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调查与测音分析
山西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调查与测音分析
选自《考古》2000年笫11期，项阳
特磬，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中期以前持有的敲击乐器’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中特磬出土数量的不断増加，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幵始对这种器物的起源、器形、制作工艺、分布、族属、年代、功能及其在文字学、文化学上的意义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讨，取得r初步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丰富了对商代之前中国音乐文化的认识。
笔者自1992年至1996年对山西岀土的音乐文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普查中，所见到的商以前及商代特磬岀乎意料的丰富，仅山西一省的商代以前特磬就有12件之多，加上4件定为商代的特磬共计为16件，而且，这些在山西范围内普査到的商以前及商代特磬，有多件没有发表，有些虽已发表，但缺乏正式的测音数据。所以，对这批材料的报道将会使人们对商以前及商代特磬有一个较新的认识。
一
这里将山西所见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出土情况和形制特征分述如下。
1.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特磬。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主持发掘的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分别出上于四座早期甲种大型墓。本遗址共出土乐器26件，包括特磬、莺鼓、土鼓、铜铃、陶铃、塌等，'、种＞在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岀十.如此种类众多的乐器，弥足珍贵。而且此遗址的地层关系明确，文化哇质清楚，出上物包括礼器.祭器及生产、生活用具，非常丰富，从遗物组合可以显示出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对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特磬均出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早期墓葬，基本为打制，与后期的磬相比显得很不规整，但这正是早期形态的特征。
M3002:6特磬。通长95、高43、顶边厚度为2〜4.1、底边厚1.2-5.1,悬孔内径为1.5〜3、外径为4.2~4,9厘米。
M3015:17特磬。通长80、高33、顶边厚3-5.9.底边厚4.6-6.2.悬孔内径为1.5-2,外径为1.8-5.2厘米气
M3016:39特磬。由火山角砾岩打制成形，豆绿色间有杂色斑点，经过琢磨，局部仍留有打制斑痕。磬体两端一宽一窄，顶中部略凹，底呈弧线形；一面中部略凹，另一面局部略显鼓凸，中部较厚，边缘较薄。磬身对钻出两个透孔，近中部一孔之一面呈椭圆形，另一面则是先磨出一个梭形凹槽，在槽底钻孔；旁侧偏上另有一近圆形孔。整器通长44、近宽端高19、窄端高10、中部最厚处3.5厘米。器两端表面遗有朱砂痕迹％
M3072:10特磬。由灰绿色安山岩制成，，经精细修磨，磬体平整，局部表面光洁。器体中部折断，只余残半依悬孔靠近顶部的通例判断，残磬呈弧,形的一边应为顶缘，呈内凹曲线的一边应为底缘。残断处较宽，另一端较窄，窄端基本完整。磬身有两个单面钻成的圆孔，一大一小，大孔恰在断裂处，已残。整器残长26、残断处高17、窄端高9.3、残断处上缘厚1.7、下缘厚0.9厘米。
2.襄汾出土新石器时代特磬。现存于大同博物馆。通长138、高43.5、厚14.5,孔内径2.5、外径8.5厘米。鼓部角略残。此磬似以一块天然的大石头凿悬孔而成，表面光滑，石质坚硬，音色好，为目前全国所见最大的一件。据调查，此磬原为山西省文管会收藏，1956年省文管会在代县举办文物展览第11期之后将包括此磬的一批文物移交给当时的雁北地区文管会，最终定居在大同市博物馆。卡片上只标明此磬为襄汾出土，属新石器时代，其他原始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磬应系1956年以前在襄汾某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图一）。
3.襄汾大圏堆山遗址岀土石磬坯。现存于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器身打制，表面凹凸不平,无悬孔，声音清脆。此器由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的陶富海先生从大岗堆山龙山文化时期石料场采集。通长49.8、高19.4、边棱厚1.85-2.72厘米，重8815克您'（图二）。
4.襄汾大周堆山遗址出土石磬坯。现存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由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刚先生从大岗堆山龙山文化时期石料场采集。打制，表面凹凸不平，无悬孔，声音清脆短促。通长41.5、高14.5、厚度为3.3~6.4厘米。
5.闻喜博物馆所藏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特磬。此磬出土地点为夏县东下冯遗址附近，磬体与后世相比呈不规则状，打制为主，有磨制的成分，见有悬孔，为两面钻孔。通长70.1、高35、最厚处达5.5、薄处为3.8厘米（图三）。
6.闻喜博物馆所藏龙山文化特磬。岀土于闻喜县郭家庄南宋村龙山文化遗址中。长为83.3、呙29、顶边厚4.5~7、底边厚2~8、悬孔内径为2、外径为10厘米。器身周边为打制，表面经琢磨（图四）。
7.吕梁中阳出土特磬。现存于柏洼山龙泉观。此磬出土地点在谷罗沟村，由当地村民在挖窑取土时发现。磬的一面光滑，另一面凹凸不平,光滑的一面为石头的自然形态，另一面为打制。磬体通长99、最厚处达12.3、悬孔外径9、内径2厘米（图五）。
8.夏县出土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特磬。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磬1974年出土于夏县东下冯遗址，年代相当于夏末商初。器身打制，未经琢磨,有悬孔。通长69、高27、厚9.5,悬孔外径5.7、内径1.6厘米气
9.五台阳白出土特磬。编号为87SWYH111:1,岀土于五台县阳白村西墩台梁，现存于忻州地区文管处。H111的时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学者认为“出自Hill的特磬其时间当距今为4300-4400年之间”，“阳白特磬利用浅灰色板岩制成，平面近于不等边梯形，表面较平整。与同时期其他地点所出特磬相比较，器形略小且薄，而且是从股部向鼓部逐渐加厚的。通长41.5、高24.5、厚0.87-2厘米，整个形制较规整”。此磬有固定的敲击点，加工方法以打制为主气
10.阳城所出商代特磬（博物馆记录如此）。现存于阳城县博物馆。由于此磬密封在玻璃柜中，笔者在调查时无法取岀测量和测音，后由晋城市文化局文物科郭一峰先生代为操作。据介绍，此磬于1949年从民间征集，具体的岀土地点已无从查考。磬为打制，表面有琢磨的痕迹，脊部较平，鼓部向下弯曲，通长约80、高约30厘米（图六）。
11.平陆出土商代特磬。据介绍，此磬出土于坡底乡前;庄村商代遗址，1992年底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磬的石质为沉积岩泥质大理石，器身磨制，表面光滑，已具后世磬形，但不甚规则。鼓宽，股窄，底边平，悬孔为两面钻。通长101.7、底长96.2、鼓上边长48.2、鼓博19、股上边长55.5、股博3、体厚3.8~4.K孔外径3.8~5,孔内径2.2厘米（图七）。
12.潞城出土鱼形商磬。系征集品，原始出土记录无从查考，现存记录上标为商代。据介绍,此磬当出于县城东北10余公里的微子镇,这里曾是商代微子国的城址。磬为不规则形，器身阴刻有鱼的图案，磬的形状亦似鱼。器体有磨制的成分。从整体看，此磬为商代遗物有较大的合理性，不具备年代上限前移的可能性。通长100、高28、厚5.3、悬孔外径为5.3、内径1.5厘米（图八）。
13.灵石出土特磬。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1976年11月在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地岀土，伴出有铜铃等器物多件。磬体相对较小，且比较薄，外形不规则，打制为主。通长38.8、高18、厚2.5厘米。
二
山西近期普查所见的这些商代以前特磬最主要的特征是随意性较强，以打制为主，少有琢磨。有的干脆就是以一块自然的石头钻以悬孔而成，其形制很难说是规范的。而归入商代，人们已开始注重对特磬的琢磨和修饰。
从选用材料上看，商以前及商代的特磬则呈现岀多样性。我们注意到，此时的特磬与两周时期的编磬在选择石料上有很大不同，商以前及商代的特磬，其制作材料包括角砾岩、角页岩、沉积岩、安山岩等，多为质地较硬的石料。虽然在地下埋藏数千年，却多能保持当年的形制，少有腐蚀的现象，有的甚至可以较为清楚的显现出当年的敲击痕。而两周时期的编磬其石质则更多选用石灰岩类，石质较为细腻而硬度较差，虽然在地下埋藏的时间比前者要短，但被腐蚀的程度却大大超过前者。
商代特磬在制作工艺上向精细化发展，形制上也渐趋规范。并在磬体上刻划有纹饰，如殷墟虎纹大石磬、潞城鱼形磬等。而从磬的出现开始，其悬孔看来是有意识地开在靠近股部的一边，因为磬弦种悬挂乐器，只有打破平衡，在悬起敲击之时才能相对稳定，这体现了先民的智慧。
关于山西所见特磬的测音情况，笔者在普查中使用SONY M-5专业采访录音机进行实测，后将原始音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声学实验室上机分析。分析测音与监测人为韩宝强、项阳、王子初、赵文娟。
我们在测音时，尽可能选择磬体上有敲击痕的点进行采录。以上所列的这些特磬，除两件磬坯之外,均为实用器。虽然它们的形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可以看出磬的原敲击痕迹。此外，我们曾做过实验，在敲击时分别采用两种木锤，一件较大，一件稍小，在用同样的力度进行敲击时，所测实际音高基本没有变化。自然，在敲击时，应该是能让磬体充分振动为宜。
将山西新普查岀的特磬与以往龙表的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测音数据列为表-我们发现，此阶段特磬的音高是不统一的。
商以前是这样，在商代也是如此。对特磬的考察显示，此时如果说在某一局部范围，如一个氏族、一个方国、一个群落之中有相对固定的绝对音高观念尚属可能，但很难说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已经有了固定的绝对咅高观念。因为从表一可知，即便是在山西一省,这些特磬的音高也不是相对统-,的。我们还可以将地域限定得更小一些，在襄汾、夏县、闻喜，这样一个方圆百里，夏文化集中分布的区域之内，通过对所岀土的7件特磬的考察，其测音结果显示出音商各不相同。或许，大岗堆山石料场的两件磬坯因其尚未实用，应该排除在外，但即便如此，依然很难判定当时已经有了相对统一而固定的绝对音高标准。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两件特磬，音高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陶寺遗址，四座相邻的甲种大墓出土的四件特磬其音高也不-致。由此说来，即便是同一遗址中岀土的特磬其音髙也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范围扩大,将潞城、平陆、灵石、阳城商磬，吕梁中阳、五台阳白特磬的测音数据加以对比，仍然不能说明在商以前和商代的人们使用磬这种板面状振动的乐器为标准器表明已经有了比较统-的绝对音高观念，而作为板面状振动的乐器与其他类乐器相比其音高应是比较稳定的。
商以前的特磬作为乐器，在当时还只是以电件的个体为主，音高也是单一的匚而且在一个墓葬中迄今为止没有岀土过两件,m总H)34)•磬c这就是说，磬在当时的使用中可能仅是单一的个体，而没有成组成编。从现有的出土物来看，直到晚商时期，特磬才逐渐过渡为编磬，加入到旋律乐器的组合中。而此时已经有了较多种类的旋律乐器，诸如価、骨笛等，甚至还有了弦乐器。作为打击乐器的鼓在此时也已经有了较多的种类，诸如上鼓、陶鼓、置鼓等。史籍中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说明此时的石类乐器具有较强的节奏功能，但就磬来说，与后来成为旋律性乐器的功能相比，当时这种器物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特磬这种器物，有的观点认为它最初可能是从生产工具如石刀之类逐渐演变而来的。在新石器时代晩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不同的石头所发出的音响有异，终于发现了具有优美悦耳的音质与音色的石头.从而开发岀其作为乐器的功能。当时，石制生产工具已经具有很高的磨制水准，而磬却多以打制为主，有的干脆就是一整块天然的石头，不作加工或稍事雕琢。加以大面积的磨制，而又成组成编的磬，只有到了商代晚期才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刀之类器物已经高度定型，靠近刀背之孔作为系扎固定之用，这对磬的产生应有相当的影响。从形制来看，二者的确有相像之处，而且石刀、石斧产生在前，特磬产生在后，在同一时期前若高度定型，后者则刚刚脱胎而岀，比较粗糙，所以，我们赞成特磬的产生受到石刀之类器物影响的说法。
我们认为，磬作为旋律乐器是在其他旋律乐器的影响之下，更重要的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伴随着钟类乐器的发展而渐盛的。夏、商时代是金石乐器的成型期。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商代以前特磬来看，陶寺特磬最早，也不过距今约4400年左右，五台阳白特磬时代为距今4300-4400年之间，也就是说目前所见最早的磬出现在龙山文化的早、中期。而目前所见最早的青铜是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发现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了铜器，但真止进入青铜时代则是以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的铜爵、肆为标志。特磬的出现是从龙山文化开始，这正与铜器进入发展期的时间相合。值得注意的是，山西早期出现青铜器的两个遗址，即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遗址，都伴有特磬的岀土。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了铜凿（红铜）、铜余（青铜）等，还在这一地区出十.了夏代铸造铜器的石范；在陶寺遗址中出土r一件含铜量达98%,用复合范铸造的铜器。“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当时山西南部已进入，青铜时代，，其他地区应为铜石并用时代”®o而山西的南部地区，也是迄今为止出土特磬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特磬完全进入磨制阶段是在商代晚期，从岀土物中可以得岀这种认识。在商代，中国的青铜乐器已经有了钟、搔、钮、铎、铃等，磬在此时也幵始成编，这可以从殷墟出土的磬得以证实。所以我们说，磬作为旋律性乐器的功能加强，应该从商代开始，而且是在与钟类乐器的配合使用中逐步确立的。
再进一步说，编磬是在“礼制”的卵翼下兴盛起来的，从而使其旋律乐器的功能得以凸现，商代中晚期是其乐器功能的发展期。应当指出，襄汾陶寺所岀土的礼器、祭器、乐器的组合关系所反映出的正是中国礼乐制度的滥觞，也是迄今在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乐器出土数量与种类最多的。但特磬在当时第11期虽然具有节奏乐器的功能，但最主要应该是作为信号乐器而存在。其相对固定的音高与音色，成为凝聚一个家族并区别于其他家族的信号。自然，这种信号是悦耳动听的，这便是其音乐性了。我们说，在磬作为礼器的性质进一步强化之时，也恰恰是其作为乐器的功能得以强化之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还应该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几件特磬进行测音时，发现-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在一枚特磬上可以测出两个不同的音高（表二）。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由于特磬是磬类乐器的初始阶段，不规则的形制是其主要特色之一，打制的特磬表面凹凸不平,厚薄不匀。这样，当敲击不同部位时就会出现音高上的差异。当然，在测音时需要尽可能找寻原有的敲击点，这样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就这一点来说，陶寺特磬的测音者恰恰是注意到了的，而且进行了较多的实验。“鉴于石磬是一种敲击发声的石质板振动乐器，所用石料的质地以及磬体的形状、大小、厚薄、击点的选择，均与音高关系甚大匸测试时发现，有的磬体尚有占代击痕可辨，从而易找出击点的准确位置。凡击痕不易识别者，则用木槌遍击股、鼓的各个部位，经过比较，以确定较佳击点的准确位置。然后即按此识点或磬上原有的击痕进行测试与录音e”。应当指出，并非所有的出十，特磬都有明显的两个敲击点，我们在测音时还应更多尊重历史的真实，这也止是每枚特磬的测音数据多为一音的原因。但这种“遍击”的方式所找岀的音高击点，在当时是否被广泛应用，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就笔者实际调查的特磬来看，虽然这时的特磬形制多不规贝I」，但多数磬只有一处相对固定的敲击点。这似乎说明在当时人们并未有意识地将一枚特磬作为多音的乐器加以使用。而且，陶寺所出的4枚特磬，"M3002：6号磬敲击鼓上角和鼓下角音高相同，仅发一音”。“M3016:39号磬虽发两音，但因磬体中部呈弧形弯曲，不利于板块振动，其声音无稳定过程，迅速衰减，音质最差。M3002:6号磬，因股部较厚，鼓端所发之音衰减过程也很短促，音质欠佳。比较而言，音质较好、衰减较慢、有稳定过程者，首推M3072:10号残磬，其次是M3015:17号磬世丄应当注意的是，一磬两音最为明显的M3072:10号特磬,恰恰是-枚仅存一半的残磬°因此我们说，对特磬鸣响方式的探i寸，针对打制时期的特磬，在形制不规则、厚薄不均的情况下,研究者有意识地对特磬“遍击”以寻找在一枚持磬上是否可发出不同的音高的探索是有益的，这可以同其后两周时期规则的磬型的发音进行比较。但我们不应忽略一点，即在当时这种一磬两音的形态是否已被人们所认识，并被运用。
通过对山西出土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初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即在商代中期以前，特磬更多是具有节奏乐器功能的有相对固定音高的信号乐器，其石质多样，说明当时人们对这种器物的制作还处在探索阶段，尚无较为统-的认识'商代以前的磬多以打制为主，琢暦磬表面的技术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与同时期任石力等生产工具上已经广泛应用且技术较为先进的磨制手法不可同日而语，磬进入成组成编，具有旋律乐器的功能是在商代晚期,这1。余件商以前及商代特磬的测音数据显示，当时尚无比较统一而固定的绝对音高标准.警的制作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
这表明以商以前特磬作为标准器，还很难说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绝对音高观念；而在-定区域范围内，诸如一个部落、一个氏族之内，有较为固定和相对统一的绝对音高标准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先商时期的某一氏族部落中，作为信号乐器而存在的特磬，其特有而固定的音响亦成为区别于其他氏族的标忐，成为凝聚群落成员的音响信号。在其后的年代中磬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器功能逐渐增强，与钟类乐器共同成长，从而成组成编，成为周代礼乐中的不可或缺者。
附记：本文完稿之时，笔者了解到近期在河南、甘肃、陕西新出的商以前及商代特磬中，其音高亦是不统一的，这也为毛者的论点提供了新的泣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