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3.4.1 龚自珍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1、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

  清朝法家。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做过二十年小京官。他处在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时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作过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1]，他憧憬社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动，来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他主张“更法”，曾对农田占有、八股取士、西北边防、严禁鸦片等方面提出过改革办法。他广泛寻求“经世致用”的知识，研究“东西南北之学”，晚年“尤好西方之书”，首开中国近代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风气。

  龚自珍主张“更法”、“改制”。他认为封建社会已到了“衰世”，像一个快断气的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2]。可是一批“朝士”[3]却沉睡在“但闻鼾声”的漫漫之夜里。他们死抱住“不可破之例”，一切还是照老规矩行事，害怕“变迁”，害怕触动到他们的利益。龚自珍愤慨责问说“事例变迁胡所惧？”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变易”。如果顽固不化，不肯变革，那么，“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矛盾潜伏得愈久，一旦爆发也就异常猛烈。要改革就要有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4]，他热烈期待着出现新的人才来改造社会，变“衰世”为“盛世”。

  龚自珍猛烈抨击儒家的反动思想。他在诗中写道：“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我生恶周孔，考工特喜诵”，认为儒家的“经籍”多半是虚伪的。他讨厌周公和孔丘的说教，却喜欢阅读《考工记》一类科技方面的书。他揭穿儒家“有命自天”完全是欺骗。他说“儒者平目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数过于遵理运矣”，就是说儒家宣扬“安命”之道是违反客观真理的。他痛斥韩愈“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反动观点，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5]。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卓越的见识。对于统治思想界的程朱理学，他也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他们鼓吹“物我一体”之类的道学是“隔膜而谈”，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反对儒家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者”。

  龚自珍重视实际经验。他说“不易地则不明，不亲尝则不切”，认为认识必须“易地”、“亲尝”，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通过“耳目”等感官“考订异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思维，而不是凭先天的“神悟”。他对劳动人民的实际知识比较尊重，曾说“田夫、驺卒”所熟知的东西，那些“学士大夫”以为不足道，“自珍获知之，而以为创见”。他平时也能接触一点下层人民的生活，“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6]，这些都促进了他思想的变化。

  龚自珍在当时被认为“非圣诬法”，大逆不道。他对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批判，震动了思想界，对当时一些具有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埋头学术转而议论天下大事，起了积极的影响。龚自珍虽然期望出现社会的大变动，但是这个社会变向何处，他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药方只贩古时丹”，他提出治疗社会的药方，并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他把事物的发展看成“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7]，认为事物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他的所谓“盛世”也不过是封建制度的“盛世”。著作有《龚自珍全集》。

注：

[1] 《己亥杂诗》。

[2] 《尊隐》。

[3] 反动统治者。

[4] 《己亥杂诗》。

[5] 《壬癸之际昭观》第一。

[6] 《杂诗十五首之二》。

[7] 《壬癸之际昭观》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