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摘|迈向超学科融合：设计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

艺术设计研究 2023-02-10 15: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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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人类学是设计学与人类学学科交汇处诞生的一个新兴热点领域。本文从设计人类学独特的认知特性入手，基于对现有的设计人类学发展历程与标志性文献的研究，梳理出设计人类学的三条知识发展脉络：社会文化研究的设计人类学(dA)、应用设计人类学(Da)与超学科融合的设计人类学(DA)。随后，分别对每条知识脉络展开深入分析，明确相应的关键概念及方法。最后，本文指出面向未来的、超学科融合的设计人类学将会是我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未来。

关键词：设计人类学；认知特性；知识谱系；超学科融合

张朵朵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副教授 博士

李 浩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

 

  设计人类学是设计学与人类学学科交汇处诞生的一个新兴热点领域，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机交互设计对于人类学的需求，并于2010年欧洲第十一届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双年会上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再正式提出。近年来，在来自北欧及英美的人类学家与跨学科设计研究者的引领和探索下，设计学和人类学开始相互渗透融合。不同于传统人类学主要聚焦于当前或过去文化现象的阐释，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设计人类学基于丰富的理论和对人类日常生活情境的研究，带着批判性的视角参与到对各种可能的未来的探索中①。设计界两本顶级国际学术刊物《设计史期刊》（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及《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先后于2016年和2022年推出“设计人类学”特辑，从社会科学研究和新兴技术实践角度分别展示了设计人类学拓展传统设计与当代人类学研究和实践边界，促成新方法生成的价值和潜力。然而，设计人类学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现有出版的相关论述多以案例为主，并常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同时，当代设计形态的多样性和跨学科属性，让设计人类学不仅与新兴科技紧密相关，也涉及复杂的社会政治议题，从而让其知识体系更显繁复。本文从设计人类学的认知特性入手，基于对现有的设计人类学发展历程、重要文献的梳理，对其发展知识脉络与研究方法展开系统研究，以期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一交叉学科既有的核心、边界与发展趋势，明确未来设计人类学实施具体研究的方法，进而启发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一、设计人类学的认知特性及其知识演进脉络

1、基于实践的反思：设计人类学的“独特认知方式”

  设计人类学是一种通过实践反思的"独特的认知方式"。在《设计人类学：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A Distinct Style of knowledge）这篇谷歌学术上高居设计人类学研究领域引用率榜首的综述性论文中，奥托（T.Otto）和史密斯（R.C.Smith）借用了哲学家哈金（I.Hacking和历史学家克龙比（A.C.Crombie）的“认知方式”（Style of Knowing）概念，强调了实践对于设计人类学知识的重要价值：“知识的产生不仅包括思考和推理，还包括对产生特定知识形式的世界采取行动的实践”这种对于实践行动和知识关系的强调，是理解设计和人类学的知识获取特性的重要基础。

  设计向来有"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传统，这种通过实践的学习过程，在舍恩（D.Schon）那里被描述为一种在"行动中反思"（Reflection-on/in-Action）的认知过程①。因而，当1993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前院长弗莱林（C.Frayling）首次提出设计研究的三种范式®后，其中的"通过设计（实践）之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RtD）很快便得到学者们的共鸣。“通过设计（实践）之研究”（RtD）指"基于实践的探究，生成可迁移的知识”⑥。

  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RtD如今已然成为了公认的、展开设计研究的一种独特模式。相比之下，尽管人类学也强调具体实践和反思行动，但人类学与设计却拥有不同的实践指向：设计的任务是通过了解用户使用情境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干预和转变社会现实；而人类学尽管对社会变革和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有兴趣，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主要是通过描述与阐释，来解释过去或者当前的社会，缺乏工具和实践来积极地参与和协助人们塑造自己的未来。"

  因此，综合考虑设计与人类学对设计人类学发展的影响，成为系统展开对设计人类学知识谱系分析的前提。

 

2、设计人类学知识演进的三条脉络及其研究范式

  曾有多位学者尝试梳理设计人类学的知识脉络，如墨菲（K.Murphy）的"来自设计的人类学"为了设计的人类学""为了人类学的设计"（Anthropology of/for Design，Design for Anthropology ）®，陈昭的应用设计人类学与批判设计人类学》等分类。综合考虑表述的准确性与明晰性，本文选择了甘恩（W.Gunn）在2012年提出的设计人类学三分法®。她有着人类学和设计学双重研究背景，曾主编过两本设计人类学文集，并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南丹麦大学SPIRE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全球最重要的设计人类学研究机构有过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背景。

  甘恩的三分法从理论维度对设计学和人类学之间到底谁作为主角，将这一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区分，分别是dA（design Anthropology），服务于人类学的设计人类学；Da（Design anthropology），服务于设计实践的设计人 类 学；DA（Design Anthropology），设计和人类学平等发展、超学科融合的人类学（大写首字母代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

  借鉴甘恩的三分法，结合设计人类学的已知发展历程、现有的标志性文献，特别是米勒（C.Miller）的《设计+人类学》（2018）、甘恩的《设计人类学在欧洲》（2020）中的相关分析，笔者绘制了图1。由于文献众多，图中所含节点为笔者根据作者、文献、事件对"设计人类学"的关键贡献及学术影响进行筛选。图中纵轴表示作者所来自的研究领域与设计实践或人类学领域的关联度；横轴是时间维度。通过图1，笔者在时间维度上初步勾勒出设计人类学的三条知识演进脉络，进而通过对这些文献背后对作者、事件、地域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从空间上串联起了设计人类学知识流动的轨迹。

  上述三类设计人类学，实际上来自于设计实践与人类学——两个研究范式不同的知识领域。从图1中不难看出，设计实践领域的设计人类学（Da）和人类学领域的设计人类学（dA）各自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发展形似箭头，呈现出向中心横轴的超学科度融合的设计人类学（DA）汇聚的趋势。笔者将上述设计人类学的知识分类及与前文提及的弗莱林三类设计研究范式①相对照，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发展趋势与研究范式上的关联（图2）。

具体如下：

dA：社会文化研究的设计人类学，即服务于人类学的设计人类学。关注与物和过程相关的物质文化、人类学探索，对应的是设计史及设计文化等相关史论研究，通常以“对设计的研究”（RiD）范式展开。

Da：应用设计人类学，即服务于设计实践的设计人类学，应用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创新和商业环境中。这类研究本质上属于RtD范式，但因同时涉及“设计民族志”“参与式设计”等专门针对设计方法、理论的提炼，也包含知识脉络，逐层剖析设计与人类学知识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深入融合，稳步迈向超学科的设计人类学。

 

二、社会文化研究的设计人类学（dA）：从“物”到“过程”的范式转变

  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社会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随着当代人类学研究对象从他社会/他文化向自社会/自文化的转变，特别是在强调创新和变革的现代社会，作为文化实践的重要形式，设计成为了人类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设计（Design），既可以是名词，指作为设计结果的人造物；也可以作为动词，指代设计的过程。人类学对于设计的社会文化研究，经历了从“物”到“过程”研究的内在范式转变。 “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最具说明性的凭证；而“过程”，本质上是对于设计作为一种日常文化实践的强调。在dA对应的设计史、设计文化研究领域，也能够很明确地观察到这种变化。这一研究转向，是理解当代设计人类学发展趋势的关键所在。

 

1、设计作为结果：物与物质文化研究

  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摩根的古典人类学时代开始就有对物文化的兴趣，及至19世纪中叶，对物的研究已成为人类学不可分割的部分。特别是在那些对无文字民族、族群及民间原生性文化的研究中，作为这些民族、族群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的器物进一步得到关注。20世纪中叶的设计史研究同样主要聚焦于人造物，尤其是对造型、美学风格以及相关知名设计从业者生活的探讨。直到20 世纪80年代，这一传统才得以打破。以斯帕克（P.Sparke）、阿尔弗莱德（J. Attfield）等为代表的英国设计史学者从与设计造型及设计实践相关的社会文化史入手，聚焦于消费、生产、现代性等议题，考虑日常设计物背后使用、流通与现代性的关系。而1988年《设计史期刊》（JDH）的首次发行，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身与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间的明确联系。

  上述转变，反映了20世纪80、90 年代整个欧美人文社科新气象。80年代，跨学科领域“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对人造物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物自身，而是展示出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纠葛。代表性的著述包括米勒（D.Miller）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1987）对于商品论述的批判，以及对于“物质性”（Materiality）的强调。在此，物质文化研究架起了人类学与设计史、设计文化研究的桥梁，促进了dA的跨学科发展。在这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人类学家。如主编首部设计人类学文集《设计人类学：21世纪物文化》（2010）的克拉克（A.Clarke），兼具设计史硕士和人类学博士的研究背景；主编《数码人类学》（2012）的D·米勒、《JDH》（2016）设计人类学特刊的组稿人德拉津（A.Drazin）均为来自UCL的人类学家，后者最近还出版了专著《情境中的设计人类学：设计物质性及协同设计导论》（2021）。

 

2、设计作为过程：日常即兴与过程的物质性

  设计人类学研究向动态的设计“过程"转向，深受当代人类学对于人、物、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理解，设计生成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研究焦点。如20世纪90年代盖尔（A.Gell）在《艺术与能动性》（1998）中对艺术作品、能动性（Agency）及关系网络的分析；拉图尔（B.Latour）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消除主客二分概念，将人与非人的物都纳入到关系之网中，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

  其中，来自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英戈尔德（T.Ingold）堪称推动设计人类学动态研究转向的灵魂人物。他曾对过程哲学展开研究，后来又借鉴海德格尔（M.Heidegger）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的现象学思想，以及吉布森（J.Gibson）对感知生态学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关系思维"（Relation Thinking）。他相信，"人类学不必局限于描述和分析事物的原貌"，而应该允许"知识从不断变化的生活中的生命体的内部生长出来"。因此，人类学也"可以是实验性和推测性的"英戈尔德在阿伯丁大学开设了设计人类学的相关博士课程。在他看来，设计就像艺术、建筑一样，为人类学深入世界和万物形成对话、展开探究，提供了可能。

  设计作为过程，最重要的便是设计创造中的知识生产问题。从设计人类学对“过程”的动态理解视角来看，设计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在于人、物、环境互动过程中的“涌现”（Emerging），是生成性的。日常即兴（Improvisation）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英戈尔德写道："设计的创造力不在于对可感知的环境问题提出预先设想的新奇的解决办法，而是在于居民对其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由于设计与即兴的精确反映的能力"。贯穿于设计造物的整个生命流程，不仅创造力不再是设计师的独特天赋，设计的范畴都得以拓展：无论是在创意生产阶段专业设计师对于产品的设计构思、原型产出，还是在用户消费阶段，用户根据自身使用情境对产品的即兴使用、改造并赋予新的意义，都可以视为设计。正如英戈尔德指出的那样，“做着”（过程）似乎比“做完”（结果）能产生更多的新知识和新认识。

  那么，如何去追寻这种即兴设计的踪迹？设计过程的“物质性”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种“物质性”指的是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在文字和口头语言之外，所生产的各种可视化、原型化的物质实践，如纸、便利贴、幻灯片、白板或其他制作材料。德拉津®、华莱士等人（J.Wallace）、伊沃特（I.Ewart 通过对设计工作室、设计师的日常创造、马来西亚婆罗洲的桥梁构建等各类案例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不同情境下，设计过程中的物质中介如何在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互动中，激发了个体或群体创造力的潜力。

 

三、应用设计人类学（Da）：从用户洞察到设计干预

  Da研究中设计师和人类学家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交互设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并逐渐形成两条发展径路：其一，借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挖掘"厚数据"（Thick Data），阐释用户所处的文化情境，找到用户需求，并发展出一系列服务于商业用户洞察的设计人类学方法；其二，借助受人类学启发而开发的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等工具展开设计干预，让用户发声，激发其隐性知识并应田干商业及鼓励强执群隐性和识，开应用了同业及鼓励羽劣针体发声的社会创新设计等领域。正是后者，让设计人类学从一种由工业理性主义主导的实践，转变成为一种具有社会议程的批判性干预②。

  用户洞察：民族志与设计民族志应用设计人类学一开始便围绕高新科技的变革展开。正是人类学家的工作促成了人机交互（HCI）领域从社会文化层面对于“人的因素”的关注，并让人类学方法逐渐在以"用户为中心"（UCD）的设计创新和商业环境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数码产品与服务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技术与设计相互纠缠的身影随处可见®。从用户研究（UR）到用户体验设计（UXD），都有来自于人类学的贡献》：如20世纪70年代末，由人类学家萨奇曼（L.Suchman）所领导的美国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对“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探讨，对理解科技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90年代，在英特尔公司"人与实践"（People and Practice）项目组中，人类学家贝尔（G.Bell）在用户洞察之外，所带来的文化批判视角，让科技公司意识到了科技的多元文化属性在设计中的重要性；2000年以来，人类学家们从现象学中获得启发，对意义、身份和语境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推动HCI研究关注"体验"，促成了从产品设计到"用户体验设计”的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y），既是人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也是应用设计人类学中联结设计与人类学的关键。沃森（Wasson）曾利用“蝴蝶结模型”（BowTie Model）描述这一关系，“结”被用来指代人类学为设计提供的理解框架。在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先由人类学家展开实地考察，再由设计师对考察数据进行处理，进而做出设计决策®。

  然而，在商业设计实践中，设计往往在短时间内要经过多次迭代，因此传统民族志研究过于宽泛的范围，较长的田野时间，以及民族志学者较为保守的伦理准则等在此难以实施⑧。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设计民族志”（Ethnography）的相关方法，希望在使设计人员在了解用户日常生活行为的同时，满足商业实践中快节奏的需求。如休斯（Hughes）的"迅速实用民族志"（Quickand Dirty thnography )、"快速民族志"（Rapid Ethnography）等，让田野考察可以缩短到几周甚至是一天的时间。此外，基于人类学的各类多样化的、让用户参与其中的用户研究方法也得以开发，如《IDEO51张设计方法卡片》中例举的日记研究、角色扮演、身体风暴等方法。

  正如"Quick and Dirty Ethnography"这一英文字面传达出的“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感觉，设计民族志也受到了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质疑：它可能实用效率很高，但却并未见得是真正带有人类学批判性反思精神的深度文化解读。

 

2、设计干预：人类学与参与式设计

  参与式设计（Participant Design）源自20世纪60、70年代北欧瑞典和丹麦的设计革命。当时北欧的社会民主政治体制、立法要求在新的工作环境中的科技设计，应当咨询工人的意见®，以避免"技术退化"（De-Skilling）。作为一种民主设计的形式，参与式设计促成了整个设计领域的范式转变。其中，南丹麦大学的森德堡参与式创新研究中心（SPIRE）、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都成为了设计人类学研究的重镇。

  奥尔胡斯大学的季耶斯卡德（M. Kjaersgaard）曾将人类学家参与设计实践的形式分为三类（图3），清晰地展示了受民族志启发的设计、参与式设计与设计人类学的区别与联系®：在第一类民族志启发的设计中，人类学家沦为了“数据收集者”；在第二类参与式设计中，人类学家作为"中介者"（Mediator）或"促进者"（Facilitator）为用户和设计师的协同合作提供知识和工具，但未直接参与到设计实践中.

  为了能使人类学家带着其批判性反思的视角参与到设计中来，季耶斯卡德提出了第三种类型，即构建人类学家、设计师、用户的平等关系，促成人类学家批判性、整体性参与的设计人类学。沿袭北欧参与式设计研究传统的南丹麦大学SPIRE研究中心，可视为此类跨学科协同的典范。该中心由包括设计人类学、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交互设计、创新管理在内的六个学科组成。由于其研究项目通常与政府公共事业相关，延续时间相对较长（六个月至三年），呈现向服务设计研究发展的趋势，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更多干预与参与创造的可能®。这也正是设计人类学发展的理想愿景，即设计和人类学在这一跨学科领域中平等地工作与合作，迈向超学科融合。

 

四、迈向超学科的设计人类学（DA）：可能的民族志与推辨性未来

  随着全球科技、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迁，设计人类学日益趋向回应“真实世界挑战”中面向不确定未来的各类复杂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设计人类学向超学科融合迈进的趋势。DA并不把创新视为是由上至下的，由社会精英或新事物带来的激进变革，而是将视角转向日常生活，将之视为一个动态的、即兴的、情境化的社会过程。甘恩、奥托等人在《设计人类学：理论与实践》（2013）中这样写道："设计人类学的实践者关注动态情况和社会关系，并与人们如何通过日常活动感知、创造和改变环境息息相关。这一观点挑战了目前的这种普遍认知，即设计和创新仅仅把新事物的诞生当作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中心。"

  迄今为止，DA依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领域。北欧和英国依然是设计人类学发展的中心，得益于政府的重视与经费支持，相关研究通过各类实际项目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通过国际学术网络及项目合作，如今从美、澳、荷等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到印、马来等发展中国家，都能看到DA的影响与实践，为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人们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去思考并创造合意的未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迈向超学科的设计人类学：特点与新原则

  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动态跨学科领域，DA关注的并不是设计和人类学之间的分歧，而是二者之间平等的对话以及充分的合作与融合。C.米勒借鉴乔伊（Choi）和帕克（Pak）的"多元科学"（Pluri-Discipline）概念指出，DA将超越多学科（Multi-Discipline）与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e）的概念，呈现出"超学科"（Trans-Discipline） "的特性：将多种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它们的互相作用下产生了综合程度更高的新方法，一种超级复合型方法®。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讨与实践的深入，DA研究的新原则与关键词逐渐确定。在2015年哥本哈根丹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设计人类学未来会议（Design Anthropological Futures）上提出的八条新原则®：变革性（Transformative）与未来指向（Future Orientation）、整体性（Holistic）、协作性（Collaborative）、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y）、展演性（Performative）、新兴可能性（Emergent Potentiality）、迭代性（Iterative）、批判性（Critical）。英戈尔德和甘恩基于2005年至2017年间阿伯丁大学与丹麦SPIRE研究中心的从建筑、医疗、能源到气候等具体各类项目的合作，也提出了五个设计人类学的关键词：做着（过程）比 做完（结果）更重要（Finishing is Never Finished）、用户即生产者（User-Cum-Producer）、对应（Correspondence）、重构（Reframing）、对未来反思(Reflecting-on-the-Future)。上述原则与关键词的指向是一致的：关注动态过程与批判性思维、通过协同设计展开设计干涉、对未来展开反思。而上述原则和关键词，则为DA研究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行动框架。

 

2、可能的民族志与推辨性未来

  如果DA是以未来导向的新兴实践领域作为人类学核心方法的民族志，如何打破回望过去的描述性维度，并指向未来？当代人类学和设计学给出了殊途同归的倡议：促成知识的“涌现”与反思，参与到面对未来的各类设计干预中来。

  在人类学领域，马尔库斯（G. Marcus）和拉比诺（P.Rabinow）这两位20世纪80年代主导人类学"批判性"转向的人类学家，在《当代人类学的设计》（2008）中，将视线投向了设计实践，鼓励通过设计构建“不合时宜的当下”，从而勾勒新民族志的轮廓。"类似地，加特（C.Gatt）和英戈尔德提出了“通过设计（实践）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by Means of Design) 的概念，鼓励当代人类学通过设计，参与到世间万物的开放性动态关系中去，使知识在即兴中生成、涌现，从而将时间的概念延续。

  在设计领域，以上述倡导为背景，"可能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the Possible）的概念逐渐形成。尽管传统民族志总是描述过去，但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哈尔斯（J.Halse）却提出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想象力的技术”。在他看来，设计是一个将不存在的事物变成存在的过程。在设计中，有的是抽象的想法、愿景，有的是具体物质性的图纸、原型或制造规范。正是这些物质性的原型提供了未来可能性的踪迹。因而，他提议民族志可以借助设计探索延伸的、可能的未来。实现“可能性的民族志”的手段，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件"（Event）设计事件是生活与想象的人工制品相遇的地方，无论是在购物中心、建筑工作室……人们的身体姿态、社会关系、文化偏好和技术能力都可以投射到仍在制作中的人工制品上，通过物质性的设计原型或者工具包，使人类学的知识"涌现"。例如，由平克（S.Pink）领导的莫纳什大学新兴技术研究实验室和沃尔沃汽车公司合作，展开的一项针对自动驾驶信任问题的设计人类学探讨中，利用一套卡片作为设计干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想象新兴技术的未来 ；而在近期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对于印度农村的研究中，则综合使用了"通过设计（实践）的人类学"和"可能的民族志"，借助设计原型的干预，探讨了当地未来的太阳能使用情况。

  与之相似，来自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的亨特（J.Hunt）则倡导了一种更具批判性、虚构性和艺术化的“推辨性未来"（Speculative Future） 。他认为，邓恩（A.Dunne）和蕾比（F.Raby）1997年提出的“批判性设计”（Critical Design）理念，提供了一种商业设计惯例之外，更具社会政治目的与参与性的社会原型。他们在《推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2013）中进一步提出的"推辨性设计"（Speculative Design），则明确指出了这种设计方式可以作为原型，激发人们对尚未发生的情景下关于技术、艺术、设计、伦理的讨论®。邓恩和蕾比以一种"艺术家设计师"（Artist Designer）的身份创造了大量批判性或推辨性的设计作品，在国际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并得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近年来，这种最初偏向于艺术化表现的设计方法，也逐渐成为一种民主化的、参与式的工具，启发民众对未来展开批判性的思考。如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与马来西亚学者们近期合作的一项针对马来西亚的未来政策的设计研究中，就充分使用了推辨性设计的方法。

 

 

结语

  尽管发轫于欧美，设计人类学一开始便怀着开放的、共同参与的姿态，鼓励形成新的知识与实践共同体，促成在多元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互动过程中知识的生成与涌现。

  作为世界第二大新兴经济体，我国已快速成长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孕育新兴设计实践与设计研究的摇篮。新兴科技发展、乡村振兴、公共医疗等领域面临的一些正在形成中的、不确定的复杂问题都亟需设计人类学的参与。设计人类学，在中国也并非新名词，许多学者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设计人类学对于设计研究的价值。2006年以来，李立新、胡飞等代表性学者在设计史研究和设计实践中对于人类学方法的倡导，如今已经得到设计史论、产品与服务设计、社会创新等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同。然而，对指向未来的设计人类学（DA）的探讨，我国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四本设计人类学译著的引介，耿涵、陈昭、王馨月等人的综述研究，孙海燕和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学者结合教学实践展开的本土化探索，可视为相关研究的肇始。

  随着中国设计人类学研究与实践的加入，这个新兴的国际学术网络将会更加丰富。在迈向超学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设计人类学将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社会中，通过实践参与批判性反思，共同构建人类更开放和更可持续未来的可能。

 

注释：

Smith,R.C.,"Editorial:Design Anthropology", ①

Design Studies,2022,Vol.80,No.C,pp.1-5. Otto,T.,Smith,R.C.,"Design Anthropology:②

A Distinct Style of Knowing",in Gunn W,Otto t and Smith,R.C.(eds.),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2013,pp.1-32. ibid.2.

Schön，D.，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O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3,p.230.

弗莱林曾将设计研究划分为“对设计的研究”（Research into Design，RiD）、“通过设计的研究"（Research through Design，RtD）和"为设计的研究"（Research for Design，RfD）三类。其中RiD关注于历史、现象等相关的艺术设计研究，典型的代表是设计史与设计文化研究；RfD旨在创建一种方法、框架或工具，帮助设计师展开对艺术设计的研究；RtD 旨在通过设计实践生成知识，来解决设计的相关问题。参见C.Frayling，"Research in Art and Design",in RCA Research Papers 1,No.1, London:Royal College of Art,1993,pp.1-5. ⑥ 对于西方设计界而言，“通过设计（实践）之研究"（RtD）一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术语，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设计领域。参见：Abigail C.Durrant，John Vines，Jayne Wallace,Joyce S.R.Yee,Research Through Design:Twenty-First Century Makers and Materialities,Design Issues,2017,Vol.33,No.3, pp.3-10. ibid.2. G

Murphy,K. M.,Design and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6, vol.45, pp.433-449.

陈昭：《对“过程”的发现与探究——设计人类学的内在转向与理论范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21-129页。

Gunn W,Donovan J,"Design Anthropology:⑩An Introduction",in Gunn W and Donovan J (eds.),Design and Anthropology,2012,pp.1-18. Miller C,"Mapping Design Anthropology",

Design+Anthropology,Converging Pathways in Anthropology and Design,Routledg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