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 1793-1796 (I）

+前言+

修改了之前写的一个以塔尔蒙亲王为主的传记向中篇。保留了原有小节标题，补充删减了一些细节和叙述，所以之前读过的朋友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内容。

笔者长期关注点在于极端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行为和选择。索引书目会在全文后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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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nullis angustiis coercitus, pro tuo arbitrio, in cuius manu te posui, tibi illam praefinies.……Poteris in inferiora quae sunt bruta degenerare; poteris in superiora quae sunt divina ex tui animi sententia regenerari. ”（大意：你不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可以根据你的意愿作出选择……你可以选择堕落成兽类的底层形式，也可以选择通过自我意愿以神圣的高层形式重生）

皮科 米兰多拉（1463-1494），《论人的尊严》（Pico de Mirandola, De homminis dignitate, 1496）

I- Secus decúrsus aquárum（在河畔）

I-i. 巴黎

1765年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是圣葛斯默和达米盎的瞻礼日，纪念一对戴克里先教难时期在叙利亚殉道的双胞胎圣徒。诞生在这样的日子，特雷穆瓦耶双胞胎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安多尼-菲利普（Antoine-Philippe）和查理-哥德弗雷（Charles-Godefroy）是图阿尔公爵特雷穆瓦耶的次子。公爵的头衔和他的名字一样冗长，不过仅凭特雷穆瓦耶（La Trémoille）的姓氏已经足够表明显赫家世。这是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和他们有姻亲联系的包括波旁王室。上一个被传说环绕的特雷穆瓦耶与圣女贞德息息相关，虽然大多是些负面传说。

特雷穆瓦耶双胞胎在巴黎出生，他们还有一个兄长和一个弟弟。在流传下来的图阿尔公爵的家族画像上，我们可以轻松指认出他们——小菲利普握着和他等身的火枪展示着他的猎物，查理则在一旁自得其乐的照看花草。为了方便叙述，接下来让我们用“塔尔蒙”这个名字称呼菲利普。

这对双生兄弟在童年展示出的迥异性格，进入青年时代后变得更加富有戏剧性。塔尔蒙成了一个风流不羁的公子哥，比起凡尔赛宫更乐意在巴黎城里混迹。他从小喜欢动物，尤其是马匹。塔尔蒙热衷于阅读那些参加过东征军的祖先们的传说，尽管常被痛风困扰，仍毫不犹豫加入了骑军。他的双胞胎兄弟的性情则和他完全背道而驰，满足于园艺和书本的查理似乎更偏爱安静寡淡的生活。成年后他如愿成为了特雷穆瓦耶神父， 担任史特拉斯堡的司铎和总执事。像当时很多贵族一样，塔尔蒙20岁时结了婚，对方是杜拉斯公爵的女儿。这对年轻的夫妻只在一起生活了四年，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婚后第二年诞生。

1789年，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巴黎，24岁的塔尔蒙积极投身抵制革命的运动。1791年夏天，路易十六出逃未遂被押送回巴黎。同年底，塔尔蒙前往普瓦图，参加“布列塔尼团体”秘密结社谋划起事。计划泄露后参与者们被通缉追捕，塔尔蒙不得不逃亡海外。他先去了英国，随后来到德国，跟同样流亡到此的家人与其它流亡者会合，加入阿图瓦伯爵（后查理十世)组织的流亡者军团，在骑兵队中供职。

1791年底，政府命令所有流亡贵族必须在次年一月前回国。否则视同反叛者，田地资产全部没收，逾期回国者已经发现立刻处决。这个法令对塔尔蒙来说意义并不大，毕竟他身上已经有了一张反叛的通缉令；而无所谓新政府是否承认，他始终是塔尔蒙亲王。

塔尔蒙可以选择一直留在国外，就像他的父母，妻子和兄弟一样：他的兄长和幼弟，不包括他的双胞胎兄弟。特雷穆瓦耶神父从来没有离开过巴黎。1790年制宪议会出台宗教法令，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必须向国家宣誓。特雷穆瓦耶神父自然不会接受，或许他是在这个时候卸任回到巴黎的。从此他一直留，或者说“藏”在城里。特雷穆瓦耶神父在巴黎的行动非常隐秘，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确实资料。一些蛛丝马迹显示，他在巴黎经营的事务远比人们能够想象的危险复杂得多。

告别妻子和幼子，塔尔蒙悄悄回到已经成为风暴中心的巴黎。名字下挂着两张通缉和死刑执行令，他的双胞胎兄弟毫不迟疑的将他“窝藏”起来。两人同住在巴黎近郊等待时机，渡过了两年难得的平静时光。

1793年一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塔尔蒙试图组织人手前往营救，这个冒险的行动没有成功。国王的处决很快在引发了法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塔尔蒙听说西部地区爆发了支持王政的起义，当即决定前往旺代参战。同年三月，他用假名和特雷穆瓦耶神父的名字弄到两张假护照，随即离开巴黎启程西行。这对双生兄弟的再次相逢在一年以后，然而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不走运的是，到达旺代军的地盘前塔尔蒙就被国民卫队的士兵抓住。他被送往博热的监狱关押，当地官员向公共安全委员会上报了塔尔蒙亲王被捕的消息。巴黎的特雷穆瓦耶神父听说后，立刻展开营救活动。他在国民议会里上下打点各方沟通，设法让当时山岳党的巴黎市长亲自签发命令，说要将塔尔蒙押解回巴黎审问。负责押送他的卫兵早已被买通，押解回巴黎的途中，塔尔蒙被护卫们放走。他伪装成农民，在当地人的掩护下安全抵达天主教王军占领的索缪尔。

因为身份崇高，塔尔蒙的出现在旺代军中激起很大反响。勒斯居尔夫人（后罗什雅克兰夫人）在回忆录中描述，塔尔蒙是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勒斯居尔夫人说他当时二十五岁，事实上应该是二十八岁），一米九的身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格外出众。勒斯居尔夫人形容他忠诚热忱，秉性温和。虽然因为有痛风的毛病，平时不太活跃，但在战场上英勇无畏。

勒斯居尔夫人回忆录之后的几次再版中，特地撤销了一些对塔尔蒙的批评，其中一条是他的轻浮浪荡。西部人对任何巴黎传来的东西都心怀芥蒂。无论是自由理性，国家卫队还是“上流风气”：“浪荡”在巴黎几乎算是褒美，但在重视道德传统的西部却是个严厉的指控。安茹军中的大部分首领都和妻子关系亲近，家族成员之间来往密切关系亲热，分居离婚类事件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浪漫逸闻。夏雷特算是一个例外，不过下普瓦图是另一码事。

I-ii. "旺代"

现在和塔尔蒙一同，我们来到了“旺代”。

首先的问题是，“旺代”在哪里？

打开任何一张现代法国地图，不难发现1793年的“旺代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主要战役发生在“旺代”，公教王军中没有一个主要首领是真正意义上的“旺代人”。地图上标注为“旺代”的地区实际上只包括下普瓦图。其中涉及了复杂的法国行政区演变历史，近代更有不少学者指出，作为地区身份认同的“旺代”是1793/1794年战争后才出现的概念。此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困扰，让我们笼统的把1793年反叛波及的卢瓦内河以南和以西，多尔多涅河以北这片区域称为“旺代”。

参与反叛的旺代军士兵被叫做“白军”，除了他们的白底公教王军旗帜，还有别在帽子上的象征波旁王室的白花丝结。共和军则被叫做“蓝军”。战争初期，在旺代的共和军只有极少数是专业士兵，志愿兵们全是毫无战场经验的新兵，士气低下，纪律散漫，逃兵极多。有的共和军将领提出，他们不得不允许志愿兵们烧毁城堡和“夺取反叛者的财物”，以激发他们“爱国情感”和“奉献精神”。士兵们的装备也很低劣，鞋子和裤子都是稀缺物品。除了少数国民卫队士兵，大部分士兵的穿着和普通居民没有区别。蓝兵们会佩戴三色帽徽作为标志，一些长官还会在战前分发三色丝带，让没有制服的士兵系在胳膊上区分敌我。

旺代天主教王军中的首领大多是和旺代地区关系密切的当地人，和主动来投奔的塔尔蒙不同，大部分贵族首领是在农民的逼迫下才出来领军作战。毕竟这时大多数强硬的保王派已经出国，在流亡军团麾下作战。多数地方贵族们原本无意卷入战争，对依靠一盘散沙装备落后的地方民兵对抗政府武力的结果表示悲观。对他们和旺代农民来说，这场内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自卫求存的战争：从增加税收，抛售土地，宗教改革到强制征兵，农民们认为国民公会的种种政策从没带给他们任何积极影响，只是在毁灭他们的家园；而大多数地方贵族们则面对着或者上断头台或者上战场的选择。至于宗教和国王，则是随后应运而生的抽象概念，好把松散的军队勉强凝聚到一起。

事实上，当时不少理性清明的人都洞见了这一点。早在1793年四月，布莱斯特海角军团总指挥坎科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anclaux, 1740-1817）就在提交给两个国民公会代表的报告中指出，布列塔尼和旺代的叛乱形式不同没有联系。前者目前只是些零星松散的游匪团伙，后者已经蔚然成风，有了正规的军队编制和有经验的军官，更需要投入大批武力严肃应对。两者唯一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宗教和王权”，但农民们参与反叛的根本动机只有两点：“想要继续做天主教徒并且不愿服兵役”。坎科洛认为义务兵役是必要的，但在各地的执行方式不妥当，才会激起强烈抵触。他建议悄悄在布列塔尼满足农民们的要求。至于宗教，完全可以为政府所用：让神父们在堂区布道时安抚本地年轻人的情绪，再慢慢向他们灌输革命爱国思想。因为他们没法同时处理“两个耻辱”（内战），安抚布列塔尼也能防止两地的叛乱连成一片。他甚至直截了当的指出，如果不是国民公会里某些“鼓吹爱国主义，借自由之名违背良知，迫害贵族与爱好和平的人”，“嗜血如酒”，实际上根本不敢亲临战场的懦夫，根本不会出现内战。但现在内战已经打响，他们只能竭尽全力赢得胜利，否则只有灭亡（1）。

这封报告没有在国民公会内引发任何回响，除了最后一段：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必须尽快消灭所有反革命叛乱分子。

另一个赞同坎科洛的观点的共和军将领，是1793到1794年间在旺代作战的达尼康（Louis Michel Auguste Thévenet/Danican，1764-1868）。1795年，达尼康写下长信指控一些共和军将领在战争期间的罪行，他在文末总结道：“这个旺代和舒昂的战争不会存在，如果不是指挥官们的无知和极度残暴”。他在随后发布的回忆录中提到，1793年十一月，他在布列塔尼的拉瓦勒地区（Laval）驻防，当地“只有不到二十个舒昂党”。达尼康说他尽量宽大并技巧性的执行了严峻的法令：发布公告安抚居民，频频去乡下和农民沟通，尽可能的不惊扰民众。几天之内村民们就送来“一千两百条枪”，“纷纷表示愿意安分守法”。但接任他的长官“为国王的事业贡献巨大”。通过严厉的镇压和处决，“不到两个月，就造出三万舒昂党”。

旺代方面也证实了他们的这些观察。战后出版的大量白军人士的回忆录中，除了罗什雅克兰夫人（勒斯居尔夫人）回忆录，另一本必读书应该是夏雷特的旧部，尚宾诺（Pierre-Suzanne Lucas de La Championnière, 1769-1828）的《旺代战争回忆录》。尚宾诺在书中展示了罕见的理性冷静和坦率，辛辣活泼的语言更是独树一帆：“……毫无经验的将军，毫无纪律的士兵，没有护卫的辎重队。这些混乱的组织和现象不正是一个糟糕的政府造成的吗？……在一个明智的政府的治理下，旺代的战争根本不会发生。计算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没有用处。”

I-iii. “祭坛和王座”

不少支持共和派的同时代历史作者声称，旺代地区的叛乱来自教士的煽动。无疑“祭坛和王座”总是联系紧密，一个没有人能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法国，没有任何拥护君主制的党派或活动能脱离教会而有所进展。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实是：极端保王团体“法兰西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曾受过教会的谴责和绝罚。想象法国社会因此受到的震动：他们曾认为所有真正的教友都是保王派！

这里可以概括一下旺代地区的宗教情况。

 旺代不是巴黎，或是任何工业化的城市中心，直到今天也不是。这片地区以农业为主，遵循着固定的时序作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熟悉当地民生的神父通过传统风俗和基本的宗教道德规范维持社区的稳定，农民们则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神父：他们请本堂神父们给田地的作物和牲畜降福，在特殊的日子里敲钟，以图个好兆头。当地教士几乎都是本地人，各个修会里充满了家庭成员。从某些层面来说，并不是地区教会“控制”着当地人，而是当地人“控制”着地区教会。在长期保持着封闭自足的稳定农业社会结构的西部，教会只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代变革中，工业化城市里出现的危机和农业化乡村的危机完全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不同。这是个需要谨慎处理的复杂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变革的时代往往无法应对过于复杂精细的问题。

对于贵族和教士阴谋策划内战的说法，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保王派人士都激烈反对。无论安茹军的勒斯居尔夫人，还是下普瓦图的尚宾诺，都在回忆录中提到神父们通常会与营地保持距离，很少参与军事政治，罔论影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照顾抚慰伤员病患。一个少见的特例是原昂热的圣劳德本堂贝尔尼埃（Abbe Bernier）神父，他在旺代军中的活跃引发的多是些负面评价。同代人指责他在军队首领间煽风点火挑起矛盾，后人指责他野心勃勃只顾谋取私利。1795年，斯托弗莱与共和军在圣佛洛朗签订和议期间，共和军和旺代军部将都对贝尔尼埃神父“一个本堂充当将军的角色”表现得颇为反感。

战争期间，贝尔尼埃神父曾主持成立过一个与军事委员会平行的地区自治委员会，组成人员多是贵族和教士。这个委员会很快因为缺乏公信力政令无法施行而流产。参与其中的另一个神父在给旺代军首领的信中写道：委员会里往往有些人不切实际，导致漫长的讨论没有结果，或是与军队的决策发生冲突；“我们讨论，你们行动；但长此下去，讨论的人会主导行动的人”，而这种现象在内战中十分危险，必须全力避免。他建议最好让这个委员会“静静死掉”。

下普瓦图与安茹的状况截然不同。下普瓦图军的首领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小商人和平民，只有极个别是贵族。对于贵族煽动叛乱的说法，尚宾诺在回忆录中要求列出一份名单，写下旺代军和共和军中所有贵族背景的军官，“我肯定后者比前者长得多”；至于宗教，尚宾诺详细回复了第一个写旺代战争通史的历史学者博尚（Alp. de Beauchamp,1769-1832）的诸多问题：“旺代士兵是否会随身携带死去保王派的遗骨？；——刚战死不久还新鲜的尸体，我们从哪儿弄骨头？” ；“黑色大十字架？——不存在的”，等等。尚宾诺指出，对下普瓦图军官来说，“他们唯一的神明是国王”，“牺牲是为国家应尽的责任”；农民们出于习俗践行宗教，多数时候降福和宗教仪式只为“图个好兆头”；没人疯狂到相信戴着某些宗教饰物就能刀枪不入，或是死人复活这类说法——难道在不久前天主教信仰还占主导地位的法国各地，人们不都是如此生活的吗？为什么在旺代看到这些就大惊小怪？段落末尾，尚宾诺颇为嘲讽的写道：“反正‘旺代人’是区别于‘法国人’的另一个种族”。

另一方面，旺代的反叛确实与宗教密不可分。这里需要提及一个往往被忽视的奇特现象：布列塔尼和旺代的反军的口号都是“为国王”，其中却有些微妙的不同。布列塔尼的保王党首领中很多是前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者或亲奥尔良人士，但从安茹到下普瓦图，大旺代地区的保王党首领全部是秉持“君权神授”的“正统派”(Legitimist)：1830年的七月政变后，几乎所有在军中任职的旺代军旧部和后人都辞职了。不少人甚至参加了1832年贝里公爵夫人卡罗琳娜的反叛。

没有人能自称是正统派保王党，如果不能概括基本的神圣法概念。旺代的战争中，宗教不是最主要的实际因素，但却是使武装反叛“合法化”的唯一理论基础。这些纯思辨的论点不需要实际的宗教热心支持，何况“宗教情怀”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成为象牙塔里的头脑游戏：在图卢兹，任何修完哲学基础课的道明会修士都能比罗伯斯庇尔更完整详尽的陈述“作为不动的第一原动力的至高存在”；用希腊语，通篇不提“θεός”。

历史上“祭坛和王座”的关系一直爱恨交织，无损二者长期共存。“祭坛和共和国” 会变得势不两立有些奇特，毕竟某种程度上“共和情感”也算是祭坛的产物 。至少是法国祭坛：概括18世纪的法国思潮不可能不提杨森主义（Jansenism）——伏尔泰兄弟分别冲向两个宗教极端，一个激烈反对制度化宗教拥抱了自然神论，另一个是极端杨森派。 卢梭将圣奥斯定当作假想敌，书中堆满了对他的引用，卢梭对圣奥斯丁的全部认知都来自皇港（Port-Royal）。不用说路易十四世以来，高等法院和国王的战争中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杨森派。

概括来说，杨森主义是17世纪开始流行的一支天主教神学流派，自称是圣奥斯定学说的正统继承人，很多观点接近加尔文主义，支持双预定论和实效恩宠的不可抗拒性。杨森派对法国社会影响最巨大的是伦理学说，他们激烈批评耶稣会主张的概然主义（probabilism），倾向严格主义（rigorism），认为人的本性因原罪而彻底败坏，无力出于自我意志行善，将“心灵的纯净”抬升到一个任何有血肉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标准。这些理论衍生出的最极端结论是，一个人的任何日常行为都可能成为杵逆天主的“罪行”：吃饭，喝水，走路，甚至睡觉时！那些“预定”得救的会得到不可抗拒的恩宠使他们免于罪恶；“预定”会“丧失的”则被遗弃在他们的罪中，不会得到恩宠；但因为得救与否早已“预定”，人们无法确定自己或任何人是否确实“得救”，无论是看似恶贯满盈的连环杀手，还是看似德高望重的大善人。不难想象为什么年轻的卢梭接触杨森主义后，会对宗教的慰藉深感绝望。

以正统教理为标准，这些观点显然完美符合“异端”的定义。不过纵观教会史，我们知道但凡“异端”和“法国”混合，事情总会变得复杂。很多时候，道理和逻辑并不重要。对此法国人佩吉（Charles Péguy, 1873–1914）会说：“一切开始于神秘主义，结束在政治上”。

起初这些辩论只局限在大学内部和学者之间，是古老的恩宠论和自由意志的精密争论的延续。1635年，依诺森十世（Innocent X）发布谕令，谴责杨森派的五条论点。法国国内的教士和学者分成两派，一方是接受教宗谕令的“接受派”（Acceptant），另一方是拒绝服从的“重审派”（Appellant）。重审派和加利根主义（Gallicanism）关系密切，希望保持法国教会的传统独立地位：他们提出被谴责的“杨森派论点”并非杨森派观点；挑战罗马教宗的权威，质疑他是否有权限谴责任何无关教理定义的理论书籍；认为主教会议的权威在教宗之上，要求国内召开教会重新商讨被谴责的内容。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因为政治原因，站到了杨森派的对立面。1713年，应路易十四世的要求，教宗克勉九世（Clement IX）发布谕令“Unigenitus”再次谴责杨森派立场。路易十四立刻下达法令，以罚款和逮捕为惩罚禁止国内宣讲传播杨森派神学主张。自此纯思辨领域的杨森主义渐渐式微，学术争论转向政治。因为罗马的谴责和绝罚，法国国内很多原本对宗教毫不关心的人士纷纷对杨森派表示同情，支持国内教会的加利根主义者们抵制罗马权威；另一方面，因为路易十四世的粗暴干预，杨森派支持者们与反对绝对君权的自由派结成联盟，积极加入高等法院对抗国王的战争。

1790年之前，众多下层司铎们普遍要求教会管理“民主化”，热烈欢迎改革。直到宗教法令出台，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必须签署效忠政府的誓言。这显然是个法国版的英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制造出一个法版国教会。此前支持革命的教士们发现他们为自己挖好了坟坑：教会可以与某个外在权威“合作”或“妥协”，但她无法“服从”；一方无权要求服从，一方无权服从。这完全是原则性问题。即使杨森派支持法国教会实质上划土自治，也无法接受形式上认同政府作为教会的最高权威——说到底，杨森派是真正的“狂热分子”——法令颁布后，全国125个主教中118人拒绝宣誓，并要求教区内的司铎同样抵制誓言。教宗庇护六世绝罚所有宣誓的主教和司铎，法国国内所有尚存基本自尊的天主教徒被迫在“背教”和“违法”之间作选择，祭坛和共和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就此开始。

另一方面，革命期间活跃在巴黎政坛的主要人物中，有倾向古典神论，泛神论或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者，还有部分极端无神论者。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对“制度化宗教”视如仇雠，无论来自罗马还是日内瓦。这只能说是合情合理：理论上，笛卡尔二元论将哲学思潮带向一个必然的方向，“自然法”的传统定义随着对永恒法的质疑彻底坍塌，政治和宗教之间只剩下对立关系。卢梭猛烈攻击圣奥斯定，声称自认为隶属于“天之城”的宗教信徒不可能成为隶属“人之城”的“好公民”。现实中，国内外教会人士对共和国的强烈敌意，以及各地不断出现的叛乱足以说明一切——与旧制度紧密相连的罗马宗教由此成为愚昧狂热的代名词，并且是“自由之敌”中最显眼的一个，必须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被彻底消灭。

1790年宗教法令实行后到1800年拿破仑与庇护六世签订教务专约之前，只有极少数人试图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小心翼翼的尽量同时维持“两座城市”的“公民”身份，一个最令人玩味也最震撼的例子是两度前往旺代平叛的共和军总指挥坎科洛——旺代的战争本来有可能1793年入冬之前就彻底结束，“地狱纵队”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如果1793年十月初坎科洛没有因为前贵族身份被突然撤职。后面我们会详细讲述他的故事。

除了少数因家族关系与皇港修院有联系的上层显贵之外，杨森派的主体是新兴城市中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至于布列塔尼和旺代地区，18世纪以来杨森派和加利根主义在这片地区的影响都很薄弱。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布列塔尼乡下神父圣路易 蒙福（Saint Louis-Marie Grignion de Montfort, 1673- 1716）。圣蒙福从巴黎的神学院毕业后回到故乡行走传教，十五年不总是顺利（或者说极其坎坷）的司铎生涯中创立了三个分别为神父，修女，平信徒设立的团体。通过这些团体和友善主教的帮助，他在各地广泛开办为穷人们服务的学校，医院和赈济所；同时大力宣传鼓励一些正统的礼敬形式。圣心和玫瑰经正是在此时由蒙福和他的团体推广开来。七十多年后，这两个符号将成为旺代战争中保王军的标志性象征。

圣蒙福过世后埋葬在绍莱南边的小镇塞弗尔河畔的圣洛朗，当地因此有了“旺代圣城”之称。1793年-1799年战争期间，旺代的战地医院中活跃的大部分护理人员都是教士和修女，其中经常看到蒙福会神父的身影。这些医院中最有名的一个就在圣洛朗，由上智修女会经营，收治照顾蓝白双方的伤员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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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坎科洛的这篇报告，早期旺代战争历史学者Abbé Deniau和Crétineau-Joly都引用过，能找到的最早出处来自1888年的《布列塔尼和旺代文摘》（内容稍有润色）。报告的具体日期有三个不同版本（1793年四月/五月），多数引用只笼统的说收件人是国民公会或战争部。Crétineau-Joly称收件人是(Joseph Marie Francois）Sevestre和（Jacques-Nicolas）Billaud-Varenne。值得注意的是，与坎科洛同代的旺代战争史作者中，1806年的Beauchamp和1826年的Savary的书里都没有提这篇报告。鉴于这两个作者都是直接从坎科洛本人处取得了一手资料，说明这封信要么不在坎科洛的档案箱中，要么二人因故没有公布（尤其是习惯性有意回避一些内容的Savary）。曾看到当代一些作者大量使用这封信作论据，个人觉得没有见到原件之前最好还是保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