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全鉴：西方古典史的虚构历程

原作者：垚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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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希罗多德的初衷——历史概念与历史模式

【摘要】我们再次回到汤比因关于历史现象研究的三大层次：观察和记录、总结规律、虚构（fiction）。其中最深层、最重要的其实是虚构，因为西方“Historia”的内容往往是上百上千年前的，在历史资料匮乏情况下只能结合传说、运用已掌握的历史规律（宗教、传说及中国历史）进行“合理性”构建。

引言：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的启示

       萨义德评语：“一部里程碑式的开辟之作。”
       文行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他指出贝尔纳不是在陈述或颠覆欧洲人的东方学，而是在重构东方学，使它成为与西方学不可分割的知识，成为经过重新理解的西方文明史的基础。与之相反，何新先生并不认可这部书，他认为这部书立意很深但华而不实，论证大多局限于伪史的边边框框，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只是对伪史的修修补补。

       我承认两位先生所言都有道理，关键在于对它的评价和它的启示。我们应该注意到，贝尔纳的考古学、文献学与语言学的解构模式与何新先生提出的辨伪方法是一样，而且何新先生早期以及当时受何新先生影响很大的主流学者也带有很强的埃及、阿拉伯中心论的倾向。这是贝尔纳与何新先生的共通之处，加上西方学者对西方文献的熟悉程度，更是展显了其对于辨伪的借鉴意义。陈平在谈到西方伪史论时就拿贝尔纳举过例子。

       我们也要看到贝尔纳的“解构”与“辨伪”其实是两个概念，自然也不应通过对比两者对西方古典史的质疑程度来评价两者谁优谁劣。伯纳尔把当时西方的东方主义思潮推向极致，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推向了极致，引起了西方古典学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与对决。这两种模式分别是埃及模式与我们孰悉的雅利安（印欧）模式，都是建立在伪史之上的构想，贝尔纳倾向前者（埃及模式）。

       由于中国主流学界对外交流时一直自带有一种妥协性，在引入西方学术的时候进行自主性的再加工。出于“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社会需求，他们将西方古典学中冲突的一面隐瞒或和谐掉了，留下的是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那部分，以便于中国人更多地、更好地消化吸收。所以我们印象中的和西方古典学的古典历史是不同的，这启示着西史辨伪应该从西方原典入手，《黑色雅典娜》就是典范。

       《黑色雅典娜》对于西史辨伪价值是很大的。它首先作为西方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颠峰之作，具有一定的革新和里程碑意义。其次从其内容来看，作者对于西方文献是极其熟悉的，一册书的引用文献达七十多页，可以说是一部科学严谨的考据著作，而且在面对大量质疑时作者的反驳往往处于上风。另外，译者也非常用心，也在不断更正专业概念上的错误。总而言之，《黑色雅典娜》给西史辨伪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黑色雅典娜》探讨了埃及与雅利安两种希腊文明起源模式的发展历程以及其背后的时代特征与社会动因，可以说是一部社会观念史，这些方面确实是值得西史辨伪学者去学习和借鉴的。贝尔纳对两种模式进行扬弃融合，最后形成了修定版的埃及模式：首先以黑色人种为主的古埃及文明是古希腊文明之源，其次西亚的闪族文化也对古希腊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另外包含了雅利安模型所说的有相当数量讲印欧语的 人群从北方进入希腊。这个模式是站在反种族主义立场反对主流，是对于古希腊文明起源是较为合理的重构模式，足以推翻现有的雅利安模式。

       从西史辨伪的角度来说，无论是雅利安模式还是埃及模式，或者是稍微逊色一点的腓尼基模式，都是应该否定的。但《黑色雅典娜》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伪史的最优化状态，以及对于文献学、考古学与语言学的最有利应用。尽管《黑色雅典娜》并非西方学界主流，甚至与雅利安模式相对立，但它揭示了西方伪史中哪些是坚硬的哪些是脆弱的，为西史辨伪扫清了障碍。与雅利安模式不同，埃及模式是层累根深蒂固的，所以破除埃及模式也是西史辨伪的必要性之举。

       “西史解构”的必然指向“西史辨伪”。黄忠平、倚天立（高寒）先生是埃及史辨伪的领军人物，继之有程碧波、河清、李树军、老周、陈大漓等人。莎草“纸”的不可靠性是西史辨伪初期的一个重要命题，董并生、诸玄识多有述及。河清、李树军清理了埃及的伪考古，陈大漓清理了伪文献。古埃及伪史的破灭，代表着西史辨伪学者们彻底地从“解构”走向了“辨伪”，进而指向作为《耶经》伪史之根的犹太伪史。

       前辈们早已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念不可等同，中西方的“历史学”传统自然也是差异颇多的，只不过随着后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才有了一些共同之处。理解西方“历史”的本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伪史的来历。简无思《构建而来的西方历史》对于西方“历史”概念（希腊、拉丁、英文等）的本义有着简明深刻的介绍：

       西方历史就其希腊文ἱστορία的原意来说，就是对于过去事情是重新构建。汤因比认为，虚构（fiction）是历史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之一，并且比如实地忠于历史资料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规律。西方历史著述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包括虚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缺乏充分而又可信的历史资料。……汤因比认为，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有三个主要方式，而这三个方式体现了三个不同的历史研究阶段或层次，1）观察和记录（ascertainment and recording of facts)，2）总结规律(elucidation of general laws)，3）虚构（fiction）。
       西方的“历史”概念“Historia”来自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Historia”的本义是通过问询调查而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与中国作为对过去的积累性记载的“历史”概念不同，“Historia”是一种对过去的构想式模型。所以，西方的“历史学”是围绕着对过去的构建展开的，由此产生了上文提到的“埃及模式”与“雅利安模式”，要知道西方以“虚构”为传统，西方伪史“惊天大案”也不足为奇。从实质上来说，“Historia”是在模型上制造的“历史”，而我们要探寻的是模型背后的真相，辨伪也就是破除西方“Historia”模型仿制的“历史”基础。

       西方有一本名著叫作《吹牛大王历险记》，在我看来其实可以与《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算入同一范畴，还包括《堂吉诃德》等著作，从其行文风格上来看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都表达了一种西方人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与占有欲望。西方以“虚构”为特点的“Historia”到了中国被与“历史”对接，由此造成了“西方伪史”骗局，这在客观上是由于中西方文明差异——中西方对于过去的最高评价标准不同。西方人敢说，中国人就敢信，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刻板印象。
       我们再次回到汤比因关于历史现象研究的三大层次：观察和记录、总结规律、虚构（fiction）。其中最深层、最重要的其实是虚构，因为西方“Historia”的内容往往是上百上千年前的，在历史资料匮乏情况下只能结合传说、运用已掌握的历史规律（宗教、传说及中国历史）进行“合理性”构建。

       由此可见，瓦拉伪造《希罗多德历史》对于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正当合理的事。传统习俗如此，自然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后世对他的杰作大加利用，使他成为“西伪第一人”。那么，瓦拉虚构《希罗多德历史》的初衷也渐渐地在我们面前显现，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讨《希罗多德历史》的创作背景与故事的构建基础，进一步发掘西方“历史”模式。

（二）西方的虚构传统——根深蒂固的埃及模式

【摘要】西方古典史分为（古代）埃及模式与（近代）雅利安模式两种虚构。整个“第一阶段”伪史体系、整个《耶经》伪史体系以及整个《荷马史诗》伪史体系，都是“构造”（古代）埃及模式的产物。牛顿《古代诸国修定年表》是一个重要标识，它完成了古代埃及模式的科学化与合理化。此后，（近代）雅利安模式取代了（古代）埃及模式的主流地位，开启了更大规模的伪造。

       上文说过，历史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古典的埃及模式，另一种是重构的、服务于种族主义的雅利安模式。关于埃及模式的来源，何新先生批评马丁·贝尔纳解构古希腊时没有从《耶经》入手，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耶经》确实是伪史的一大支柱，很多伪史、伪考古都是依据《耶经》构建而成。但《耶经》本身即伪史，是出于宗教目的虚构的产物，不应作为辨伪的依据。我之前引述过《虚构的犹太民族》，主张“犹太民族”是一种历史性虚构，那么作为“希腊”来源的“希利尼”人也属于虚构。辨伪学者应该看到这些虚构背后的因素。

       欧洲有过被阿拉伯长期殖民的历史，何新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这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伪史，阿拉伯起家本来就比欧洲早几百年，从中国获得不少战争经验，用在更落后的欧洲人身上也很合理。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史不存在伪造。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人文学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不确定的。在人文学术中，每个问题都会很“特殊”，不是作为“普遍”的结论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阿拉伯史的伪造，来源于欧洲人对于阿拉伯人殖民的态度，在传说与恐惧中产生了对于阿拉伯人“文明”与“野蛮”的两种看法。

       比如认为阿拉伯人“文明”的欧洲人，就伪造了马苏第《黄金草原》等名著。这就是欧洲的“虚构”传统，认为强者理所应当文明。另一种态度认为阿拉伯人是“野蛮”的，比如黑格尔，把阿拉伯哲学只视作希腊古典哲学与欧洲古典哲学的渠道。在这两种观点的驱使下，欧洲人由“被动”变为“主动”，开启了大规模伪造历史的进程，一种是夸大亚非的伪史，一种是夸大印欧的伪史，这不是单靠一本《耶经》就能造成的，背后有更深刻、更本质的社会因素。在这些社会因素中，宗教是先锋，这一先锋背后，是阿拉伯的殖民、蒙古的侵袭及中国科技的传入，伪史就是把欧洲的这些过往“构造”得美观一些。

       最初的伪史，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普遍性夸大的驱动下伪造而成的。瓦拉《希罗多德历史》就是在夸大过去（古典）的风气下创作成的。而在此之前，《耶经》是最早的主流伪史，这就启示我们回到最初的埃及模式（古代模式）。埃及模式影响深远，整个《耶经》伪史体系、《荷马》伪史体系（即整个“第一阶段”的伪造）都是在“构造”埃及模式，核心目的是吹捧《耶经》。伪造（这一时期以“构造”为主）既是世俗社会的风气，也是宗教信仰的工具。

       西方历史伪造“第一阶段”（构造）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艾萨克·牛顿《古代诸国修定年表》，可以说是西方在“第一阶段”构造古代史的最佳成果，是对《圣经》伪史的完美“修订”（提高“构造”的合理性）与延伸。陈大漓翻译了其中的年表部分，以供读者参考研究使用。通过这个年表，我们可以获得一个重要信息：整个西史伪造的“第一阶段”都是在构建埃及模式（古代模式）。这一模式在《古代诸国修定年表》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其开头部分（前1125年）即埃及对外扩张：

       公元前1125年，美弗利斯（Meph年res）统治了上埃及（upper Egypt），疆域从赛内（Syene）延伸到赫里奥坡里斯（Heliopolis），他的继任者米斯普拉穆索斯不久对牧羊人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此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逃入巴勒斯坦（Palestine）、伊杜马亚（Idumæa）、叙利亚（Syria）和利比亚（Libya），并在李勒克斯（Lelex）、埃泽乌斯（Æzeus）、伊纳库斯（Inachus）、珀拉斯戈斯（Pelasgus）、埃奥卢斯一世（Æolus the first）、塞克洛普斯（Cecrops）等首领的带领下，进入希腊（Greece）。

       此后的历史“构造”都是围绕着埃及展开的，包括希腊也离不开埃及的影响。这时对埃及由来已久的“构造”也已经日渐理性与成熟，从中也显露出新的思潮。陈大漓感叹道：“通览《牛顿年表》，我们能窥见宗教改革浪潮已经到来，因为神（God）原是上帝的专有名词，但现在神不再是上帝的专有名词，这就意味着人世间不止一个上帝，可以有多个上帝，基督教的专制时代即将结束。”这一时期的“构造”已经不是最初的热情与启示，而是趋于近代的理性与科学。可以说，凡尔纳对两种模式的见解是深刻的，只不过缺少辨伪者对其来一次全面的批判。陈大漓在伪史“构造”的理论方面可能还有些不足，但是对于埃及模式的认识是深刻的：埃及模式要比雅利安模式难辨得多！

       埃及模式不同于雅利安模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亚非民族对于希腊的殖民。这一叙事是《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叙事的基础。其中《荷马史诗》是伪史三大支柱之一，击碎它即击碎伪史的根基。通过之前的整合，我们可确知被断代为文艺复兴之前的所有《荷马史诗》版本都是伪作。在确证《荷马史诗》所有版本都为伪造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瓦解由《荷马史诗》构成的伪史、伪考古体系。作为西方古典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希罗多德历史》其故事框架正是《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更是一种对不可靠文献的牵强附会。与文献相对应的是考古。简无思先生指出，西方考古学本质上是“文物单向型考古”，科学性、可靠性远低于中国的双向型考古，如汉谟拉比法典、死文字破译等等。其实，《荷马史诗》考古是“文物单向型考古”的一个变种。《荷马史诗》没有历史学性质，即无可靠记载的文献，构不成“文献文物双向型考古”。那么，《荷马史诗》考古是无可靠性的。

       近代的雅利安模式其实一直都在否定伪史“第一阶段”的埃及殖民史，而埃及殖民史一直是《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等伪史的默认条件。贝尔纳举过古代模式的三个例子。首先，根据荷马提及的一个传说，底比斯的最初创建者是安菲翁和仄托斯，他们的坟墓与埃及金字塔一样与太阳相关。其次，许多学者比较了底比斯和克里特的公牛崇拜，表明底比斯的创建与埃及第十一王朝相关。埃及在第十二王朝抛弃了对公牛神的中心崇拜，并尊崇上埃及的公羊神阿蒙，在其影响下爱琴海周围出现了公羊崇拜。可见，埃及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是雅利安模式掩饰不了的更深层次、更传统的“虚构”。

       埃及人如何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做了什么，使得自己成为希腊那一部分的国王，别的作家已经记载过了；我因此不增加什么东西，而是接着提到几点别人没有讨论过的东西。〔Trans．A．de Selincourt，1954，p．406.此处指称阿尔戈斯和斯巴达的国王。关于后来的斯巴达国王相信自己的祖先是希克索斯人，参见第二卷。〕（《黑色雅典娜》，引《历史》，VI．55）

       贝尔纳曾对这段话有过详尽的分析，揭示出《希罗多德历史》背后的埃及模式：“希罗多德没有写下任何关于殖民的描写，因为他相信别处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同样，引文清楚地显示他坚定地相信殖民实际发生过。”不过，贝尔纳尚未注意《希罗多德历史》是洛伦佐·瓦拉“构造”的，这段话我们以后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关于《希罗多德历史》为什么是瓦拉伪造的，陈大漓有详尽的论述。有的辨伪学者把瓦拉视为虚无之人，实在不妥。有些时候应当反思：《希罗多德历史》是埃及模式的必要环节，没有《希罗多德历史》就没有牛顿年表，所以伪造《希罗多德历史》必然是在牛顿年表之前。而且，《希罗多德历史》伪造水平还很低，并没有达到牛顿年表的合理程度。从《希罗多德历史》的内容来看，它是服务于埃及模式的，不可能是雅利安模式的产物，西方人没必要不计成本地伪造一套自相矛盾而且自己内部争论不休的体系。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希罗多德历史》只能是瓦拉伪造的。

       关于《希罗多德历史》为什么是瓦拉伪造的，陈大漓有过详细的论述，我的介绍如下：瓦拉伪造了《希罗多德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其《<君士坦丁献礼>辨伪》比对，可得伪证有三：（1）《<君士坦丁献礼>辨伪》表明，欧洲古代连君士坦丁都能伪造，就没什么不能伪造。瓦拉正好兼具辨伪和造伪的地位、技术和创作能力。但缺陷在于，瓦拉无希腊文底本，只有拉丁文本，则瓦拉“翻译”之说必伪。（2）《希罗多德历史》中充满了驴，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同期战争史却全然没有驴这种重要的运输工具，则二者必有一伪或两者皆伪。（3）《<君士坦丁献礼>辨伪》同时提到居鲁士和尼布甲尼撒，但《希罗多德历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有居鲁士，并没有尼布甲尼撒，作为首个“翻译”者的瓦拉对此却毫无疑议，只能是他亲自伪造的。（4）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双风箱技术的铁匠铺在公元前6世纪出现，但双风箱出现在欧洲不是公元前6世纪的事……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得出一部分结论：西方伪史分为（古代）埃及模式与（近代）雅利安模式两种。整个“第一阶段”伪史体系、整个《耶经》伪史体系以及整个《荷马史诗》伪史体系，都是“构造”（古代）埃及模式的产物。古代埃及模式是在西方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虚构”模式，。牛顿《古代诸国修定年表》是一个重要标识，它完成了古代埃及模式的科学化与合理化。此后，（近代）雅利安模式取代了（古代）埃及模式的主流地位，开启了更大规模的伪造。

（三）西源说的基石——构建印欧

【摘要】维护西源说的正是印欧模式，而非埃及模式，腓尼基模式与苏美尔模式更是西方伪史细枝末节。但世界通史的编写者从不顾及这些，因为只要他们写就有人信，不仅信还帮着编写。那么，西源说自然就遍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通过上文，我介绍了西方古典史的两种模式。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古代的埃及模式（文明源于埃及说，因对亚非的恐惧而产生），另一种是近代的印欧模式（文明源于欧洲说，因西源说而产生）。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腓尼基、苏美尔等模式。

       何新先生在《制造伪史，目的何在？http://t.cn/A6JxIE36》一文中把尤泰人视为伪造的主体。尤泰人诚为如今造伪之主力，但造伪过程要远比《耶经》复杂的多。事实上，尤泰人参与造伪较晚，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伪造的，本身也没有多长的历史。
更多的时候，尤泰人充当了一种宣传机器，编出一堆《世界通史》来误导国人，服务于其经济利益。这也可以归结为第三类伪史“世界通史”模式，1723年《共济会宪章》就属此类，就把尤泰人确立为世界史的主体。

       西方早期的造伪，其实来自欧洲人夸大吹牛的“虚构”传统，《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就属此类，即自己骗自己。牛顿《古代列国修订年表》以前的伪造基本如此。而牛顿《古代列国修订年表》则是埃及模式最完美、最科学、最合理的版本。当然，这时的伪造已由自发性的转变为目的性的了。

       法国共济总会会长Alain Bauer《艾萨克·牛顿是共济会员——作为神秘学和科学的炼金术（ISAAC NEWTON'S FREEMASONRY，The Alchemy of Science and Mysticism）》有两个片段能说明牛顿年表与共济会的关系：

“牛顿认为他晚年创作的《古代列国修订年表》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牛顿用这本书打破了托勒密编年史体系，并尝试用数学理论体系来修订古代西方列国的年表，照应旧约的内容，尤其突出以色列王国在古代列国中的核心地位。”

       “牛顿的助手、物理学家、牧师德萨·吉利埃生于法国新教家庭，由于受到宗教迫害迁往英国。他进入皇家学会后因对电学的深入研究获得了学会最高奖Copley Medal，在当时学术界有很高声誉。他不但是牛顿友，也是他的光学理论的积极支持者。德萨·吉利埃1719年获选为英国共济总会大师，草拟了第一版的《共济会宪章》。”

       不难看出，在古代埃及模式的后期，已经有了共济会参与的影子。所谓“共济会伪造论”并非空想，其实是有据可察的。只不过共济会并不是伪造的主体，而是宣传的主体。当然，牛顿年表是出于追求科学而创作的，只不过已被共济会利用，并不是共济会指示了牛顿伪造年表，而是牛顿年表启示了共济会，开启了新的伪史宣传历程。

       无论是共济会还尤泰人，其实都是西方伪史的宣传机器，本身并非伪造者。比如1723年《共济会宪章》世界通史部分，就是基于尤泰人立场对西方伪史的整编与宣传，并非尤泰人自己的独创。所以，我把共济会与尤泰人归为伪史的宣传者，其目的在于维护西方霸权，伪史只是其辅助工具。所以他们不必关心埃及模式与印欧模式相互冲突，哪怕有人辨伪，信徒也一样众多。

       最初的西方伪史，即埃及模式，由瓦拉开创。从瓦拉到牛顿，这一模式被不断合理化，陈大漓称之为西方伪造历史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还可以细分。在15世纪时，人们普遍相信希腊被埃及殖民过，所以我们会在瓦拉《希罗多德历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看到对埃及的吹嘘。一直到牛顿《古代列国修订年表》，埃及史也占据很大的篇幅。可见埃及模式的根深蒂固。

       有的动机论认为欧洲人没有去埃及伪造的动机——白白给埃及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确实是一方面，欧洲人应该很后悔让埃及接管自己的杰作，把伪史编得漏洞百出。但另一方面，社会因素是复杂的，西史辨伪不是什么问题都要靠西源说来解释动机。传统的西方观点确实认为埃及是文明之源，这只须看看瓦拉伪史与牛顿年表就能明白。《希罗多德历史》中的金字塔位于埃及，后人要伪造金字塔一定也会在埃及而非英法伪造，不然《希罗多德历史》还有何可信度可言？伪造古埃及文物当然不是亏本买卖，要想想18世纪的埃及是谁的地盘，是谁的地盘自然就要由谁来伪造。

       这一时期的欧洲，其实正经历着埃及模式的复兴，即东方主义思潮，基于此伪造埃及才能成功。董并生先生在《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一文中指出西方中心论的“幔帐为‘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古印度文明，乃至‘东方专制主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其实这背后有着更悠久的传统“虚构”精神，自15世纪以来就源源不断地为伪造提供动力。正因为此，埃及模式才能根深蒂固。

       近代的印欧模式则是对埃及模式的否定，但从其立论来看并不如埃及模式坚固，所以才有《东方主义》《东方文艺复兴》《黑色雅典娜》《黑色上帝》等“黑色风暴”的兴起。作为其语言学根基的印欧语系其实就是不可靠的，董并生先生在《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有详尽的论述，并据此批判了“欧洲/日尔曼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这一文明等级序列。正如何新先生《<欧洲文明史察疑>序》所说：“西方学术中所谓印欧语系、闪含语系的学说，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并无学术依据。”

       陈大漓先生在《西方历史造伪大事记2.0》 中指出：“西方学者的原计划是将人类文明起源点放在埃及，后来发现埃及的原住民是黑人，十分不爽，于是修改计划将人类文明起源点搬到了两河流域上。所以，我们现在看牛顿以前的人说法是文明起源于古埃及，而看今人的说法时，则变成了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维护西源说的正是印欧模式，而非埃及模式，腓尼基模式与苏美尔模式更是西方伪史细枝末节。但世界通史的编写者从不顾及这些，因为只要他们写就有人信，不仅信还帮着编写。那么，西源说自然就遍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比如，徐松岩教授和宇文珏先生最近就有过一次公正友好的讨论。原本我以为有的人只是受害者，其实不只是受害者，更是西源说的帮凶。但是人无完人，辨伪者不喊，估计没人不掉坑里。陷阱毕竟是陷阱，是当陷阱用的，不是谁都可以发现它是陷阱。

       我曾大声呼喊：“何新先生什么时候能明白，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假的，阿拉伯天文学是假的，智慧之宫更是假的。希腊伪史可以辨？阿拉伯伪史就不能辨？陈大漓解释了多少遍：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给失传的希腊伪史找借口用的。”但是，如果没有何新先生，就不会有董并生、裴峰和陈大漓，更不会有如今兴起的西史辨伪事业。那么，司马南先生现在是否明白吉萨金字塔群为什么是伪造的吗？至少张捷先生明白了。西史辨伪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在反击西源说无数次惊天动地的大事罢了。古埃及人能造出玻璃还能利用玻璃熔化花岗岩，在埃吹看来也不足为奇。

（四）西方的没落：从解构到辨伪

【摘要】东源论（解构）对西方中心论的打击很有力度，不过跟中源论（辨伪）比还差点。——东源论是西方伪史的最初形态，是西方自卑的产物。后殖民主义我称之为“解构学派”，治标不治本，只破除了直接发挥作用的“雅利安模式”，孰不知根深蒂固的“埃及模式”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从洛伦佐·瓦拉到艾萨克·牛顿，其实无不如此。要想治本，必须靠西史辨伪，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古代：公元前250年——神话与历史的分野

       “希腊人……不仅像这样自己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实质（并且毫不感激地忘掉了外来的来源，把它置于背后——也许是埋藏在他们自己也模糊不清的神秘仪式的蒙昧中）……”（[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直到波斯战争时的古典历史，以及后来各个时期依据传统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甚至到了恺撒时代，有关前汉尼拔时期的罗马史还在被臆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在雅典被波斯人摧毁之后，所有古代的艺术作品都被扔进了垃圾堆（我们现在正从那里发掘它们），我们却没有听到在希腊曾有谁为了确证某些史实而为迈锡尼或费斯托斯（Phaistos）的遗迹烦神操心。人们阅读荷马的史诗，但从未想到去发掘特洛伊的山丘，如同谢里曼（Schliemann）所做的那样；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神话而非历史。”（[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做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哲学家使用的是希腊名字——从现代宗教研究的语言学精神来看，把这些人看作是古典城邦意义上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这在历史上看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中有多少人只是麻葛意义上的希腊人呢？就出身而论，普罗提诺和丢番图难道没有可能是犹太人或迦勒底人吗？”（[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关于毕泰戈拉的生平的那些报导，是被许多后人的虚构歪曲了的。晚期的新毕泰戈拉派曾经给他作了许多大部的传记，特别是关于毕泰戈拉社团的报导写得格外详细。但是我们必须留意，不要把这些报导当作历史看待。”（[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一群从阿尔巴逃出来的人，在阿尔巴公爵的两个儿子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率领下，建立了罗马城。这不过是太古稗史上的一次不成熟的尝试，想借此说明罗马建立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之下，并把罗马的起源同其作为拉丁姆的首都联系起来。这些被认作是历史的故事，其实不过是不甚高明的粗浅解释，历史的首要任务恰恰是避开它们……”（[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

       “公元前250年之前的罗马历史，正如恺撒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实质上是捏造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那一点点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后世的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历史学同戏剧和小说一样，都是来自神话。神话是一种原始的理解与表现形式——它就像儿童听到的童话故事或成年人的梦境一样——在虚构和事实之间没有划出界线。比如，有人说如果你一开始把《伊利亚特》当作历史来读，你将会发现它充满了虚构；同样，你一开始把它当作虚构来读，你将会发现它充满了历史。所有历史与《伊利亚特》都相似到如此程度，它们不可能完全避免虚构成分。仅仅对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呈现属于虚构领域的方法。”（[英]汤因比《历史研究》）

       “英国人关于以色列人的学说是同一类型的理论，只不过使用不同的术语，是依靠莫明其妙的神学来支撑的虚构历史。还有一种值得一提的怪论，即我们自身文明的种族主义鼓吹者们坚持认为白皙的皮肤是精神优越的标记，他们把欧洲人列在其他种族之上，把北欧人列在其他欧洲人之上。”（[英]汤因比《历史研究》）

近代：黑色风暴——颠覆西方中心论之基

       “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学创立于1815—1830年之间——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时期。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希腊独立战争，它团结了所有欧洲人，以反对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传统穆斯林敌人。这场战争，以及支持争取独立的斗争的亲希腊运动，完善了希腊作为欧洲典型的本来就很强大的形象。此时，古希腊人被视为完美无缺，超越了历史和语言的法则。因此，如果人们在此时像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那样来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任何方面，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亵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

       “很明显，在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愈来愈‘北方的’古希腊形象中，这些力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那种认为只有19世纪的人才懂得如何‘科学’思考的观点也给了学者们——主要是德国学者们以信心，使他们抛弃了古人对早期希腊历史的描写，并且完全不顾古人重新编造了自己对古希腊的描写。”（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

       “如果我坚持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代之以修正的古代模式是正确的，那么，不仅有必要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而且有必要认识到种族主义和‘大陆沙文主义’对我们所有史学或曰历史写作哲学的渗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

       “希腊显然在小的方面有资格，随着想象力的拓展，它的城邦可以被描述为有道德。它在其他方面的欠缺暂时可以忽略，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更困难。在许多方面，古代模式的被破坏和雅利安模式的建立可以最好地视为将遥远、寒冷和纯洁等浪漫主义理想强加于这一最不合适的候选者的尝试。”（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

       “欧洲的历史记录必须以它本身的成就来判断。它不可能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得到公平呈现，这些著作选择令人愉快的事物而忽视渣滓。”（[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古典时代（史前—公元337）》）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各种知识构想的混合物，其意图是增进它们的设想者的利益。它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实践、无数的身份转换以及精心撰写的文化宣传文章的产物。它可以由它的鼓吹者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方法定义。它的具有伸缩性的地理范围受各宗教的分布……所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理由忽视或轻视‘东方’——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影响。”（[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古典时代（史前—公元337）》）

当代：西史辨伪——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艺复兴前后，欧洲学术界是通过十字军、东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媒介，才知道有所谓希腊文明的存在，并且有学者开始通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学习希腊文，开始了解希腊，也开始利用和炒作希腊这个话题。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对于希腊文献和文化的大规模而且有意识地伪造活动。这种伪造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西方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一个冒认的假祖宗。”（何新《希腊伪史考》序）

       “此后，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整体反抗现世主流基督教及拉丁文明的新文化传统——这就是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和自治共和的民主主义，而这一切的源头据说都是来自希腊。上帝说：需要光，就有了光。历史说：需要希腊，就有了希腊！于是，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文明从此摇摇欲坠。一切近代美好的东西，都已经出现在古代的希腊——希腊可谓应运而生。这就是文艺复兴！”（何新《希腊伪史考》）

       “西方人真正所想说的无非是——近代欧洲白人文明是古代希腊白人的同族和优越文明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同样享有历史文化的先进和优越性。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共济会制造伪希腊历史之弥天大谎的原因和真正目的。”（何新《希腊伪史考》）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邪恶的‘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林鹏《文明的唯一性》）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当今我们耳濡目染的史前文化和上古文明的体系是近代由西方人研究出来的，主要是通过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破解）。既然是研究所得，就必须经得起质疑审查。西方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信，我们是否选择相信，依据或者说标准是什么？依据或标准只能是：科学。由于历史事实已经过去，无法重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过去的证据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我们今天对过去的了解依赖于证据事实及其解释，而不是客观事实。证据事实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取决于研究的科学性和道德操守；解释是否可信，取决于逻辑推理是否严谨。”（文行先生《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n部曲”》）

       “盲目排外，盲目否定别家历史固然不对，但盲目否定中国历史，盲目相信欧洲学者制造的伪史，凭空制造西源说，这就是正确的了？在这么一座大山的压迫下，若觉得中国人自信得起来，那不是盲目自大，不学无术，便只有自卑感！人家影响你了，人家是天文学鼻祖，是一切科学的鼻祖，中国不过是次生文明，你在面对古希腊这座大山前，却自信得起来，这不是盲目自大，是什么？尽管西源说论者也说中国自信，但他们容不得半点的反抗，半点的质疑声音，一旦有人打算站起来，他们就会拿起棍棒猛敲那人的膝盖，他们口口声声的中国自信，就是在敲完打算站起来的人的膝盖后，笑说：‘你倒是自信一点，站起来，站起来呀！’而明眼人却早看出，膝盖都被敲碎了，却怎么能站起来呢？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么！”（陈大漓《子虚乌有的古希腊失传说》）

       “敢问，没有西史辨伪学，谁有资格和西化派、伪史斗？没有西史辨伪，人类文明就是起源于西方，中国根本没有天文学，更没有科学，多亏了西方，中国才有了科学。如今，西史辨伪的不但不心怀感恩，还要假借爱国的旗帜对西方真实不虚的历史提出质疑，敢问，凭什么？什么学习西方后，可以实现领先世界。真的领先世界了，也是古希腊、西方给中国的恩惠，中国人一定要怀着感恩之心去报答西方，不然会被人戳着脊梁骨说，忘恩负义。没有西史辨伪，敢问，凭什么？”（陈大漓《我们和西化派决战，但也请大家扶西史辨伪一把》）

       “拨开其表面的光鲜描述，如果以独立的观察，自由的思想，严谨的态度，勇敢的精神，去面对西方历史的真实性，那么，任何一个来自拥有深远而又严谨历史记录传统的中国人都会发现，西方民族只有300-500年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信历史。在此之前，教科书中所描述的西方历史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本质上属于构建和篡取。”（简无思《西方历史的幻灭》）

主流史学界的正面回应：

       以下内容摘自王向远 《从东方学史看百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四次论争》，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四、西方中心主义的逆反与“疑西”思潮

       除上述之外，由《白银资本》所引发的还有另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从弗兰克对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质疑与解构，继续上溯到西方文化之根——古希腊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质疑与解构。这在21世纪初的中国读书界，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思潮，不妨简称为“疑西”思潮。
　　疑西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知名学者何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反复读了两遍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这本《白银资本》一书，深感其视野宏大而且有些论点颇为深刻……我欣赏此书的意义所在，就是作者作为西方人——放弃其奴视东方的文化特权而挑战了近代西方学院史学主流派（代表史学即剑桥史派）——也就是共济会史学所一直鼓吹的历史欧洲中心论……我所特别认同的，是弗兰克在此书中的这样一种观点——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中华帝国曾经长期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和目的地的地位。”他认为，“如把弗兰克的这种研究视角与对犹太金融共济会的研究结合，会对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历史产生一系列崭新的认识。”于是，何新陆续编译和整理了关于“共济会”的一些资料，并加上自己的分析解读，出版了系列研究三部曲，包括《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2011）、《统治世界：手眼通天共济会》（2013）和《统治世界：世界历史中的神秘共济会》（2018）。何新对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并延续至今的超国家的神秘组织的研究，是要说明共济会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与作用，揭示它作为一个“影子政府”对全球金融、经济、文化与政治的深刻影响。其中，“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期“共济会”的早期形态——意大利银行家与学者的秘密结盟组织——所伪造的。何新指出：通常流行的关于“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一产生就具有西方的独特性”之类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说法完全违背考古实证，也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
　　何新一边研究“共济会”的历史，一边研究希腊史，他在自己博客上陆续发表了古希腊史的辨伪文章，并结集为《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两书，全面质疑古希腊史的可信性，将一直以来西方人所构建的这一套古希腊文明史，称之为“希腊伪史”。何新认为：“多山贫瘠的希腊半岛并不存在发育辉煌古代文明的条件，其残存的少量建筑与文物都不是本地原生态的首创文明，而是东方埃及以及小亚细亚文明的边缘传播次生态文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具有文化纯一性的什么‘希腊民族’。”何新指出，实际上，所谓“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一千多年间完全不为西方人所知悉。欧洲人是通过十字军、东罗马人和阿拉伯学者的媒介，才开始知道有个古代希腊。由于书写材料（埃及产纸莎草）的不易保存，以及皮纸（羊皮纸）的珍贵稀少，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古希腊文学与哲学的原本，包括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等，不可能完整保留和流传下来，以致完全没有原本。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的１０００年的所谓“黑暗世纪”（中世纪）里，多数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希腊文明，也几乎没有人懂古希腊文。现存所有的所谓“希腊名著和历史著作”，包括荷马史诗、修昔底德、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实际上没有一部是用古希腊文写成的。例如所谓“荷马史诗”其实就是薄伽丘在其老师彼得拉克的授意下，根据彼得拉克从商人手中购得的一部希腊文的抄本加以“编译”，译为拉丁文诗体，至于原本究竟如何，则完全不为人知，从此这个荷马史诗便被转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等语言，被视为古希腊的经典。何新认为，所谓的“荷马史诗与其说是希腊史诗，不如说是古中东土耳其、波斯、埃及地区流传的史诗”何新：《希腊伪史考》，第37页。。何新还指出，所谓古希腊文明，是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以梅蒂奇家族为首的意大利银行家及学者的秘密组织“共济会”）和文学艺术家们（如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为了反抗教皇与天主教的独断统治而有意识地伪造出来的，他们却声称大部分资料来自当时已经被毁灭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这就为一系列作伪与改编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与空间。现在被译为各种语言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是在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的据说是希伯来语的本子，而在此之前欧洲一直无人知道谁是亚里士多德；还有那些人所共知的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品，实际上也是近代艺术家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被梅蒂奇家族买断，而充当古希腊人的作品。及至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有些人发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的伪造，于是又有人为了掩饰而进行了再伪造，就是利用考古及其对考古的解释，来证实所谓希腊神话的可信性。这样一来，古希腊文化便成为近代西方民主与自由、理性与科学、哲学与文学艺术的源头，由此而建构了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再到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一个系统完整的西方文化谱系。
　　由于人们看不到古希腊经典著作的原本，像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其来历都有可疑之处，不能排斥共济会及西方学界因意识形态的目的而有意识伪造的可能。然而，平心而论，现有的材料及研究成果，还不能解答或说明中世纪阿拉伯人是从哪里获得那些古希腊文本的，如系伪造，什么样的人有如此能力伪造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伟大著作；另一方面，古希腊的文献保存固然不完整，但毕竟有一些原始材料留存至今，正如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G.凯尼恩（Frederic George Kenyon，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一书中所考证的那样，在现代埃及的考古发掘中的确发现了荷马史诗、柏拉图著作等的残片，并附有图片。看来，要很好地论证“希腊伪史”，还需要提供更多的具体史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何新对于古希腊文明史的质疑，是有一定的国际学术背景的。现代欧美学者在研究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时候，发现希腊文明实际上并非纯粹就是希腊人的原创，而是古代希腊“东方化”的结果，大都是从埃及、腓尼基、巴比伦、波斯等东方文明那里学来的；也指出人们所知道的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并不是希腊人，而是属于小亚细亚地区的波斯帝国的臣民。诸如此类的解构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成果，如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1931—）的《东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1973—2013)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等，近年来都被译成中文陆续出版。何新的研究显然受惠于这些西方人的成果。但是，这些西方学者虽然也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但他们意在强调希腊人接受和发展东方文明的能力，与何新的意图——彻底否定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与精神家园的古希腊文明——并不相同。何新的相关材料来自西方学者特别是英文材料，但取舍与理解有所不同。
　　何新的上述文章与著作的观点虽然令人惊愕，但是，正如何新自己所言，这些书“出版以后，我感到颇为寂寞——除了有个叫高峰枫的博士在一个小报上发出一篇自命不凡的谤文，竟没有见到像样的反驳与回应”。实际上，在纸质媒体上，相关的论争确实很少，但在网络上，相关的讨论，乃至相互攻讦的争论却相当热闹。与何新的《希腊伪史考》观点相近、稍早出版的《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一书卷首《编辑手记》，对网络上的相关论争做了描述：其中写道：“当我们在‘天涯社区’寻找选题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稿，名字叫‘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我们立刻被帖子的内容所吸引，当然，最让我们关注的还是后面的跟帖（有3万条之多），因为里面充满了激烈的争论。网友各占立场，纷纷向敌方开火，火药味甚浓。” 何新的博客文章差不多与此同时发表，所引发的网络讨论的情形也大体一致，既有相当多的拥趸，也有人把何新等人称为“学术义和团”或“学术战狼”，予以讽刺挖苦。随后，赞同何新的观点，或者进一步补充发挥何新观点的书，也陆续出版了数种，其中重要的是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等人的著作。
　　董并生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已经有中文译本的西方人的那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东方对西方文明之影响的著作，基本主张与何新大致相同，但论述更为系统周密一些。董并生力图说明：所谓“希腊文明”是虚构的，欧洲研究西方传统历史文化的所谓“古典学”的学术史上也充满了伪造。他更主张借助中国传统文字学、文献学作为参照系来考察古希腊文献，认为两相对比，“就容易发现原来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我们再寻找那些所谓西方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他据此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纯属虚构”和“显系杜撰”，指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复兴的实际上只是“古罗马”，没有“古希腊”，只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文学艺术家们才开始“发现雅典”，包括雅典民主政体、雅典的自由学术与所谓“雅典学园”等，用近代欧洲的理想图景“复制”出了一个古希腊，然后“托古改制”，到18世纪又弄出了大批伪希腊铭文，并由此前的古罗马崇拜演变为古希腊崇拜。到了19世纪，西方学者建构起了所谓“古典学”的谱系，亦即“古典时代→雅典学园→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世界学术中心图书馆→阿拉伯哲学→经院哲学→拜占庭手稿→欧洲文艺复兴→西方近代科学起源→印欧语系假说”，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于是形成。
　　此外还值得提到的，是林鹏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西方的“东方学”学科的科学可靠性也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西方人对古代自己象形文字与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这些文字‘钥匙’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例如他指出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人商博良，时年（1822年）32岁；破译巴比伦楔形文字的德国人格罗特芬德，时年（1802年）27岁；再次破译楔形文字的英国人罗林森时年（1835年）25岁。古代东方文字究竟如何“破译”，可信度甚低，看看他们破译出来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其法律观念与条文，看起来却更像19世纪西方的观念体系。虽然这些质疑尚缺乏充分的论证与史料支撑，更没有（也不可能）拿出替代性的释读方案，但要否定这种质疑的合理性，恐怕也并非易事。
　　接着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出版的，是稍后诸玄识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一书，该书在基本观点上与何新、董并生相同或相似，但一些结论及其判断更为具体和明确，并且材料与引文出处更为具体翔实。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从事研究工作，得以更多地直接使用西方材料，也转述了许多现代欧美学者的看法。例如，有欧美学者认为在西方，“在11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文献是可信的”；西方文明史上有太多东西是抄袭中国的，等等。但是，不同于何新、董并生的是，诸玄识著作的另一个鲜明主题是“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论”，认为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中国。这一论断极为大胆。诚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研究日趋全面丰富的情况下，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例如当代美国学者拉赫曾倾其一生精力，撰写了三卷九册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一书，全面翔实地揭示了东方包括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该书近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是，欧洲接受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影响，是否就是“复制”呢？无论如何，谁都必须承认，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尽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起源不同、风土不同、道路不同、性质不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都是分途发展的，正因如此，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意识形态上，才有了“东方学”与“西方学”的分野。绝对地主张西方文明是“复制中国”的，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东方）文化中心论”，这不但不能体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真正自豪与自信，而且与西方中心论一样，是偏颇的、不符合常识和事实的。因此，所谓“复制”恐怕也只有在比喻的意义或在某种意义上才能使用。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副标题中对“复制中国”四字加上了引号。
　　从近百年来中国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史来看，上述“疑西”思潮，反映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人建构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及世界史体系的反拨、拒绝与否决，其中的“复制中国”论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者说是一种逆反。鉴于西方中心主义及西方优越论的理论根据，正是让全世界“言必称希腊”的“希腊主义”，所以要解构西方中心论，须先从古希腊的辨伪与解构开始，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的理论思潮。回想10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无论哪派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以及作为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古希腊文明，都不敢有丝毫怀疑与否定，古希腊、罗马文明更被新文化派的人士奉若神明。10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却明确地走向了另一面，从根源上不承认西方文明的真实性，与10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急遽西化的情形正好形成对照。从100多年前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开始，到100多年后的现在，开始立于中国立场、东方立场去挑战西方文化中心论，东西方文化问题百年论争的历史流变及其意义，值得我们好好地体会与总结。

【结论】

（1）东源论（解构）对西方中心论的打击很有力度，不过跟中源论（辨伪）比还差点。——东源论是西方伪史的最初形态，是西方自卑的产物。后殖民主义就是给埃及喊冤的：埃及当年还很伟大。比如萨依德《东方主义》、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朱利安.鲍尔迪《黑色上帝》……这类书有很多，我称之为“解构学派”，但治标不治本，只破除了直接发挥作用的“雅利安模式”，孰不知根深蒂固的“埃及模式”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从洛伦佐·瓦拉到艾萨克·牛顿，其实无不如此。要想治本，必须靠西史辨伪，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2）辨伪其实不难，没人知道、支持辨伪才难！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一切西源说都服务于此。牛顿以前，西方人自卑，所以构造了“埃及模式”，宣称西方文明来自亚非；殖民主义兴起后，构建起“雅利安模式”，亚非欧一切文明都源自印欧。我们要把这两种模式击得粉碎！辨伪其实也很不成熟。西史辨伪发展到如今，考古学、构建语言学其实取得了显著成果。西方文献，究竟怎么断代？一个古典文献，是从15~21世纪陆续伪造的，还是从19世纪启动工程的？这都需要解答。

（3）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historia）”以“虚构（faction）”为主，这是一个西方公认的事实。西方古典的文学和史学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吹牛大王历险记》在西方其实也可以算是严谨的历史学著作。西方15世纪以前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一部较官方的文件《君士坦丁献土》也早已被“伪史第一人”洛伦佐·瓦拉从文献学角度证伪了。我们要发掘两条“缺失的历史线索”，即15世纪的小说如何变成古典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国的传统学术成果如何变成西方的古典学术。我们已知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唐初、元初、明末，具体还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