家“法先王”的反动理论是沉重的打击。

  《史通》推崇历史上的法家。它在《模拟》篇中反对修史模仿古代，赞扬韩非提出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它称那些死守“先王之道”的人就如韩非所说的守株待兔的宋人。在《隋书》篇中它称赞西汉法家贾谊、晁错，认为“贾谊上书，晁错对策，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它尤其推崇东汉法家王充，在《自叙》篇中，它说王充写《论衡》是因为一批“流俗鄙夫”对“儒家之书”大肆吹捧，“自相欺惑”。它高度评价王充在《问孔》篇中对孔丘的《论语》“多见指摘”，惋惜其没有批判《春秋》。它说自己写《惑经》就是《问孔》篇的补充。

  《史通》提出“直书为贵”等编写史书的原则。它在《直书》篇中主张一部好的历史书应该“彰善辨恶”，“不掩恶，不虚美”，做到“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在《曲笔》篇中反对“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甚至“饰非文过”，认为这样做“乃作者之丑行也”。这些都是和孔丘的修史原则相对立的。在《采撰》篇中提出采用的史料应当可靠，“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失实”。在《因习》、《言语》、《浮词》、《叙事》等篇中提出叙事要简明，语言要用当时的口语。它批判有些历史书“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其语言，这是“刻船以求剑也”。

  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他以法家的观点改革史学，这就必然会遭到儒家之徒的攻击，唐末宰相柳爍指责《史通》“讥驳经史过当”，清朝的儒家纪盷竟然以“是非谬于圣人”对《史通》大加删削，然而这是枉费心机的。《史通》从政治上、哲学上批判了儒家的反动思想，反映了史学领域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刘知几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历史，他的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同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一样，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第一，“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2]因此，刘知几的批儒也就不可能彻底。如他在《史通》中说：“人禀五常”，“贤者当以仁恕为先，礼让居本”，宣扬三纲五常的教条；又说编写史书是“功也名也”，是“图不朽之事也”，鼓吹追求个人的功名。《史通》分内篇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共四十九篇。

注：

[1] 中宗景龙四年。

[2] 《列宁选集》第二卷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