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法论”的反思

最近研究学问，不能说有所收获，只能说毫无头绪。

一味醉心方法论，各种方法使出来花里胡哨，回过头确实原地踏步......

记得很久之前的新闻说有一种“科学家综合症”，患者是一些科学家，学术上胆识过人、成就斐然，生活上却丢三落四、手忙脚乱。当时我认为科学家们把全部生活投入科学研究中，深以为然。

想想小时候，洗澡时解题，排队时候看书，看电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真是为道日增......

现在的我，不像容器，像一个过滤器，容器过载开口就变成过滤器，左耳进右耳出。木心说“常以为人是一个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 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

他的导管是情感，我的导管是方法论。方法来方法去，无非改一改滤嘴，换一换材质，春风过驴耳，一条道划出去了。

引注这几段文字，实在是为了自戕自省，胡适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倒是希望早点找回往日的欢喜，热爱知识热爱生活的欢喜。

（《给书呆子上一课》/李敖）

我在《吐他一口痰》里，曾论断殷海光和他的学生们，我说：

我大学的时候，觉得殷海光还不错，可是现在看他的东西，觉得可以修改的地方颇多。不过，他的学生要赶上他的功力，至少还要一千年，像刘福增。至于陈鼓应，起码一千五百年，林毓生要两千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论断他们呢？因为我早就感到：他们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我在《我的殷海光》（《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五期《霸王·骆马·人》）里，曾这样写着：

……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可登《自由中国》，如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殷门弟子这种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1962年4月25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的说：

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面固然是受了Logical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因为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

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