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理论

作者:陈炳辉,王倩 来源:《江淮论坛》2010 年第 2 期 西方的自由主义国家虽然接纳了民主，但他们并不去探究民主是否真正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平等的自由权，而只是将着眼点放在巩固现有的民主体制上。民主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国家及自由主义社会的“附属物”。麦克弗森认为十九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体制构想并不是一种类型，而是有不同的“模式”，分别是保障式民主模式、发展式民主模式、均衡式民主模式和参与式民主模式。其中，前三种模式都是麦克弗森予以批评与借鉴的对象，而参与式民主则是他所主张的民主社会模式。 保障式民主是十九世纪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模式，代表人物是边沁和詹姆士?密尔。他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使每一个人都能依据功利原则去趋乐避苦的稳定的环境。民主政府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将他人干预或妨碍他人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麦克弗森认为，由于他们抱着占有式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和社会观，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不表示质疑，因此，他们认为保障个人财产的安全是民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而平等是可以被牺牲的。因此，他们主张对选举权适当限制，包括财产、年龄和性别上的限制，这反映了他们的内在局限。麦克弗森指出，保障式民主“并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成为一种道德的转化力量的理念; 它只是为了治理本质上是自利的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个人——个人又被假定为是个人利益无止境的追求者——的一个逻辑的必要的结果” 发展式民主以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二十世纪的霍布豪斯、杜威等为代表，他们质疑冷酷无情的竞争式市场社会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他们不仅强调民主的程序，更看重民主促进人类的发展的价值;不仅认为民主政体是公民权益的保障，更强调其具有使公民更为积极、更显活力的教育功能。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民主模式是一种道德的模式，它与保障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种人类可能改良以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一个民主政体的可贵，是因为它是达到这种改良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虽然对当时的财富分配状态产生了质疑，认为既有的财富及经济权力的分配严重剥夺了劳动阶级发展及其自身能力的机会，然而，他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密尔只是认为财产的继承应该受到限制。因此，他们一方面错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实平等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巩固人作为占有者、消费者的社会形式，这只能是造成“发展式民主”的失败。 均衡式民主则是二十世纪以来盛行的民主模式，以熊彼特和达尔等为代表人物。 他们试图发展出一个至少在他们看来既有描述功能又具有合理化功能的新的民主模式。这种模式与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麦克弗森指出，“均衡式民主”意味着:(1)民主仅仅只是一种选择政府及赋予政府权威的机制，而不是指一种社会类型或一种道德目的;(2)这一机制是由两组或两组以上的从政人物或精英，透过政党来争取能够使其取得统治地位的选票的竞争所构成。在这种模式里，“参与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民主的目的只在于按人的意图进行选择，而非试图去促使人们成为他们可能成为的人或他们可能希望成为的人;民主仅仅只是一种市场机制:选民是消费者，而从政人物则是企业家”。麦克弗森承认这种模式的描述性功能，但是质疑它作为合理化理论的有效性。第一，它并未提供最大的均衡，而只是促成了不平等的均衡。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里，实质政治购买力的分布极不均衡，结果是许多人的政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政治冷漠是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许多公民不参与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投票与否并不能提高其政治需求被满足的可能性。第二，均衡式民主宣称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消费者的主权，这只是一种幻象，在这种模式里，政治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一个寡头市场，极少数的政党或精英组合作为政治物品的买房和供给方，联合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提供的并不一定是政治消费者需要的，而消费者需要的又不一定为这些供给者提供。麦克弗森认为“均衡式民主”模式无法摆脱将人视为是“无止尽的物质追求者”的预设，这也是这种模式无法激发出更人道的民主想象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占有式个人主义是人的本性，个人是无止尽的物质追求者、消费者和占有者，这与民主所预设的道德的发展的人的属性是相背离的;第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服务，为了保障个人的私有财产辩护，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这与民主的平等取向也是相悖的;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政治社会只能是政治精英者的游戏，这种政治格局无法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更无法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 二、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 参与式民主这个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并且迅速扩展到劳动阶级，也成为当时社会学者、流行期刊、管理专家、政府调查协会的流行主题。它既反映了蓝领工人和白领群体对工作异化状态不满情绪的升级，也体现了工人通过示威运动要求控制工业场所的要求。对于麦克弗森来说，参与确实能够促进民主特有的伦理需要，满足人们的政治效能高，提高公民行动的能力，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更加参与的体系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只是说较低的参与和社会不平等是捆绑在一起的，一个更加平等和人性的社会需要更加具有参与性的政治体系”。 麦克弗森将参与式民主模式区分为两种，一是单一的金字塔委员会体制，二是金字塔委员会体制加上竞争式政党制度。 参与式民主不是完全的直接民主。麦克弗森认为，在现代国家人口的规模决定了参与需要“一定形式的代表体系”。那么，电脑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解决直接民主在规模上的难题呢?麦克弗森认为不能。因为电子按钮只能反馈人们对某项简单决策的意见，而无法代替人们必须阐明意见——这恰恰是决策制定最需要的。另外，电脑也无法解决同一群体不能兼容的要求，如同一群体既期望减少失业，同时又希望减少通货膨胀。这样，直接的电子反馈的后果只能是不同决策组合的诡异结合。而且，民众也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等宏观政策提出足够的问题，事实上，议案的提出、形成、制定仍然需要政府去做。因此，“电子民主不能给我们直接民主”，规模问题的确难以处理，参与式民主体系仍然需要有代表机构。 金字塔式的参与民主体制指的是“直接民主在最下端，委托式民主一层层上去”。也就是说，“人们在社区或工厂开始进行直接的民主。即实质的面对面的讨论和基于共识或多数基础上的决策，并且选举代表组成包含了这个层级的会议，如一个城市或行政权区的委员会;代表们的决定必须充分地向选举他的人负责，这个会议才是理性的民主。因此，他能够不断上升到最高层级，即决定国家政策的国家委员会，以及比国家范围小些的地方或区域委员会。不论在哪个层级，不同的事情必须做出最终决策，提案也必须由委员会的成员制定”。因而，不论在哪个层级，所涉及的决议的有效性也随着委员会少数成员的决定而终止了——这似乎不符合民主控制的要求。 不过，麦克弗森认为，这个体制的委员会成员为了再一次的当选，他们在提出问题和制定决策的时候都能够对推选他们的人负责，这样，民主的内部控制就得到了保证。在麦克弗森看来，让选举的政治家更加负责既能够体现基层民主的意志，又能够保证政策执行的民主性，他强调，“没有选举的政治家我们不能做任何事”。因此，金字塔委员会体制“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方式”。阿伦特所主张的协议制度实际上与这种金字塔委员会体制是一个模式。 金字塔委员会体制虽然是最好的，但是它却很容易失败。麦克弗森认为，前苏联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一种体制，它最终失败了，问题不在于金字塔委员会制度的内部，而是制度的环境无法保障制度的民主控制。在后革命环境下金字塔体制不能向所有层级提供真正的责任保证，因为在反革命威胁下，民主控制必须让位于中央权威。这是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教训。当然，如果民主革命后政府是坚定有力并且控制了议会，反革命势力并不构成威胁。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单一的金字塔委员会体制忽略了在西方国家向参与式民主转型的政治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的存在。在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可能通过一党式的革命通向参与式民主，因而向参与式民主转型最可能的途径是人民阵线或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领袖联合推动的。这些政党在若干年都不会衰退。而且参与式民主模式的实现还需要由这些政党控制的强势政府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在麦克弗森看来，金字塔体制是理想中的参与式民主模式，但是“这个简单模式太不切实际，只能是接近于可运作的形式”，关键是这个模式没有给与现有政治体制转型的动力，也无法得到政治改良派的支持，那么通向这个模式的途径只能是革命，但这是二战后西方政治理论家普遍畏惧的，即使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亲和力的麦克弗森也认为金字塔体制在革命后并不能有效运作。于是，参与式民主模式“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有途径将金字塔式的委员会结构与竞争式政党制度结合起来”。 因此，麦克弗森认为参与式民主最适合的模式就是将金字塔体制与竞争式政党体系加以混合，这样金字塔体制就将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结合进了政府结构中，竞争政党的存在也制服了自由民主的政党。竞争式政党体制在无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存在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也需要形成议题的政党，或者说需要议题有效地提出和争论:比如资源的分配，环境和城市规划，人口和移民政策，对外政策，军事政策等”。 麦克弗森指出，竞争式政党体制与金字塔体制相结合完全具有可能性。直接民主的倡导者反对竞争性政党体系，通常是因为竞争性政党以欺骗的手段模糊阶级界限，并且力图让反抗的阶级妥协于现存政治。不过这些功能在民主的社会已经不需要了，竞争式政党的不恰当性也自然消失了。结合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包括两个或更多的政党的苏维埃形态的体制替代现存的西方议会制或总统制，但这种途径的困难较大;二是保留现有的政府结构，依赖于政党自身去实行金字塔式的参与制度，这种方式的困难少些。而且，政党一方面需要让他们的领袖对普通成员负责，另一方面仍然需要给妥协和策略预留必要的空间，即使在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妥协的空间仍然是必要的，这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调节反抗阶级利益不同，这时的空间更有利于政党内部的民主，防止政党内部的集权。这样“一个实质的参与型政党是可能的，他们能够通过议会或参与共享的结构来支撑实质的参与式民主”。麦克弗森最后指出这就是他现在所能想到的可能的蓝图。 三、参与式民主的社会类型构想 麦克弗森与帕特曼、巴伯等主张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参与式民主模式只是其民主构想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参与式民主模式只是政治民主实现的具体政治结构。他反复强调民主不只是一种政府体制而是一种社会类型的理想，因此民主的实现除了政治民主，还包括经济民主、工业民主，以及与此相应人的本质的变革。反过来说，参与式民主的达到，也需要作为整体的民主体系的实现。 麦克弗森强调经济民主在一个民主社会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断复制阶级关系，不论福利国家如何普遍化，都无法改变阶级关系的本质，如果经济体制不民主就会扭曲民主的政治过程，使得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平等的考量，同时还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衍生新的障碍，使得绝大多数人在取得劳动手段与生活手段的过程里遭到阻碍。显然，政治民主的进一步跃进必然受到经济不民主的严重掣肘。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诸模式之所以变得“弱势”，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恰当的认识。 他提出的理想的经济组织的一般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必须对聚集的资本以及社会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以民主方式进行政治控制。至于是对所有的资本采取社会所有权的形式，还是一种几乎与所有权一样的彻底的社会控制，是不太重要的。但是，仅仅通过对国民所得做更多的福利国家式的再分配是不够的，因为不论这种再分配多么能减少阶级的所得不平等，它都无法动摇阶级的权力不平等”。“经济领域的民主控制分为两种形态。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民主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指的是“使一个国家得以达到工作、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的经济体制的安排”;产业民主指的是“在一个生产单位里，所有在其中工作的人都能对影响他们工作的决策享有发言权的一种组织”。 另一方面，麦克弗森重视如何改变自由主义理论的主流观念和人的占有本质，因为人的意识主宰了认识世界的角度，要实现参与式民主、经济民主与工业民主，人的观念的变革是必要条件。在理论上，麦克弗森主张革新“财产”的内涵，以公有财产权取代私有财产权的观念，将不被他人排除的个人权利(即劳动手段不被排除的权利)、享有政治的权利纳入财产权的内容里。他还主张改变“权力”的涵义，权力本来是一个关系概念，但自十七世纪以来权力一直被绝大多数的政治理论家理解成从他人那里抽取利益的能力，即抽取的权力(extractive power)，这种权力观掩盖了市场体系生产过程中严重的权力不平等，拥有资本的人有权力控制生产的过程，而无资本的人则只能服从他人的意志，因此需要重新将权力界定为一个人去使用及发展其能力的能耐，即发展的权力(developmental power)，从而以发展权力的最大化取代物质效益的最大化。在实践上，麦克弗森发现，人们的消费者意识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经济增长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损耗和不可再生资源生态的破坏，他们开始关注许多他们过去没有计算过的代价，特别是空气、水和地球污染是以生活品质为代价的。而且，在社区和工作场所偶尔兴起的民主参与行动正在改变一部分人的政治冷漠态度。麦克弗森认为，现有的非参与或低度参与的民主体制造成“集中的权力控制了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质量”。人们为了保存或增强个人价值，纷纷采取行动对抗商业政治的非参与性。如在北美一些以政治冷漠出名的城市，人们为了拥有更好的学校和日托中心，为了获取更好的社区服务，以邻里和社区运动或者协会联合的形式对地方政治施加压力，工人也积极争取在工作场所实行的民主决策。这些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有决策参与经历的人，比起其他人所关心的范围将更广泛，更直接，更及时。因为他们一方面能够看到他们的参与是如何起效果;另一方面在参与中证明了参与能力的人会燃烧起强烈的参与欲望。 综合来看，人的意识的转变与参与行动互为条件共同指向参与式民主的未来，因此，麦克弗森乐观地认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的前景并不是完全惨淡的”“向更加民主的社会前进的途径是令人鼓舞的，而且在可能的范围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仅仅是一个领域的民主只可能是昙花一现，激进民主理论家拉米斯也认为“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人民一定要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都统治”。这样，一个民主社会的蓝图已经逐渐清晰，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和政治民主共同构成了麦克弗森民主社会结构中的必备要素，相互补充。经济领域的民主能使政治民主更为有效扎实，使人类的经济关系更能体现平等的原则;政治民主则是落实经济领域民主的前提。同时，经济领域民主的主张与财产观也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抛弃狭隘的私有财产观，接纳不排斥他人权利的新财产观才可能落实真正的民主。占有式个人主义(消费人意识)、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权力概念和私人财产权观念是阻碍西方民主国家迈向参与式民主社会的意识结构;权力净转移、均衡式民主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别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现象。要进行政治民主模式的革新，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途径则是意识结构的变革，以消费人变为发展人，以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权力变为个人能力发展最大化的权力，以排斥他人权利的财产观变为包含公共财产和政治权利的财产观;并伴随着参与行动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内部危机逐步显现中进一步加剧均衡式民主模式的困境，加大社会不平等。 最终，点滴的变化带来民主质的变革。这就是麦克弗森毕生希望实现的民主理想。那么，参与式民主作为政治民主的具体形态，就是麦克弗森民主理想实现的结构载体。 麦克弗森认为他的参与式民主模式仍然是自由民主理论的模式之一，而且是“自由民主传统的最好继承者”。因为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就是对自由民主原则价值的强烈信念，而且伴随着参与式模式转变，“发展式民主”的核心原则也能够得到恢复和重新认识，即“每个人享有充分发展他或她的能力的平等的权利”。这样，参与式民主才能是“自由的”，而不是“独裁的”。但是，麦克弗森的参与式民主模式显然超越了通常意义的自由主义民主，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不平等的揭露，要改变消费人的本性为全面发展的人，变革使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财产”与“权力”概念，实现社会民主的理想，以及向参与式民主转型的方式等等，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迹。于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质疑麦克弗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 事实上，麦克弗森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一直很暖昧，在《经济公正的兴衰及其他论文》(1985)里，他认为自己既不接受现存的自由民主，也不完全接受马克思理论和实践，而是接受密尔和格林的自由民主理论中关于人的发展价值的观念，并希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有用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