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下期）

（十一）军政府时期智利的汽车运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私人汽车数量增加，航空和铁路运输业也有所发展。因交通事业的发展，智利的旅游业开始逐步兴盛。为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军政府在智利国内各地新建多处博物馆，诸如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智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智利军事历史博物馆等一些相对较为古老的博物馆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翻修。智利军政府在经济方面基本上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这使得智利成为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中首批摆脱危机、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之一。1976年—1981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以上，1983年—1988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4%，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92%。1973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为168.4亿美元，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28名。到了1990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为331.1亿美元，在世界184个国家中排名第51。按照约翰·L·雷克特著作《智利史》所述：从1977年开始智利经济开始起飞，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失业率下降，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实现迅速发展和现代化，建筑业得到发展。首都圣地亚哥面貌大有改观，居住区高层公寓楼林立，首都郊区向安第斯山扩展。1975年至1981年智利全国汽车拥有量增加一倍，1989年智利国内出口总值达81亿美元，1990年智利人均寿命达71岁，城市饮用水覆盖率达98%。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率先开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私有化、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多项改革举措，开始施行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发展策略转变的经济改革，是拉美国家之中最早实施这类改革政策的国家。虽然智利也未能防止广泛爆发在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初在拉美大规模呈现的经济消退景象，但智利于1984年却率先恢复经济增长。1981年—1989年智利经济累积增长27.5%，比同期整个拉美地域经济平均累积增长11.7%高出1.35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智利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最稳定、最繁荣、最富裕的国家，这一社会经济现象被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誉为“智利经济奇迹”。1979年1月军政府颁布新的劳工政策，规定只允许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要求工会完全脱离政治，劳工合同谈判只能在本企业内进行。雇主可以自由任用或解雇工人，政府有权用强制仲裁解决劳资纠纷，企业主在工人罢工超过60天的情况下有权雇人顶替罢工工人。撤销劳工法院，解散一批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规定给连续劳动12小时或超过12小时的工人支付加班费。1983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当年的22%，而实际工资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40%。之后军政府实施“最低报酬就业计划”，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智利国内就业情况随之出现较大改善。1990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降至7.8%，物资短缺现象也得到有效缓解。

（十二）皮诺切特政府减少公共住房的提供，将住房市场由私营企业来主导。1979年政府为城市贫民提供住房补贴，政府给予贫困家庭明确的补贴，最多可以补贴住房成本的75％。贫民需支付剩余金额，剩余金额一部分来源于储蓄，一部分可以通过签订一个抵押贷款合同，以指数货币单位来表示，逐渐还清这部分金额。1979年政府出台《国家城市发展政策》，放松政府对城市土地的管制，允许城市往追求利润的方向扩张。政府试图通过该政策促进私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在该政策下国家开始向私人资本出售城市土地储备，允许将农业用地转为商品住宅用地，有利于住房供给。皮诺切特政府在为贫民提供住房补贴的同时，也对贫民窟进行治理，政府禁止贫民占领土地。对于现存贫民窟，按照土地价值分为两种，分别实施“改善计划”和“清剿方案”。政府对占用低价值土地的贫民窟将予以升级，这些贫民窟居民被赋予合法所有权，当局为这些贫民窟家庭提供6平方米的厨房和浴室。1973年皮诺切特政府开始授予贫民住房所有权和贫民窟居民土地所有权，1974年智利通过第519号法令，即“紧急情况处置”法令，制定贫民窟清剿指南，由市政当局来实施。政府要释放那些价值较高的被占土地，建立在这种土地上的贫民窟将被拆除，其居民被安置在其他地方，通常是城市外围区域。1984年政府出台第62号法令，该法涉及为城市贫民这一“边缘”群体提供住房补贴，更新低收入群体住房政策，确立双层补贴系统。这项住房政策得到世界银行的资助，当年世界银行为智利提供8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帮助住房与城市事务部的政策更新，这笔贷款旨在帮助贫民获得住房。1984年的住房立法规定每年住房与城市事务部从私营部门承包一定数量的住房，这些住房单位将受到严格的成本限制，建好的住房将根据公开和固定的条例进行分配。满足一定条件者可进入分配候选名单，这些条件包括贫民必须提供一定的储蓄，并接受“社会援助委员会调查卡片”的访谈调查。“社会援助委员会调查卡片”调查将根据收入和当前生活条件给不同的贫困家庭记分，那些得分最高也符合储蓄要求的贫民将被选中分配住房。国家将提供高达房屋价值75%的补贴，其余部分由固定利率的国家抵押贷款提供，这项贷款的按揭还款额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20%。除此之外政府还对有购房需求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另外补贴，规定他们只需要出具在银行的储蓄合同就可以获得补贴证书。但这类补贴金额有限，中等收入群体不能获得国家承包的低成本住房，需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住房。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1980年11月颁布第3500号法令，设计出一种新的养老金制度，规定将养老金私营化管理，个人养老金资本化。设立个人账户，强调劳动者自我积累、自我保障原则，同时实行养老金最低保险制度。新的养老金制定自1981年5月起正式实施，皮诺切特主导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所缔造的“智利模板”对当时很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设计产生深远影响，曾被包括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墨西哥、哈萨克斯坦等33个国家仿效，其中9个国家几乎照搬智利的养老金体系。

（十三）军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确立一种由私人机构管理的医疗保障制度。1979年政府建立全国公共医疗体制，1981年成立保障私人健康的医疗保障机构，向许多人提供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1975年智利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中第6条规定公开冒犯、侮辱智利共和国国旗、智利共和国国徽及智利共和国国名等国家象征者将会被判处危害公共秩序罪，皮诺切特执政初期军政府派军队代表进驻学校和教育机构，严格限制教师和学生的活动，监视学校各方面工作，更换智利国内各级学校的大部分校长。军政府规定军队代表有权监督学校的教材、教学大纲和教授内容，掌握教师和校长的任免权及任期。皮诺切特地位稳固后开始在教育方面进行改革，旨在使教育面向实际，面向自由市场经济。1974年军政府成立“教育工作者商会议”，以此作为完善教育的基本机构。1979年军政府提出要在智利实现劳工、福利、教育、卫生、司法、农业和行政管理等7个部门的现代化，并把教育现代化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同时允许部分流亡的学者和教授回国。1980年军政府颁布“补贴法”，规定给私立学校提供资助。决定将教育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下放，发挥地方开办教育的积极性。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增加教育经费等。政府同时特别提出鼓励私人办学，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同年政府成立扫盲专门机构——全国协调委员会，负责领导和实施教育部制定的扫盲计划。1980年—1984年智利开展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40万人，在全国13个大区中有6个大区的文盲率已降至5%，提前达到扫盲计划的目标。1981年，军政府颁布《新大学法》，规定为贫困学生设立奖学金，推动高校开展科学研究。1984年军政府开始实施成人基础教育计划，以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底层的民众获得道德、文化、职业方面的基础教育。军政府时期智利国内出现大量的私立中等学校和私立高等院校，其中包括35所私立大学和57所私立专业学院，一些新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成立。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加强智利军队建设，不断扩充兵源，更新武器装备，提高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派出军队严厉打击贩毒集团，消除国内毒品贸易。1974年军政府将国民警卫队和调查警察两大警察机构（前者为武装警察，后者为民事警察）划归为国防部管辖，1978年军政府颁布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45岁的男性公民必须服兵役，女性公民在和平时期自愿服兵役，战争时期必须服兵役。1979年军政府正式成立国民警卫队基础训练中心，负责培训武装警察，同年6月军政府组建归属国民警卫队管辖的特警部队——警方特别行动小组。军政府重视发展军火工业，在向国外购买先进装备的同时发展智利本国的国防工业。

（十四）20世纪80年代后智利陆军军工军械总厂与外国军工企业进行合作，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除制造轻武器和弹药外陆军军工军械总厂还拥有生产坦克、火炮、机枪、地雷、深水水雷、航空炸弹、迫击炮炮弹、多管火箭炮、集束炸弹、防爆器材、催泪弹等武器装备的能力。1984年军政府在正式成立智利国家航空航天公司，该机构总部位于首都圣地亚哥，隶属于智利空军管辖，负责对飞机系统进行现代化改装，生产雷达干扰系统、电子情报系统、警报系统、航空通信器材、电子战设备和飞机零件等。智利陆海空三军总兵力由1973年的6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10.1万人，其中陆军增加2.5万人，海军1.1万人，空军增加0.5万人。1973年—1989年陆军购买100辆坦克、150余辆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海军购买4艘潜艇、4艘驱逐舰、4艘导弹巡洋舰、4艘导弹护卫舰以及几十艘小型舰艇，空军购买70余架作战飞机、90架直升机和运输机。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军队为格林纳达总理埃里克·马修·盖里控制下的格林纳达警察和准军事组织“猫鼬帮”提供武器援助和“反叛乱”培训，1995年皮诺切特领导下的智利陆军在塞内帕战争期间为厄瓜多尔军队提供大批武器支援，包括步枪、弹药、夜视镜、手雷和地雷等，以帮助厄瓜多尔军队对抗秘鲁军队。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宣布智利恢复同西方世界的“传统联系”，实行“拉美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公开宣称智利属于第三世界，是不结盟国家。军政府掌权后智利立即中断与古巴的外交关系，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等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止同智利的外交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中断同智利的外交关系，但南斯拉夫同智利的关系从大使级降为领事级。阿尔巴尼亚虽未断交，但却撤走外交人员并将使馆关），阿尔及利亚（1973年）、墨西哥（1974年）、伊朗（1980年）和尼加拉瓜（1985年）等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也中止同智利的外交关系，或关闭在智利的使馆。国际社会普遍对智利政变反映强烈，部分国家对智利实行外交降格，即调回大使保留代办级关系。更多的国家对政变进行谴责，但大多数国家仍与军政府保持原有关系。至1973年10月上旬与智利建有外交关系的80个国家中有38个表示承认智利军政府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与军政府断交的有11个国家，其他国家则未表态。皮诺切特执政期间重视发展智利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智利支持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右翼军政府。1975年11月25日智利同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等国正式签署有关“情报和行动合作”的协议，之后共同制定“秃鹰计划”（神鹰行动），旨在打击缔约国中的反政府激进分子、游击队及其同情者。

（十五）在军政府时期智利同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等国的外交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多米尼加副总统卡洛斯·拉斐尔·戈伊科·莫拉莱斯、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胡利奥·隆多尼奥·帕德雷斯等政要亲自会见皮诺切特总统或到访智利。1974年3月15日皮诺切特访问巴西并在巴西利亚参加巴西总统埃内斯托·盖泽尔的就职仪式，5月皮诺切特访问巴拉圭，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同巴拉圭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举行会晤。6月18日皮诺切特访问阿根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9月巴拉圭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会晤到访的斯特罗斯纳总统，两人共同出席智利国庆日“独立日”的阅兵式活动。1975年4月皮诺切特再次访问阿根廷，会晤阿根廷总统伊莎贝尔·庇隆。9月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会见到访智利的乌拉圭总统胡安·马里亚·博达贝里，两国元首举行一系列会谈并签署贸易一体化协定。1976年4月21日皮诺切特访问乌拉圭，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再次会晤乌拉圭总统博达贝里。1980年10月12日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与来访的菲格雷多总统举行会晤。1983年11月皮诺切特同乌拉圭总统格雷戈里奥·康拉多·阿尔瓦雷斯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会晤，1988年皮诺切特秘密访问玻利维亚，在拉巴斯和科恰班巴两地两次同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举行会晤。智利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同秘鲁的外交关系较为紧张，两国军队一度在国境线附近对峙。秘鲁国内曾流传秘鲁军队通过武力手段收复塔拉帕卡大区的传言，1973年—1975年秘鲁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多次下令在位于秘智边境的秘鲁城市塔克纳进行军事动员，并举行阅兵仪式。而此前秘鲁政府曾进行大规模的军购，从苏联购置16亿美元的坦克、飞机和导弹等军事装备（其中坦克数量达600辆），并试图借助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扩大海军规模。这导致皮诺切特和智利军队开始认真地推测秘鲁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在边境进行军事动员。1974年11月8日秘鲁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和智利陆军总参谋长埃克托尔·布拉沃·穆尼奥斯双方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在智利国内举行会晤，同年12月秘鲁总统贝拉斯科邀请皮诺切特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出席阿亚库乔战役150周年纪念活动，但因秘鲁方面邀请对智利军政府不友好的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阿·加西亚出席活动而遭到皮诺切特的拒绝，皮诺切特最终派外交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代替自己出席活动。1976年8月30日皮诺切特乘坐海军军舰“埃斯梅拉达”号前往秘鲁卡亚俄港，在船上通过无线电的形式同秘鲁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进行交流对话，秘鲁总统莫拉莱斯在交谈中承诺不会对智利发动军事进攻。

（十六）1977年3月26日智利空军的霍克猎人喷气式战斗机飞入秘鲁领空进行侦查，此后至1979年智利同秘鲁两国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皮诺切特执政前期曾多次提出想以国家元首身份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的要求，均遭到时任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将军的拒绝。1975年皮诺切特几次派遣特使访问厄瓜多尔，试图邀请厄瓜多尔加入秃鹰计划，但均遭到厄瓜多尔政府的拒绝。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厄瓜多尔政府时常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并拒绝将他们引渡给智利军政府当局。1975年8月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由陆军将领劳尔·冈萨雷斯·阿尔韦亚尔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冈萨雷斯在政变失败后流亡智利，事后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拉腊宣称“军事政变得到皮诺切特的支持”。1976年10月30日智利退出安第斯集团，1980年8月12日皮诺切特派外交部长雷内·罗哈斯·加尔达梅斯前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代表智利政府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1980年），参与发起成立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1981年2月智利同巴西、阿根廷和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撮合下组成四国委员会，参与调节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间的边境武装冲突。1989年12月美国军队发动“正义事业行动”（巴拿马战争），武装入侵巴拿马，皮诺切特政府在外交场合公开谴责美国政府，并要求美军撤出巴拿马。1974年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向皮诺切特提出归还原属玻利维亚出海口的要求（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地区，南美太平洋战争后玻利维亚被迫将其割让给智利），鉴于智利在军事政变后一度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的外交状况，皮诺切特称对于玻利维亚的要求表示理解，表示愿意通过协商解决。同年12月9日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发表《阿亚库乔宣言》，正式承认出海口对玻利维亚的重要性。1975年2月8日皮诺切特与班塞尔在玻利维亚的查拉纳进行会晤，同意就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举行谈判，并恢复智玻两国中断多年的外交关系。1975年8月—1977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三国就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三国先后就解决玻利维亚出海口问题提出自己的方案，但均因无法满足各方利益而作罢，出海口问题陷入僵局。1977年智利军政府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后皮诺切特抛弃之前提出的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并不再与玻利维亚就出海口问题进行谈判。1978年3月17日玻智两国断交，之后玻利维亚的历届政府都向皮诺切特军政府提出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要求智利归还原属玻利维亚的出海口。但皮诺切特始终不接受玻利维亚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并表示会坚决维护智利的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十七）1977年—1978年围绕皮克顿、努埃瓦和伦诺克斯三座岛屿的归属问题，智利与阿根廷在比格尔海峡的边境摩擦不断升级，两国一度到了战争边缘。1979年1月8日智利外交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和阿根廷外交部长卡洛斯·华盛顿·帕斯托尔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就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双方承诺不会使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1984年11月智利政府同阿根廷政府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比格尔海峡的边境争端问题得到解决，智利获得三座岛屿的主权，而阿根廷在岛屿附近的水域享有永久自由航行权和捕鱼权。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美国立即向智利提供24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购买小麦，同时支付2800万美元用于购买玉米。在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和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1977年前）智利军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74年美国向智利提供25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政府根据“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拨给拉美的粮食，有一半给智利军政府。1976年9月21日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马科斯·奥兰多·勒特里尔及其美国籍女秘书罗妮·墨菲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驾车时被炸身亡，勒特里尔是皮诺切特政权的反对者，此前正游说美国政府及国会两院停止对皮诺切特政府的资助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事件发生后其幕后真凶指向情报机构智利国家情报局。美国政府向智利军政府提出引渡相关涉案人员到美国受审的要求，但遭到皮诺切特的拒绝，智美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詹姆斯·厄尔·卡特出任美国总统期间（1977年—1981年）美国在外交上转向强调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捍卫人权，公开支持拉美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的政治民主化浪潮，智美两国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军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对智利的军事援助，实行武器禁运并撤回陆海空三军使团，智美关系陷入低谷。1981年1月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智利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得到改善，美国政府改变立场，不再以侵犯人权为由反对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等国家提供援助，同时重新提供军火物资援助。1985年1月里根开始第二届美国总统任期时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向智利施加压力，逐步停止军援，减少财政支持，多次指责皮诺切特及其军政府，原本已有所改善的智美关系再次逐渐陷入低谷。当年12月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埃拉姆斯公开表示自己支持智利国内11个反对党签署的全国协议，称美国政府希望皮诺切特下台，由一个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刚上任不久的美国驻智利大使小哈里·乔治·巴恩斯亦放弃对智利军政府的支持，并加强同智利国内反对派之间的接触和联系。

（十八）1986年3月联合国人权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理查德·希夫特在会上指名批评智利军政府，反对军人破坏人权的做法，提出一项呼吁智利军政府结束“一切形式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决议草案。在皮诺切特执政后期智美两国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1976年6月7日—9日美国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访问智利，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同来访的基辛格国务卿举行会晤，并就智美两国关系展开深入交谈。1977年9月6日—9日皮诺切特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署仪式，并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詹姆斯·厄尔·卡特举行会晤。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在不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对军事政变加以谴责，尽管军政府在掌权后改善智利同西欧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军政府时期智利同欧洲国家间的官方来往较少，关系总体冷淡，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时常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部分西欧国家在外交场合公开指责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在1983年9月智利军政府举行纪念政变10周年大会时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等10个欧洲国家甚至公开表示拒绝派使节出席大会。1975年11月20日—23日皮诺切特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逝世的葬礼。皮诺切特本打算参加在27日举行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加冕典礼，但时任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向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施加压力，表示皮诺切特若出席加冕典礼自己将不再出席，部分欧洲国家支持法国的立场。在德斯坦的压力下胡安·卡洛斯一世拒绝皮诺切特参加自己的加冕典礼，并要求皮诺切特在典礼前离开西班牙，皮诺切特只得在24日乘专机返回智利。1987年4月1日—6日梵蒂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智利，与皮诺切特总统在圣地亚哥举行会晤。1979年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后英国解除此前对智利的武器禁运，智利同英国的关系自军政府掌权后首次得到根本性改善（1973年政变后英智两国关系冷淡），其后皮诺切特为智利军队在1980年—1982年从英国进口2100万英镑的武器装备，并派空军总司令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访问英国，这也使得智利在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成为拉美国家中少数支持英国的国家。英智两国在战争期间进行秘密合作，智利向英国军队提供阿根廷军队的信息情报。

（十九）军政府时期智利虽然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加、澳、新三国政府多次在外交场合公开指责批评皮诺切特领导的军政府，并为智利国内的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20世纪70年代中期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始关注亚洲市场，提出“立足拉美，面向亚太”的外交方针。1980年智利提出“向太平洋开放”的新方针，智利重视发展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1974年3月智利恢复同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外交关系，1978年智利同日本签署技术合作协定，同年智利同缅甸建交。1979年5月22日智利同马来西亚建立外交关系，7月25日智利同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1980年12月智利同新加坡签署航空服务协议。1981年7月智利和泰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1982年智利同塞浦路斯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智利同印度尼西亚签署商业谅解备忘录和技术合作协定，同年3月1日智利同马尔代夫建交。1975年智利同肯尼亚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智利同南非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同年智利同塞舌尔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智利同埃及签署双边商务协议，同年智利驻摩洛哥大使馆正式开馆。1981年3月—4月智利先后同扎伊尔和赤道几内亚签署文化协定，1982年智利同埃及签署科技合作协议，1988年智利同埃及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同年9月30日智利同毛里求斯建立外交关系。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同以色列保持着友好且密切的关系，双方在农业灌溉技术、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合作频繁。以色列在美国对智利实行武器禁运后成为智利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国，智利军方加强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各领域交流合作，多次从以色列进口军事装备，以色列国防军亦参与对智利军队的培训工作。1983年11月智利外交部长米格尔·施韦泽·瓦尔特斯访问以色列，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同以色列签署《航空服务协定》、《林业合作与技术援助协议》、《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旅游合作协定》等多项合作协议。军政府时期智利再同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加强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智利同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签署经济方面的合作协议，从阿拉伯世界中的产油国吸取外资。1976年2月23日智利同阿曼建交，1978年6月23日智利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1979年11月智利同约旦签署航空运输协定，1981年3月智利同约旦签署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1982年6月9日智利同卡塔尔建立外交关系。军政府时期智利加强同韩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双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相互往来十分频繁。

（二十）1973年10月皮诺切特宣布智利恢复同韩国朴正熙政府的外交关系，1974年智利在韩国首都首尔重新开设大使馆，1975年5月智利政府派遣莱奥波尔多·丰泰内出任首任智利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军政府时期皮诺切特总统先后派遣海军总司令何塞·托里维奥·梅里诺上将（1974年9月）、经济部长巴勃罗·安东尼奥·巴劳纳·乌尔苏亚（1977年12月）、国防部长塞萨尔·劳尔·贝纳维德斯·埃斯科瓦尔中将（1979年10月）、国家资产部长雷内·佩里·费格斯特罗姆（1980年9月—10月）、国防部长卡洛斯·福雷斯蒂尔（1981年10月）、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巴勃罗·翁德里希·皮德里特上将（1981年10月）、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塞萨尔·门多萨上将（1982年9月）、空军总司令费尔南多·马太·奥维尔（1984年9月—10月）、国防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上将（1987年10月）和经济部长曼努埃尔·孔查·马丁内斯（1988年10月）等人代表总统或军政府访问韩国，皮诺切特也先后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和总统府拉莫内达宫接见韩国文化公报部长官尹胄荣（1974年7月31日）、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计划部部长徐锡俊（1981年5月）、保健社会部部长千命基（1981年5月）、韩国总理金相浃（1982年12月）、韩国外交部长李源京（1983年12月）、韩国陆军参谋总长郑镐溶上将（1984年5月）和韩国审计长黄永时（1988年7月）等多位到访的韩国军政高官，军政府时期智利同韩国签署《贸易协定》（1977年12月）、《航空协定》（1979年8月14日）、《经济技术合作协议》（1982年11月8日）和《文化协定》（1983年12月7日）等多个协议。1975年11月23日皮诺切特在西班牙参加佛朗哥葬礼期间会见一同参加葬礼的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1980年3月23日皮诺切特应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之邀，拟对菲律宾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国事访问，但当皮诺切特的专机在斐济的楠迪国际机场停靠加油时菲律宾政府突然以安全原因和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因故不在首都马尼拉为托词（亦有原因称菲律宾遭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拒绝皮诺切特的访问。斐济当地民众对皮诺切特的到来也表现的十分反感，苏瓦、楠迪等城市发生反对皮诺切特的游行示威，时任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在民众强烈的反对压力下只能拒绝皮诺切特出访斐济的要求（斐济是英联邦国家中少有的同皮诺切特政权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 ），皮诺切特只得半路返航，于3月24日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月25日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的迭戈·波塔莱斯大厦发表电视讲话称：“智利不能接受被人一巴掌打在脸上。”同时宣布中断同菲律宾外交关系。不久后皮诺切特将外交部长埃尔南·库维略斯·萨利亚托以及智利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多位官员撤职，还将前往圣地亚哥进行交涉的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爱德华多·罗穆亚尔德斯驱逐出境。1981年智利同菲律宾复交，同年8月菲律宾政府派鲁道夫·阿里萨拉出任菲律宾驻智利大使，他是菲律宾历史上首位常驻智利大使，智菲两国关系由此实现正常化，1987年智利同菲律宾签署文化合作条约。

拉美经济体系

（一）拉美经济体系简称LAES，是1974年7月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提出建立拉美经济合作和协调机构的设想。1975年3月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发表联合公报并致函拉美各国首脑，正式倡议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75年10月17日拉美23国政府代表签署《巴拿马协议》，宣告成立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根据于1976年6月7日正式生效的《巴拿马协议》，拉美经济体系的宗旨是促进地区性合作，支持地区一体化进程，推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调拉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共同立场和战略。拉美经济体系的行动准则是平等、主权、独立、团结，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各国政治和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差异。拉美经济体系的最高机构是拉丁美洲理事会。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政府任命一名全权代表组成。理事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确定拉美经济体系的总政策。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美经济体系的最高机构是拉丁美洲理事会，理事会由各成员国政府任命一名全权代表组成。理事会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确定拉美经济体系的总政策。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至1998年有成员国28个：阿根廷、巴巴多斯、巴哈马、巴拉圭、巴拿马、伯利兹、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古巴、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和智利，50多个拉美、欧洲和联合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为观察员。出版物是《拉美经济体系简讯》和《拉美经济体系动态》，均为西班牙文。这个地区性组织在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以及在维护拉美国家的合法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反对美国对拉美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和贸易封锁，并谴责美国旨在惩罚同古巴进行贸易、投资的国家和企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宗旨是本着平等、主权、独立、团结、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原则促进拉美地区合作，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制定和执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项目。协调拉美各国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场与战略，切实维护拉美国家的合法权益，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二）总部是常设秘书处，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拉丁美洲理事会是最高机构，由各成员国政府任命一名全权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例会，确定拉美经济体系的总政策。如理事会作出决定或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成员国提出要求，可举行部长级或非部长级特别会议。理事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报告员一人（共同组成主席团），由各国代表轮流担任。行动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合作机构，每个委员会至少由三个成员国组成，其它成员国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任务是就一些专门问题制定共同纲领和计划，并协调行动，任务完成后委员会可解散或转变成常设机构。常设秘书处是执行机构，常任秘书由拉丁美洲理事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在维护拉美国家合法权益方面，1976年理事会第一次特别会议协调拉美国家出席77国集团会议的立场。反对美外贸法的限制和歧视性条款，要求各国对该法在拉美产生的消极后果采取共同行动、互相声援。1977年理事会第三次例会声援危地马拉反对美阻挠其发展本国商船队，1978年第四次例会通过声援玻利维亚反对美抛售战略储备锡的决议。1978年第四次例会通过声援玻利维亚反对美抛售战略储备锡的决议，1982年因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成立援阿行动委员会并通过决议给阿以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对欧共同体对阿的经济制裁表示遗憾。同年该组织第八次例会通过《拉美经济安全和独立战略》，决定当拉美经济体系成员国遭到经济制裁时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作出反应。会议谴责欧共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1985年该组织第五次特别会议要求美国取消对尼加拉瓜的贸易禁运。在推动地区一体化方面，1982年拉美经济体通卡塔赫纳协定委员会共同组织拉美各区域一体化组织会议指出必须扩大拉美内部贸易，坚持拉美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决定加强协调各区域一体化组织信息的工作。在解决拉美外债问题方面，1983年第九次例会通过决议，强调拉美国家在解决沉重债务方面需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指责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经济制裁。1990年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会议，讨论地区外债问题，决定成立由11国组成的部长级委员会，旨在“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关于外债问题提案规定的范围内，对债权国采取地区性协调行动”，1991年第十七次例会决定重新设立部长级外债委员会。

（三）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1983年该组织18个成员国签署成立支援中美洲经济、社会发展行动委员会纪要，决定帮助中美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促进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援助和加强该地区一体化机构。1997年第二十三次例会通过《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声明》，强调各国要更好地将消除贫困和就业政策联系起来，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在古巴问题上1995年第二十一次例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封锁古巴，1997年第二十三次例会通过决议，对“赫尔姆斯－伯顿法”和美国强化该法的企图表示最强烈的反对，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古巴的封锁。1998年第24次例会通过决议，对“赫尔姆斯－伯顿法”和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表示“强烈愤怒”，要求美国终止孤立古巴的政策。在消除金融危机影响和建立经济新秩序方面，1998年第二十四次例会通过《哈瓦那声明》指出拉美国家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迎接全球化挑战，谋求建立开放、非歧视和照顾发展中国家需要的世界贸易新体制。声明呼吁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采取积极措施，消除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履行承诺，不再新增贸易障碍。1999年10月26日至28日拉美经济体系第25次理事会例会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拉美经贸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拉美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及促进地区一体化等问题，拉美经济体系成立26年来为促进拉美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及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维护拉美国家合法权益、推动地区一体化、解决拉美外债、促进社会发展、消除金融危机影响和建立经济新秩序及古巴问题是其关注重点，该组织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讲座、研讨会等促进各方交流。2000年第二十六次例会通过《拉美经济体系成立25周年的声明》，声明指出拉美各国应加强相互协调、支持与合作，积极参与制订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推进拉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机构一体化进程。巩固地区和平与民主，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消除贫困等共同目标，声明认为25年来拉美经济体系为促进拉美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及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华盛顿共识

（一）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几乎瓦解，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以里根执政为标志，“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些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做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也需要通过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信息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总之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为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提供生存的土壤。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针对的是已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但其市场体系扭曲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系完全缺失的转轨经济国家。

（二）“华盛顿共识”是一种被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误导的理念，正因为如此面临着完全不同经济使命和挑战的其他国家，从未从这种共识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作为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政策组合，却在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得到广泛的推行。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用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类似的转轨战略。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的依据，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信仰而已。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思想，它得到国际一些著名学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在前苏联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中俄罗斯、捷克和爱沙尼亚是“休克转轨的典型”，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波兰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捷克前总理克劳斯等人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曾被称为捷克转型设计师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克劳斯在1990年上半年首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了实现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公司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被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其他一些转型国家也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这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一些转型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休克疗法”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转型国家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经济转型的实践。科勒德克针对波兰转轨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改革的早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

（三）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政策，被广泛运用于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纪律；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货币政策：利率自由化；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宏观产业政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保护产权。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称“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最初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在1998年的著名文章中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只要掌握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进孰优孰劣等始终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涉及的是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的理论论争。“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政党的主导思想。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政府与学术界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与政策展开广泛的讨论，大致形成两大不同的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也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

（四）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盖达尔等人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这一派主张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俄罗斯转型，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作用。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一些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政府观点对立的派别。他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认为应该采取有政府参与宏观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执政的民主派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影响下坚持认为只要市场能够自由配置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转型国家的问题恰恰在于改革的预想与实际的结果相去甚远。对于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不能假定这些隐含的市场制度自然存在，所谓“转轨”就是要创造这些制度。著名学者热若尔·罗兰在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未能预见到俄国问题的严重性”时他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观念和缺乏科学的转轨经济理论，在缺少科学理论的情况下一些人相信教条，错误地认为只要全面放开，迅速削减政府规模，市场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增长。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人相信只要政府放开管制，市场就会魔术般地出现。”但是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国家机制解体，不仅经济状况会恶化，市场经济的实施实际就没有依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绩效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时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作出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在这些国家的改革初期市场化和民主化，民主、民主化和民主政体（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都被视为俄罗斯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和目标。”有些美国学者依据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化是最优的政治制度吗？当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专制是不是比民主有效？在他们看来叶利钦的民主政府却遇到种种困难，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巨大成功。

（五）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国家专制方面衰败得更加急剧，社会无序上升得更加严重。在俄罗斯中经济专制减少的初始影响是极度的经济非组织化，秩序和法律的缺乏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在中东欧国家中民主制度被认为是获得成功。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民主政府的失败，这一鲜明对比为一党制作了一种好的宣传。基于这个比较时国际上一些权威学者提出“无序”和“专制”的概念，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控制无序，另一方面需要抑制专制。这些研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以往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改革的看法，陷入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要求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西方基本民主制度的制约，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快速推进民主政治。但是俄罗斯在转型后虽然具有民主政体的形式，但是在国家专制方面却衰败得更急剧，社会无序变得更严重，俄罗斯转型后的现实却是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自由的内容；另一方面来自亚洲国家经济改革的现实却是在西方人认为的缺乏民主的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现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却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说法，来解释产生于转型经济中的这个“谜”。在转轨初期受西方指导的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混淆转型的过程与实现的目标，大多数人对于转型的过程与目标的认识是欠缺的，即使对最终目标是清楚的，也还有一个如何过渡和达到最终目标的问题。在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的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于如何达到预想的目标也缺乏许多来自转型实际的经验。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转轨经济的政策内容大体涵盖以下方面：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俄罗斯自1992年1月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实质是效仿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罗斯必须引入和效仿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由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为各届政府实际推行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的主导思想。

（六）波兰改革的早期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美国、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国际学者认为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的政策是失败的，在他们看来导致俄罗斯前10年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对于中东欧国家时在根据格·科勒德克的总结称硬性照搬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为中东欧地区各国和前苏联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使这些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自1998年以来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和“超越华盛顿共识”。现实中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府选择务实而有效的经济政策。俄罗斯必须制定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政策和战略，他指出在过去的年代中俄罗斯“一直在摸索着、乱碰着前进，缺乏明确的目标和长远战略”，尤其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的国家缺少认识。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系，而是让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规模，俄罗斯必须转而实施相对于本国条件来说最为合理的改革战略。

（七）普京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表明俄罗斯不走回头路，不会回到旧体制和过去的“共产主义”的时代；俄罗斯不再继续激进转型，以后的改革将是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改革，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俄罗斯的转型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更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普京及其政府认识到特别重要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力量，尽管这一坚定信念使它与华盛顿共识发生矛盾，但是在最近的五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认识到政府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为了让微观经济高效率地运行，它要通过改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来解决微观经济中一些长期性问题。自从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逐渐摆脱叶利钦时代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市场制度与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途径。20世纪末以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学术界中对“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和“中国的渐进转型观”。在国际学术界中对“渐进转轨”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占主流，因为中国等转型国家二十多年的转型成就是渐进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和典范。“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来“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不但十分有限，而且锁定的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是盯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要追求平等的发展，不仅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的发展。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由于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八）俄罗斯、中东欧转轨15年的艰难转轨历程是否能够为生活带来福音呢？科勒德克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决定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外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这一点，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是往往忽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地调节），问题在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渐进一制度观”是基于中国以及越南的转型之路，这种过渡政策、路径以及指导思想，被西方学术界归结为“渐进一制度观”。“渐进一制度观”强调的是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保证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局部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顺序，认为改革的互补性很重要，但是在初始阶段的全面改革，并不一定会产生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中产阶级和新兴私有部门，改革的焦点是创造市场的制度基础，以鼓励企业家进入。制度变迁应该是全面的，包括法律、金融体系、执法、政府组织的改革、发展自我实施的社会规范。对待转型初始的态度是在发展新兴的机构的同时还不应立即废弃已有机构，以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出现不安定。对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一般被认为是渐进主义或者增量主义的改革，在国际上支持这种过渡政策的转型观在当时是少数派。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科尔奈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基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这种转型的实践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与支持，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的成绩及其经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休克疗法

（一）“休克疗法”这一医学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这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萨克斯根据玻利维亚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由于这套经济纲领和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把萨克斯提出的这套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纲领和政策称为“休克疗法”。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985年玻利维亚政府的预算赤字达485.9万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3，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1984年的外债为50亿美元，应付利息近10亿美元，超过出口收入。1980~1985年期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30%，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正是面对这样一种险恶的经济形势，受聘于危难之际的萨克斯大胆地提出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概括地说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这种政策调控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因为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需要控制过旺的社会总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低迷的社会总供给的有效增长。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前者在短时间内容易实现，后者却需较长时间花大力气方能见效。由于休克疗法的调控重点放在社会总需求上，加之实施措施的力度较大，所以极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是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产生奇效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休克疗法原始涵义之精髓“休克疗法”与渐进方式的区别不在于转轨的内容和目标，而在于改革的顺序和力度。具体而言在宏观政策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休克疗法”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最初实施收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效，该疗法实施不到一周让恶性通货膨胀便得到强有力的遏制，物价从暴涨趋于稳定。

（二）1986~1987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0~15%，1988年为21.5%，1989年为16.6%。国民经济经过短暂的下降也逐步回升，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一年（即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9%，但随后几年都保持2.5%左右的增长势头。同时由于采取有效措施，债务问题也得到明显缓解，并最终使玻利维亚克服严重的债务危机。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初战告捷，为萨克斯赢得较高的声誉。玻利维亚发生的惊人变化，被世人称为“玻利维亚奇迹”，萨克斯本人也被誉为“国际金融界的金童”，休克疗法也由此享誉世界，备受世人瞩目。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反对派的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苏联的前程。叶利钦痛定思痛后认为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地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炮制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来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了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死循环。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

（三）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导致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到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后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后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经济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果说原料和能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标的话，其它部门则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指标20%～24%。70%多的生产设备服务期超过十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一倍，这种局面是国内投资（特别是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后果。外国投资不愿进入俄罗斯，吸收的外资总额累积只有115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休克疗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完全背离俄罗斯的国情，失败是必然的，这是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犯的最本质的错误。

（四）曾在莫斯科度过近20年记者生涯的意大利人朱利叶托·基耶萨对此评论道：“是因为俄罗斯民主派改革家们不顾俄罗斯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丢掉俄罗斯精神，照抄照搬西方也有争议的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东西，结果使俄罗斯陷入今天这样的灾难性的境地。”由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副总理盖达尔不得不于1994年1月16日被迫辞职。叶利钦也被迫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放弃“休克疗法”的改革，并在1996年大选时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怀着首战告捷喜悦的萨克斯兴冲冲地来到刚刚发生过政治剧变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继续兜售他的休克疗法，不过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与原先相比时增加一种新的涵义，即除了完成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外债危机的常规使命之外还要肩负起完成经济转轨的重任。萨克斯将这次他所兜售的休克疗法概括为三化，即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谓稳定化就是通过严厉的紧缩性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及一系列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强制性措施迅速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经济秩序，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所谓自由化就是通过“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实现价格的自由化，通过废除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实现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以及通过放弃外汇管制和垄断实现外汇的自由化，实行价格、对外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启动市场机制，使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所谓私有化就是通过归还、出售、租赁、股份制改造等产权制度改革将国有经济民营化，最终塑造和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萨克斯认为只有采纳这种包括三化的休克疗法，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便可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对萨克斯兜售的这种极具诱惑力的休克疗法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纷纷向萨克斯发出邀请，聘请其担任这些国家的政府经济顾问，参与制定并实施休克疗法。进入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国家都迫不及待地先后正式实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为什么对这些国家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些国家热衷于选择休克疗法来完成经济转轨呢？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这些国家自发生政治剧变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大都急剧恶化。如波兰在休克疗法实施之前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财政赤字达4万亿兹罗提（当时1美元换6500兹罗提），外债400多亿美元。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下降，市场极度萧条，经济状况几乎达到本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水平。

（五）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宏观经济情况同样不好，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0%以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外债达800多亿美元，生产持续下降。遏制宏观经济继续恶化的势头是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因为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时经济转轨就无从谈起，而休克疗法在这方面的奇效和示范效应无疑是促使他们采纳这一疗法的重要动因。对以往修修补补的渐进式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这些国家的改革已经搞了几十年。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经济目标而跳不出传统经济体制的框框，加之改革政策的失误和不断反复使改革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突破性进展，反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疑难病症。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长期无效的改革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对改革丧失信心，并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淡漠甚至敌视的心理，这显然对经济转轨是极为不利的。而萨克斯倡导的休克疗法却使他们在经济 困境中似乎见到一线曙光，萨克斯在波兰曾夸下海口，如果波兰实行休克疗法，保证其半年内消除通货膨胀，半年后生活水平回升，10年后完全达到欧洲水平。这对上述国家的新政府显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急功近利促使他们不加选择地接受休克疗法。对经济转轨存在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受西方舆论宣传的误导，在上述国家中存在一系列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认为只要放开价格时市场经济便会自发形成，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经济转轨必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国有经济统统不能要。市场经济就是全面放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要任何的宏观管理和调控等等。休克疗法恰恰能够满足这样一些想法，迎合颇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其被这些国家所迅速接纳并付诸实施也就不足为奇。休克疗法的实施及预期效应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与条件的，这些客观环境与条件不具备必然会对其实施的过程和效应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休克疗法之所以在玻利维亚获得成功是因为它可以借助完善高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效应。而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基本国情却是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建设之中，市场体系的残缺不全，市场机制的运转不灵，市场主体的缺位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低效僵化等将严重制约着休克疗法作用的发挥。不顾这一客观条件的制约，强制推行休克疗法，只能适得其反，加重经济危机。因此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首先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不宜盲目照搬别国经验。

（六）稳定宏观经济与完成经济转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任务，不能混为一谈。稳定宏观经济的任务主要是针对社会总供求的严重失衡，采取紧急而有效的措施（一般都是从 压缩社会总需求入手），在短时间内使社会总供求关系达到大致平衡，从而使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实践证明休克疗法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疗效，完成经济转轨的任务是指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它涉及全面的、综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不加区别地将上述两种任务联系在一起并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将解决前一任务的方法，误用来解决后一任务的结果。尽管休克疗法在被用于解决经济转轨任务时增加许多针对经济转轨的政策措施，但在总体上它仍是一个要求在短期内奏效的应急性措施和方法，仍不可能完成经济转轨的重大历史使命。经济转轨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而在经济转轨的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宏观经济失控的状况。对于那些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会总需求极度扩张、经济秩序 严重混乱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而言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显然不是经济转轨，而是稳定宏观经济。宏观经济的持续恶化使这些国家已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用常规的办法从容地解决问题，休克疗法恰恰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应急解决办法，使这些国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而为经济转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休克疗法对经济转轨是必不可少的，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经济转轨国家误用休克疗法解决转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经济转轨的不正确认识。他们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看成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因而主张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而放弃宏观调控，实行价格、外贸、外汇的全面自由化。这种对经济转轨认识上的误区使他们很容易接纳以“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但是经济转轨并不等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市场经济也并非不要宏观调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做法必然要受到惩罚，所以凡将休克疗法作为实现经济转轨战略选择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无一不受到挫折。休克疗法的失灵使这些国家开始变得清醒起来，他们或是彻底抛弃休克疗法，或是进行较大幅度的政策调整，重新认识和解决经济转轨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休克疗法无力完成经济转轨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任何夸大它的作用与功能同完全抹煞它的特殊效能一样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一）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亦称“小自由贸易区”，是英国、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奥地利7国根据1960年1月签订的 《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组成的工业品自由贸易集团。1960年5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1961年3月芬兰成为联系国，1970年3月冰岛正式加入。1973年1月英国、丹麦退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86年1月葡萄牙退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94年12月31日奥地利、瑞典、芬兰退出并加入欧盟。它的宗旨是消除成员国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集团内工业品自由贸易，主要组织机构有理事会、常设技术委员会、联合咨询委员会和秘书处。根据 《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公约》规定小自由贸易区自1960年起经过10年过渡期，分9次逐步削减直至完全取消成员国间工业品贸易关税和数量限制，1966年这一目标提前实现。由于英国、丹麦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小自由贸易区其余几国遂于1972—1973年间分别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协定，组成欧洲自由贸易区 （亦称“大自由贸易区”），原小自由贸易区的组织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仍予保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欧正致力于建立更快更完善的经济统一体，有些欧洲国家还制定计划，希望成立OEEC之外的政府间机构。他们建议各国间展开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创建强大的中央机构，共同实现这一目标。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时曾经希望英国加入组织，可是由于英国自恃有英联邦国家及美国的贸易支持，加上认为会失去主权及控制国内经济的权利，最后拒绝加入。几年后欧洲煤钢共同体重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亦从二次大战中的阴影走出来。英国非常后悔并曾经三番四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可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认为英国的加入会影响法国在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加上不满英国反口并希望加入，从而拒绝让英国加入。英国唯有与葡萄牙、瑞士、奥地利、丹麦、瑞典及挪威共同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希望可以得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样的成果，可是却未如人意，实在始终与内六国有所距离。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简称EFTA）又称小自由贸易区、七国集团、七国联盟。由英国、瑞典、挪威、瑞士、奥地利、丹麦和葡萄牙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为了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抗衡，七国于1960年1月4日签订《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公约》，同年5月3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欧贸联的宗旨是：在联盟区域内实现成员国之间工业品的自由贸易和扩大农产品贸易；保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和扩大世界贸易并逐步取消贸易壁垒。

（二）其主要任务是：逐步取消成员国内部工业品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实现“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的工业品仍各保持不同的关税率；扩大农产品的贸易；不谋求任何形式的欧洲政治一体化。欧贸联主要有理事会，常设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组成，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部长或常驻代表组成，每年开会2次。主席由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半年。有关承担新义务的决定须由全体一致通过，其他问题以多数通过。常设委员会下设原产地和关税专家、贸易专家、预算、经济、贸易技术壁垒、咨询委员会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各国指定的雇主、工会代表和个人组成，在每次理事会前举行会议。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各1人。此外还设有监督局，1993年1月成立，1994年1月1日正式工作，设在布鲁塞尔，负责监督欧贸联成员国遵守欧洲经济区协议。欧贸联国家企业遵守欧洲经济区竞争原则，1994年1月24日各成员国签署建立法院的协议，设在日内瓦，由5名法官组成，其职责和权限与欧洲法院相似。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有诸多重要方面不同，在实行自由贸易的范围上前者不包括农产品，后者包括。前者一般不要求劳动力和资本在成员国间的自由移动后者要求，前者不象后者那样建立一个关税同盟和奉行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而仅在成员国间取消关税壁垒，每一个成员国对非成员国都保持他们各自的关税税则。理事会是该联盟的权力机构，由各成员国部长或常驻代表组成通常每年开会三次，它的职责包括监督关税减让制度的执行情况。有关要求成员国承担新义务的决定须全体一致通过，协助理事会的是九个常设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88年在布鲁塞尔开设一个新的办事处，以便有利于与欧共体的合作。英国主张建立没有统一对外关税的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法国担心自己在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拒绝此一计划，并于1957年联合其他5国成立欧洲共同市场。这一行动触怒英国，1959年11月英国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组成一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或称小自由贸易区）。后芬兰于1961年6月成为准成员国，冰岛于1970年3月加入联盟。公约规定在成员国间逐步取消工业品的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实现自由贸易，并扩大农产品贸易。由于联盟的实力不及欧共体，英国和丹麦于1972年底退出联盟，加入欧共体，其余成员国也纷纷与欧共体国家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

（三）联盟由6国组成，另有芬兰和列支敦士登为准成员国，总部设在日内瓦。它与欧洲共同体连在一起，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联盟除与欧盟有自由贸易协议外与世界各地都在不同的领域中有合作，联盟与20个国家都有自由贸易协定，再加上欧盟的27个国家后总共与47个国家没有贸易的限制。EFTA按传统习惯将非欧盟国家列为第三国，EFTA与第三国的关系问题源自1967年，当时EFTA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组织通过建立联合工作组与前南斯拉夫建立合作关系。1983年通过所谓的第一个Bergen声明和成立EFTA与南斯拉夫联合委员会，EFTA与当时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更为正式。该委员会在南斯拉夫解体前每年召开一次。EFTA作为一个统一组织与西班牙签署第一个自由贸易协议，为完成欧洲自由贸易体系，使EFTA国家的出口商在西班牙举行交易时能够与欧共体国家一样受到相同的待遇。EFTA与西班牙自由贸易协议于1979年签署，1980年5月1日起生效，协议在西班牙1985年12月31日加入欧共体后中止，西班牙与EFTA间的贸易关系由EFTA各个成员国与欧共体分别达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决定。欧贸联十分重视同欧盟（欧洲共同体）发展经贸关系，1989年3月欧贸联在奥斯陆举行首脑会议，重申将与欧共体之间的合作由工业品自由贸易扩大到科研、技术、教育、运输、环境及社会政策等领域，并表示愿与欧共体一道探讨建立共同决策和管理机构。1990年6月13～14日欧贸联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在瑞典哥德堡举行，就与欧共体建立欧洲经济区问题提出几项具体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区法院和两组织各成员国平等参与的决策机制；在决定是否将欧共体有关法规作为欧经区共同法律基础之前两组织必须先解决欧经区的立法程序问题。2000年欧贸联与克罗地亚、乌克兰以及海湾合作组织签署合作宣言，同马其顿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加紧与约旦、埃及、突尼斯的贸易谈判步伐，欧贸联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几近完成。11月27日欧贸联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欧贸联第一个跨大西洋的、迄今最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欧贸联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贸易投资合作宣言。2001年3月5～6日欧贸联与新加坡在瑞士日内瓦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这是欧贸联首次与亚洲国家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5月7～11日欧贸联与智利举行贸易谈判，内容涉及商品、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竞争以及法律等多个领域，6月21日欧贸联与约旦、克罗地亚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欧贸联同欧盟外国家的贸易不断发展，其中美洲与亚洲分别占41.7%和35.9%，其它地区占22.4%。美国是欧贸联主要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量占欧贸联同美洲贸易总额的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