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万物有灵的秩序起源：读荣格《金花的秘密》
方源野（别鹤）/书评
荣格的《金花的秘密》与他另一部炼金术代表作《精灵墨丘利》是同一个体系。前者根源于华夏黄帝之道家，后者根源于“赫耳墨斯的秘密”。
荣格揭晓“金花的秘密”，找到了个人意志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虚点”：
普遍的个体意志，归根结底是万物权利的保护伞——宇宙母权：它孕育万物，又含于万物之中，所以它体现为大地，如黄帝《归藏》之表达；
虚点，则是能量的流溢过程中，出现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抵消的因果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会出现权势对普遍权利的侵犯，同时又会激起权利之让渡，组合为对等的权力，来抗衡权势，保护剩下的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这就是从宇宙母权，走向世俗父权，又超越于世俗父权，凝聚于“天道父权”的过程。
这种无限制的世俗父权，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封闭权势聚敛，荣格表达为“近鬼”；而世俗父权走向“天道父权”，则一方面继续保持普遍权利的部分让渡状态，另一方面又遏制了世俗权势的压迫作用力，取而代之一种精神性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的“天道父权”就体现为一个民族的主权——同时凌驾于任何内部寡头与外来压迫之上。这就是荣格找到的另一种存在状态——集体无意识——他表达为“近神”。
在荣格发掘的道理中，精神和物质不是对立的，万事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如同陈立夫归纳的“唯生”，超越心物，直指同一个存在——精神和物质只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振动频率而已，由更高的振动频率，流溢出更低频率的振动。
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和《建国方略·知难行易》等若干总结中，提出“华胥（雌灵）—轩辕黄帝（雄力）—礼运大同篇（子女）”的三位一体，正如辛亥革命光复华夏之时，他题词黄帝陵的“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个“先”字，并不是绝对意义的“时间先于埃及、苏美尔”，而是指华夏唯一完整传承了上古起源的、天地人的世界文明普遍秩序，所以作为黄帝子孙的汉民族，历代祖先有“中华、夷狄之辨”，正是从完整的文明，和非完整的文明、乃至反文明的野蛮，区别而言。这个意义的“唯有我先”，是被中断的埃及、苏美尔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建国方略·知难行易》又言：“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这是一句值得倒背如流的金句。究其根源，便是轩辕黄帝，缔造了呈现为“礼运大同篇”秩序的华夏部落联盟之神州，那是地球范围的人类史上，唯一一个从万物有灵的源头活水，传承于历代的存在力量，那种力量也一次次战胜了内部压迫和外来奴役，一次次光复、振兴、演化、进步，并光耀文明于天下、回收文明于世界。
在雅利安世界里，有如同轩辕黄帝在华夏地位的人，便是恺撒。恺撒在埃及斯芬克斯像前祈祷：“狮女啊，罗马不过是狂人的梦呓，这里才是我的现实，在这里我终于发现了它们的守卫者——这正是我的生命中永恒不变的那一部分的影子。”而斯芬克斯，在雅利安上古哲学中，与希腊阿波罗、罗马朱庇特、波斯密特拉、印度毗湿奴，是同一个太阳神。华夏的大量竹简帛书，甚至在文明史上与荷马史诗对标的楚辞，也有大量类似的表述。
毗湿奴里最重要的神祇——雅利安吠陀概要《薄伽梵歌》之“克里希那”，音译就是赫拉克勒斯，也就是赫丘力。无独有偶，恺撒正是在赫丘力神庙对亚历山大的雕像感叹和立誓，恺撒以几十年的大祭司身份写的唯一一部神学作品就是《赫丘力颂》，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恺撒在高卢战纪最强调的墨丘利，就是赫耳墨斯，也即埃及之透特，所以叫“三倍伟大的赫耳墨斯”，其与日耳曼之奥丁，也是同一个神祇。
第三方面，恺撒最推崇的女神，维纳斯/阿芙洛狄忒/福尔图娜（fortuna，命运或幸运女神）/密涅瓦（即雅典娜），又是同一个神祇，埃及大母神伊西斯的变体。
这里就有一个衔尾蛇闭环了——伊西斯和赫耳墨斯，连起来又是阴阳同体的一个专用词！荣格，正是从里面提炼出了分析心理学的“原型”——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英雄与母亲，阴与阳，地与天。
所以恺撒的执政改革，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征服者，截然不同，他公正、宽容、伸民之权，捍卫各个部落与城邦的自治，大力振拔平民与奴隶，最终也由于他“皆有所养”，惠济广博的改革，而遭元老院寡头封闭集团的反扑，壮志未酬而殉，奥古斯都仅继之一部分，便缔造二百年治世，未竟之业，则终沦于罗马覆灭而半球倒退之中世纪。
再看伊西斯，她的配偶奥西里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又是同一个神祇，他的变体还有阿蒙，拉，也是太阳神。而作为伊西斯搭档与阴阳合体的赫耳墨斯，正是奥西里斯的主审记录者。可以说，从赫耳墨斯到奥西里斯，又是同一个神祇的传承。酒神狄奥尼索斯（巴库斯）和日神阿波罗，又是同一个原型，在宇宙母权和世俗父权那两个阶段的不同形象，他们都来自于，作为波斯前身的苏美尔的神祇——吉尔伽美什。
吉尔伽美什又来自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又通过赫耳墨斯（透特）留下了翠玉录，翠玉录（《秘典凯巴林》这本书有解释）之于赫耳墨斯，正如河图之于《黄帝四经》。翠玉录又和《道德经》的原理结构，一模一样。翠玉录流传于华夏远裔——印第安人辉煌文化——玛雅的部分，又以霍皮书和波波尔乌等散卷留存，并保留于易洛魁联盟的轩辕黄帝祭天图中。
再联系到前文，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心理建设》提到阳历之事，阳历难道是依附于闪米特的政教合一体系，譬如“基督教”吗？当然不是，其《内务部编印》曰“新旧二历并存”，并言：“我们的始祖轩辕氏以冬至为岁首，而现今世界流行的阳历，以冬至后第十日为岁首，两者相近”，而之前“闰月一层，不便国家预算”，但用阳历，他仍担心依附于西方历法，故补充曰：“光复之初，议改阳历，乃应付环境一时权宜之办法，并非永久固定不能改变之事。以后我国仍应精研历法，另行改良，以求适宜于国计民情，使世界各国一律改用我国之历，达于大同之域，庶为我国之光荣。”——显然，这种思路是：回归轩辕黄帝的历法之原型，吸取恺撒的《儒略历》之优点，将这两种万物有灵的起源秩序的共同点提炼出来，并与闪米特一神教的“政教合一”历法保持较远距离，这也正是辛亥光复时用黄帝纪年对接1911年的初衷。那么，与黄帝历法接近的恺撒《儒略历》，是按谁的历法进行修订的？正是埃及赫耳墨斯！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何恺撒征战高卢时，发现凯尔特人也主祀“墨丘利”，这一罗马的赫耳墨斯？答案是，早年高卢血洗罗马，劫去了罗马城邦与罗马万民法的开山鼻祖——努马之圣书。而努马的精神导师，正是毕达哥拉斯与赫耳墨斯。毕达哥拉斯，则一方面传承于赫耳墨斯，另一方面又传承于吠陀，并且还受到吠陀的变体——蕴含前述“密特拉神祇”的波斯“琐罗亚斯德”的影响，而希腊之赫拉克利特、俄耳甫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之马可奥勒留，也是同样的师承。无独有偶，恺撒的精神传人，以万物有灵多神教，抵抗中世纪闪米特政教合一的最后罗马人——尤利安，正是密特拉太阳神的信徒。这也是为何，恺撒让瓦罗对整个地中海秩序源流进行整理的《神物古迹》，被闪米特一神教的中世纪大力摧毁，一如《四库全书》血洗无数华夏古籍，幸好后者尚有黄帝魂的多次复兴，而前者彻底断代。“瓦罗神物古迹”后续重光之文艺复兴，无论炼金术之牛顿、达芬奇，新柏拉图主义之斐奇诺，乃至将万物有灵重新秩序化于全欧洲的拿破仑，亦早非罗马拉丁之基本盘。
“东方”的黄帝轩辕之道，礼运大同篇，和“西方”的雅利安吠陀、赫耳墨斯哲学，这两个体系，于此构成了阴阳的互补。而由于前者主流完整，后者浪潮破碎，前者又证据确凿地通过“象牙之路”与后者相互影响，因此可以说，黄帝陵上的题词“世界文明，惟有我先”的存在状态，于此显明，前者对后者的内在驾驭，也由此一览无余。
这里面最重要的两点，也是荣格的关注点：一，万物有灵，所以权利天赋，权利遍在，权利长青；二，同样的原因，所以神灵也好，“第一推动力”也好，“历史规律”也罢，并不是依赖于哪个先天命定的先知先觉者，或哪个封闭的悬浮于共同体的僧侣巫师集团，去传达宇宙最高指示、去形塑一个造物主，再用这个本质为教主马甲的强迫力量去施虐于众人。神灵内在于每个人，人人都可通神，人人都可以、并只能通过不懈的行动、合作与斗争，去冲破因果能量的循环，去超越牛顿和荣格指出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虚点”，并最终合为民族内部权利平等、生生不息的主权体，在“集体无意识”中，扩充“个人意志”亦个体权利的最大自由——这也是人类解放的通途。
这也当然是古往今来，最强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