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中期---汉王朝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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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朝的形成，使皇权进一步集中。君王不必在受到丞相的限制。汉自高帝以来 ，有着非列侯不可为相的传统。而汉武帝以公孙弘为丞相，但这位丞相与以前的丞相有所不同。公孙弘没有军功封爵，也不是外戚封侯。（汉制“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这意味着丞相的地位和职权显著削弱。
后面的丞相权力慢慢地被内朝夺取，从此以后，将军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而丞相的作用显著下降，“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可想而知丞相的局面是如何尴尬。
比如石庆任丞相时“政务皆是由内朝处理 而丞相只是一个摆设。（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由于丞相无权，又处于危机四伏之位，有的人甚至视任相职为畏途。如公孙贺被任为相时竟“不受印绶，顿首涕泣”。（公孙贺乃是卫青之姐夫，得益于汉匈战争而封侯）
而中朝官权力得益于武帝，权力不断的扩大，如武帝时期的尚书。武帝时尚书（或中书）就以皇帝近侍之地位，代替了部分相权。尽管此时由于汉武帝不轻易以权柄授人，因而尚书的权力也极为有限，但毕竟为其日后权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后来的大将军大司马录尚书事等官职成为了权臣的标准官职。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又建立了刺史制度。刺史制度是由秦代的御史制逐渐发展而来的。在秦代，御史大夫之下有监御史“掌监郡”，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的官吏。汉初，对地方的监察，只是由丞相不定期派使者到各地巡察，“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不过这个时候郡国并行，郡的权力不算太大，而诸侯王权力并不逊色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多少，比如汉诸侯王的的封王诏书（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藩辅《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这就是汉武帝子，广陵王的诏书。明显是当成一个王国来看的，可想而知诸侯王权力如何了。所以汉减省了秦代的御史监郡的制度。惠帝时，首都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豪强地主、官吏多有不法事。由于高帝学习秦皇政策，迁徙天下豪强于关中。以充实关中。所以关中豪富人口不过天下十分之一，财富占据天下十分之三，关中豪强之多。可想而知。
惠帝三年（前192年），相国曹参请派御史监三辅郡，部分地恢复御史监郡制，据记载，“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目的在于打击地方豪强和官吏的违法越制行为，加强中央对三辅地区的控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丞相遣使分刺各地。文帝还时常亲自派使到各地巡视，但至武帝以前仍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只是一种临时措施。
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部刺史”百官，正式设置刺史制度。刺史制度的主要内容 首先，朝廷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监察区），即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阯、朔方。每州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部内之郡县。刺史秩仅六百石，却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这些秩低权重之刺史是皇帝的代表，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地方官和“强宗豪右”。刺史在每年八月巡视郡国，其监察的对象和任务都有明确规定，即：“以六条问事”。这六条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上面六条，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的，五条是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的。可以见到，刺史的监察对象和任务是针对大地主豪强和郡守、尉、王国相一级的大吏的。遇有非常时期，中央御史府还派侍御史以绣衣直指的特殊身份，专程去地方巡察案件。比如暴胜之，他在武帝末年，任直指使者。因为他很有能干而心胸广阔，治理地方很有办法。当时郡国盗贼蜂起，杀郡守杀刺史，十分猖獗，而地方官不能治理。他身穿绣衣，手持斧头，追捕盗贼，打击官吏，威震州郡。
征和四年（前89年），又在首都所在地设司隶校尉，掌纠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
由上面加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即可知道，汉武帝朝改革的重点如何。着重点在于解决汉初以来，汉积累的矛盾。（皇权不振与地方郡守，诸侯国权力过大）
在武帝时期选举制度也得到完善。察举制“察举”的意思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荐举。早在汉初，公元前196年刘邦就下过“求贤诏”，要求各地推选“贤士大夫”，这只可视为“察举”制的先声。不过此时仕进尚无察举之制。至文帝时开始实行举“贤良”，“孝廉”之制，可以算是察举制的产生，但也没有形成固定制度。到了武帝时，察举作为仕进的一种重要途径而被确立下来，成为定制。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汉武帝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不久，董仲舒又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武帝即下诏令郡国举孝廉、茂材。
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举孝廉的规定基本有三个内容：一是郡守、二千石每年向朝廷推荐一次。二是所举者必须有“孝”或“廉”的事迹闻于乡里；三是人数有限定（东汉和帝以前规定每郡二人）。但最初各郡国对举孝廉皆不甚重视，有的州郡一年也不能举出一人，以至在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又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并提出：“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样，才使各地认真起来，从而保障察举制贯彻、执行。察举制遂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
除了察举，汉还有以訾当官，就是交钱就可以得到一个官员的机会，或者家是勋贵之后，很容易得到官位，此种选官之法 ，称之为恩萌。
汉武帝时期，中央禁军得到加强，因为诸吕之乱和文帝年的济北王之乱和武帝朝的淮南王之乱。因此汉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断的加强中央禁军。
在中央常备军中，武帝时除南、北军原有部队外，又增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北军。校尉均为秩二千石的官吏。屯骑、长水、胡骑是骑兵，射声长于弓箭，是弓手，虎贲是车兵。加上中垒、步兵校尉，具备了各种兵种。八校尉中，步兵校尉驻防上林苑门；长水校尉，戒备城外宣曲宫；胡骑校尉，戒备左冯翊的池阳宫；其他校尉的驻地不详。这些部队都是皇帝亲兵，负责保卫皇室安全，后来也有出征之事。同时，还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期门军无定员，多时达一千人，最初大概没什么明确规定，后来专选“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羽林亦宿卫之官”均是从陇西、北地六郡“良家子”或京畿三辅地区“良家子”中擅长武技者选出。所以，期门、羽林都是精锐部队，为京师近卫军，许多名将均出身期门、羽林军，“（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为官，名将多出焉”）
所谓六郡良家子”就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之地出身“良家”之子弟。（良家者“医巫商贾不得与也）”。因为六郡地处边境，人多勇猛善战，故选为皇帝近卫军，以加强宫廷和京城的保卫。期门和羽林都是从武帝随身扈从发展起来的近卫军。“期门”即武帝游猎时约定时间到某门下扈从之意。羽林原为建章宫骑，后改为皇帝亲兵。武帝时，对外战争频仍，战士死事，子孙无人抚养，汉武帝又选“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孤儿长大后就编成专门部队，其任务与羽林相仿，平时为皇帝的宿卫仪仗，战时也派往前方打仗。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都是贵族兵。与一般征发来的战士不同，期门之位与郎官相同，羽林亦相仿，有时尚出其右。期门、羽林还可转为他官，西汉一代出身期门、羽林的文武官员不乏其人。如上官桀，陇西人邽人也。少年时期为羽林期门郎，成年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大破郁成王立下赫赫战功（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汉武帝在充实军队实力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原来三辅的军事首领是中尉。（如嫪毐控制了卫尉内史中尉，几乎控制了关中大多军队）设中垒校尉后，已分割中尉部分权力。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于内史地区设置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等三都尉。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分内史地区为三辅，分别置长史。与此同时，中尉改称执金吾，其军事实权早被各个都尉分割，而由皇帝总揽大权。
汉武帝时期金融政策也是得到巨大改变，行政机构提高了效率，学会了征兵和收税这两门至关重要的艺术。
当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府库余财，西汉政府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到武帝当政十几年以后，过去的积累就被消耗殆尽，政府经济即呈捉襟见肘之势。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政府，一改过去“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精打细算作风，各项开支都大得惊人，尤其是因为对匈奴的战争，更需要巨额经费维持，这就使政府的经费开支猛增。
比如武帝元光二年（前132年）西汉政府开始同匈奴作战。此后“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修黄河堤“先是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以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筑朔方城，“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击胡有功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战争中“军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
当然汉武帝的穷奢极欲 是造成西汉政府财政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汉武帝个人的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挥霍掉大量的资财，浪费无数的劳动力。比如元狩四年漠北大决战，对作战有功的卫青、霍去病的赏赐，一次就达五十万金，还不算死亡的军马及“转漕车甲之费”。到元朔六年（前123年）即同匈奴开战的第十个年头，政府掌管经济的大司农就向皇帝报告“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了。这种形势对正在进行的反击匈奴入侵战争自然有严重的影响，但政府的大量消耗并未因之稍减，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当卫青、霍去病等得到数十万金的赏赐之时，政府的国库已经“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他一生接近了许多巫女和方士，如李少君和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每次虽均被骗，但事后仍不悔。对这些方士的话，武帝深信不疑，不惜耗费巨资，如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封栾大为乐通侯，身挂五个将军印玺，“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餉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
武帝一世，荒淫好色，更是喜欢造离宫别馆、建筑壮丽宫室及亭台楼榭，以供其腐败生活。如元鼎二年（前115年）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宫室之修，自此日盛”。（汉武帝“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满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者出补之。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常从行郡国）
由于武帝“外事征伐，内事兴作”，耗费了巨量的资财，出现了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工商业主却“专巨海之富，擅鱼盐之利，有的竟能“富数千万”，他们不仅与封建国家争利，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影响，有许多富商，利用财富，交通王侯，为一方之冠。“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西汉王朝又决定改币制，不过，这次改币，并未能解决财政的问题，而且使币制更加混乱，除了三铢、四铢以外，白金及皮币也进入流通领域，这就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尽管重申对“盗铸”者处以死刑，仍不能有效地制止私铸。所以，上述命令发布不到一年，武帝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铅（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直到了元鼎年汉武帝下决心由中央垄断铸币权。元鼎四年（前113年）汉王朝中央政府设水衡都尉，下属有均输、钟官和辨铜三官。这是一个铸钱的专门机构，将全国铸币的原料——铜搜集起来运往中央，统一铸造。同年下令禁止郡国铸币，“废天下诸钱，而专令水衡三官作，由政府铸造的三官钱，工艺水平、铸造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工序也比较复杂，这就使伪造者不易造成，往往“计其费不能相当。自此之后 偷铸造伪币者大幅度减少，汉政府的财政得到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