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Björn-Ole Kamm：打开1989年御宅族论述的黑箱

译者：王晗

译者按：这是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讲师Björn-Ole Kamm于2015年撰写的会议论文。本人根据原文将其全部转译。题图来自白倉由美、川西蘭《学園少女/砂緒》。

引论：装配御宅族

关于御宅或御宅文化的出版物越来越多。大多数出版物都从这样一个共同的主张开始：当前对御宅族的理解充满了错误的话语（例如无法与他人交流），它们需要被纠正。日本、英国和德国的御宅研究均重复了1983年中森明夫在某个歧视性质的专栏里创造这个词的著名说法。在1989年，儿童性侵者和杀人犯宫崎勤被捕后，大众传媒的报道引发了公众恐慌。之后在1995年，一个被认为是受动画启发的邪教组织发起了**毒气攻击。这些事件将“御宅”这个词带入了公众视野。与大多数后来的研究相呼应的是，第一本关于御宅的论著《御宅族之书》（おたくの本，1989）在开头就反驳了反社会或是阴暗的刻板御宅形象。作者认为，自从大众传媒报道1988-1989年的“东京琦玉连续**诱拐杀人事件”，也就是所谓“宫崎勤事件”以来，这已经成为了主流观点。由于大众传媒称嫌疑犯宫崎勤是一位御宅，并将他描绘成某个更大的社会问题的象征，学者们强调必须将宫崎勤与其他御宅族作以切割，以纠正对御宅族的错误印象。随后，这本书的作者们宣称只有御宅族才可以定义“御宅”这个词。从冈田斗司夫的《御宅学入门》（オタク学入門，1996）开示，直到最近的批评文章，御宅研究涉及到御宅这个词语的正确定义，以及谁拥有控制这些定义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们与大众传媒或社会本身背道而驰。

在本文中，我将解释御宅族的拥护者和批评者是如何在1989年和1990年纠缠在一起，从而共同形成了一种尝试对御宅进行真实陈述的独一无二的“建构模式”。之前的御宅研究对还原论，也即仅仅基于一小部分信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御宅的行为与动机加以批判，但是，还原论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对御宅族的阐释上。当读者被告知大众传媒开始对御宅族进行魔女狩猎，大众传媒错误地描述了御宅族，以及其他形式的广泛批评时，还原论的问题也会浮出水面。当我采访日本的流行文化爱好者时，御宅族这个词和大众传媒的误解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出现。我采访的一些人表示他们的某些活动可能与御宅族有关，但也坚持认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那些负面描述，我也同意这一点。我以前在许多学术报告中了解到这种刻板印象，1989年和1990年对御宅族的魔女狩猎铭刻在我对御宅族话语的理解之中，因此我自然会同意大众传媒扮演着抨击御宅族的角色，进行负面宣传以满足他们的道德立场。每当有人谋杀亲人或者血洗学校时，大众传媒都会将其与电子游戏或者其他媒介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这些道德恐慌是如何起作用的。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对这些说法的“自然”反应开始让我冷静下来。大众传媒究竟是如何制造这种对御宅族的道德恐慌的？我们所说的大众传媒到底是什么？在这个“黑箱”里发生了什么？对御宅族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进行批判的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一种“逆向偏见”，这种偏见可以用“以暴制暴”的比喻（和实践）来表示。为了批判这种误解以及还原论的刻板印象，我们采用了类似的花言巧语，多样化的大众传媒也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参与者。具体来讲，有一个问题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为什么大众传媒以及其创造者与传播者都秉持着如此的还原论态度？对这个问题的发问会破坏这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参与者的形象，因为人们必须凝视这个黑箱中的碎片。这一章的目的也就是要这样做：追查“黑箱中”的参与者，从中提炼出关于御宅族的碎片化论述。我不是想站在反对御宅族的大众传媒一边，而是想将关于御宅族话语的黑白照片染上色彩。

因此，在本文中，我主要研究御宅族作为一种“交互型”的类群所产生的互动。所谓的“交互型”指的是这些人的行为会给自己贴上自我形象的标签，同时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标签化的自我形象的影响。我对这种选择与组装御宅族的形象的手段感兴趣。御宅族的形象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许多学科被装配起来，包括精神病学，犯罪学，精神分析，以及媒体和（亚）文化研究。许多定义聚焦于御宅族（包括行为和个性）与媒体之间的联系，将御宅族的话语置于基于因果论的媒体相关话语群中，即是：御宅的个性决定媒体的使用，而媒体内容决定行为。本体论的论点是，事物可以追溯到一般的既定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们是由一种或另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因素塑造的”。这一论点与还原论和因果论有关，这也是驱动者和被驱动者之间的固有区别。然而，这项研究既不将御宅置于既定的语境下，也不将大众传媒视为单一的驱动者。

对这种建构或组合模式的研究是“关系性的，平等的的，非二元论的，非先验论的，不会预先假设驱动者与被驱动者的关系”。这意味着它不假定事物在本质上存在区别，驱动者与被驱动者之间的区别是持续的。这种对称性“只是对结构与建构之间关系的方法论重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当认为当前的结构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建构的结果。建构是一个不确定，有条件的过程。建构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秩序既不是社会必然性的结果，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对秩序的研究从来不是激进的，因此是“肤浅的”，接受现象——甚至是“习俗、法律和知识的复杂表象”——并尽可能地描述它们。因此，下面的论述不是阐释大众传媒为什么要抨击御宅族，而是描述了1989年的可能的建构模式，这些模式产生了论述御宅族的空间，并使御宅族获得了一个可持续的主体位置。

在宫崎勤事件引发的争议中，御宅族是如何被生产、装配或建构的？要打开这个黑箱，还需要打开另一个黑箱，即所谓的“大众传媒”。图1展示了这些黑箱是如何相互连接的。我通过定性分析1989年8月至1990年12月期间报道宫崎勤事件的报纸、文摘、杂志来打开大众传媒的黑箱。这些文章，文章的作者，以及他们文章中的观点展示了构成“大众传媒”的一些碎片。我的分析包括在日本两大报纸《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如《日经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产经新闻》、《赤旗》和一些地方性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还分析了如《AREA》、《日刊ゲンダイ》、《夕刊フジ》、《中央公论》、《创》、《周刊文春》、《SPA!》、《周刊宝石》等杂志。这个庞大的语料库让我能够梳理出“大众传媒”的一些元素是如何构成“御宅族”这个词的，同时也可以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宫崎勤和御宅族之间的联系是由“大众传媒”的哪些元素构成的？哪些参与者错误表述了御宅族，导致谋杀案、媒体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黑箱？通过关注内部黑箱的差异，外部的“魔女狩猎的黑箱”从而就能被打开。如此这般，通过进一步细分参与者，许多研究就能继续下去。这使我能够证明攻击者（大众传媒）和被攻击者（御宅族）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宫崎勤事件期间对御宅族的装配从而成为了一个文化建构问题。

着手点：定性内容分析

随着《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经新闻》和《每日新闻》这样的大型报纸开始提供文章的索引数据库，大量原始材料都可以被直接获取。网络数据库不仅包括文章文本，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对原始出版物的扫描，这使我们不仅可以对文本进行分析，还可以对表现样式（例如标题样式和图片）进行分析。《东京新闻》、《大阪新闻》、《北国新闻》这样的地方性报纸以及《日刊ゲンダイ》和《夕刊フジ》这种八卦媒体没有网络数据库，因此需要从大学与地方图书馆以及国立国会图书馆获取扫描件。就期刊杂志来讲，我使用大宅壮一文庫雑誌記事索引进行检索，并通过大宅图书馆或者其他机构获得了《中央公论》等期刊的样本。像《週刊プレイボーイ》和《3時に会いましょう》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渗透黑箱的“黄色媒体”没有进入下面的分析，因为它们既没有存档，也不能通过图书馆公开查询。向TBS电视台的查询请求也没有获得积极的回复。然而，在这类出版物和电视番组的“哗众取宠”的报道模式也会出现在其他八卦媒体中，如前面提到的《日刊ゲンダイ》，它是“黄色媒体”如何报道谋杀案的不错的例子。

我用于检索的条目有：

• 宫崎勤

• 东京—琦玉连续**杀人事件

• 御宅族

• 狂热

• 漫画

• 动画

• **控

• 以上条目的组合

术语的选择基于对学术文献的回顾，这些文献在大众传媒中提到了“御宅批判”和更普遍的“御宅文化”（媒体对粉丝和业余爱好者的比较老的说法是“狂热/迷”）。随后对非数字源进行扫描和预处理，使其可用于定性分析。我使用了“MaxQDA”软件，这款软件允许我存储所有文本的数码副本，并将它们组织成之后使用的代码片段。

定性内容分析，或者说数据分析并不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做，而是一种在没有先验理论情况下的评估策略。因此，这些需要进行检验的条目必须从材料中选取，而不是像定量分析那样先入为主地选择好条目。这为之后分析建构宫崎勤事件与御宅族之间的关系模式做好了准备。在反复阅读材料之后，我对选取的条目进行了可靠性检验。

御宅与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一词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一个由人类以及其他对象组成的碎片化的网络。其中有如个人记者及出版商或编辑委员会等这样的机构，他们以某种倾向撰写与分解原材料，充当传播者，随后经过电视、服务器、卫星、印刷机、纸张这些中介，最后直到如广播、报纸或期刊、文章、图片这样的最终产品。对宫崎勤事件和关于御宅族的大众传媒描述的同质化倾向将所有这些异质的人和物变成了统一的单纯的参与者，尽管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的位置各有不同。关于御宅族的学术文章几乎从来没有实际引用或参考过报刊杂志。因此，我要梳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传播者（记者）是如何认识“御宅”这个词的，以及他们如何建立宫崎勤和“御宅”这个词之间的联系。在1989年前，御宅族作为“阴暗的漫画迷”的代称，只在漫画的创作者与消费者这样少数人的范围内传播。媒体在批评御宅族时，大多都会提到1983年，专栏作家中森明夫在一本三流**控漫画杂志上“创造”了“御宅族”一词，而这个词究竟是如何从一个盈利性杂志转移到“大众传媒”的？

让我们从宫崎勤事件说起。宫崎勤事件始于1988年7月。在琦玉县，有四名小学女生（4至7岁）失踪。自那时算起，《朝日新闻》发表了33篇，《读卖新闻》发表了9篇有关此案的文章。自1988年12月16日，也就是第三名女孩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二天起，在失踪案件演变成了一起谋杀案之后，报道的覆盖率迅速上升。在这一年里，《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发表了53篇关于这起案件的文章，质问另外两个女孩是否也被谋杀了。在1988年12月20日，明信片、装有第二名受害者肢体部分的纸板箱和签有“今田勇子”字样的便条被寄到了受害者的家以及在东京的朝日新闻办事处。这些非人类的残忍行为极大地改变了新闻报道的结构，新闻突然间登上了头版。死者的照片和凶手寄出的印刷便条也帮助警方锁定了嫌疑人。

五个月后，警方以猥亵一名6岁女孩为由逮捕了打印店雇员宫崎勤。这次逮捕并不是因为他符合嫌疑人的身份，而是因为女孩的父亲报了警。从1989年8月9日开始，宫崎勤逐渐认罪，随后警方找到了女孩的尸体。8月10日的媒体报道主要聚焦于事件进展和受害者家属。嫌疑人的父母接受了采访，而宫崎勤的父亲坚决表示对他儿子的罪行难以置信。和许多人一样，宫崎勤的父亲提出了一个难以解释，众说纷纭的问题：我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记者们强迫父亲打开他儿子的房间，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在无意中打开了为大众传媒提供答案的门：宫崎勤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是一名御宅。在宫崎勤的房间里，调查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录影带和与漫画有关的杂志。之后，大多数报纸和期刊上的报道都附上了宫崎勤房间的照片（例如在《SPA！》中刊登的房间照片，见图2）。显然，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恐怖片、色情片和**控杂志。宫崎勤的房间和他的收藏品一起在审判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被用于尝试解释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

然而，这些事物是如何与御宅这个词联系起来的？直到1989年8月17日，御宅这个词的使用仅限于某种特定的称呼方式（“您”）。而在这天，一家出版业界报纸，《新文化》，出版了一篇由漫画原作、评论家、编辑大塚英志撰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大塚试图为录影带爱好者辩护，以免他们受到即将到来的“魔女狩猎”的影响，其中就提到了“御宅”这个词。并非巧合的是，大塚还是《漫画布力克》的编辑，而这本杂志已经于1986年停止出版。大塚英志在8月24日《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他的立场。这是1989年《朝日新闻》上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如此使用“御宅族”一词的文章。《读卖新闻》在同一年发表了三篇关于御宅族的文章。在这两份报纸中，“御宅族”这个词与宫崎勤一同出现的次数其实相当有限（见图3）。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狂热”，用来指对某个特定事物非常热衷的人。虽然这个词代表一种收集癖，但没有包括什么负面含义。之后，宫崎勤房间的照片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广泛传播，因此宫崎勤很快因其收藏的高端设备被称为录影带迷或相机迷，有时也被称作动画迷或**控。在1989年，《朝日新闻》发表了23篇，《读卖新闻》发表了56篇，《每日新闻》发表了13篇关于宫崎勤的兴趣爱好的文章。在1989年8月至1990年12月间，这三部日本最大的报纸共发表了1034篇关于宫崎勤的报道，其中称其为录影带收藏者或者动画迷的比例只有12.5%。绝大多数文章只称他为一名打印店员工，没有提到他的兴趣爱好。

这种对动画、漫画、录影带迷的建构模式将宫崎勤与普通的爱好者区别了开来（“他不是个普通的录影带迷”）。记者们一般不会自己批判动画迷，而是引用或采访精神病学家等专家的观点，而这些专家则给出了相互矛盾的描述。此外，事件的知情者用负面的术语描述宫崎勤，并担心这一事件可能会产生动画和录影带爱好者=精神病患者的印象。后一种处理或建构事件的方式，我称之为“否认模式”，它是通过否认御宅族与负面特质的联系来实现的，但是，尽管如此，在御宅族拒绝这些负面特质之前，一定会首先与之建立联系。

然而，由于三年前发生的一起恋童癖事件，同时也是由于青少年保护法规的缺乏，**控当然受到了公开谴责。此外，记者还调查了录影带租赁店、漫画书店和日本最大的同人志售卖会Comic Market。巧合的是，1989年的夏季CM（C36）在8月12日开展，而其在宫崎勤事件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显然，同人作者的反应很快，已经开始提供宫崎勤的测验，漫画和T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关心御宅族被视为潜在的儿童性骚扰者或杀人犯这件事，并一直强调宫崎勤与“普通”爱好者的区别。大塚英志也表达了这种担忧，想要在嫌疑犯和其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因为他认为Comiket成为了宫崎勤后备军的温床。

八卦杂志与宫崎勤后备军

“如你所见，这里有10万名可能会成为宫崎勤的人。”据传，这是東海林のり子在TBS的电视谈话节目《3時に会いましょう》上的说法。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她以“宫崎勤的后备军”之名来称呼CM的参与者。奇怪的是，在1989年，東海林のり子并不在TBS，而是在富士电视台工作。非常可惜，无论是TBS还是富士电视台都不愿意协助我的工作。虽然网络上存在这些电视节目的蛛丝马迹，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第一次使用这个说法、是在什么背景下使用的。无论東海林のり子是不是真的说了这些话，在8月14日至18日期间，日本テレビ、富士、TBS和テレビ朝日等主要电视台的大多数电视节目都以谋杀案为主要话题。日本的这些广为流传的节目与美国和欧洲所谓的“黄色媒体”在选材的的倾向上非常吻合，即要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呈现。如此一来，TBS以“宫崎勤的后备军在增加吗？残忍！！**谋杀案的背后”来为一档谈话节目命名，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谁在电视节目上创造了“宫崎勤后备军”，直到9月5日，这个词才出现在纸质出版物中。漫画评论家、剧作家高取英在《读卖新闻》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以探讨宫崎勤究竟是年轻一代的符号还是御宅族中的异类。一个月后，大塚英志在文学杂志《中央公论》中做出了回应。在文章中，他批评了这个说法，并讨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宫崎勤的生活方式的区别。尽管大塚试图缓和这种情绪，但像《夕刊フジ》和《日刊ゲンダイ》这样的八卦期刊或多或少直接将宫崎勤与录影带迷联系起来。与电视节目类似，八卦期刊也使用了大量煽动性的新闻标题，例如“阴暗的动画迷对**的空前连环杀戮”、“26岁年轻人的变态行径”、“**的灾星宫崎：一个幼稚男人的疯狂行径”和“六个关于这起变态行径的问题与谜题”，其中包括“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宫崎勤后备军的规模有多大？他们在增加吗？”这些耸人听闻的问题之后是一些推测性质的答案。

1989年8月，宫崎勤登上了大多数八卦报刊的头版，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常常被夹在介于政治和休闲的的一般专栏之间。关于是否存在更多宫崎勤这个问题，读者并没有从相关人士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案件的信息，而是读到了许多在美国与欧洲虐待儿童的信息；例如，东京家政大学的心理学家平井富雄解释说，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孤独男性”的数量从而增加了，这种扭曲以恐怖片的形式蔓延。按照刻板印象，对宫崎勤作案动机的解释基本都集中在他的父母身上：像许多人一样，他的父亲是个工作狂，母亲严厉而专横。与《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纸上的文章类似，八卦媒体的记者们并没有自己发表观点，而是采访专家，让他们对此事发表看法。法学家和母亲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无效的学校体系与霸凌，哲学家们批判西方个人主义，而政治家们则关注毒品的滥用。虽然在这些媒体上，报道的标题往往比大型报纸上更为耸人听闻，但在正文中，它们也遵循着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指每个参与者——父母、学校、雇主、录像带、社会——都平等地受到批判。当然，这种指责也受到了其他记者的批评。此外，八卦杂志不偏不倚地将这种平衡体现出来，事件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政治倾向、社会地位或职业，统统都被加以批判：政治家都是白痴，罪犯都是变态。在1989年，**谋杀案的宫崎勤毫无疑问成为了社会热点。然而，在那一年，更具新闻价值的是新增值税政策：即使是在宫崎勤被捕后的8月至9月，《日刊ゲンダイ》上关于新增值税政策的头版头条也比关于宫崎勤的多。总的来说，在9月份，八卦杂志就已经对宫崎勤失去了兴趣。此后，期刊杂志登上了舞台，漫画家、评论家、编辑和媒体人士成为了批判与分析宫崎勤的主力军。

管理御宅族

在这群人之中，大塚英志是最高产的那个。作为一本**控杂志的编辑、漫画原作、评论家，他很快就被请求他对此事发表意见的记者们包围了。但不久之后，他感觉自己也像宫崎勤一样成为了罪犯。他不得不挺身而出，捍卫宫崎勤和其他所有受到过分曝光的人们。大塚在报刊、杂志与书籍中多次发表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他的关注点主要是他在宫崎勤房间的照片中看到的杂志，当然，其中也包括他负责编辑的《漫画布力克》。宫崎勤房间里的陈设——书籍、杂志和视频——招致了大量评论者，从而建立了一个用于建构御宅族话语的人与思想的网络。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宫崎勤就会是一个“普通”的连环杀手。当记者、精神病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定性与解构这一事件，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问题时，房间里的这些录影带和杂志也让漫画家与评论家们揭竿而起，试图掌控建构御宅族的主动权。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交互型”族群。

与这些批评家截然不同，宫崎勤的辩护律师铃木淳二等人没有过多关注法庭或公众报道中热烈讨论的所谓宫崎勤与御宅族的联系。他们的目的是将宫崎勤塑造为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像那些报纸与八卦杂志一样，这些律师试着笼络专家来解释宫崎勤的精神问题与无缘社会的原因。司法制度、法院、律师和法官体现了宫崎勤的论争中最突出的建构模式之一：因果论。这种模式认定宫崎勤的罪行是或单一或多元的因素导致的，因此要去寻找其中的社会原因。在审判中，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学校制度、欺凌、糟糕的家庭教育以及恐怖片。第一，宫崎勤的手先天畸形，在学校受到了歧视。第二，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作狂——而这种狂热显然被转移到了他的儿子身上。与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宫崎勤在虚构中找到了爱情。对他而言，电视是一个作为“舒适的子宫”的存在。此外，唯一一个和宫崎勤亲近的人是他于1988年去世的祖父。随着他的死亡，宫崎勤与“现实”之间最后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从而完全撤退到电影中的幻想世界（这里的电影作为某种“症候”而存在）。宫崎勤沉溺于这个幻想世界的证据是他的作案手法与恐怖电影中描述的凶杀案十分相似（电影成为了“指南”或“模板”）。家庭主妇们在媒体上发表的见解也表明，破裂的家庭、高压的教育制度与消费社会中的全职母亲就是宫崎勤所表达的批评和恐惧。宫崎勤的律师虽然试图建立一个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的组织，判定他们的委托人是精神病患者以避免死刑，但没能成功通过庆应大学的专家进行的心理评估。专家们宣布宫崎勤神智清醒，完全能够认识到他行为的后果。

律师们不仅致力于解释宫崎勤罪行背后的心理因素和间接原因，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策略，即让不同领域的专家背书，试图强调宫崎勤与常人的不同。在审判中，他们要求大塚解释“社会背景”，并说明宫崎勤与其他收藏者和CM参加者有何不同。这也侧面反映出大塚英志在试图澄清宫崎勤的社会位置。大塚的工作集中体现在《Mの世代―ぼくらとミヤザキ君》这本书中。这本书的作者包括精神病医生香山リカ、作家大泉实成、专栏作家山崎浩一，同时还有其他人的几篇文章。这本书的主轴是9月4日与10月3日大塚英志和中森明夫之间的两次对谈。其中，大塚表示很难将自己与宫崎勤刻意区别开来，因为自己的房间与宫崎勤的房间的陈设有着相似的感觉。无论宫崎勤是否真的杀害了这四个女孩，大塚想为他辩护的冲动都是源于这样一个想法：大众传媒和警方只是在寻找替罪羊，并在恐怖片的收藏者中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嫌疑人而已。令他愤懑不平的是，媒体也沉溺于案件的血腥细节中，编造“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事实，并将事件本身变成了恐怖片，宫崎勤则被他们塑造成了外星人。大塚和中森都同意“今田勇子”这个角色——宫崎勤作为连环杀手的笔名——是由媒体的关注创造出来的。换言之，媒体与社会共同创造了这名凶手。犯罪新闻记者一桥文哉后来在他的话语中援引了这些说法。大塚还想为那些生活在类似环境中的年轻人申辩。尽管这些年轻人和宫崎勤有着相似的兴趣，媒体却把显然相当普通的房间打造成了“**杀手的房间”。大塚与中森的目的是站出来为在媒体饱和（漫画和动画，以及后来的游戏）、物质富裕的时代长大的，但缺失父亲的形象的这一代人发声。这种话语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解释，称80年代是“少年犯罪”的时代。在他们看来，这是由于父母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而造成的。因此，宫崎勤是战后时代的产物。从这点意义上说，虽然这些批评家站在宫崎勤一边，将宫崎勤视为他们这一代人的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宫崎勤的罪行。

然而，在下一篇文章中，大塚和中森讨论了宫崎勤与随处可见的普通爱好者之间的不同。随着祖父的去世，宫崎勤的童年结束了，他不得不离开家，走向世界。他曾尝试融入御宅族圈子与影迷圈子，却惨遭失败。从这两位批评家的角度来看，宫崎勤作案并不是出于憎恶，而是由于对女性的过分认同与在失去原生家庭后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欲望，是一种异常的爱的表现。大塚在其他出版物和审判上重申了这个想法。然而，法学家们只对直接的因果推论感兴趣，并不关心他的陈述，因为这些说法未能给出他们所寻找的“答案”。“大塚明确指出御宅族是不同的，但他没有提供直接的动机或解释。”也就是说，他没能解释宫崎勤的罪行。

建立御宅族

一些评论者声称宫崎勤是时代的象征，尽管他们没能就宫崎勤究竟象征了什么达成一致。暴力化的媒体内容起了***的作用，而审判的进程和律师的辩护策略则集中在家庭问题和欺凌上。对于法学家和一些记者来说，御宅族问题并不是主要的争论点，“逃离现实”更像是症候。相比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评论家、作家、漫画艺术家和编辑们广泛讨论了宫崎勤和御宅族之间的联系，以及宫崎勤的罪行是否是由娱乐作品诱发的。

漫画评论家藤田尚批评法学家们无视律师们的公开陈词，无条件地将宫崎勤的作案动机与御宅族联系起来。《文藝春秋》、《中央公論》等文学期刊，以及《宝島》等杂志于1989年都刊行了关于宫崎勤与御宅族的专刊，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上面提到的《おたくの本》。Comic Market的创始人之一米泽嘉博认为宫崎勤透过媒介的镜头来认知世界，将他人当成人偶一样看待。中森明夫指责电视成为了父母的代理。一些专栏作家将宫崎勤的十大电影和《奥特曼》系列收藏与一般爱好者进行了比较，没有发现任何差异。批评家和艺术家都很快与出版商签订了合同，而大塚英志与中森明夫带头创作这些引领他们接近宫崎勤的内心世界的“别处的故事”。尤其是大塚英志，在1989年，他几乎每天都在写文章，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撰写了一整部关于宫崎勤的专栏。

1989年底，大塚经历了他后来称之为的“企划书式世界”，以及亚文化报道的开端。即使这意味着遵从出版商的引领和想法，大塚也视其为替宫崎勤和其他人辩护的机会：既然大出版社与知名期刊对日本青年和“亚文化”领域发生的事情开始感兴趣，这也就为纠正许多评论家、编辑和作者所认为的“人身攻击”提供了契机。（宫崎勤的写作手法经常被比作“真正的”批评家，因此批评家们认为自己和他一样给大众留下了负面印象）大塚随后推测，“精英”的漫画与动画迷以及创作者（包括他自己）试图通过“宫崎勤是不是御宅族”作为准绳来区分自己和那些追随者。这类似于一种否认形式的建构：精英们反复尝试通过修正宫崎勤事件导致的错误形象认知，并与宫崎勤划清界限来控制御宅文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精英们否认宫崎勤是御宅，然而，这也建立了收集流行文化作品与无法适应社会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点却正是他们打算批判的。通过驳斥“错误”的认知、与出版商们达成同盟，大塚、中森，以及后来的中岛梓、冈田斗司夫这些人一起建立了某种学者的权威性。他们利用媒体平台确立了自己的正确性，有时甚至强调他们才是“真正的”御宅族（有权谈论御宅族）。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强调的，大多数关于御宅族或日本流行媒体的论文或批评文章仍然以便于理解为由，摆出自我声明、自我定位（驳斥错误的御宅族认知以及宫崎勤是一名御宅的普遍认识）的姿态。由宫崎勤房间里的录影带开始，律师们想要笼络专家，批评家们想要引起公众的注意，“谁是御宅”的问题变成了管理御宅文化的一个问题。为了建立话语中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真实”御宅族立场——否认御宅族是反社会的，他们首先需要承认御宅族是反社会的。这样一来，尽管他们自己不会承认，大塚等批评家实际上建立了宫崎勤与御宅族的联系。

结论：递归的建构模式

我以这次事件中可能的建构模式作为总结。宫崎勤与御宅族论争中最突出的建构方式仍然是还原论或因果论。以司法为例，1989年与1990年的争论一直在强调寻找导致宫崎勤犯罪的单一（可能是很多，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直接的）原因。不可否认，恐怖片和**控杂志在这次事件中都是“演员”：他们以“演员”的身份被宫崎勤所熟知，作为谋杀案的参照与模板而存在，同时使宫崎勤自己也成为了“演员”。然而，这些东西也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症候，如教育制度、欺凌和家庭问题。如果只从数量上来分析相关文章，很明显，这些问题都比御宅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种还原论以一种逆向偏见的形式存在，以一种类似于八卦媒体的“哗众取宠”的报道方式凸显出来。像“后备军”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说法并没有被忽视，而是不断重复，被那些自认为了解更多的人赋予了意义。当记者和法学家在讨论这些罪行与宫崎勤房间里发现的媒体之间的联系时，批评家和创作者，那些更接近御宅族的人，赋予了他们这场争论的关键词汇：在大塚讨论宫崎勤和对御宅的错误印象时使用这个词之前，或者在高取英探讨这个词之前，没有主流记者使用过这个说法。是大塚和其他人将御宅这个词与宫崎勤联系起来了。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说明，在一个异质与多样的网络中，单一实体（例如御宅文化）或单个参与者（“大众传媒”）的花言巧语没有太大的解释价值。许多参与者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刻板印象”（被驱动者）和“大众传媒”（驱动者）的黑白画面变得复杂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吸引了更多其他参与者的影片和杂志。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宫崎勤和御宅族之间的关联不停驱动的，无论到底是为其辩护还是否认其合理性。除了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御宅族出身的批评家们还得到机会扮演“专家”的角色，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角色。就关于御宅族的讨论来说，最突出的建构模式是否认。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一种“push and pull”的情形：通过排除宫崎勤身上那些“不好的”特质来讲述关于“好的”御宅族的故事。在不断重复这些负面描述之后，我们自然有了纠正这些描述的理由。这个过程是递归的，因为无论是赞成还是否认，对御宅族的每个话语都可以导致另外一个话语的产生。如此这般，参与者们的注意力就会被持续吸引。这也为后来许多关于御宅族的论述提供了方向。

编者按：

文章有点绕，结论是比较简洁的。译文仅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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