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册子（上）：《半岛战国》背后的虚与实
历史小册子：《半岛战国》背后的虚与实
《半岛战国》这部小说的背景世界观中，空想了很多诸如“各个国家分布在不同星球上”“古代宇宙飞船”“古代机甲”等离奇设定，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一部披着奇幻外皮的历史演义小说，本质是想要通过虚实结合的小说故事，来反映万历朝鲜战争这段历史。至于笔者为什么非要构造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背景世界观来讲述万历朝鲜战争，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不给这个故事套上一些有趣的虚构元素，那写出来的就不像是小说，而像是历史纪实了。笔者将在这篇附录中介绍《半岛战国》里涉及到的历史和文化。
为了创作《半岛战国》而参考的资料：《纪效新书》（明 戚继光），《剑经》（明 俞大猷），《单刀法选》（明 程宗猷），《手臂录》（明 吴殳），《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说剑丛稿》（马明达），《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汗青、马伯庸），《万历朝鲜战争全史》（朱尔旦），央视纪录片《天神折鞭之地——钓鱼城1259》《万历朝鲜战争》。
历史小册子目录：
一、先给万历朝鲜战争做一个白描
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三、小说中涉及的主要战役
四、小说中涉及的武学击技
五、复陈未尽之事
一、先给万历朝鲜战争做一个白描
万历朝鲜战争是发生于公元1592年（即明朝万历二十年）-1598年的一场战争，交战方为明代中国、朝鲜李氏王朝和日本丰臣秀吉政权，以日本侵略朝鲜为开端，以明朝和朝鲜联合驱逐日本侵略者、光复全部被侵略的朝鲜国土而结束。今天的朝鲜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祖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这场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592年4月-1593年6月，由于战端初启的1592年在干支历法中为壬辰龙年，故中国、朝鲜将这一阶段的战事称为“壬辰倭乱”，在日本则为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日本因此称其为“文禄之役”。战争初期，朝鲜及其军队（李氏王朝政权的正规军队，即朝鲜官军）表现得文恬武嬉、兵备废弛，仅仅两个月就被日本侵略者从釜山登陆地一路进攻到平壤，造成了“八道瓦解，三都（当时的朝鲜首都“王京”汉城，以及开城和平壤）尽失”的惨败局面，朝鲜宣宗大王李昖及廷臣北逃至靠近中朝边境的义州，并一度产生了内附明朝，即逃入中国境内做王爷的想法，与朝鲜官军的无能相比，各地官员和平民陆续自发组织起了很多民间义军反抗侵略者，由于日本侵略军推进极快、立足不稳，这些义军从侧后方袭扰了日军进攻的主要交通线和补给线，给侵略者造成了相当的损失，这一阶段朝鲜最为亮眼的表现，则是李舜臣领导的水师在海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明朝首支援朝部队，是由辽东总兵祖承训率领的三千骑兵，但是这支轻突冒进的部队在试图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平壤时，在城中受到敌人伏击而兵败退回，之后由李如松担任最高军事统帅、兵力为4万的明军东征主力进入朝鲜，在与总兵力高达15万的侵朝日军对抗之中，历经平壤大捷、碧蹄馆遭遇战等役，达成了光复朝鲜三都、迫使日军撤退到朝鲜南部沿海的光辉胜利。
第二阶段为1593年6月-1597年1月，是中、朝、日三国之间的和谈期。这一阶段的和谈涉及到中、日两国主和派为了促成停战而各自向中央政府谎报情况，乃至私下进行未得到中央政府授权的谈判活动等复杂情况，在此仅将大致情况略述如下：明朝试图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前一阶段的军事优势保障之下，以谈判的方式迫使日本军队撤出朝鲜、认输停战；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则在意识到原有的“占领中国和朝鲜”的目标难以实现之后，退而求其次，同意以停战、谈判的方式寻求明朝向日本开放通贡、进行册封。明朝最终的态度是“日军撤出日本，三国停战，许封不许贡”，并一度派出使者前往日本对丰臣秀吉进行册封。丰臣秀吉则由于自己提出的苛刻和谈条件始终未能得到满足，而拒绝和谈、册封的结果，决定再次发动战争。在这一和谈阶段，明朝援助朝鲜的部队大批撤回国内，只剩下少量军队留守，日本在撤回大批侵朝兵力的同时，则派留守兵力在朝鲜南部沿海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倭城继续盘踞，三方军队仍然发生了一系列交战，包括日本侵略军对朝鲜晋州的进攻和屠城等。
第三阶段为1597年1月-1598年12月，中国和朝鲜以1597年的干支纪历，将这一阶段的战事称为“丁酉再乱”，日本则依据这一年的后阳成天皇年号“庆长三年”而称其为“庆长之役”。战事初期，由于明军驻朝部队兵力薄弱，在日本侵略者优势兵力的进攻之下落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在大片被日军重新攻陷的城池之中，由明军驻守的南原城也沦陷被屠，日本侵略军一度北进至忠清道一线，再次逼近王京汉城，援朝的宣府镇、大同镇部队一度在汉城以南的稷山伏击日军并取得胜利，但关于稷山大捷的影响则存有争议，很多研究万历朝鲜战争的资料认为稷山大捷使得日军不敢再继续北进而撤回了南部沿海，笔者阅读到的《万历朝鲜战争全史》（朱尔旦）一书则提出了稷山战役作用有限的观点，认为丰臣秀吉早在第二次侵朝之前就已经计划让日军在进攻到忠清道一线时返回，以免重蹈壬辰倭乱时日军北进太远、补给无力的覆辙。随后明军大举入援朝鲜，入朝总兵力最高时期达到了十万以上，并发动了（第一次）蔚山战役、三路并进攻势（其中的东路战役即为第二次蔚山战役），但总的来说明军在这两次大规模进攻中表现很差，均以未能攻陷预定倭城、被日军击退的败局收场，但日军在明军的压制之下同样没有反攻的力量，最终随着丰臣秀吉的病死而决定撤军停战，在日军撤出朝鲜过程中，明朝和朝鲜水师联合对日军岛津义弘等部的水师发动了露梁海战并取得大捷，是为万历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役。
以下为笔者拙见：以一句话概括这场战争的结果，为“不完美的胜利”，不完美体现在明军（尤其是丁酉再乱期间）存在着一些诸如纪律废弛、消极怠战等差劲表现，在占据优势的三路并进攻势等战役中反而遭到了失败和重大伤亡，甚至出现了援朝将领向日军送出财物、人质，希望日军主动撤兵的负面现象，最后是因为丰臣秀吉死亡、日军主动撤离，才得以跟进占领空城、光复朝鲜南部沿海。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结果是确定的，这场胜利保卫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奠定了其后东亚三国三百年和平局面的历史作用，也不应由于上述负面现象的存在而被抹杀。万历朝鲜战争的特点，则在于“争议”，不仅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战果，在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丰臣秀吉）死而祸始息”等过分贬低、负面消极的评价，使得战争的结果和意义本身受到争议，一些重要参战人物乃至部分战役，也因不同史料的矛盾冲突而显出真相难辨的争议来。争议出现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史料记载不实，有史料作者出于主观因素而对真实情况加以歪曲的现象，导致真相在矛盾之中显得扑朔迷离；还有一部分原因，以笔者看来，是因为战争期间的明朝及其军队同时存在着可观的正面表现与负面表现，战争爆发时明朝已经是一个开朝两百余年的封建帝国（事实上，这场战争结束46年以后明朝就灭亡了），国家的衰老就像人体的衰老一样，会不断积累负面的弊病，万历朝鲜战争时的明朝及其军队表现出了很多诸如作战英勇、援助邻国、强大擅战等优点，我们看到这些优点时会认为他们是值得肯定与称颂的，另一方面，长期积累而暴露出来的（部分部队）纪律废弛、消极避战等负面弊病也同样明显，读到明朝军队会在泗川攻城战中仅仅因为一门大炮炸膛就全军溃败、而被处于完全劣势的岛津氏军队追杀，抑或将领刘綎的部队在顺天战场玩敌怠战、甚至坐看搁浅战船上的水师战友被日军围杀而不予策应等极不光彩的表现和行径，则自然会认为这是丑恶的。当同一个明朝与同一支军队值得称赞的正面形象与丑恶懈怠的负面形象发生矛盾碰撞时，争议也就产生了。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明朝和明军，一味吹嘘其强大、粉饰其武功，与一味贬低其能力、抹黑其功绩，都是非常片面且错误的，宜将其正面与负面的形象综合起来看待，既正视他们存在的弊病痼疾，也肯定他们的优点和功业。
关于当时的明朝出现这种“年迈衰朽”现象的原因，在笔者参考的书籍之中，《万历十五年》是解析得最有深度的，一言以蔽之曰“松散的社会组织形式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停滞”。该书作者黄仁宇先生于1943年服役加入驻印军，在缅甸战场参与了抗击日寇的战事，他写作《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叙史研究角度非常独到，选取了“平平淡淡”的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作为叙史主体，通过分析在这年发生的一系列看似平常、实则深远影响到了有明一朝国运的历史事件，深刻表现了万历时期的明朝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基本情况，年轻皇帝的创造力为登峰造极的文官体系所限制，张居正改革随着“人死茶凉”而沦落到不可持续的失败结果，清官海瑞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当时明朝官僚管理体系的不合理、使得奉规守纪者反而成为异类且无法发挥作用，戚继光雷厉风行的军事改革主张为崇文蔑武、习惯了松弛风气的国家所不容，心学家李贽的放诞、孤立与入狱自杀，则表现出一种哲学思想上苦苦追求新路而终不可得的无奈与绝望，万历时期的明朝已经深深陷入“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两面作派，不由令人想到刘伯温早在明初时就已写就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寓言《卖柑者言》，看起来“洸洸乎干城之具（威风凛凛好像是能捍卫江山的将才）”的武将们“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刘伯温借卖柑者之口所做的反问，可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百余年后抗倭援朝战场上部分明军将领的差劲表现。而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如同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以三明治长面包所做的比喻，朝廷是上层面包一样大而无当的一大块，小农社会是下层面包一样大而无当的一大块，夹在中间作为联系的，只有像少得可怜的夹馅那样松散低效的治理体系，终而导致了有明一朝的积重难返。
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小说中虚构的主要人物：姜燕，梁新，陈七巧，叶子，乌梁海，阿信雅，吴南式，易有田，林福男，安桂织，稻心空，麦芽糖，阿只拔都，风间氏父子
小说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戚继光，俞大猷，李如松，陈璘，李舜臣，邓子龙，祖承训，李宁，茅国器，王必迪，史世用，郭国安，许仪后，陈九经，黑田官兵卫，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岛津义弘，立花宗茂，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宗义智，红衣主教黎塞留，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阿尔布伦希特.华伦斯坦，王保
作为明朝军事正规化、近现代化改革的先行者，戚继光与俞大猷未能参与到在他们亡故之后才爆发的万历朝鲜战争之中，幸运的是他们的军事改革红利在这场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但这种作用未能进一步推广到全国、乃至带动明帝国军事制度的根本改革，则既是他们个人、也是明朝国家和军队的悲剧。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代表的戚式新军思想，不仅在嘉靖至万历时期东南平倭、北御蒙古的实战中以惊人战绩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更一改前朝历代很多名将“人死言灭”的遗憾，将在那一时代背景下非常先进的练兵、作战思想形成了系统全面的军事理论而流传下来，为当代的人们留下了一窥明代中国军队面貌的珍贵材料，其中强调严明纪律、将集体配合的“齐勇”置于个人勇武之上、重视军人思想教育等主张，更是放在当代背景之下仍然不显过时的圭臬之言，亦不乏这样的声音，将戚继光的“鸳鸯阵”、车骑步铳配合结阵等军事思想，视作近代步兵班组战术、诸兵种协同作战思想的雏形，与同时期欧洲的军队近代化改革先驱、荷兰的莫里斯亲王并论。俞大猷在《正气堂集》中有关海战中“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等总结自实战的朴实有效的军事理论，同样给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明朝军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参考。戚、俞二公在那一时代军事理论上的高峰成就，不仅得自于实战经验，还在于优于同时期其他将领的学习、总结能力，赫赫有名的“鸳鸯阵”战术，就有在戚继光之前的优秀抗倭将领、瓦氏夫人所领导的广西俍土兵部队步兵战法的影子，并以另一位军事家唐顺之的步兵阵队战术为雏形改进而来，戚继光不仅向优秀的战友们学习经验，也擅于学习敌人的长处，在初编《纪效新书》时他敢于正视和指出明朝军队和民间武学之中“前朝实用战阵刀剑法今已不存，只剩好看无用的花架式法”的缺陷，积极地向擅于铸刀、擅长战阵刀法的倭寇进行学习模仿，并在深入了解日本刀法的基础上思考出了用狼筅藤牌等武器、用长短兵配合等战术予以有效克制的办法。戚、俞等军事家强调纪律、严明规矩的改革思想，与当时明朝政治和军事制度中模糊规矩、寻漏钻空等严重积弊相左，因在推进过程中受到了极大阻力，而终未能给整个明帝国军队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革，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丁酉再乱期间的泗川战役中，明军将领董一元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焚毁了先前攻占的倭军营地，“不设老营”“并无后应”，盲目依赖自己的兵力优势，在毫无后方营垒保障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将全军投入到攻城战中，有日本史料记载与其对阵的岛津义弘亦指出了这一弊端：“若使明将驻师望晋、永春、昆阳之间，时遣间谍觇我虚实，观衅而动，则我师将坐困矣；今乃烧夷寨栅，暴露军士，兼行倍道，昧于一来，吾知其无远谋也。（如果明军将领驻扎在他已经占领的望晋、永春、昆阳等阵地之间，不时派出间谍来侦察我们在泗川的情况，找到有利时机就进攻，那我们就要陷入困境了；如今他竟然烧掉了已占领的营寨，让军士暴露在战场野地之中，急于赶路、把全部希望押在一次进攻上，我就知道他没有战略远见了）”，其后董一元的军队在一次溃败之后便因缺乏二线阵地而难以有效重新集结阻击，竟将先前攻占的阵地和囤积后方的粮草大多弃还给了敌人，而事实上戚继光早在《纪效新书》中就已经提出了先扎老营稳固后方再上阵对敌、保障我方即使一时败退亦不至于重大损失的作战理论，可见这些有效的军事理论并未能由明朝军队全面、有效地继承掌握。随着支持戚继光军事改革的重臣张居正倒台，戚继光亦被万历皇帝怀疑有练新军作为私兵、暗中帮助张居正武力谋反的嫌疑，而被革调迁入虚职。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所写的结尾，堪可视作为戚、俞等军事改革家个人及军事思想的悲剧结局所做的深刻总结：“他（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李如松，笔者个人认为是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军一方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与丁酉再乱阶段的杨镐、麻贵等统帅相比，李如松在壬辰倭乱期间真正做到了摧枯拉朽的大踏步进攻并取得压倒性胜利，其对日军取得的战损比，以及光复朝鲜三都、将日本侵略军压向沿海的成绩也最为出色（当然这也有当时日军北进过于深入、后继乏力的原因在其中）。但正如前文所说，万历朝鲜战争本身及其参战者大都存在争议，李如松同样是个有历史争议的人物。其一是派系斗争，作为明军辽东一系的骨干将领，李如松对南兵等别系部队进行了派系打压，不过这一类行为在同时期将领中非常普遍，而李如松至少在光复平壤等重大战役中能够压下派系内斗矛盾不致影响大局，确保各系部队协同作战并取得胜利。其二是碧蹄馆战役之后的消极表现，尤其是朝鲜史料对李如松在这一时期的避战主和行为大加鞭挞，认为其软弱无能，客观上是由于当时李如松所统帅的四万援朝部队出现了严重后勤危机，面临断粮和瘟疫的侵扰，部队战斗力大幅下降，碧蹄馆之战的失利使得李如松意识到在补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明军已经不可能继续向南进攻并取得战果，因而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如松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都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不愿朝鲜战事继续拖延下去而成为了主和派之后，李如松与时任援朝经略宋应昌共同进行了很多谎报战功（甚至伪称日军已经全部撤出朝鲜渡海回国，使得明廷对战争形势产生错误判断，同样的行为在日军方面亦有发生）、促进对日和谈的行动，甚至有史料记载二人在欺瞒明朝中央政府的情况下私自对日作出“以大明美少女许嫁日本王子”（语出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类的和亲许婚约定，乃至于一度想要找一个朝鲜民间女子冒充明朝公主送往日本和亲以期停战。不同记载的扑朔与战争、和谈时期不同表现的矛盾，使得李如松在史料中的形象复杂了起来，但把关于他正面与反面声音的争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综合看待，整体上仍应该给予李如松一个中肯的、赞扬的评价，他出色发挥了一位战场最高军事主官的作用，一举改变战争颓势，救朝鲜友邦于亡国之际、御侵略敌寇于国门之外，是万历朝鲜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功臣。李如松率军横渡鸭绿江，为前来迎接的朝鲜君臣所题赠的诗作，可以视为万历朝鲜战争的绝佳注脚：“提兵星夜渡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与李如松一样，这场战争中的另一位功臣、明朝援朝水师最高军事主官陈璘，同样背负着种种争议，尽管朝鲜王朝通过将他与李舜臣、邓子龙两位战友一同立祠祭拜的隆重方式，肯定了他在露梁海战等战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但同时也有很多朝鲜史料故意放大、甚至捏造他的负面事例，认为他在战争最后时刻接受敌将小西行长的贿赂，受到欺骗而导致小西成功将求救信送出被封锁的顺天倭城，称他是在李舜臣的痛哭恳求之下才勉强决定出兵与日本水师作战，导致了其后岛津义弘舰队的来援和李舜臣在露梁战死，试图将这位功臣抹黑为一个一无是处的跳梁小丑形象。相比于史料描述陈璘好贪渎、多贿赂的负面缺点来，他在朝鲜战场上强烈的进攻意志和所取得的赫赫战功才是更加不容忽视的，在顺天战役中、陆上协同进攻的将领刘綎消极避战之时，陈璘仍然积极地从海上打击和封锁顺天之敌，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忍效汝退”的声音，与刘綎的敷衍战事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差劲的刘綎，在明朝军队中素有勇猛擅战的威名，其后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的海龙屯之战他就率先夺关斩将立下大功，萨尔浒之战被后金军队包围时，他也仍然至死奋战，不同史料记载他“点燃火药自杀殉国”或“被铳子撕开面皮仍大呼血战而死”，同一位将领身上不同表现的强烈对比，再次显示出了历史人物的两面性与争议性。记载陈璘的史料之中简短提到了其子陈九经，在两名敌兵跳帮旗舰、攻击陈璘时，陈九经挡在了父亲面前并身中多刀，旁边的旗官文炜（也有记载写作“世炜”）用长戈（或说是用镋钯）将两名倭兵扫击推入海中，才救下了陈九经。这一关于战争细节的史实记载，成为了小说中陈九经这一人物、以及他与绰号“打刀”“胁差”的两名敌人对阵的情节之原型，笔者并在故事中为陈九经虚构了一位妹妹陈七巧。
陈璘的副将邓子龙牺牲在了露梁海战胜利前夕，朝鲜史料《宋经略书》认为，时年七旬的邓子龙在参加朝鲜战争时已经“手足俱不仁且耳聋”，无法有效参加作战，甚或有史料记载陈璘在得知其阵亡后，还很不厚道地抱怨说“此人老衰，本不当出来，今虽死，又谁咎乎”。但根据主流史料的记载，这位出身俞大猷部队并一生征战，参与过平倭、平叛、征缅等战事且战绩斐然的老将，是作为“救火队员”而被明廷兵部上书点名征入朝鲜的，且是在亲率二百人的突击队强攻日本舰队时，被后方友舰误击座舰、导致起火并受到敌人跳帮围攻，才与部下二百人力战阵亡的，首级亦被敌人割去作为战利品，在故乡江西丰城下葬时以檀香木雕为首级与遗体入葬。
与陈璘、邓子龙协同展开露梁海战的李舜臣，堪称这场战争中朝鲜一方最杰出的将领，由于海战能力出众、牺牲在胜利前夕等共同点，有西方史料研究者将他与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并论。一些朝鲜王朝史料或当代韩国的研究材料，或多或少地对李舜臣的战绩与地位作出了虚浮夸大，其实李舜臣这种战无不胜、无所不能的神化形象才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的，他对釜山等被日本占据的坚强港口阵地发动的进攻同样遭受着失败并损兵折将，由于兵力限制等问题也并没有达成很多史料吹嘘的“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战略目标，和同时代明、朝、日三国军队全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一样，他也有夸大战果、虚报战功之嫌，但刨去这些不实的水分之后，一位虽然并非全知全能，却确实凭借自己出特的海战能力以弱胜强、给予日本海军打击的李舜臣形象，才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且值得钦佩，在反感于后世史料对李舜臣的过分吹嘘时，也不应忽视他真正取得的战争成就。在很多海战之中，李舜臣凭借新式军舰“龟船”的强大能力、对洋流方向的利用、对火器和舰队阵型的重视，屡屡以少敌众却对日本水师形成一边倒的优势打击，取得了击杀得居通幸（又名来岛通久）、来岛通总等日本大名的宝贵阵斩成果，《半岛战国》小说中露梁海战前半段，关于明-朝联合舰队以“四角锚形”阵形成火力长廊，以优势火力压制使得日本舰队无从还击的描写，便是从李舜臣运用“鹤翼阵”等队形取胜的真实战例中改编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李舜臣背后还有一位擅战的朝鲜陆军将领权慄，被视为战争期间无能的朝鲜官军之中唯一的名将，在幸州山城的恶战之后被明将查大受称赞为“外国真将军”，壬辰倭乱阶段由于他的努力，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从全罗道陆地方向威胁到李舜臣的海军港口基地，从背后大力支持了李舜臣取得辉煌战绩，在嘲笑这场战争期间朝鲜兵备废弛、官军无能的同时，也要看到李舜臣、权慄等英勇、有能力的将领，以及奋勇抗战的朝鲜民间义军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取得的胜利。本篇小说从初稿开始就曾计划把权慄将军也作为一个演义人物写入故事情节中，但终稿完成之时，还是出于避免人物性质重复、追求故事剧情线紧凑等因素而舍弃了对权慄及朝鲜陆军的正面描写，因同样原因而没有写进终稿的人物还包括南兵将领吴惟忠、骆尚志等。
作为小说重要配角的将领茅国器，在真实历史上是在战争第二阶段“丁酉再乱”期间才率部进入朝鲜的游击将军，小说中将其描述为“南兵将领”，其实更严谨地按照历史记载，应描述茅国器为“浙兵”将领，戚继光最早征召三千义乌子弟编练而成的新军是最广为人知的“戚家军”，在张居正倒台、戚继光革职之后，为了淡化戚式新军的个人色彩而被先后改称南兵、浙兵，虽然名目不同，但这些按照戚式训练办法编练而成的部队，在移镇蓟州、入朝抗倭等战斗过程中，仍然继承着戚继光所强调的纪律严明等优点，运用着戚继光创立的一系列战术战法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朝鲜君臣的记录中，表现出了偏向于这些守纪擅战、却受到辽东派系打压的南兵的主观情感。也有说法认为明朝末期的所谓“浙兵”，由于全国性的军备不振，已经无法继承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只是单纯按照戚继光最早的征兵来源、抽调浙江兵员组建而已。小说中为避免部队名目的繁复，而把“南兵”“浙兵”的称呼统一描述为了“南兵”。茅国器此人在史料中记载较少，也不像李如松等人那样产生过足以改变战局的重大作用，在小说终稿中，笔者之所以放弃了将原本资历更老、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时间也更长的吴惟忠、骆尚志两位南兵老将作为小说人物（吴惟忠是戚继光最早征召编练新军平倭的三千义乌子弟之一），而选择了把茅国器置入故事结构中这个“南兵将领”的人物位置，除了避免三位同质化人物同时出场造成的结构繁复臃肿这一考虑之外，还在于着眼到茅国器在历史记载中的表现。笔者认为茅国器是明军表现差劲、溃乱大败的“泗川战役”期间唯一值得注意的亮点，在全军溃逃、被日军疯狂追杀的败局之中，茅国器所部三千浙兵是唯一一支保持着纪律严明、队形严整，且敏锐觉察到敌方岛津军团一味出城追杀、泗川城门防守空虚，并敢于逆流而上、孤军试图杀入泗川以求反败为胜的英雄部队，虽然最终还是由于兵力劣势而被反应过来的岛津军团围堵，在敌军三百余铁炮从侧后发起的轰击之下不敌败退，但英勇果敢、富于传奇性质的表现已足以将茅国器部队与那些一味溃逃的友军划分开来，不仅明军和朝鲜的记录上提到了这一英勇行为，作为敌方的岛津家史料中同样提到了茅国器的这次反冲锋，将茅国器的部队描述为“有甲于前，一队皆赤，其锋甚疾”，记载称受到茅部冲击的岛津家臣忠长等人难以对敌、有阵亡的危险，岛津义弘见其势危才急调部队往援将茅国器击败，同时还记载到日本人根据一位中国翻译的介绍，把对茅的尊称“茅老爷”按发音讹记为“孟郎爷”，将茅国器称为“敌赤备大将孟郎爷国器”，小说中根据上述记载，创作了茅国器在箭滩防线上孤军反击敌阵中军并为岛津义弘所阻，日军给茅国器起了讹音“芒郎野”这一外号等相关情节。在早于泗川战役的第一次蔚山战役中，茅国器亦曾有过率部先登突破蔚山倭城城墙的记载，但笔者读到的《万历朝鲜战争全史》（朱尔旦）一书指出了有关史料在这次战斗中的争议，说法一为茅国器先登破城，被辽东系的主帅杨镐嫉妒而鸣金勒令收兵，希望改由同为辽东系的大将李如梅去夺取先登首功，致使功亏一篑；说法二为茅国器破城后不愿居功，主动退后而导致功亏一篑；说法三则为先登破城的并非茅国器，而是李如梅，出于派系内斗鸣金收兵的也不是杨镐，而是西北宣大部队一系的将领麻贵。种种说法虽然扑朔，却足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内部派系倾轧掣肘的积弊之重。小说据此创作了茅国器先破蔚山城墙、撤退时遗弃了自己的步甲这一情节。《万历朝鲜战争全史》中还提到了一个历史细节，即泗川战役之后约有三四百人的明兵被岛津军俘虏，岛津军将其他营的明兵强行剃成日本人的发型以便送往本土作为囚俘，惟独没有给茅国器部被俘的明兵强制剃发，敌人对茅部官兵的刮目相看亦从中可见一斑。
小说中的另一重要角色王必迪，仅仅算是借用了历史上一位南兵游击将军王必迪的姓名，在故事中的种种表现则纯属虚构。历史上的王必迪是在壬辰倭乱阶段，与吴惟忠、骆尚志一同援朝的南兵游击将军，有关他的记载甚少，《帝国最后的荣耀》一书中提到了疑似朝鲜史料所述关于王必迪的一件事，即平壤大捷之后，李如松在论功行赏时打压南兵，故意将本来由骆尚志夺得的先登首功和赏银判给了自己的二弟李如柏，在吴惟忠和骆尚志都已经受伤的情况下，王必迪作为在场的唯一南兵将领站出来指责李如松不公正，而李如松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赏识他敢于执言的勇气而赐与南兵银两。这件疑有演义性质的史料佚事，凸显出了王必迪不畏强、敢执言的刺头、好汉性格，是笔者引用这一名字作为小说角色的主要原因。在随后的丁酉再乱援朝将领名单中，已经没有了王必迪的名字，取代以职务和所统兵力都和王必迪一样的茅国器，笔者联想到历史上在战争两个阶段期间发生过的蓟镇屠杀南兵事件，而虚构了王必迪这一人物在蓟镇事变中死里逃生，并为了保命而隐瞒身份投入茅国器麾下担任鸳鸯阵小队队长的故事情节，他的两名战友吴南式、易有田则纯属虚构。
史世用、许仪后与郭国安：
在当代文化产品普遍将“锦衣卫”这一明朝机构虚浮夸大的背景之下，史世用这个在史料中有明确记录、较好反映出了历史上锦衣卫真实面貌的人物显得非常珍贵，史料对他的事迹记载大致是：因担任过锦衣卫“名色指挥”一职，而被明廷物色为可靠的间谍人员，派往日本九州等地，伪装成商人开展了侦察倭情、测绘名护屋地形等一系列情报工作，期间与许仪后、郭国安等滞留日本、但暗中为抗倭战争提供支持的爱国明人进行碰头，且一度因遇到海难而在日本萨摩州“身服敝衣，蓬头跣足”地流浪行乞，归国后将侦察成果编纂为《倭情备览》一书，成为对日研究的重要资料，其后又作为茅国器的幕僚参与了丁酉再乱之役，在史料中被描述为“貌颇魁梧，才亦倜傥”。上述记载都是笔者在小说中刻画史世用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
许仪后，原名许三官，本是江西郎中，在前往东南沿海行医时被倭寇虏为囚俘贩往日本，因为通医术、恰巧为岛津家一位幼儿医好疾病，而成为了受岛津氏器重的御医，在日本娶妻成家。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有一批在明朝官方文书中被称呼为“逋逃之种”、因受到掳掠等种种原因滞留在日本的中国人，积极行动起来，将丰臣秀吉政权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情报暗中送回祖国进行预警，而许仪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收集编写并送给明朝官府的倭情报告内容详尽，共约五千字，分为六部分：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即丰臣秀吉）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小说中虚构出来的“蜉蝣众”这一情报组织，就是以历史上被称为“逋逃之种”的这一人群作为原型的，许仪后这一人物形象，则在小说末尾以郭国安介绍的形式客串登场。
与史世用和许仪后二人相比，郭国安在史料中的身份形象则更加扑朔模糊，也更具传奇色彩。明朝史料《两朝平攘录》对他的描述是：郭国安作为滞留日本的中国人，在岛津氏军队中担任军官，丁酉再乱期间，郭国安随岛津军驻守晋州、泗川等地，担任了日军重要阵地望津峰（一作“望晋峰”）大营的守营大将，在“三路并进”攻势的中路军泗川战役期间，郭国安在明军与岛津军对峙于晋江两岸时，释放了一名被日军俘虏的朝鲜妇女，并在交给她的信上写了“此妇将度异域，吾怜而赎之，天兵弗害也。（这位妇女将要被日本人掳掠到异国去了，我可怜她而替她赎身放还自由，希望明朝官兵看到她之后不要加害）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好让她凭此信向明军求救，茅国器的部队收容了这名女子之后，一名随军赞画拆解信件末尾的字谜落款而猜出写信人的名字是“郭国安”（一如小说正文所引述的，“令公之后”即唐朝名将令公郭子仪的后人，埋儿之父是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郭巨，皆指姓氏为郭；有或之口是國字，无才之按是安字），恰巧在日侦察期间认识了郭国安的史世用此时正在茅国器营中担任幕僚，由此得知了郭国安在对岸日军营中并设法与其进行了联系，郭国安在与史世用约定之后，于战斗期间放火烧毁了由自己驻守的日军望津峰大营粮仓，协助明军成功突破了晋江防线。而日本史料《诸家大概记》却称郭国安其实是日本间谍，被岛津义弘故意派去与史世用联系，从而引诱明军深入到泗川城下以致大败。亲历过泗川战役的岛津家臣川上久国，则在他的回忆录《久国杂话》中记载，郭国安的日本名字叫“汾阳理心”，是岛津家的汉医，泗川战役期间一直留在后方的泗川倭城，并没有去过望津峰大营，据此驳斥《两朝平攘录》《诸家大概记》中有关郭国安在望津峰与明军暗中联系的描述“是无实之讹也”。上述三种史料中，《诸家大概记》的可信度最低，显是由《两朝平攘录》的有关记载杜撰改编而来，已经纯属演义情节了。《久国杂话》的记载似是明确可信的，此书中称郭国安的日文名字为“汾阳理心”，“汾阳”二字正是唐朝名将令公郭子仪的别号“郭汾阳”，而《两朝平攘录》中郭国安在字谜落款里以“令公之后”来代指自己的姓氏，亦可见他作为郭氏子弟而对本家先贤郭子仪的崇敬，上述两个细节恰好形成了相互映证。巧合的是，前文提到的许仪后本名是“三官”，“仪后”这个后来才新起的名字同样可以理解为“郭子仪的后人”，与郭国安落款中的“令公之后”神似，而川上久国记载郭国安的身份为“汉医”，恰又与许仪后的医生身份一致，笔者由此提出一个并无事实佐证的个人妄猜：史料中记载的“许仪后”和“郭国安”这两个名字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这个淹没于扑朔史料中的问题也许是不会有答案的，仅供读者一观而已。小说中主要以《两朝平壤录》的说法为原型，而塑造了伪装成岛津氏家臣“安国寺久兼”的郭国安这一人物形象，“安国寺久兼”这个名字则纯属笔者在小说中所做的虚构，所谓郭国安是间谍组织“蜉蝣众”首领的情节亦纯属笔者杜撰。
王保，万历二十三年“蓟州兵变”事件的始作俑者。明朝和朝鲜的实录都记载了这次事件，《神宗实录》上书：“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后世史料研究还原了这次所谓“兵变”的原貌：壬辰之役后从朝鲜归国的南兵部队回到原驻地蓟镇，受到了克扣出征赏银和本额军饷的不公正对待，因而聚众讨饷，反被时任蓟镇总兵王保以“兵变”的罪名加以诬陷屠杀，而明廷的态度，正如上文引述的实录所言，认为王保的做法是将南兵中的“倡乱者”予以“正法”，兵部在得到“奏闻覆请”后也是持“报可”的准许意见。由戚继光创立的模范新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之后，反而遭到了克赏扣饷、诬陷屠杀的不公下场，而明廷官方亦不予平反，当时明政权内部的积弊、昏聩与衰朽，亦可从这一事件中见其一斑。笔者以“蓟州兵变”为史实原型，创作了小说中王必迪、吴南式、易有田三人所在部队受到王保屠杀的情节，并将王保这一人物塑造为暗中与倭寇勾结的恶人形象，安排在小说末尾作为隐藏反派登场。小说中的一个错误在于，王必迪等三人从屠杀中死里逃生之后投靠的本不应该是茅国器的军营，而本应该是当时驻扎在蓟镇的南军老将吴惟忠的大营，由于笔者为精简人物去掉了吴惟忠在小说里的戏份，因此才将这一情节改成了投入茅国器营中。根据史料中丁酉再乱出征名单上没有再出现王必迪这一将领的现象来看，笔者个人猜测，历史上真实的南兵游击将军王必迪，可能就是蓟州兵变事件的受害者。
关于小说中的“李宁”这一人物：历史上出现在万历朝鲜战争战场上的同名将领“李宁”共有两人，其一是辽东军参将李宁（战死时已升任副总兵），也就是本篇小说中的李宁的人物原型，从壬辰倭乱首次援朝开始就参加过平壤、碧蹄馆等重要战役，后在丁酉再乱期间，因轻敌冒进、孤军追击而受到倭军包围，中伏战死，与辽东系主心骨李如松阵亡于塞北的情况非常相似；其二是大同参将李宁，参加了第一次蔚山战役、顺天战役，活到了战后。
阿只拔都，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的，但他的名字有历史原型。历史上真实的“阿只拔都”是一名入侵朝鲜的倭寇首领，真实姓名不详，“阿只拔都”是朝鲜人在史料中为他起的绰号，“阿只”是朝鲜语“少年，幼儿”的意思，“拔都”是蒙古语“勇士”的意思（当时的朝鲜高丽王朝是蒙元政权的藩属，可能是他们引用蒙古语的原因），合起来即为“少年勇士”，朝鲜史料记载，朝鲜李氏王朝的开国太祖李成桂在公元1380年的剿倭作战中，于南原将驰马冲撞、悍勇异常的阿只拔都射杀。类似引用姓名的现象也出现在小说人物“林福男”身上，这个人物的名字化用于历史上的朝鲜军官、全罗道兵使“李福男”，史料记载李福男于丁酉再乱初期的南原战役期间，在日军优势兵力围城的不利形势下，率领700朝鲜援兵进入南原城协助明将杨元，城破之际杨元劝说他一同突围，但李福男拒绝逃生并与城共亡，是战争期间涣散无能的朝鲜官军之中少见的英勇人物。
小说中的“忍者大名”风间家族固然是出于笔者虚构，其原型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忍者世家、即所谓的“风魔家”忍者一族，按记载（以及众多鱼目混珠的日本演义传说），这个隶属后北条氏政权的忍者集团本姓是“风间”，为隐藏身份而对外伪称为“风魔氏”，历代首领都以“小太郎”作为伪名而称作“风魔小太郎”。
小说中以类似彩蛋的形式，引入了红衣主教黎塞留、古斯塔夫大帝和阿尔布伦希特.华伦斯坦这三个隐藏人物，除了作丰富故事内容的考虑之外，也是希望通过引入万历朝鲜战争同时期的欧洲人物形象，来对当时的中西历史阶段进行对照描写。笔者一直认为将中外历史进行同时期对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时我们对中外历史面貌存在的认知错位，可能会在这种时代对照之中产生恍若隔世般的新鲜感。在粗略的印象之中，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朝与先前的唐朝、宋朝并没有本质观感上的区别，可以笼统地以一个“古代”“封建王朝”的概念统而论之，但与国外历史进行相互对照，就会发现与万历朝鲜战争处于同一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或虚构文化人物，计有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与“海盗爵士”德雷克船长、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与他创作的人物堂.吉诃德等一大批，如若将这一时期略向前后延长，还可以纳入俄罗斯的伊凡雷帝、“地心说”之父哥白尼、“北方雄狮”古斯塔夫大帝、大仲马小说中的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等更多人物。塞万提斯先生在将他创作的《堂.吉诃德》下册献给支持其写作的贵族雷莫斯伯爵时，就在开篇献辞（现在国内常见的全本《堂.吉诃德》译本出版物中，大都可以看到这段献辞）中提到，当时的“中国皇帝”非常喜欢《堂.吉诃德》这部作品，并派遣钦差邀请塞万提斯前往中国，原文为“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个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而按照该献辞的落款时间1615年，当时能够敦请塞万提斯前往中国的皇帝正是万历天子、明神宗朱翊钧，结合这篇献辞偏戏谑的口吻来看，这段所谓来自中国皇帝的邀请，并不排除是伟大但同时也可爱的塞万提斯先生伪造吹嘘之词，目的也许是向支持他写作的贵族老爷表达“即使中国皇帝从地球另一头来邀请我，我也更愿意把新作献给您”这样一层感激意味，但仅从时间上来看，与塞万提斯同时期的万历皇帝并不是没有读过《堂.吉诃德》的可能（毕竟这位殆政多年的皇帝被他的大臣们“关”在紫禁城里时，用来消磨时间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读书，而牵连出“争国本”事件的宠妃郑氏，博得皇帝持久欢心的一大原因也在于有着爱读书的共同语言），比这种臆测更可靠的一件类似历史事实则是，与明朝时代相近的清朝已经烧制出了绘有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形象的瓷瓶，为这种有趣的中外文化交流现象给出了现实的佐证。在构思小说的过程中，笔者原计划在“文艺复兴号的军事课”与“露梁海战”两段情节之间，加入一段发生在中朝边境鸭绿城口岸的情节，在这段故事中引入堂.吉诃德、加拉斯果学士（原计划在文艺复兴号上给小古斯塔夫上课的老师，就是这位出自《堂.吉诃德》的加拉斯果学士，而不是现在终稿里年轻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德雷克船长等人物，更加完整地展现《半岛战国》世界观中欧洲国家与人物的面貌，最终考虑到故事线结构的冗余和这段文字偏诙谐的故事情节与全书基调相差过大而作罢，仅保留了与全文军事战争主题关联较紧密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古斯塔夫大帝和阿尔布伦希特.华伦斯坦三人，引用红衣主教黎塞留这一人物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起笔者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物来，让历史上真正影响过欧洲局势的军政强人黎塞留来担当起小说情节里“远东之环”这样一项体量可怕的工程，会显得更有信服力（诚如小说结尾交待，远东之环工程的原型正是黎塞留在历史上真正铸造过的拉罗舍尔围海大堤）；引用古斯塔夫大帝的形象，借他之口来阐述蔚山战役概况和对戚继光军事改革的评价，则是因为让这位军事近现代化改革之父来分析局势，会比由小说主要人物的主观口吻讲出来显得更具第三方视角的客观性，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时间上的谬误，即历史上的古斯塔夫大帝生于1594年，万历朝鲜战争结束的1598年他还只是个4岁的幼儿，所以少年古斯塔夫于战争末年出现在欧洲联合远征舰队上游学的这段情节，与历史上真实的时间表是相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