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

（一）穆罕默德·阿里（1769年3月4日－1849年8月2日）全名穆罕默德·阿里·本·易卜拉欣，出生于卡瓦拉（今属希腊共和国）。埃及近代政治家，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创立者（1805年－1848年在位）。穆罕默德·阿里原系阿尔巴尼亚人，1769年3月4生于希腊沿海城镇卡瓦拉（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鲁米利亚省）一个驻军小头领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下级军官（护路队队长）易卜拉欣·阿加。阿里有兄弟姊妹17人，家庭经济困难。早年丧母，14岁时父亲去世，因而投靠伯父。伯父死后在外独自谋生，后被城防军长官看中，收为养子，将其抚育成人。在此期间阿里学习骑马、射击等军事技能，并随军在地方征税、镇压暴动，成为一名小军官。同时阿里还深入马其顿山区，收购廉价烟草，带到卡瓦拉，高价卖给欧洲商人。此时阿里结识法国商人利昂，学习经商本领，并初步了解到国外的情况。卡瓦拉城防军长官死后阿里继承他的遗产，并娶了自己的表姐、一个富家寡妇为妻。1798年7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东方军司令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奥斯曼帝国被迫向法国宣战，29岁的阿里应征入伍，作为卡瓦拉当地军（约300人）的副官（实际负责指挥军队），跟随奥斯曼正规军前往埃及。奥军1.8万人长途跋涉，在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阿布基尔登陆，遭遇6000名以逸待劳的法军攻击，溃不成军，溺死者甚多，卡瓦拉军也全军覆没。阿里侥幸被驻扎在阿布基尔的英国海军从水中救起，随即逃回卡瓦拉。1801年初阿里再次参加奥斯曼军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招募阿尔巴尼亚人，重整为一支强大的阿尔巴尼亚骑兵队。当年奥军再次进驻埃及，同英国一起对法作战。5月9日阿里的骑兵利用夜晚法军防备松懈之时发起突袭，在西奈半岛的罗马纳取得胜利。由于他能征善战、计谋深远，很快被奥斯曼军队统帅胡斯鲁任命为阿尔巴尼亚军团（埃及总督的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期间马穆鲁克是埃及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阶层，在他们统治下的埃及内政腐败、经济衰落、人口减少、起义不断。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沉重打击马穆鲁克的势力，而埃及统治阶级中的伊斯兰教长、新兴商人也希望结束混乱的局势。阿里抓住时机，一方面利用灵活多变的政治手腕，制造马穆鲁克和奥斯曼政府的矛盾，并不断变换联合、打击的对象，削弱对手；另一方面利用埃及人民的情绪和力量，向人民表示好感，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二）1801年9月法军撤出埃及，奥斯曼帝国恢复对埃及的统治，而马穆鲁克则在英国的扶植下重新抬头，成为埃及的统治阶级。面对这种情况时阿里于1803年先与马穆鲁克结盟，对抗奥斯曼政府，他指使缺饷士兵在开罗发动兵变，在达米埃塔港击败奥军，俘虏统帅胡斯鲁。奥斯曼政府所派的新帕夏也在1804年被士兵投入海中，至此奥斯曼政府在埃及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之后阿里转而对马穆鲁克下手，他利用、挑拨马穆鲁克集团的内部矛盾，使他们互相残杀。1804年3月11日驻扎在开罗的阿尔巴尼亚军公开袭击马穆鲁克贝伊（奥斯曼帝国封给地方官吏和军官的称号，仅次于帕夏）们的住宅，迫使他们投降。阿里还同驻在亚历山大港的奥斯曼军事长官胡尔希德秘密来往，暗中结成同盟。后来阿里利用埃及的教长、绅士和富商的支持，借埃及人民的名义宜布胡尔希德为埃及总督，打击马穆鲁克的势力。在打击马穆鲁克的力量后阿里开始收买伊斯兰教长、绅士及商人，以获取其支持。胡尔希德先请求奥斯曼政府将阿里调回阿尔巴尼亚，但在埃及教长、商人等阶层的要求下被迫收回决定。趁阿里在上埃及与马穆鲁克交战时胡尔希德再从叙利亚调来援军进驻开罗，这些士兵奸淫掳掠、不得民心，阿里闻讯后以索取军饷为名马上返回开罗。他表面上服从胡尔希德，暗中煽动当地士绅，要求胡尔希德调走叙利亚军，并布置军队包围开罗。在胡尔希德拒绝士绅的要求后他们在1805年5月宣布废黜胡尔希德，改立阿里为埃及总督，并派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请求苏丹塞利姆三世的允准。塞利姆三世无可奈何，只得于同年7月正式任命阿里为埃及的帕夏，至此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实际已经建立。1806年塞利姆三世宣布罢免阿里，重新派姆撒为埃及帕夏，阿里一面贿赂姆撒，使其主动让位；一面派长子易卜拉欣（即易卜拉欣帕夏）前往君士坦丁堡，向奥斯曼政府进贡，以表忠心。适逢第七次俄土战争进行，塞利姆三世无暇南顾，于是在11月再度承认阿里为埃及帕夏。英国不愿看到埃及统一政权的建立，且担忧法国再次侵占埃及，于是决定先发制人，消灭阿里。1807年3月20日英国干涉军5000人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因守将投降，轻而易举地占领此地。为保证亚历山大港的粮食供应，英军于3月29日对罗塞塔发动进攻，但遭遇失败，指挥官毙命，120人被俘。

（三）阿里动员埃及人民对抗英军，在开罗组织志愿军北上，并加强开罗的守备。4月9日4000名英军反攻罗塞塔，并攻占艾布·曼苏尔。罗塞塔守军坚守城池20天，最后与赴援的志愿军里应外合，消灭英军400人，俘获400人。英军屡遭挫败，只得于9月14日与阿里议和，撤出埃及。对英国的胜利使阿里初步巩固政权，并获得“胜利者”的称号。对英作战结束后埃及内部对阿里政权威胁最大的是伊斯兰教长和马穆鲁克势力，这些教长依靠掌管的宗教地产，承包土地税，剥削农民。英国武装入侵埃及失败后伊斯兰教长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们的代表人物奥马尔·麦克莱姆甚至与阿里平起平坐，成为阿里的一个心头大患。阿里羽翼丰满后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利用教长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奥马尔·麦克莱姆，将他流放到杜姆亚特，从此伊斯兰教长不再是埃及政治舞台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之后阿里决心消灭马穆鲁克，以稳固政权。他表面上对马穆鲁克上层人士表示关怀，邀请他们来埃及居住，暗中却开始计划将其一网打尽。1811年3月1日阿里以委任他的第二个儿子图松领兵出征汉志（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带）为名邀请开罗附近的马穆鲁克大小头领及其随从前来开罗的萨拉丁城堡出席宴会，放松戒备的马穆鲁克头领仅带着少数侍从赴宴。宴会结束后阿里立即关闭大门，对马穆鲁克首领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只有一人漏网，其余尽数被歼（关于被杀的马穆鲁克人数有74人和500人等不同说法）。紧接着阿里在全埃及展开大搜捕，并派易卜拉欣前往上埃及铲除马穆鲁克势力。经一年多的清剿后共消灭1000多人，马穆鲁克余党或仓皇逃窜各地，或宣誓效忠阿里，部分余党逃亡苏丹。至此影响埃及达500年之久的马穆鲁克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不复存在，他们的包税领地被没收并收归国有。阿里一旦完成创国基业后对外称霸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自1811年起他不断向外扩张、掠夺领土、奴役其他民族，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阿拉伯帝国。1811年阿里应奥斯曼政府要求派儿子图松出兵汉志，镇压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埃及军队在阿拉伯半岛遇到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抵抗，伤亡惨重，阿里遂亲自出征，经1年8个月苦战后将起义镇压。1816年起义再度爆发，阿里派易卜拉欣出征汉志，每到一处就破坏水井、焚毁房屋、屠戮百姓。1818年9月埃军占领汉志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四）不过在长达7年的战争中埃及军民伤亡多达10万人，付出沉重代价。为控制整个尼罗河流域，打击逃往栋古拉的马穆鲁克残余势力，扩大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并占有黄金、宝石和其他资源，掠夺苏丹财富，掳掠苏丹青年来扩充军队，阿里决定入侵苏丹。1820年阿里以讨伐盘踞在苏丹北部的马穆鲁克残余为旗号派其子伊斯梅尔率军4000开始向苏丹地区扩张，伊斯梅尔势如破竹，不仅消灭马穆鲁克残余，迫使苏丹北部森纳尔城的芬吉苏丹献城投降，消灭芬吉苏丹国，还从富尔人手中夺取科尔多凡地区。到1821年伊斯梅尔已经控制苏丹除达尔富尔和红海沿岸的所有地区，到1823年苏丹大部形式上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实际上却成了埃及的领地。阿里将苏丹划分为4个行政区，并于1825年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的交汇处建造新城，命名为喀土穆，作为埃属苏丹的行政中心。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统治期间（1260～1277年）于1275年攻占尼罗河第三、第四瀑布之间的马库尔拉王国，努比亚地区成为埃及的藩属，国王和臣民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以后穆斯林移民不断涌人，促使当地黑人改信伊斯兰教。15世纪在反抗阿拉伯及埃及人入侵过程中黑人在苏丹南部建立起历史上的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芬吉苏丹国，芬吉苏丹国成立于1504年，灭阿勒瓦王国而建，1821年亡于埃及阿里政权。阿勒瓦王国是苏丹的基督教王国，4世纪麦罗埃王国灭亡后在喀土穆以南建立，首都为索巴。其统治者于578年邀郎吉努斯前来传教，开始皈依基督教，这是基督教传入苏丹的正式年代，1504年被丰吉素丹国所灭。1821年3月希腊本土爆发起义，1822年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随后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派兵镇压，但进展缓慢。1824年7月阿里与马哈茂德二世达成协议，同意派兵协助镇压希腊起义，条件是埃及军队占领摩里亚后马哈茂德二世允许阿里获得克里特、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叙利亚的控制权。在观望列强态度及反复推诿后阿里决定答应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于1825年2月派易卜拉欣率16艘战舰，搭乘1.7万步兵、700骑兵及4个中队的炮兵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埃军凭借优势，迅速占领特里波利斯及半岛绝大部分地区。1826年4月易卜拉欣强行攻克希腊西部重镇迈索隆吉翁，8月占领雅典。至1827年6月科林斯地区以北的希腊国土重新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希腊起义军节节溃败。

（五）马库里亚王国在阿拉伯人称“马库拉王国”，是苏丹努比亚人建立的基督教王国。4世纪中期麦罗埃陷落后在位于尼罗河第三滩至第五滩之间建立，都城为栋古拉。6世纪统治者皈依基督教，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崛起，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和北非，切断苏丹诸基督教王国与外部联系，并向苏丹侵袭。650—700年与诺巴西亚合并，创立栋古拉王国。栋古拉王国是苏丹努比亚人建立的基督教王国，650—700年由诺巴西亚王国和马库里亚王国联合而成，都城为栋古拉故名。诺巴西亚王国是苏丹的基督教王国，出现于200年，位于尼罗河第一滩至第二滩地区，首都为法拉斯。543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派遣以朱利安为首的传教团进入苏丹，统治者皈依基督教。650—700年间与马库里亚王国合并，形成栋古拉王国。697年原马库里亚梅库里奥斯即位，努力发展基督教，在原诺巴西亚的泰发建立大教堂，与阿拉伯人和解，让原诺巴西亚统治者以副王身份管理该地。8-13世纪是其稳定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努比亚古典陶器业获得发展，并销往埃及等地。栋古拉等地大建教堂，出现古努比亚文书写的各种文献。12世纪下半叶逐步式微，是穆斯林从东西北三面渗入和基督教文明停滞不前所致。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军队不时南下征战，1323年兵败，王国瓦解。丰吉苏丹国（1504～1821年）存在于今苏丹共和国境内、尼罗河中上游地区的封建苏丹国，15世纪末丰吉人在吉齐拉地区游牧，后其领袖奥玛尔·冬卡与北部阿拉伯人首领阿卜杜拉·詹马联合，于1504年灭亡以索巴为中心的阿尔瓦国，建立丰吉苏丹国。首都为森纳尔，其领土北抵尼罗河第3瀑布。17世纪中叶苏丹巴迪二世（1645～1680）越过白尼罗河，将西部疆域扩展到科尔多凡东部。丰吉苏丹把战争中掠来的奴隶编成军队以壮大实力，奴隶军头目与贵族经常发生纠纷。苏丹巴迪·阿布·西卢克时期与阿比西尼亚国王和科尔多凡部族作战，疆域向东、西方大大扩展。在国内他镇压封建贵族，废除法律，实行个人专断，从而引起贵族不满。1762年科尔多凡总督、哈马杰人阿布·利凯立克起兵反叛，废除国王，立国王之子为傀儡，王权落入哈马杰人大臣手中。国家长期内乱，最后于1821年为埃及所灭。丰吉苏丹国实行封建分封制，人民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渐以农业为主。对外贸易发达，以首都为中心的商路北通埃及、东达红海的萨瓦金港，甚至远抵阿拉伯半岛及印度等地。丰吉商人出售象牙、金砂、奴隶，从阿拉伯输入铁器、颜料和纸张等。

（六）丰吉苏丹国实行封建分封制，苏丹向臣属赏赐封地，受封者在封地内进行直接统治，定期向中央纳贡。人民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渐以农业为主。对外贸易发达，以首都为中心的商路北通埃及、东达红海的萨瓦金港。国内贸易则以本地棉织品充当货币，有时也使用土耳其货币。就在此时支持希腊独立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开始对希腊战争进行干涉，1827年7月英、法、俄三国签署《伦敦条约》，要求交战双方停战，尽管阿里率先表示愿意接受，但马哈茂德二世拒绝接受协约。9月英、法、俄出兵，切断奥斯曼帝国同埃及方面的运输线。10月20日诺瓦里诺海战爆发，三国联合舰队与埃奥舰队进行4小时的激烈海战，埃奥舰队遭重创，64艘舰艇中至少有29艘被击沉。战后阿里单独与三国议和，易卜拉欣于1828年10月率余部撤回埃及。1830年4月奥斯曼帝国接受《伦敦议定书》，承认希腊独立。叙利亚地理位置重要、物产丰饶，早在1810年阿里便打算以巨资向奥斯曼帝国换取叙利亚的统治权，到19世纪20年代埃及方面又声称叙利亚独立地位难保。而阿里支援奥斯曼帝国镇压希腊起义一事使自身国力大损，于是他将目光重新转至叙利亚。诺瓦里诺海战后阿里要求马哈茂德二世履行诺言，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划归自己管辖，但马哈茂德二世只愿交出克里特，这导致埃奥之间的关系破裂。1830年阿里再次要求马哈茂德二世兑现承诺，未被答复。1831年10月31日阿里以与阿卡总督阿卜杜拉之间的争吵为借口派易卜拉欣自西奈半岛直取巴勒斯坦（属于大叙利亚的一部分），易卜拉欣率军3万（一称4万）水陆并进，打出重建阿拉伯帝国的圣战口号，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埃军接连攻陷阿里什、加沙、雅法等地，黎巴嫩酋长公开支持阿里，叙利亚人也希望借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1832年4月马哈茂德二世下诏解除阿里及易卜拉欣的职位，5月27日埃军攻克阿卡，6月15日夺取大马士革，7月在霍姆斯附近以伤亡100人的代价全歼奥斯曼军近4000人，缴获奥方所有火炮。不久霍姆斯、阿勒颇相继陷落，埃及方面很快便占领整个叙利亚。为防止奥斯曼帝国反击，易卜拉欣直入安纳托利亚，埃军势如破竹，12月21日在科尼亚战役再次以3万军队大破大维齐尔亲自带领的6万奥军。应奥斯曼帝国的请求，1833年2月20日一支俄罗斯帝国的舰队及1.8万人的部队驶抵君士坦丁堡。易卜拉欣在攻克屈塔希亚后距君士坦丁堡仅有三天行程，更有进逼布尔萨、进一步推进的打算。英国和法国为限制俄国在奥斯曼的影响力，遂出面斡旋，马哈茂德二世也害怕俄国的威胁，而阿里不想开罪欧洲列强。

（七）在此情况下4月8日埃奥签订《屈塔希亚协定》，奥斯曼政府撤销革除阿里父子职务的决定，承认阿里对埃及、汉志、克里特的统治权，并将叙利亚和阿达纳划归阿里管辖，易卜拉欣成为杰德拉、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阿达纳的总督。埃及则从安纳托利亚撤军，并承认奥斯曼苏丹对埃及的宗主权。至此阿里的势力达到顶点，其王朝版图东起叙利亚沙漠、西至利比亚沙漠、北至地中海和托罗斯山脉、南至阿拉伯海和苏丹南部，一个地跨亚非两洲的帝国勃然兴起。当时的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这样评价道：“他的真正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在内的阿拉伯王国。”按照《全球通史》的说法：“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行省以外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第一次埃土战争后埃及与奥斯曼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马哈茂德二世亲近列强，伺机夺回领土。阿里也不满于《屈塔希亚协定》，想再用一场战争取得独立的地位，脱离奥斯曼帝国。奥斯曼政府在1837年提出保留阿里家族世袭埃及总督及对汉志占领地的控制权，以换回其余被埃及占领的地区，这一要求被阿里拒绝。同时阿里将希望埃及独立的想法告知英国，但未得到支持，招致阿里的强烈反对，而马哈茂德二世也在英国唆使下积极备战，同年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宣布停止向奥斯曼帝国纳贡。1839年4月奥斯曼军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叙利亚，马哈茂德二世以未履行称臣纳贡义务为由对埃及宣战，由哈菲兹帕夏率军进攻叙利亚。由于哈菲兹不听军事顾问德国人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的劝告，因而陆海两路军均出师不利。5月易卜拉欣在阿勒颇附近的尼济普首次击败奥军。6月24日埃奥双方在尼济普再度遭遇，集结数万军队进行决战，奥军全线崩溃，约有4千人死伤，1.2万至1.5万人被俘，并丢失大批弹药。易卜拉欣指挥埃军再次越过托罗斯山脉攻入安纳托利亚，进入地中海的奥斯曼舰队指挥官艾哈迈德·费沃兹帕夏临阵叛变，率25艘战舰及2万多名水兵向埃及投降。7月1日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逝世，由他16岁的儿子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继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濒临崩溃。

（八）埃及对奥斯曼帝国取得的巨大战果使欧洲列强感到担忧，1840年7月15日英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奥斯曼撇开支持阿里的法国，达成《伦敦协定》（即《解决近东事件的条约》），以保障阿里对埃及的世袭统治及他终身对阿卡的管理为条件，要求埃军从叙利亚的后方和黎巴嫩沿岸撤出。阿里以为能得到法国的援助，于是拒绝这些要求（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不愿孤身对抗各列强）。随后英国和奥地利的海军封锁尼罗河三角洲海岸，9月11日炮轰贝鲁特要塞，11月3日阿卡要塞投降，埃及在叙利亚的驻军也因叙利亚人民的反抗而被迫撤退（因易卜拉欣在当地横征暴敛）。当亚历山大港受到威胁时阿里被迫归还奥斯曼舰队，同意伦敦协议的条款，宣布臣服苏丹，恢复定期纳贡。并放弃对克里特、阿达纳和汉志的统治，撤出叙利亚，作为代价时换取他的后代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1841年1月30日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又颁布数道敕令，对伦敦协议作具体说明。敕令重申阿里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及其本人对苏丹的终身管辖权，同时规定埃及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得超过1. 8万人，未经苏丹许可不得建造战舰，上校以上军官的任命必须得到苏丹的批准等。2月易卜拉欣率军从叙利亚撤回埃及，1840年《伦敦条约》和1841年苏丹所作的补充规定对阿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标志着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的瓦解。在此之后尽管阿里作了最大努力，使埃及军队仍在保留8万人的规模，但其实力已不能和过去相比拟。埃及的主权已遭践踏，英法势力在埃及日益增强，埃及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1843年以后几乎就在叙利亚灾难和埃及被迫放弃进口税和政府的垄断后阿里的神志越来越糊涂（有说法猜测与他之前获得的治疗痢疾的硝酸银的副作用有关 ），不仅他的思想和行动混乱，而且他越来越多疑，比如1844年他获得埃及的债务达到8000万法郎的消息后狂怒整整六天。英国辉格党上台后主张与阿里缓和关系，1843年英国政府送给阿里一艘汽艇，维多利亚女王还送给他一张肖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送给他礼品，另外法国国王也授给他勋章。英、法两国还邀请易卜拉欣去访问，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引起阿里多大的兴趣。

（九）1845年易卜拉欣因风湿性疼痛和肺结核被送到意大利疗养，1846年阿里赴君士坦丁堡与苏丹和好，他对苏丹说：“易卜拉欣已经老了，而且病了。阿巴斯（易卜拉欣二弟的儿子）还是个小孩子，到时候小孩子就要统治埃及了，他们怎么能保住埃及呢？”他获得苏丹的保证，让他的家庭世袭埃及后回到埃及。1848年阿里逊位于易卜拉欣，但病入膏肓的易卜拉欣在同年11月便去世，由阿巴斯（即阿巴斯一世）即位，此时阿里已经神志不明到别人无法告诉他易卜拉欣之死的程度。1849年8月2日阿里病故于亚历山大的拉斯埃丁宫，享年80岁，葬于开罗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阿里政府仿效欧洲国家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设立高级国务会议，领导政府各部工作，国务会议下设陆军、海军、教育和建设等部。为了便于统治，阿里政府简化行政区划，把原来16个区归并为7个省，各省下设若干县和乡，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行政机构。阿里政府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社会治安，使社会秩序大为改观。据朱马尔记载：“穆罕默德·阿里政权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和最令人愕然的成果是整顿社会秩序，过去人们不要说跨进沙漠，就是在田间也会遭到抢劫，如今即便穿过离尼罗河遥远的地区也平安无事。”在经济方面阿里倡导独立自主，全面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在埃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阿里执政后首先着力于改革旧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早在1808年阿里就派专人去调查和登记全国的耕地，1809年他要求所有包税人呈报他们包税土地的数目。到1814年政府宣布废除租税承包制度，把包税人所管辖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阿里又用管理不善和没有土地凭证等名义把伊斯兰教会的土地也没收过来，他将没收来的一部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每户农民可分得3至5费丹的土地，农民每年向政府缴纳定额的租税。阿里还把没收来的一部分土地赐给他的亲属和军官，使他们成为新的土地贵族。同时阿里将原来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由于实行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减轻的同时增加国家的税收，极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

（十）阿里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仍旧是农奴，以前是属于个别封建主的农奴，现在是国家（即阿里及其家族）的农奴，阿里本人就成为埃及最大的地主。但阿里的这些措施还是在一段时间内减轻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农业发展。接着阿里采取一系列扶助农业发展的配套措施，他组织力量兴修水利，疏通旧沟渠，开挖一条命名为马哈茂德新运河，将尼罗河水引至亚历山大及其周围地区，使埃及耕地的总面积扩大200万费丹（1费丹约合6.3市亩）。阿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农作物种类，他在上埃及大量种植长纤维棉花、烟草、玉米、大麦、小麦和稻子等经济作物，并利用迅速扩大的欧洲纺织业急需原料的机会，组织力量培植优质长纤维棉花。这种棉花于1821年进入英国后大受欢迎，此后三年里埃及的棉花出口猛增200倍。在工业领域中阿里采取允许少量企业由私人资本家经营，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和大力发展官办工厂的方针，努力建立埃及自己的民族工业。他注重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培训本国技术力量，吸收资金，使埃及民族工业在初创时期便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他特别重视发展同军事有关的工业，创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埃及第一批近代机器工业，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其中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全厂共有5500人，分成15个车间，主要制造战舰，并仿制和维修机器，该厂生产的战舰丝毫不比欧美各国生产的最新式战舰逊色。同时阿里积极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这一阶段的纺织、造纸、粮食加工等行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快，到1829年已建立近30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1459台、织布机1215台。到19世纪30年代工人的总数达3万，埃及近代民族工业已初见规模，工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埃及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为恢复埃及昔日所具有的欧亚非三大洲贸易中转站的地位，阿里大兴土木，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创办尼罗河航运公司，使国内交通四通八达。

（十一）为了促进贸易发展，阿里政府改革币制，用本国铸造的货币取代土耳其货币，并确定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以稳定物价。同时利用行政手段向人民销售本国产品，豁免出口税以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在全国实行国家垄断制度，产品由国家专门机构统购统销，在国外开设商馆经办进出口贸易，规定棉花、烟草、靛青和其它出口物资不得自由买卖。从1816年起对手工业产品也实行专买政策，出口物资的95%，进口物资的33%，都控制在政府手中。结果开罗等城市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埃及经济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埃及国库的收入也直线上升：1798年仅为15.8万埃镑，1818年跃升至150.2万埃镑，到1842年已接近300万埃镑。军事是维护埃及民族独立和建立阿拉伯帝国的重要保证，阿里曾说：“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意义重大，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加枪支。”他废除传统的雇佣兵制度，实行征兵制。按照欧洲方式改组陆军，创办军官学校以及步兵、炮兵等各种学校，聘用西方军事专家训练新军。1820年他在阿斯旺创办第一所步兵学校，聘请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做教官，法国军官塞夫上校任校长，并派遣留学生赴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学习军事。此外阿里还大力发展海军，1810年起至19世纪20年代中期埃及建立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舰船除开罗造船厂自己建造外大多从国外订购。诺瓦拉海战大败后阿里决定依靠埃及本国的人力和物力重建埃及舰队，1829年埃及政府修建规模庞大的亚历山大造船厂。到1839年埃及已拥有23万陆军、32艘战舰/海军15543人，成为中近东地区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1840年《伦敦条约》和1841年奥斯曼苏丹所作的补充规定，限制和平时期埃及军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 8万人，经阿里努力后仍保留8万人的规模。阿里的对外政策被认为包含两个目标，首先要阻止奥斯曼帝国恢复直接统治的企图，争取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两次埃土战争后他基本上达到这一目标。按照1840年11月的《英埃协定》时虽然埃及承认土耳其宗主权，但埃及和苏丹已成为他的世袭领地。其次为了埃及的独立，阿里决心抵制欧洲的侵略和干涉，可能时也争取盟友，长期奉行亲近法国的政策。但在19世纪20年代的东方危机及两次埃土战争期间阿里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未能避免欧洲的干涉。

（十二）英、俄等列强为维护自身在近东的利益，长期对阿里政权采取的是敌对态度。1838年的《英土商务协定》扩大实施于埃及后加深英国对埃及的经济侵略，使阿里原来兴办的工厂纷纷倒闭，工人人数锐减，失业问题严重。19世纪初埃及的教育状况十分落后，埃及人多为文盲，即使数量很少的接受教育者也只是在清真寺学习一些宗教常识。阿里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倡导以世俗教育取代伊斯兰宗教教育，建立各种技术专科学校，如医科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学校和农科学校。聘请外国专家讲课，以培养专门的人才。为了向这些专科学校输送具有一定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学生，政府还创办世俗小学和中学，普及中小学教育。这些学校最初由军事部门管理，后来逐渐设立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出现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同时阿里政府派遣大批留学生去欧洲学习等措拖，据统计从1813年至1847年埃及共派出留学生311名，他们留学的科目主要有军事、医学、生物、化学和农学等学科，其中不少人学成回国后在军政部门承担重任，造就出埃及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阿里重视翻译出版事业，开办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员，组织力量把大批外国军事和科技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阿拉伯文中缺乏与西方科学相对应的术语。于是语言学家展开对阿拉伯文的研究，创造新的术语，改革阿拉伯文的词汇和语法，使它适合于表达新科学和新技术，所以直到今日阿拉伯各国一致承认埃及的阿拉伯文是标准的阿拉伯文。为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阿里政府还创办印刷厂。1821年埃及第一家印刷厂布拉克印刷厂（又名帕夏印刷厂）正式创建，出版、发行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在此期间出现都苏基、谢尔戈维、德尔威什、希哈本丁等著名学者。1828年埃及创办第一份报纸《埃及事件报》，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上这些措施使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文化、教育、科研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培养大量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而在思想、技术、人才等方面为各领域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为了配合新军的建立，阿里政府大力发展医学。1826年设立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被派到军校服务，每一个军营都配备医生。阿里政府还创建医院，现代埃及尼罗河畔的盖斯·阿因大医院就位于阿里时代医科学校的旧址上。

东方问题

（一）东方问题指的是近代欧洲列强为争夺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从欧洲来看奥斯曼帝国地处其东，故统称为“东方问题”。在1821～1829年的希腊独立战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190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危机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都曾出现过历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第一就是欧洲列强围绕瓜分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中近东地区的领土和属地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相互牵制不使某一方单独吞噬这块肥肉；第二就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欧洲列强的插手和干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经历坎坷的道路。这两方面的问题又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巴尔干问题久经纠缠，成为国际冲突的症结，巴尔干半岛也就成了欧洲的“火药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列强对其"遗产"的争夺斗争是“东方问题”产生的根源。历史规律表明：强大军事帝国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征服和领土扩张，这一过程不仅使其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维持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帝国财政的收支平衡，而且给其注入一种不安于现状、不断向上攀升的进取精神（兼有两种含义：进取的和侵略的），确保帝国的内聚力。一旦扩张由于某种原因被迫终止，它所带来的战利品和相伴而生的进取精神也就无法保持，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就会象定时炸弹一样爆发，国家精神上的分裂之后便是帝国的逐渐衰亡。帝国的外部敌人和内部反叛者将对帝国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他们足够强大，帝国的肢解将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的最好例证。这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持续扩张几个世纪的大帝国在向西扩张受到阻遏之后无可挽回的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奥斯曼帝国自从1683年进攻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失败以后开始由盛极而衰，到18世纪强邻紧逼，国势日殆。它地跨欧、亚、非三洲，控制地中海、黑海和红海。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列强日益向外扩张。

（二）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巴尔干及其东南端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成为欧洲列强必争的战略要地，黑海是俄国通向地中海的重要通道，巴尔干是东南欧的门户，上述两海峡地扼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因此侵占土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占领巴尔干，打通黑海通向地中海的通道是历代沙皇追求的目标。早在1695～1696年沙皇俄国两度进攻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亚速，1774年再次进攻奥斯曼帝国，迫使订立《楚库克－凯那尔吉和约》。依约俄国将领土扩张到黑海沿岸，取得君士坦丁堡常驻使节权。这一条约标志着俄国势力在近东大膨胀的开始，也埋下东方问题许多争端的种子。1792年俄国又进攻奥斯曼帝国，订立《雅西和约》，夺取克里木汗国。1812年又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夺取比萨拉比亚和部分摩尔达维亚，控制黑海和多瑙河口。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再次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1829年签订《亚得里亚堡条约》。1821～1829年欧洲列强纷纷插手东方问题，开始成为具有全欧性质的问题和国际政治纷争的中心，在整个19世纪东方问题的争夺舞台上主要的国家为俄、英、法、奥诸国和统一后的德国。沙皇俄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基调是：肢解奥斯曼帝国，蚕食鲸吞其领土，力求取得独占优势，控制黑海、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以便自由出入地中海。英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基调是：保持一个由它控制的表面独立的奥斯曼帝国，以保障英国在东方特别在印度的权益，并借此控制两海峡，遏制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与英国争霸。随着英国对东方侵略的加强以及它在失去北美殖民地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又诛求不已，英国为了维护其庞大殖民体系中的这条东西方重要通道，在近东与俄国展开长期剧烈的斗争，成为19世纪东方问题角逐场上的两个主要对手。法国是最早在近东取得通商权利的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埃及拥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因而同俄国的南进政策冲突也较早，自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法国对东方问题的政策通常与英国相一致。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毗邻，奥地利对东方问题的政策最初与俄国尚比较一致，1726年曾与俄国结盟，联合侵略奥斯曼帝国。

（三）但到19世纪俄国在近东步步扩张，严重威胁奥地利的南翼，奥地利在近东与俄国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19世纪晚期随着奥地利扩张重点日益转向巴尔干，俄奥的矛盾和冲突激化起来。至于德国统一前很少过问近东事务，到1878年柏林会议时德国才在东方问题的舞台上崭露头角。1890年威廉二世亲政后德国联合奥地利加紧推行其东进政策，与英、俄、法在近东展开激烈争夺。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后列强围绕着东方问题的争夺愈演愈烈，1833年俄国乘奥斯曼帝国与其属国埃及战争之机迫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订立《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后俄国放弃这一条约。但随着列强在近东争夺的加剧，终于导致1853～1856年英、法、萨丁王国联合对俄的克里木战争，俄国战败，签订《巴黎和约》。和约规定黑海中立化，大大削弱俄国的欧洲大陆霸主地位。普法战争开始后俄国乘英、法无力东顾，单方废除《巴黎和约》中黑海中立化条款。1877年俄国又发动对奥斯曼帝国战争，迫其签订《圣斯特凡诺条约》，企图独占奥斯曼帝国，引起列强反对。1878年举行柏林会议，订立《柏林条约》，迫使俄国让出根据《圣斯特凡诺条约》所取得的许多领土和权益。19世纪90年代德国联合奥匈帝国向近东和巴尔干猛烈扩张，俄国也在巴尔干加强"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德、奥与俄、英、法在该地区营垒分明、危机四伏。到20世纪初两大军事集团已最后形成，巴尔干半岛上战云密布、硝烟满天，波斯尼亚危机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接踵而来，终于在巴尔干半岛上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东方问题”实际上是欧洲列强争相继承奥斯曼帝国“遗产”，从而引起的一系列激烈复杂的国际冲突，一般说来它从18世纪末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度称霸欧洲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18世纪即逐步衰落，19世纪上半期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军事封建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削弱，各地军事长官（帕沙）力图摆脱最高统治者苏丹（亦译素丹）的控制。同时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等民族奋起反抗土耳其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国势江河日下，为欧洲列强的争夺大开方便之门。

（四）在所谓土耳其“遗产”中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对各列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们是沟通黑海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金桥”，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同时也使它们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在每次战争中都具有决定的意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称之为“我们房屋的钥匙”，据说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时也回忆说他宁愿放弃对半个世界的统治，也不愿把那两个狭窄的海峡让与俄国。19世纪前半期围绕东方问题角逐的主要是俄、英、法、奥等国，一方面它们对土耳其软硬兼施，迫其就范；另一方面列强之间既有争夺，又有勾结，不断变换策略，以实现各自的侵略扩张目标。通常俄国对土耳其采取步步进逼的政策，英、法之间虽然也有摩擦，但为阻止俄国大举南下，往往奉行“维持现状”的政策，实质上是在保卫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的幌子下保存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并且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边。在这场角逐中英、法两国的优势在于它们拥有强大的海军，同时经过长期经营后在土耳其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俄国则可以利用宗教和民族关系，打着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的旗号，“支持”巴尔干民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良族解放斗争，以实现称霸巴尔干和控制两海峡的战略目标。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沙皇俄国凭借它在欧洲取得的霸主地位，积极推行南下政策。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上台不久就利用希腊人民反土起义造成的有利形势，逼迫土耳其政府于1826年签署《阿克尔曼协定》。按照协定时土耳其不仅承认当时的俄土边界有效，而且承认俄国对塞尔维亚以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保证俄国商船在土耳其水域自由通航，并且放弃黑海沿岸俄土有争议的地区。但是土耳其苏丹在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的劝告下在希腊问题上不肯让步，一面继续出兵镇压希腊起义；一面拒绝俄、英、法“调解”。于是俄国勾结英、法，封锁希腊水域，以武力制止土军的行动。

（五）1827年10月俄、英、法联军歼灭土舰队于纳瓦林港，这一事件更加激起土耳其的愤怒。同年底奥斯曼政府宣布废除俄土之间的一切条约，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没收俄国货物，这对俄国的南下扩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俄国亦无可奈何，因为它当时正在同波斯进行战争，抽不出更多的军队来对付土耳其。紧接俄波（斯）和约签订之后尼古拉一世迫不及待地于1828年4月对土宣战，军事行动在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两个战场同时展开。在巴尔干方向上俄军10万人首先侵占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渡过多瑙河，继续发展攻势，企图在入冬之前打到君士坦丁堡。但俄国本身准备不足，对土耳其的力量估计过低，以致攻势受挫，被迫在多瑙河两岸转入冬营。高加索战场虽然发展较顺利，但不起决定作用。英、奥等欧洲列强对于俄土战争的进程十分关注，尼古拉一世担心奥地利入侵多瑙河两公国，更害怕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急欲迅速打败土耳其，结束战争。1829年6月俄军发动第2次多瑙河战役，大破土军，并乘胜翻越巴尔干山脉，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西方列强担心土耳其首都落入俄军之手，推动土耳其议和。1829年9月俄土双方在亚德里亚诺波尔签订和约，土耳其被迫承认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黑海东岸（从库班河口至圣尼古拉）等广大地区归属俄国，承认南高加索地区“永远”并入俄国，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对俄国和其他外国商船开放，土耳其还必须向俄国交纳1000万荷兰盾的赔款。欧洲列强的全权代表聚集到维也纳，商讨解决“东方危机”的办法。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态度强硬，1853年10月9日限令俄军在18天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俄方断然拒绝，于是爆发战争。从俄土交战开始发展成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以及萨丁（法国的附庸，1855年初参战）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东方问题也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逐渐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也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在19世纪上半期东方问题更是欧洲大国关系中的焦点，围绕它形成、发展一种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大国关系模式。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国家——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还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属国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论著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实恰恰是东方问题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

（六）可以把上述六国分为三类：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最主要的角色）和奥地利；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主要国家）和法国（应该预作申明的是，这里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都是从总体上进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体细节上的例外）。这三类国家构成一种“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类国家内部也有互动的关系，或为冲突和争斗，或为合作与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杂糅成一团。先看沙俄帝国，按照彼得大帝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两海峡，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时发动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两次战争使土耳其丧失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罗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其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宗教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这一点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

（七）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订《明星格利兹协定》，协调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俄奥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土耳其“发生变动”时双方采取共同态度。但奥地利的心思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力图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欧事务上与俄国结盟。但它境内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都是反对的，它不可能容许俄国在自己南翼的步步进逼。俄奥合作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奥双边关系的根本逆转，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奥地利不仅和俄国唱起反调，而且作出让俄国人大动肝火的选择。在土耳其的默许下奥地利“暂时”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国人被赶出后的真空局面。通过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约》，奥地利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巩固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俄国人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吐出许多以前获得的赃物，更为恼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奥地利，这叫它如何甘心？俄奥因此交恶，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俄奥激烈争夺、牵扯众多大国利益的巴尔干地区也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的“火药桶”。与俄奥力图改变现状、瓜分土耳其不同的是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是坚定的维持现状者，早在1791年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议会辩论中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完全符合英国利益。”与俄奥抱有领土扩张野心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的维持和拓展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1838年英土之间签订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属地（埃及除外）获得商机的贸易条约，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获益前景既坚定英国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的决心，也加强它防范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警觉。

（八）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强大舰队。它在世界上占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握有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它的亚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清楚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东方航线的安全才有保证。在外交上英国有“势力均衡”或“均势”的传统，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采取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以大致维持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对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将英国孤悬海外、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和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英国支持奥地利以对抗法、西等国，目的是不让奥地利受到过度削弱而让法国过分强大。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为避免普鲁士法被奥同盟吞没，转而支持普鲁士。英国组织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对拿破仑，是为了避免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的可怕噩梦。在东方问题上英国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独霸巴尔干的局面，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英国也不反对自己单独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个因素结合起来构成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基础：尽量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抑制任何大国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两次土埃战争（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国都站在土耳其一边，坚决抵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土耳其领土和帝位的觊觎之心，不使土耳其的实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以免给任何大国以可乘之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更是与土耳其站在一条战壕中来对抗俄国。法国在东方问题上之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力图维持现状者，主要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有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利益。早在1535年奥斯曼帝国就与法国签订《特惠条例》，给法国商人以贸易特权。1740年土法签订新的贸易条约，法国人又获得许多好处，并且在叙利亚确立势力范围。出于维护这些利益的考虑，法国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九）然而在拿破仑战争后事情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法国对俄国的态度虽未见转折，但对土耳其的态度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中法国商人处于劣势，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日趋缩小，英国人的地盘和市场份额日益扩大，法国在土耳其的些微商业利益已不能使法国人眨眼和动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属国埃及中法国人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拿破仑远征埃及使法国人的势力渗透到那里，他的最终失败并没能抵消法国的军事和文化对埃及的巨大影响，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中法国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的统治集团欢迎的外国人和异教徒。由于埃及总督控制着对外贸易垄断权，西方国家的商人不能轻易进入埃及市场。出于对法国人的友好和信任，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进行商业活动的优先权授予法国，使法国人在埃及的商业利益迅速上升，以至于法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在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这样法国作为在东方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与英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对俄作战。但在处理土耳其和埃及的关系时，特别是当土埃发生冲突时与英国的协同立场即消失了，埃及在法国人眼里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土耳其，在两次土埃战争中法国人与英国人大相径庭的立场即说明这一点。但总起来看法俄矛盾通常是远大于英法矛盾的，法国决难容忍俄国对土耳其的作为。最后是东方问题的承受国——土耳其和埃及，19世纪上半期的土耳其政府愈加腐败无能，官僚对突发事件往往惊慌失措，根本无法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陷于破产的边缘，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土耳其政府往往割肉补疮，屡屡增赋加税。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像两座活火山，一触即发。此时虽距奥斯曼帝国崩溃尚有一百年，但全欧洲公认土耳其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与土耳其不同的是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1805年被马克思称作“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经济上、军事上实行一系列改革，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埃及建成一支强大的陆军，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在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和两次土埃战争中埃及军队都显示不俗的战斗力，以至土耳其苏丹对阿里恨之入骨，扬言如果有人提阿里的人头来见，则愿意把君士坦丁堡和帝国拱手相让。

（十）然而埃及的这种生机并没有持存多久，在与土耳其的无休止的内斗中国力耗尽。外国势力则利用土埃矛盾，打着“援助”“调停”的幌子大举进入。1840年原本以法国为靠山的埃及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亚历山大和约》，此后埃及虽然名义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实际上却换成英国，以致最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通过对以上对三类当事国“承受国（土耳其和埃及）、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和法国）与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目标的分析，把它们的交互关系解析为十五对关系，它们是：俄英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俄土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英土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英法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俄法关系（主要是冲突关系）、英奥关系（呈混合关系，即冲突与协调并存）、俄奥关系（主要是协调、利用关系）、法埃关系（协调、利用关系）、英埃关系（冲突关系）、法土关系（呈混合关系）、奥土关系（呈混合关系）、法奥关系（呈混合关系）、土埃关系（冲突关系）、俄埃关系和奥埃关系（最后两对“关系”的“关系”不大，在分析中忽略）。这十五对或十三对关系函数，加上英、法、俄、奥、土、埃六个自变量，构成一个不断变动的体系。而通过对这样一个体系的分析，看到其一是大国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一种多极格局。比如英俄矛盾是这一时期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英法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达到远甚于英俄矛盾的程度，从1840年7月15日英俄撇开法国与普奥土在伦敦秘密达成《解决近东事件协定》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协定通报给法国后法国颇受刺激、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在国内动员军队，准备不惜与诸大国对抗。然而实力的对比和现实的国际局势使法国很快冷静下来，明白自己不足以与诸大国抗衡，于是主动作出让步，在英国满足自己的一个菲薄的条件后乖乖接受《解决近东事件协定》的安排。这个事件说明在多极的国际体系中某几个大国的“协调”可以决定利益的分配，如果某个大国意气用事，在某个问题上固执己见，不采取变通一点的态度，往往会使自己失掉发言权。因为这会促使别的大国联合起来，作出不利于它的安排，而这种作为其它大国协调一致的结果的安排，自己即使感到不满意，也不得不忍辱接受。再比如俄国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两次俄土战争中欧洲列强鞭长莫及，使它顺利的独吞战果。而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上同时存在着五、六个同一当量的大国，俄国的每次行动也就逃不脱来自西欧的干涉，这使得它无法为所欲为，只能寄希望于利用众多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矛盾。所以每当西欧大国之间矛盾激化之日便是俄国大获其利之时，反之俄国则不得不大大吃亏。

（十一）这种情形正体现“多极”的特点，没有一个行为体可以单独主宰一切，在一种均势状态之下成败可能更多的取决于行为体在体系中的“位置”（即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是否对它有利），而非实力。同时也看到这种相互制衡的格局并不稳定，各国利益目标存在根本的冲突，在既缺乏保证正义的国际法和国际机制，又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霸主的情况下正义的原则只存在于炮火猛烈的一方（拿破仑语），所有的协调、缓和都成为暂时的休战。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矛盾不断演化发展，最终导致世界大战。其二是在体系中牵一发动全身，一个自变量或一对关系函数的发展、变化将影响整个中近东和欧洲的局势，其中俄土关系与俄英关系、俄法关系的交互作用最为重要。俄国对土耳其的进逼不断引发东方危机，而英、法的反应则决定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1821－1830年的希腊独立运动中沙皇本想借支持希腊独立对土耳其大开杀戒，但在奉行正统主义原则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警告下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在土耳其政府扩大对东正教臣民的镇压运动后俄国又急于动手，然而苦于没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所以只好按兵不动。1823年3月25日英国首相坎宁发表一个颇令人奇怪的声明，宣告从即日起英国承认希腊和土耳其是交战国，这既表明英土关系的复杂微妙，也显示的决策者个人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俄国感受到这个声明对自己在希腊问题上的优先发言权的的巨大挑战，同时也嗅到一个对土耳其发难的绝好机会，于是东方问题关系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奇怪局面出现了。一方面坎宁认为解决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俄国，如果英国不与俄国协调好关系，将使自己失去在东方问题上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另一方面虽然英俄矛盾极深，但俄国还是一直希望英国成为自己在东方问题上的合作者，获得英国的支持是俄国的第一选择。这样尽管英俄各怀鬼胎，但它们的立场在1825－1826年间迅速接近，成为19世纪上半期的一道奇特景观。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彼得堡议定书》，协调双方在希土问题上的立场，规定英俄将相互支持，调停希土争端，以图建立一个在土耳其皇帝统治下的希腊。如果调停失败，英俄再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国家。俄国在得到奥援之后借机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签订《阿克尔曼协定》。协定丝毫没有涉及希腊问题，而只是使俄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扩大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这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仅有的一点信任打了一个大折扣。

（十二）次年俄国人支持的卡波迪斯特利亚在希腊国民会议上被选为总统表明俄国人在希腊的势力极大增强，更引起英、法的担心。法国也很快与英国协调立场，积极介入希腊问题。同年7月7日在英、法压力下三国召开伦敦会议，以《彼得堡议定书》为基础就希腊问题缔结《伦敦条约》，要求希土迅速脱离接触，在一个月内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可以看到当大国在东方问题上争吵不休、矛盾重重的时候土耳其尚可以依仗某个大国（主要是英国）夹缝求生，勉强度过难关。而当大国暂时达成妥协、取得相对一致意见时这个“病夫”就毫无“外交”可言，不管它表现出怎样坚定的决心，也只有挨宰的份儿。在1827年10月底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于纳瓦里诺全歼土耳其舰队后土耳其感受到自己生存面临的巨大挑战，遂决定绝断与三国的外交关系，并向全国发出对三国开展圣战的号召。事实证明土耳其的态度是极不明智的，俄国趁机于1828年4月14日正式对土宣战，在自身付出惨重代价后迫使土耳其求和。次年9月14日的俄土《亚得里亚那堡条约》使俄国人的势力接近君士坦丁堡，条约反过来引起英、法的不安，使三国在这一地区的关系又趋于紧张，最终导致下一轮东方危机直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其三国家利益因素乃是整个大国关系模式背后的无形巨手，推动着各种矛盾的发展。在国家层面的分析中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而在更宏观的体系层面上国家利益的驱动力就更加彰显了。当然决不否认国内政治体制、民族传统、决策者个人性情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但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一再表明国家利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战略，也决定各国之间的矛盾的存在。而且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矛盾的重要程度不断调整，这也就决定谁是谁的头号大敌，谁是谁当前可以利用的朋友，谁会和谁结盟对付谁。比如土耳其对欧洲基督徒的暴虐绝非英、法所乐见，但这并不对它们共同对抗俄国造成妨碍。又如土耳其和埃及，尽管后者名义上是前者的藩属，但它们却偏偏要依靠“异教徒”之力来争斗不休。尽管各国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俄国自封为“东正教徒的天然保护者”、“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英国则要“遵守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但在奉行“丛林法则”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正义的原则成为侵略者的幌子，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早已向我们说明：“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易卜拉欣帕夏

（一）易卜拉欣帕夏是十九世纪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一位将军，他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在1848年7月至11月作为摄政王领导国家。易卜拉欣出生于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的德拉玛，位于当今的希腊马其顿地区，母亲是一位希腊基督徒，父母已离婚。母亲下嫁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德·阿里亦视易卜拉欣如己出，赐名易卜拉欣，以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文化及伊斯兰信仰教导他。1805年易卜拉欣的养父仍忙于巩固其在埃及的地位，易卜拉欣在十六岁时便被当作人质送到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被承认为帕夏，并击败英国少将亚历山大·马更些·弗雷泽后易卜拉欣获准返回埃及。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往阿拉伯发动对阿尔沙特的战争，易卜拉欣则留下统领上埃及，并继续打击马木留克的残余势力。1816年易卜拉欣替代图辛帕夏统领在阿拉伯的埃及军队，穆罕默德·阿里将欧式的训练方法引入军队，易卜拉欣亦可能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但他所领导进行的战事却具古老的亚洲特色。对沙特的战事持续两年，以沙特家族的失败而告终。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于麦地那的港口延布登陆，并攻克麦地那，易卜拉欣则跟随其后进入内志沙漠，摧毁敌人的据点。埃及军队的欧式训练及其大炮使他们享有绝对优势，困难之处在于横越沙漠赶往麦地那以东四百里的沙特要塞迪里耶以及敌人在战场上所表现的勇气，这使埃及军队相当艰辛。易卜拉欣则展示他的力量和韧性，他与他的军队一起分担困境，不为失败所挫。1818年9月阿卜杜拉·伊本·沙特投降，埃及军将迪里耶摧毁。1819年12月11日易卜拉欣凯旋回到开罗，他对法国人苏莱曼帕夏给予支持，苏莱曼帕夏以欧洲的模式训练埃及军队，易卜拉欣提出要让自己作为新兵一样受训。182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摩里亚（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者，马哈茂德二世未能摆平希腊革命，遂请求埃及军队的协助。

（二）1822年希腊人击败由马哈茂德·德拉马里帕夏所领导的三万大军，易卜拉欣带领一支舰队及一支1.7万人的军队开赴伯罗奔尼撒，于1824年出航，易卜拉欣只能在罗得岛及克里特之间前行。易卜拉欣担忧希腊火船对舰队构成的威胁，因而停止进军，直至希腊海军因薪酬问题而哗变，易卜拉欣于1825年于莫顿登陆。1828年西方势力介入希腊革命，并签署协定，易卜拉欣的军队在摩里亚的战争里表现出有力而凶猛，轻易击败希腊人。对米索隆的围攻使他及奥斯曼帝国军损失惨重，但仍能在1826年攻陷米索隆。面对希腊的游击部队不断侵优时易卜拉欣遂以摧残希腊及将居民遣至埃及当奴隶作为回应，这引起欧洲的愤慨，终引致英国、法国及俄国海军的介入，爆发纳瓦里诺海战，联军取得胜利，法国远征军登陆。根据1828年10月1日签订的协定，易卜拉欣撤离希腊。奥斯曼帝国政府对易卜拉欣甚为猜忌，曾计划阻止他返回埃及。在纳瓦里诺海战见过易卜拉欣的军官形容他的身材矮胖，有天花的痕迹。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与朴特的争端越演越烈，易卜拉欣被派遣前往征服叙利亚。1832年5月27日经历惨烈的围城战后攻克阿卡，又占据大马士革。7月8日易卜拉欣于霍姆斯击败一支奥斯曼帝国军，7月29日于贝兰击败另一支奥斯曼帝国军，并进军小亚细亚，于12月在科尼亚击败大维奇尔领导的军队。5月6日屈塔希亚会议的结果使穆罕默德·阿里得到叙利亚，易卜拉欣军中有欧洲军官的协助，易卜拉欣的聪慧、耐力及能量都使这些军官信服，相反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军官自大傲慢、不学无术。他在战事里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展示他的外交手腕及机智。战后易卜拉欣成为叙利亚的统治者，他迫不得已要实行父亲的苛索政策，导致政府的声望下跌，终引发叛变。1838年朴特认为帝国已经有能力重启战端，易卜拉欣在1839年6月24日于努赛宾获胜，但英国及奥地利帝国介入以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他们的海军切断易卜拉欣与埃及的通讯，易卜拉欣被迫于1841年2月撤离叙利亚。此后易卜拉欣没有再参与战争，他的健康状态亦转差。

（三）1846年易卜拉欣出访西欧，在父亲患上失智症后易卜拉欣在1848年7月成为摄政王，直至11月10日易卜拉欣病逝。阿巴斯一世·希里米帕夏（1813∼1854.7.13）是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埃及总督（1849年起），他只是名义上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事实上是一名独立统治者，是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孙子。1848年阿拔斯一世在其叔父易卜拉欣帕夏去世后成为埃及的摄政，第二年他就正式被苏丹授以帕夏的称号。他不信任欧洲人和接受欧洲教育的埃及人，反对祖父穆罕默德·阿里所实行的各项改革。他关闭学校和工厂，缩减军备，停建三角洲水坝工程。反对法国人提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批准英国人修建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开罗的铁路，以换取英国在他和奥斯曼政府在埃及推行西方化改革问题上发生争持中给予的帮助，英国的殖民势力逐渐成为埃及的决定力量。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派遣远征军支援奥斯曼帝国作战以表示忠诚。他还废除禁止奥斯曼人与欧洲列强签订合同的国家垄断贸易。由于反对改革，他落个反动派的名声。然而他削减政府开支，通过豁免赋税、减少徭役和兵役使穷人得到利益。他个人最喜好的是他的阿拉伯种马的培育，他性情孤僻，独居本哈宫中，被两名仆人勒死。他18岁的儿子塞伊德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但不喜欢他的阿拉伯马，把他们卖了出去。阿拔斯二世（1874年7月14日—1944年12月21日）全名阿拔斯·希里米，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帕夏，1892年-1914年在位），埃及的最后一位赫迪夫。阿拔斯二世是陶菲克一世之子，于1892年继承其父在埃及的统治权。他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试图摆脱英国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对埃及王室的控制，自己独立统治埃及。英国在埃及的势力增强引起公众的不满，民族主义者又支持他，他受到鼓舞，任命一位著名的反英人士为总理。1894年他批评英军的效率后克罗默勋爵采取措施，削减他的权利。

（四）1894年阿巴斯二世虽然不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但任为泛伊斯兰的反英日报《拥护者报》提供财政援助。1898年阿拔斯二世重新征服苏丹，将其收入埃及版图。由埃及本土通至苏丹首府喀土穆的铁路于1899年完工，从而巩固埃及王朝对那里的统治。1902年阿拔斯二世统治下的埃及完成第一阿斯旺水坝，由于实际上英国已经主导埃及的经济和政治，阿拔斯二世在1900年后不得不按照英国人的意思办事。1903年阿拔斯二世与穆斯塔法·卡迈勒一同前往伊斯坦布尔，希望能在名义上臣属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情况下取得埃及完全自治，因而与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发生冲突。1906年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立宪政府，1907年他同意成立以穆斯塔法·卡米勒为首的祖国党，与英国支持的温和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党”相抗衡。1912年英国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出任埃及总领事以后祖国党的领袖遭到囚禁和流放，阿巴斯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阿拔斯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号召埃及人和苏丹人支持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因而触怒协约国政府（特别是英国）。1914年12月19日阿拔斯二世被英国废黜，他的叔叔侯赛因·卡米勒取代他成为埃及名义上的首脑。此后英国人彻底撕下友好的面具，把埃及变成一个保护国。1922年埃及宣布在英国管辖下获得独立，阿巴斯二世在完全丧失主权之后流亡国外，主要在瑞士渡过余生。福阿德一世（1868年3月26日—1936年4月28日）是埃及王国建立者（1922年3月15日—1936年4月28日），是伊斯梅尔一世之子。1908年福阿德一世创建开罗大学，成为开罗大学第一任校长，1913年福阿德一世辞去开罗大学校长。1917年8月9日福阿德一世成为埃及统治者，1922年2月28日英国宣布埃及为主权国家。1922年3月15日福阿德一世建立埃及王国，1936年4月28日福阿德一世去世，他的儿子法鲁克上台统治。

法鲁克一世

（一）法鲁克一世（1920年2月11日——1965年3月18日）全名穆罕默德·法鲁克，第二任埃及和苏丹国王，努比亚、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的统治者（1936年至1952年在任）。法鲁克一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蒂恩角宫（冬宫），埃及苏丹福阿德一世与王后娜兹莉的长子，在福阿德一世所有儿子中排行第二。福阿德一世原正为无继承人之事烦恼，法鲁克的出生使他极为高兴，当日大摆酒宴，庆祝三日。法鲁克刚出生便成为苏丹世子，1922年福阿德称埃及国王，法鲁克成为埃及王储，被封为“赛义德亲王”。法鲁克于5岁开始接受教育，不过他有学习障碍，所以毫无进步，但法鲁克在父亲的栽培下意外练得一手好字。盼望能有所作为的父亲决定将法鲁克送去英国深造，但他不学无术，成日与贵族子弟以赌博及打猎当作消遣。除此之外法鲁克生性好色，常与少女厮混，至少与十几位女性有过关系。1936年5月法鲁克因父亲去世而继承王位，年仅16岁便坐拥1亿美元的财产、200辆汽车和7.5万英亩肥沃土地，直到1937年7月26日法鲁克正式达到法定年龄顺势登基。继承王位后的法鲁克于1938年同贵族小姐法里达成婚，不过婚后仍成日勾引妇女，公开主张人在爱情上不应受到束缚，应当允许有情妇存在。其情妇不胜枚举，如女演员及知名女才子。1948年法鲁克与法里达离婚，除此之外法鲁克爱好美食，一顿早餐可食用12颗鸡蛋，午餐亦可使食用40只鹌鹑，一天可饮用高达30瓶的啤酒。时常将自己关进黑暗房间里不断食用巧克力，体重在直线上升，增至300磅。任内亦仍维持嗜赌的本性，曾于7小时内输掉15万美元。法鲁克还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怪癖，法鲁克于监狱里同一位老扒手拜师学艺，学了一身窃盗功夫，为感谢这名扒手，竟破天荒的使其免释出狱。法鲁克学成后便纵横宫内各种舞会及晚会，游走贵宾之间行窃，并将得手之物当作个人收藏，其最另人知名之事迹是成功窃取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怀表，最后因英国政府严正抗议法鲁克才将怀表交还丘吉尔。法鲁克也曾于1944年伊朗国王送葬队经过埃及时偷了从国王尸体身上的陪葬物，包含宝剑、宝带和勋章，知晓内情者则戏称法鲁克为“开罗小偷”。法鲁克于1948年在珠宝店结识一位16岁的女孩纳里曼，立刻对年轻貌美的她进行热烈追求。纳里曼父母只好让她与未婚夫扎基·哈谢姆解除婚约，于1951年5月6日与31岁的法鲁克成婚，法鲁克为纳里曼准备两万多颗钻石的新娘礼服、数千美元的女装以及13个星期的欧洲豪华旅行。

（二）法鲁克其实也有功绩，他是二战时的埃及领袖，十分重视教育。任内开设不少学校，但效能不高，未获得众人肯定，宫内朝臣甚至暗自批评法鲁克治国无方。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无预警包围法鲁克一世出生地蒂恩角宫（冬宫），法鲁克一世被迫在7月26日签字退位。法鲁克在被允许的情形下乘坐皇家游艇马赫鲁萨号流亡希腊及意大利，他在船上的38箱香槟箱中藏了无数金银财宝，但实际拥有之物都遭到革命者夺下，人们在他的寓所内除了发现其个人收藏的宝物和赃物外也惊见大量的色情读物。法鲁克于1952年宣布王位由年仅6个月的儿子福阿德二世继任，自己则流亡意大利。1953年6月18日自从法鲁克流亡国外后埃及局势明朗，埃及军事政变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王后纳里曼则在1954年与法鲁克初办了离婚手续，心灰意冷的法鲁克在罗马路上四处找人求婚，但魅力及权力早已不如当年。1965年3月18日法鲁克死于意大利罗马的圣卡米洛医院中，终年45岁，葬于开罗。其死因众说纷纭，生前的最后一顿饭据说共吃了12只大龙虾、10颗牡蛎、8条鱼、5碗炒饭，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奶酪、果酱、大饼、豆类、蔬菜和水果，据后人统计法鲁克生前吃的食物数量足以供应一整个军队。当时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不久后死亡，但阴谋论者认为法鲁克是被埃及秘密警察所暗杀。福阿德二世（1952年1月16日－） 于1952年7月26日接替其父法鲁克一世登基，随后于1953年6月18日退位，是为1805年开始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统治者。他的退位宣告埃及帝制的结束，共和国接掌埃及。福阿德二世在一岁左右继位为一国之君，因此他从未正式掌握实权，实际上掌握实权的是摄政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穆纳姆王子，退位后也随其流亡海外。其父法鲁克一世原以为能借由幼主继位来平息反保皇党者的骚动，过一段时间再回国继位，但此一计划事实上并未成功。遭罢黜的福阿德二世后被带到法国，在法国成长至今。福阿德二世在1976年迎娶法蒂拉公主，育有三子。穆罕默德·纳吉布（1901年2月20日－1984年8月29日）是武装部队总司令、中将、第一任埃及总统（1953年6月18日-1954年11月14日），他想赶快恢复立宪政府。他反对革命法庭对各种政治犯进行仓促的判决，这种温和的态度使得军官团的大多数人认为他革命不够坚决，后被推翻。

（三）1918年进埃及皇家军事学院，1920年毕业后在埃及军中任职，1927年进福阿德一世大学进修法律，兼学政治经济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39年毕业于开罗指挥与参谋学院，1948年任旅长，参加巴勒斯坦战争，表现突出并三次负伤，获得“福阿德一世之星勋章”。在这场战争中国王法鲁克一世为他的前线士兵购买大量的过时武器（1912年制造的步枪和手榴弹），自己从中赚的100万埃镑的回扣，他得悉此事后化名“一个士兵”在杂志上将国王的丑闻公诸于世，因此他成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民众中得到好评的埃及将领之一。1950年晋升中将，1952年参加自由军官组织，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鲁克一世。9月组织摄政委员会，他作为支持起义军的军衔最高的将领，被“自由军官组织”推举为内阁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1953年6月18日废除帝制，统治埃及长达148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灭亡，成立“埃及共和国”。纳吉布做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总统兼总理载入史册，但本质上他仍只是军人，不是政治家。当国王被推翻时“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一度准备将其处死，最后才改为流放，因为历史将判处他死刑。事后纳吉布向国王告别，表明：“我们被迫做所应该做的一切，甚至不能为他（国王）的失败而高兴。”在纳吉布看来腐败的国王已经下台，革命已经结束，军人们应该安静的回到兵营里去。这一切当然不能为矢志建立一个“消灭殖民主义、消灭封建主义”的崭新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所接受，双方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暗斗不止。1954年2月纳吉布决定向“自由军官组织”摊牌，他先是以退为进宣布辞去总统职务，随即策动忠于他的开罗骑兵部队在兵营集会示威，接着宣布在公民和军人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在1954年4月他又恢复原职。但革命坚决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成为埃及总理，一场为了军队控制权和埃及的短暂的权力之争发生，“自由军官组织”迅速动员更强大的力量，炮兵将炮口对准骑兵兵营，空军军官则驾机在营地上空盘旋示威，拥有百万之众的工会进行总罢工，外省的农民也拥入开罗声援“自由军官组织”。1954年11月纳赛尔谴责他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发动政变把纳吉布软禁在家中，他就此昙花一现般从埃及政治舞台上消失。两年后纳赛尔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于1956年6月23日成为埃及的第二任总统。纳赛尔将纳吉布软禁长达18年，直到1972年时任总统的萨达特才将他释放出来。

共和主义

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一）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是扎伊尔、布隆迪和卢旺达三国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三国均属非洲中部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国家，习惯称大湖国家。1976年9月18日布、卢、扎三国总统在卢旺达的基赛尼市会晤，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和建立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9月20日该组织宣告成立。同年12月24日三国元首在扎伊尔的布卡武市举行特别会议，通过共同体协定和有关的组织条款。大湖地区局势动荡不只是造成国家关系调整、地区政治格局改观、对地区稳定与安全形成重大威胁，而且在更大范围和深层次产生严重影响和后果，部族矛盾进一步加深。黑非洲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阶级分化不明显。外国出兵干预造成负面效果，刚果（金）战乱涉及9国10方，有8个国家直接军事卷入，规模空前。卷入国家在战场上形成军事对抗不但不能平息战火、恢复和平，反而使冲突扩大化和复杂化，造成更大的动荡，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武力干预即便暂时缓解冲突，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诱发冲突的深层次问题，如部族矛盾等。相反却暴露和激化相关国家间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各国利益的差异和立场的不同。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出现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新思维”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出现，他们逐渐形成新的力量中心，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代表当今非洲的一种政治经济发展新思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非洲复兴的希望。恶化经济发展环境，传统国家主权观念面临挑战，非洲的战乱和冲突屡屡发生。凭借自身力量解决内部冲突是冷战结束后非洲出现的新趋势，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共同体，推动大湖国家经济和平发展。1976年8月18日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3国（均属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国家，习惯称大湖国家）总统在卢旺达吉塞尼会晤，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和建立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9月20日该组织正式成立，秘书处在卢旺达吉塞尼。该组织的宗旨是保证各成员国及其人民的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加强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促进对基伍湖和坦噶尼喀湖共同水域的开发和利用。

（二）大湖国家即指大湖沿岸的刚果（金）、卢旺达和布隆迪，卢旺达通讯社出版的《新闻周刊》封面上注明的就是这3个国家。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大湖地区”和“大湖国家”似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上面说的是狭义。至于广义没有一个确定范围，可小可大，大到涉及中、东和南部非洲的部分国家，包括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甚至赞比亚、安哥拉等。尤其在地缘政治范畴，往往不只局限于它的狭义。由于大潮地区局势动荡，热点问题接连发生，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国家增多，使大湖地区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组织机构：首脑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必要时可随时举行特别会议；执行主席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一名政府成员或全权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其中一次为首脑会议作准备；常务执行秘书处（秘书处）为日常办事和研究机构，设常务执行秘书一人和副秘书两名，任期4年；仲裁委员会由成员国指定的4名法官组成，首席法官由首脑会议执行主席任命。此外共同体还设有下述专门机构：农牧研究所（设在布隆迪的基特加）、大湖国家开发银行（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和大湖能源组织（设在布隆迪的布琼布拉）。成员有3个（1996年）：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版有《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季评》。1976年8月18日布隆迪、卢旺达、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3国（均属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国家，习惯称大湖国家）总统在卢旺达吉塞尼会晤，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和建立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9月20日该组织正式成立。然而由于该地区冲突和战乱不断，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于1994年瓦解，2007年4月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金）等三个中非国家已经重新启动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前10次首脑会议上3国元首除了就非洲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外主要讨论维护3国共同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和加强大湖地区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问题，共同体在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方面的主要活动有：通过大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实施共同体规划的发展项目；开展大湖能源组织的活动，建立农牧业资料中心，制定共同体科技合作计划；签订共同体自产工业品自由交换、运输保险合作、贸易和关税协定等，以加强3国间的贸易往来。

（三）1989年1月28－29日第11次首脑会议在吉塞尼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共同体集体安全问题，决定成立“3国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在共同体执行主席领导下工作，每3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负责监督3国安全协议的执行。会议还就实现3国贸易平衡和互惠问题交换意见，确定优先消费共同体联合企业和各成员国的产品，以促进共同体贸易的发展。此外会议还授权部长理事会负责对共同体贸易和海关协议以及卫生协议的修改和签订工作；敦促成员国尽快批准1985年签署的关于人员、财产和资金自由流通的协议；决定在布琼布拉建立防治热带传染病研究所，在基加利建立工程师培训学校；通过共同体1989年的预算。1991年3月第13次首脑会议通过共同体1991－1995五年计划，1992年8月第14次首脑会议于在卢旺达边境城市吉塞尼举行，会议期间共同体3个成员国扎伊尔、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讨论共同体预算、3国集体安全和难民涌入等问题。1994年2月26日该组织在刚果（金）的巴多利特举行特别首脑会议，3国总统就地区政治、经济问题交换看法、共商对策，强调本地区的问题应由本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4年11月26日该组织在刚果（金）的巴多利特举行特别首脑会议，3国元首讨论并就下述问题达成一致：按共同体安全合作协定规定，尽快恢复3方安全委员会活动；恢复边界地区安全、司法、行政负责人会晤制度，协商解决跨界刑事犯罪等有争议的问题；吸收共同体常务执行秘书参与安全问题的研究并负责跟踪形势发展；实现难民遣返的国际协定，在卢旺达境内建立处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监督下的“安全区”；根据卢、扎两国总理已达成的协议解决卢前政府军前往扎的卢国家财产、武器、弹药和车辆等问题；支持举行解决本地区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进而举行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国际会议的设想。1997年6月24日共同体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举行外长会议，主要讨论安全、贸易、能源等问题，但未能实现重新启动共同体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