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down 07：“雪夜之变”（上）

写在前面：本篇叙述的是将日本帝国彻底拖入法西斯政府统治之下的“二二六兵变”的始末，在随后的一年多之内，日本侵略军在我中国大地之上犯下累累罪行，虽说与“二二六兵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绝对有政治上的间接联系，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何东京对日本侵华军队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本文并不呈现本人的任何政治倾向，尤其不会倒向日本——尽管在对政治事务做有意义的讨论之时，这种事很难避免。

声明：文中所有图片侵权即删。

笔者本人没有去过东京，如果读者中有熟悉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町这一地区的，欢迎指出我的错误——尽管经过了百度地图和谷歌地球的验证，我仍对我的方向感没有任何信心。

文中所有日本人的姓名拼写，我遵循的是姓在前的惯例。

例如：如果村山富市首相的名字出现在了本文中，那么笔者在行文时将会以这种形式呈现:“村山富市（Murayama Tomiichi）:而非欧美国家常用的拼法：Tomiichi Murayama.

正片开始：

1582年6月21日凌晨，在京都本能寺熊熊的火光之中，亲信死伤殆尽，自己也在交战中负伤的织田信长（Oda Nobunaga）且战且退，慢慢退向主神殿的门[1]。我们永远也无从知晓在这一刻，织田信长的内心究竟翻滚着什么。混乱之中，织田的家臣太田牛一（Ōta Gyūichi）看见自己主公的身影消失在肆虐的大火之中，再也没有出现。

可是，在这场被后世称为“本能寺之变”（Honnō-ji Incident）的政变之中，由织田军队的叛将明智光秀（Akechi Mitsuhide）率领的军队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有士兵直到听到“敌在本能寺”[2]的命令以后，才知道自己将要袭击的是织田信长本人，而非许多人一直猜测的德川家康（Tokukawa Ieyasu）。

尽管没有人找到明智光秀的尸体，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在1582年7月2日死于一场针对他的刺杀。“本能寺之变”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政变，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变的人数超过一万三千人。这同样也是日本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典型的“下克上”式（罗马音：Gekokujō）的政变，但是，这绝不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德川家康和他的支持者以一场声势浩大的“关原合战”（The Battle of Sekigahara）终结了因“应仁之乱”（The Ōnin War，1467-1477）而起的，绵延了近150年的战乱。

1603年3月24日[3]，随着天皇正式任命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这位昔日织田信长的家臣正式成为了整个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这样说实际上并不准确：当时，如今的北海道还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日本最北部的传统政区陆奥国（Mutsu Province）的辖地也从没有越过津轻海峡（Tsugaru Strait），而再向北的区域就被称之为“虾夷地”（Ezochi，实际上是阿伊努人的居住地）[4]；此外，德川幕府也并不直接控制所有的领土，事实上，由将军直接控制的地区只限于江户城（Edo）以及其周边的地区[5]，称为“德川家地”。

当然，这并不是说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没有效果。相反，德川家康和他的子嗣通过作出一系列的政治安排，使日本进入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时代。并且，如果不是外力粗暴、持续的介入，它可能也不会在1868年就被推翻[6]。

达成这种稳定，必然需要种种的政治安排。这种政治安排渗透在当时乃至于现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一直潜移默化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些政治安排之中相当重要的两条分别是天皇制度和对外来新事物和文化的有意识的抵制和挑选。

天皇制度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世袭君主制。笔者无意将繁复庞杂的日本神话体系引入叙述之中，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天皇本人长期以来都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Shinito）的最高领袖，或者是日本国的精神领袖，那么对理解我们接下来将要叙述的近代日本一系列刺杀事件中刺客一再提到“这是为了天皇陛下”会有很大的帮助。天皇精神领袖的身份很好的保全了这种制度的延续，很大程度上的一个原因在于：日本各个时期握有实权的统治者（当然不只是天皇本人以及皇室）不必推翻天皇，而是要取得皇室的认可并以此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7]。

而至于对外来新事物的抵制和挑选，笔者只能说，这种政治性的行为在幕府时期非常普遍，并且不仅仅为德川幕府所采用。早在日本仿照唐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不久，为了实现文化的政治控制，与中国的外交渠道就被人为关闭[8]。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闭关锁国，早在将近千年前就开始了，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自17世纪德川幕府中期开始。

对文化的政治控制的目的——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是为了维护统治。在幕府出现之前如此，在幕府出现以后直到这一政治体系最终崩溃也是如此。而且，日本的统治者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导致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和事物在传入日本以后，都被迫做出了根本原则之上的妥协，要么它们的命运就是被禁止[9]。其中基督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并且德川幕府对其的镇压造成了的严重的流血事件：1597年，丰臣秀吉在长崎公开地处死了26名基督徒；1622年，同样是在长崎，德川幕府再次处死了55名基督徒[10]。在随后一场由基督徒发动的叛乱被幕府镇压以后，德川幕府于1638年再次开始大规模屠戮基督徒，在一年之内杀害了将近4万人——不论男女老幼。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张，更严谨的估计是，到幕府对基督教徒的“清算”于1639年结束以后，至少有4000人被杀[11]。

这些举动都是为了顺应的德川幕府的将军通过自我神化（当然，德川幕府的将军实现自我神化的方式绝不止这种暴力的手段，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建立自己的神社等更为合乎神道教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比如下面的日光东照宫。）来建立一种以日本本土化的佛教以及神道教为基础，以儒学为重要依据的正统的意识形态[12]，以此产生的副产品，史家通常称之为“新儒学”——其可以视为宋代的理学在日本本土化后的产物——对德川幕府统治中晚期的日本社会和思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已经在长期的和平中渐渐没落的武士道的复兴[13]。

在所谓新儒学与没落的武士道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我们许多人熟知的，写作了《五轮书》剑道家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等人。但是这时候的“武士道”与我们相对熟悉的二战后期的那种动辄采取自杀等过激行动的“武士道精神”不同，在最初宫本的思想体系之中，他是极其不支持“死亡崇拜”这一观念的，这与他对于武士道是“取胜之道”的认知相抵触。在当时的武士阶层的意识里，对本藩的忠诚和行事动机的纯洁仍然还是最为重要的。

不过上面的叙述并不是说复兴中的武士道完全不支持武士的自殉（即自我牺牲），最初这种行为是武士们自发的行动，而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强迫。凭着日本人特有的那种强烈的“报恩”意识，一些受过主人特别恩宠的武士会选择向数百年前他们的前辈那样，随主人一同死去。可以说，在受辱战败之后用近乎仪式性的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的相关行为，长期以来都被武士阶层视为“忠诚”的最高实现形式。这种现象在17世纪初到中叶开始急剧增多[14]。不过这种极端情绪化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并没有获得幕府的支持，1664年，幕府在作为基本法的《武家诸法度》中增补了“禁止自殉”的条文。

真正推动“自殉”这一行为完全融入武士道，并且最终被接受的，或许是佐贺藩的武士山本常朝（Yamamoto Jōchō）。当他的主人，外样大名锅岛光茂（Nabeshima Mitsushige）于1700年去世时，由于幕府的法令，山本没能随他的主人离开尘世。

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遗憾，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思想录，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叶隐闻书》（罗马音：Hegakure Kikigaki）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同时也是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对死亡本身的渴望。其中的一些内容甚至连他的有些武士同行都感到悚惧，比如以下的内容：“人应该日日盼死，这样当死亡来临时就能死得平静，灾难发生时不会如担心的那般可怕......朝朝在脑中死一次，你就不会怕死。”[15]，不过大多数武士在意识到山本所倡导的死亡是建立在对主人的绝对忠诚以后，对他的观点也产生了共鸣。换言之，山本常朝认为，作为武士不应当惧怕死亡。

山本常朝的观点在几个世纪以后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山本常朝的观点，也并不是要求武士们全都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白白丢掉性命。传统的武士道从未要求武士在战败以后要立即自杀，而自杀式攻击在日本战国时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可以说，大张旗鼓的宣传“不可投降”或者在战败后“为君而亡，死而无憾”，只是日本政府极端民族主义化进程中的一个军事文化的新现象。由此我们不难推知，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实施大规模自杀式攻击的内在逻辑，只是由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异化出来的信条，和武士道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6]。

回到传统武士道的讨论上来。笔者认为除了上面所述内容之外，还有一点对正在复兴的武士道非常重要，即幕府对火器的排斥。自1607年开始德川家康就不再允许民间私自购买枪支，而是由幕府集中对火器进行管理（火枪只能由政府订购）。主要的几位制枪者甚至都被授予了爵位，以保证他们对佩刀的武士这一阶级的忠诚，而且幕府还将他们的工场搬迁至同一座城市以方便其监管[17]。

笔者无意讨论德川幕府这样做的文化上的意图和内在政治逻辑是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的佩刀阶级并没有像欧洲的骑士那样在同一时期遭到火器的挑战。德川幕府对火器（尤其是枪支）的控制大获全胜，日本就此人为地退出了火药时代[18]。

这为日本武士阶层保持了一个合适的发展环境，对武士道也是如此。不过这种手段不会一直有效，当遥远的距离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再成为殖民主义扩张一种阻碍的时候，出于文化自我延续手段所构筑的人造屏障终将会被击得粉碎。然而这种文化层次上的影响则并不会随着德川幕府所营建的体制的崩溃而消失。与武士道精神（当然后来它也成为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府用以战争宣传的意识形态工具）一同留存下来的，还有传统的“下克上”以及很多时候都可谓是荒谬的政治暗杀。只不过，“下克上”和政治暗杀给日本政治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也更为血腥。

政治暗杀多了，就会成为政治本身。

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日本就印证了这一点。

1921年11月4日，日本第一届内阁首相原敬（Takashi Hara）在东京车站被时年19岁的铁路职员，同时也是“犹存社”机关杂志《雄叫》的热心读者的中冈艮一刺杀[19]。至于刺杀原敬首相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华盛顿会议上代表日本对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于是他被民族主义分子大骂是采取“妥协外交”的“卖国贼”；而在早先的1921年9月28日，日本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Yasuda Zenjiro）由于拒绝了一位受北一辉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人朝日平吾（Asahi Heigo）关于建设一间工人旅馆的请求就被刺杀[20]，他82岁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了神奈川县大矶町[21]。

而在日本国内建立政党政治的尝试迅速走向畸形的同时，“下克上”的传统又一次开始作祟。而这一次，是驻扎在满洲（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与中央政府唱了一出对台戏。

尽管日本政府早在明治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了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大陸政策/罗马音：Tairiku seisaku），但是时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他的内阁都不希望日本的力量过早的介入满洲地区，因为这是中国内政。东京政府尚还没有信心按日本的自身的意愿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与关东军军官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和日后我们将会非常熟悉的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的想法刚好背道而驰，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形。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以42包黄色炸药炸毁了南满铁路位于柳条湖附近的一小段。本来高估了炸药威力的第29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Kawamoto Suemori）中尉是希望能让随后经过此处的一列快车脱轨后再栽赃中国守军的[22]，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这趟快车竟然安全通过了（这趟快车在10分钟后到达沈阳车站）。不过河本也并不多么担心：即使没能使列车脱轨也无妨，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这个借口就已经足够充分了。就这样，在东京方面极力阻止以及当日这不算太成功的栽赃计划的双重打击之下，河本末守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向沈阳（当时称奉天）北大营和长春发动进攻。

而此前，与石原一同策动这场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已经将刚刚从东京到达沈阳的，专门前来阻止关东军发动事变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Tatekawa Yoshitsugu）[23]带到了一家名叫“菊文”的日本旅店，当守备队的240毫米榴弹炮轮番向中国兵营开火的时候，这位入睡前就已经喝得烂醉的作战部长正在和艺伎睡觉。关东军也得以在9月19日拂晓时分攻陷沈阳，尽管驻守在长春地区的东北军在9月19日发动了反击，但无奈大势已去，9月20日，长春也宣告落入日本军队手中。9月21日，关东军第2师的主力部队完全占领吉林。尽管日军部队在齐齐哈尔等地遭到了抵抗，但还是无益于总体战局。1932年2月5日，随着哈尔滨的陷落，东北全境宣告落入敌手[24]。

其实东京方面可能并不知道，建川少将的到来对于阻止事变的发动来说实在是毫无裨益。即使板垣没有把他带到那家日本旅店，事变也不见得会像东京所期望的那样被成功阻止，原因很简单：因为建川美次本人也是事变的支持者。从他的行程上我们每个人都不难看出，他根本就没打算阻止事变的发生。首先，这位作战部长在准备从东京出发时给时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Honjō Shigeru）将军拍发了一封正式电报：“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25]。”

如果这位建川美次将军真的想要阻止事变，那么他根本不应该拍发这封电报。因为这封电报与关东军参谋本部告知其行程和目的的电报很快就一同落入了板垣征四郎的手里，对于想要策动事变的两人来说，建川美次基本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特使”。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建川却仍然不紧不慢的把时间全都浪费在了路上，他选择了效率最低的出行方式：乘火车[26]。

这简直是给关东军留足了准备的时间。最后，在稍加审视相关的历史细节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位东京来的特使，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事变提前了十天。因为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两人最早订立的起事的日期，是1931年9月28日[27]。

尽管很少有人这样考虑，但是我们可以将这起事变视作一场大规模的“下克上”。当然，这绝非是说位于东京的皇室，军队将领和文官政府没有责任：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甚至是暗中支持，板垣和石原两人的事变计划绝不会执行的如此顺利。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激进派的存在，日本在十年以后被他们带向了与美国开战的道路，不自量力的进攻一个比本国工业规模大上十倍的国家，最终换来了广岛和长崎上空那两朵腾空而起的蘑菇云[28]。

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恐怖事件（笔者没有再使用“政治暗杀”一词，是因为在1932年至1936年间少壮派军官对政界高官和财阀首脑的刺杀已经不是“暗杀”了，他们在更多的时候更倾向于明着来）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往往具有明显的“下克上”的特征。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政变，于下午5点30分闯入首相官邸，杀害了时年77岁的首相犬养毅（Tsuyoshi Inukai）。这群前来杀害他的军官极尽粗鲁之能事，甚至没有遵循进屋先脱鞋的礼节。所以这位首相在头部连中数枪毙命以前最后的话是：“请把皮鞋脱掉吧！”[29]。

随着犬养首相被刺，日本的政党政治终于不堪重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迅速走向崩溃，而国家权力则逐渐滑入军方手中。

1935年8月12日，给关东军调拨轰击沈阳城的大炮的陆军中将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陆军中佐相泽三郎（Aizawa Saburō）杀害。他第一剑并没有刺中永田中将，第二剑让他受了轻伤。在永田夺门而逃之时，相泽从背后将他刺穿，最终对准了已经身负重伤的永田的脖颈猛砍两下，随着殷红的血液四处喷溅，永田当即毙命[30]。这便是震惊了整个日本政坛的“相泽事件”（Aizawa Incident），在“相泽事件”之后，时任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Masaki jinzaburō）大将失势，自此日本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渐加剧，再度使已经极度不稳的日本政局雪上加霜。

这里仅举两例成功的政治暗杀（或者说政治恐怖事件），在1931-1936年间，日本发生的“下克上”式的政治暗杀乃至于是政变的尝试可谓是不计其数。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几乎与“九一八事变”同步发生的，1931年10月的由“樱花会”组织的未遂政变（实际上，他们已经在3月制订了政变的计划，不过当时被宇垣一成大将——他们想要推举的首相人选及时地制止了），军方这一次及时采取了措施，10月16日，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Araki Sadao）将政变的组织者召集在一起狠狠训斥了一通。17日，军警逮捕了组织政变的骨干成员，随后命令这个极右翼团体解散[31]。

但军事政变的尝试并没有以此而停止。3年之后的1934年11月，五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意欲通过拉拢两名陆军军官以发动军事政变。但是他们的政变意图被学校教官，辻政信（Tsuji Masanobu）大尉揭发，1934年11月20日，在他的直接安排下，试图发动政变的7人全部被宪兵队逮捕。然而审判机关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只是将参与政变谋划的两名军官停职六个月，勒令五名学员退学。而在这之后，日本军方对所谓的这起“士官学校事件”（Military Academy incident）的处理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到了1936年，极度膨胀的军部势力已经不满足于以局部的下克上，或是单独的政治暗杀来提出他们的诉求。他们再一次尝试以暴力推翻政府，以实现自己“昭和维新”的目的。

而这一次，他们几乎成功。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日本政党政治在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的冲击之下走向崩溃的同时，在民众的支持和军方高层的默许之下，少壮派军官的暴力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所有趋势都不祥的说明：在东京爆发大规模政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过在我们叙述这起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变之前，还要再提及上文中被相泽杀害的永田铁山将军。

相泽三郎之所以杀害永田铁山，完全是因为永田关于国防安全的看法与陆军中的皇道派军官有差别。这其实揭示了日本政治在20世纪30年代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即日本军队（尤以陆军为甚）内部的持续作乱。其中大多数有意实施暗杀行动（例如相泽三郎中佐）或者制造政治恐怖事件的军队激进分子都汇聚在“皇道派”（罗马字：Kōdōha）之下[32]。

“皇道派”与“统制派”（統制派/罗马字：Tōseiha）是昭和初期日本陆军中对立的两个规模最大的政治派系。其中“统制派”相对温和（当然这种“温和”仅限于对日本政治前途的考虑方面），他们主张通过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化的军政府，而非通过“清君侧”的武装政变来改造日本，一言以蔽之，“统制派”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内稳定。

相比之下，“皇道派”对内外政策的主张就激进得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受到北一辉法西斯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之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整个日本，他们认为这才是“天皇之道”（这个派系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一切不认同这些信条的政商界人士，包括军方的一些“统制派”或同情“统制派”的高层官员都应当被视作“逆贼”和“小人”而杀死（显然他们认为永田将军就是这样的“逆贼”）。

而至于对外政策，“皇道派”人士则主张与北方的苏联进行决战。从今天来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在3年之后的1939年，不可一世的日本陆军在诺门罕地区遭遇惨败，当时仅阵亡人数就超过1.8万人，而负伤患病者，人数更多。

当然“皇道派”的主张和当时掌权的，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制的元老们所希望天皇所做的完全相反：他们都希望裕仁谨遵“为君统而不治”的信条。关于这一点，笔者提供一个小例子：1928年6月，当在东京的裕仁获知在满洲的几名关东军军官擅作主张炸死了张作霖大帅之后，怒不可遏的他以相当严厉的言辞斥责了时任日本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

不过天皇本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时已经年近80岁，经历过孝明，明治，大正和昭和四朝元老西园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会如此愤怒，他以同样严厉的语气指责裕仁道“你的行为简直像个暴君”[33]，此后，天皇本人几乎不再干涉政府的决策。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出“皇道派”和“统制派”以及政界元老的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政治诉求和理想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讽刺的是，“皇道派”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一旦天皇本人如他们所愿的一般亲政，那么他们将根本没有机会如此猖狂的用血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正是因为天皇本人处在一个“为君统而不治”的模糊地位，帝国陆军才能够如此嚣张跋扈。因为一旦天皇向军方发起挑战，就像裕仁在1928年尝试过的那样，那么天皇本人由于“过问政治”而被政界元老提醒乃至于批评。（而且日本人从小接受的“皇道教育”也不断地在重复一点：天皇是神，所以他一直都是仁慈的，并且从不企图行使他的权威）日本陆军虽然在名义上是“天皇的陆军”，但是实际上陆军的高层只对自己负责，而非对天皇负责[34]。

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政党政治倾覆，军队嚣张跋扈的这样一局面，究其根本，还是那些政界元老们希望通过军方首领的影响力来制衡那些渴望杀戮的狂热分子。然而这正中军方的下怀[35]，由于军队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它的失控只是时间问题。

如此一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天皇希望拥有干预政治的权力，这样他就可以对军方的政治决策施加自己的影响；而政界元老们则希望天皇谨遵君主立宪体制下的政治信条，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来自陆军皇道派的颠覆政党政治的日益频繁的尝试，而对此他们寄希望于军方首脑；而军方首脑又抓住这个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对政党政治产生进一步的破坏作用。

而更糟的是，在这样一个死循环中，并没有谁的诉求得到了满足。在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随着永田铁山的遇刺而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文官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对日本规模庞大的军队的控制，同时又对此无能为力；至于那些根本没有被控制住的（相反有些还获得了军方高层的庇护和人们的尊重，比如相泽三郎）激进分子对政府的不满则越来越强烈，这必然导致他们开始寻求以暴力行动来推翻政府。

一场大规模政变此时已经箭在弦上，并且任何努力基本上都已经无力回天，甚至会让这个死结系的越来越紧。

至于1936年2月26日那个雪后的清晨所将要发生的一切，实际上已经由上文中我们提及的相泽三郎中佐的辩护律师在1935年做出：“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相泽出现[36]。”

那位律师没有说错，只不过2月26日清晨出现的，并非第二或是第三个相泽。

直接参与“二二六兵变”的人数，至少有1400人，并有可能达到1500人以上。

1936年2月25日，星期二，东京上空浓云密布，下着鹅毛大雪。

按常理来说，东京2月份的平均降雪量仅有21毫米。但是从2月22日起，大雪就下个不停。到了2月25日这一天，累计降雪量已经达到了30厘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东京正在遭受一场五十年一遇的雪灾侵袭[37]。

由于轨道和街道已经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电车与汽车均难以通行。许多人被困在了他们工作或者寻欢作乐的地方，不过倒也没什么人担心过夜的问题：因为此时许多地方的剧院和一些比较宽敞的公共建筑已经临时改建成了供人休息的旅馆，在那里借宿一晚，到第二天再想办法回去也倒不失为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1936年的东京，是日本传统建筑文化和西方建筑艺术激烈碰撞的舞台。在一片片低矮的日本传统住宅群落中，你又可以看到按照西方的样式建造的，并且高度愈来愈高的商用大厦。你很难说得清东京到底是一座西方城市，还是东方城市。此刻它似乎兼具两者的特点，毕竟仿佛钢铁巨兽一般的东京帝国剧场（帝国劇場/罗马音：Teikoku Gekijyou）与那一排排密集的，在风雪中摇摇欲坠的日式传统小屋群落只隔了几个街区的距离。

政府建筑风格亦是东西交融。在离屋顶铺满青瓦的皇宫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是一座不久前建成的钢筋水泥结构建筑，是为宫内省（(宮内省/罗马音：Kunai-shō，即今天的宫内厅）大厦，天皇本人就在这里处理日常事务。

穿过外务省所在地霞关（Kasumigaseki）步行一公里左右就可以看到位于皇居西南方一座小山上即将竣工的国会议事堂（国会議事堂/罗马音：Kokkai-gijidō）。建成后，这里将是日本国会的所在地。据说这座威严的建筑物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埃及的金字塔，不过一直都未能得到证实[38]。

距离国会议事堂后方不到400米的地方，就是首相官邸。首相官邸分办公和起居两个区域，起居区域是一座典型的日式传统建筑，而办公区域则是一幢完全的西式建筑。两座风格迥异的楼房并立在一处，竟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和谐。离开首相官邸，沿街向西北方向走不到500米，就可以看到楼高十余米的山王旅馆（山王ホテル/罗马音：Sanno hoteru），这里是整个千代田区永田町的一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首相府邸乃至于是皇居究竟是否有人出入。

在距这里不远的赤坂（Akasaka），早已是人声鼎沸。大雪并没有影响人们希望享受下班以后生活的心情，虽然赤坂并不如银座（Ginza）地区那般灯火通明，但在这里的狭窄街道上穿梭着的每一个人都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

以上便是1936年2月25日晚间东京的光景。此刻还没有人知道皇居即将被一群叛军包围，首相官邸也会被占领，而山王旅馆则更是会成为叛军的“临时总部”。

仅仅几小时后，银装素裹的东京将会被搅得天翻地覆。

只有冈田启介（ Okada Keisuke）大将自己心里清楚，他不想当首相。毕竟，冈田已经是年近古稀了，1932年5月，当他年满65岁而从海军退役时，冈田本以为自己就可以这样赋闲在家，享享清福，结果谁知一起“帝人事件”[39]，逼得同为海军大将的斋藤实（Saito Makoto）不光彩的下了台。结果那位西园寺公爵又推荐了自己作为首相人选，1935年9月，天皇要求他组阁。皇命难违，冈田只得做了那只被赶上架的鸭子。

1936年2月20日，现任执政党，即立宪民政党（立憲民政党/罗马音：Rikken Minseitō）在日本众议院提前举行的的大选中取胜。一个月前的1月20日，在野党立宪政友会（立憲政友会/罗马音：Rikken Seiyūkai）提出了对冈田启介内阁的不信任案，这就使得冈田首相不得不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立宪政友会大败——其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从301席锐减至175席。否则，眼前这些红光满面的政界大人物今天就没有理由聚首在首相官邸举杯相互庆贺了。

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下，冈田表现得倒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他其实早已想着要从首相这个位子上急流勇退[40]。尽管眼前的这些宾客都认为，立宪民政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是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冈田自己看得很清楚，极端民族主义在军中和民间的势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甚至有可能增强。

比起别人，冈田清楚军中的激进分子对自己恨之入骨，因为他是伦敦海军条约（London Navy Treaty）的支持者。这样的一个态度也让他成为了日本帝国海军高层统帅中为数不多的那几位“条约派”（条約派/罗马音：Joyaku-ha），自此陷入了相对孤立的境地。在日本国内政治恐怖事件频发的当下，自己的生命的随时都有交代在这里的风险——毕竟自己的前辈，犬养毅首相不就是在这首相官邸里被杀害的吗？他溅在榻榻米上的的血还没有干透呢！

无论有多么难以置信，但是冈田启介大将一直都被认为是日本战前军方高层中一个较为温和的声音（笔者这里要再强调一遍，冈田或者这一时期的其他所有日本政客的所谓“温和”全部都是相对法西斯主义本身而言的，对外他们基本都采取军事扩张的方针，换言之，他们的“温和”与被日本侵略者无关）。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政界大人物认为立宪民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胜利，是对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一个重大打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相对温和”的人，在他作为首相执政的1年8个月中，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却大大加速。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冈田启介任职首相期间的政策，就不难发现，该任政府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妥协为主。最能说明的问题就是发生于1935年年初的“天皇机关说”事件。

“天皇机关说”是由日本著名宪法学学者美浓部达吉（Minobe Tatsukichi）于1912年提出的。所谓“天皇机关说”，简单解释起来就是指字面上的意思，即“天皇”仅仅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存在，其他的国家机构都需要在宪法，而非天皇的授权之下来行使其特定的政治权力和特殊的管理权限[41]。一言以蔽之就是，尽管最高权力在天皇，但是国家是行使权力的主体。

美浓部达吉的这一新的宪法解释与1889年2月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國憲法/罗马音：Dai-Nippon Teikoku Kenpō, 下文称“明治宪法”）中当时的立法者所不断标榜的“天皇主权论”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在当时还引起了一场口水仗。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对美浓部本人的宪法学学说进行较深一个层次的了解，就会发现“天皇机关说”他所建立的整个宪法学学说体系本身并不是对天皇统治的反对。美浓部明白人的理性不是无限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不成文法相较于成文法在一国法律体系当中的作用，或者说是一再强调甚至有意抬高社会政治要素和政治现象在一国法律体系当中的作用[42]。以此为基础，美浓部认为从成文法角度考察国家本质时，天皇只是国家的一个机关，其统治是为了国家的存续；但是从社会政治现象方面考察这一个相同的课题时时，所有从当时日本社会现实出发的学者都会发现天皇的统治是日本的所谓国体（Kokutai）[43]。而根据美浓部对法的认识，成文法对于宪法解释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远逊于社会政治现象和相关的社会政治要素。于是到这里我们就能推出美浓部在尝试对明治宪法进行一个新解释的过程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即“国体”（天皇统治）高于“政体”（君主立宪），而且“国体”亦是进行宪法解释的基础。

但美浓部认为，天皇统治——也就是国体尊严的实现——并不是靠天皇亲政，而是要依靠大臣的辅佐，由此就为大正时期政党政治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美浓部的这一学说成功的从“日本国体论”中推理出了政党政治的合理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美浓部的宪法学学说极为倚重于“社会政治现象”，而同时他又认为宪法的解释又应当顺应社会发展的“自然之势”，这也就导致了他的宪法解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如果我们能够如果进一步地意识到美浓部认为的所谓“社会政治现象”以及“自然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都是民众的舆情[44]，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美浓部对于明治宪法的新解释实际上并不“新”，或者说并不完全“新”，因为他的“天皇机关说”仍然是基于“国体论”的产物，并且这种新解释还有随时复旧的趋向，而这种趋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取决于日本当时极不稳定的社会舆情——这就导致“天皇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在解释的形式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得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对日本政党政治的长期发展也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向来不讲逻辑和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只接受自己对“国体”这一概念愈发极端民族主义化的解读。1935年2月18日[45]，国会议员菊池武夫（Takeo Kikuchi，这里不应与出生于1939年的同名日本设计师混淆）率先向美浓部达吉及其“天皇机关说”发难，攻击美浓部达吉是在“谋反”。不过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菊池武夫的谩骂一开始招致了很多批评，2月26日（正是在本文所述中心事件发生一年以前），《东京朝日新闻》晚刊全文刊登了美浓部在一天前召开的国会正式会议上所做的辩驳的发言记录，并罕见的以《断章取义，何为反逆》为题[46]；3月5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宫泽俊义（Miyazawa Toshiyoshi）公开的表示了自己对美浓部的支持[47]。

3月9日，冈田启介首相也终于出面在贵族院进行答辩：“美浓部博士的机关说由来已久，其中一些问题也经过许多议论，至于这种法律学说对于国民道德是否有恶劣影响、是否涉及不敬罪以及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还需慎重考虑。[48]”，冈田说这话本身的用意是希望将对“天皇机关说”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毕竟他知道美浓部的这一学说是日本这十余年来政党政治实践的理论基础。不过，他的答辩同美浓部2月25日的那场答辩一样，并没有达到发言者想要的效果。冈田启介首相的立场是如此的模糊，言辞是如此的温和，以至于国会中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都觉得不足为惧。

于是我们看到，在不久以后的3月26日，在菊池武夫等人的竭力运动下，日本国会全体议员还是一致表决了对“天皇机关说”的谴责。4月6日，在陆军教育总监，“皇道派”二巨头中的另外一位，真崎甚三郎大将向整个日本陆军下达了《国体明征训示》；4月9日，宫内厅也终于开始行动，封杀了由美浓部达吉主编的三本著作。然而，此后对美浓部达吉本人及其学说的反对仍在持续，4月23日，由陆军统制派实际控制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以时任陆军省调查部长山下奉文（Yamashita Tomoyuki，也就是后来的“马来之虎”）之名发表了《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解释的见解》，其中大肆宣扬被右翼分子称为“日本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帝国宪法之本质乃是天皇统治，若将我国天皇统治与欧洲君主政治混同，并援用其宪法论的话，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我国宪法之精髓......”[49]。此后，反对美浓部乃至于反对整个冈田内阁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

为了平息事态，冈田启介首相于当年8月3日发表了《国体明征声明》：“若认为统治权不在天皇或天皇是行使统治权的机关，这是与我国万邦无比之国体不相容的......”[50]。但是，这第一次声明再一次起到了反作用。8月27日[51]，国会中和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再一次发起抗议，要求首相做出更明确的表态——也就是彻底否定美浓部的思想。冈田遂动用公权力打压美浓部达吉本人，9月18日，在政府和民间双重打击下，此刻已是身败名裂的美浓部被迫从贵族院离职[52]。不到一个月后，1935年10月15日，冈田启介发表“第二次国体明征声明”，这才基本平息了右翼分子的反政府情绪，或者准确来说，是暂时控制住了反政府浪潮。

这7个月的混乱，不仅对时年62岁的美浓部达吉是一场大灾难，对于冈田本人来说更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风暴。如此一来，也无怪乎冈田想要辞任首相一职了。

此时又一名宾客朝他敬酒，他心不在焉的举杯以示回应。此刻没有人知道，冈田的首相任期确实行将结束，不过他将以一种最狼狈的方式离开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职位。

美国驻日大使馆离首相官邸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不到五百米。2月25日晚上，美国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有几位尊贵的客人需要招待。一位是刚刚被任命为议定官的内大臣，于1934年7月被迫辞职下台的前首相斋藤实；而至于另外一位，则是天皇的侍从长，同为退役海军大将的铃木贯太郎（Suzuki Kantaro）。尽管由于“帝人事件”而被迫辞职，斋藤在政府和海军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斋藤内大臣今晚看起来充满活力。或许是因为和朋友在一起特别自在，也有可能是格鲁大使精心为他挑选的影片《调皮的玛丽埃塔》（Naughty Marietta, 1935）让他很满意，即使斋藤从未看过有声电影，并且还坐在舒适，特别容易让人打瞌睡的扶手椅中，但是他却兴致勃勃地看完了时长103分钟的整部影片，一直到深夜十一点半才告辞回家[53]。如果考虑到他当时已经78岁高龄，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易。

斋藤曾经有过留美四年的经历，所以他的英语特别好（可能也是日本历史首相当中英语水平最高的）。在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他甚至不需要翻译。作为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斋藤并不算能说会道。毕竟他是个军人，不是个伶牙俐齿的政治家。在任职首相期间，许多记者根本就不想去参加他的招待会。毕竟，看着一个75岁的老人在台上嗯嗯呃呃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就是折磨。就和几年之后许多美国记者会极端沮丧的发现，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上将的新闻发布会跟单纯的照本宣科没什么区别一样。

坐在他身边的铃木侍从长今年恰好和冈田启介首相同岁，作为一位所持立场相对温和的高级将领，在日本政治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这几年里，他从来没有被那些激进分子找过麻烦。不过说起来，铃木的确是个极其幸运的人：1868年1月27日，倒幕军和幕府军在大阪和京都一带展开了激战，在这场后来被称为“鸟羽-伏见之战”（Battle of Toba–Fushimi）的激烈战斗中，大阪府内的一座弹药库被引爆，位于堺市的铃木家被严重波及，门窗俱毁，当时刚出生几天的铃木贯太郎险些丧命；后来，铃木加入了海军，在一次海军夜航中，他不慎失足掉进了水里。天亮后，他才被人从海中救起，尽管笔者并未查阅到铃木当年落水的位置，但是在海中漂流一夜而幸存下来确实是极为罕见的事。

1929年1月，61岁的铃木从海军退役，编入预备役，并就任皇太后侍从长一职。到1936年，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7年时间了，晚年的他早已厌倦了战争，几年之前他就曾经在访问大洋彼岸的美国过程中发表演讲，当时他这样说道：“要让太平洋成为和平的桥梁，谁要是蓄意发动战争，就要遭受天谴！”[54]。而近几年发生在日本的种种动乱让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所以当选择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的时候，他几乎没有犹豫。

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调皮的玛丽埃塔》所讲述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当格鲁最终将放映厅的灯打开时，他注意到每一个女性宾客的眼眶都是红的。电影结束后，斋藤夫妇和铃木侍从长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于是便起身告辞。

当晚十一点过后，东京的天空又一次飘起了雪花。当格鲁大使夫妇最终把斋藤夫妇，以及铃木贯太郎送出大使馆时，雪已经下得很大了。目送着斋藤内大臣和铃木侍从长坐进车里，站在使馆门口的格鲁不会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忘年交。

2月26日凌晨4点刚过，正在熟睡的一等兵仓友音吉（Kuratomo Otokichi）被人推醒了。一睁眼，他看到是自己的上级，栗原安秀（Kurihara Yasuhide）中尉[55]。

栗原中尉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我要你和我一起赴死！”，仓友对此很是吃惊——因为他之前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立刻回答：“是！长官！我愿意去死！”，毕竟长官的命令是绝对的，尽管不够理智，但早已是陆军中不成文的规矩。仓友下意识的穿上军服，取下步枪将子弹推上膛，随着第一联队机关枪中队的280人[56]踏上了被大雪覆盖的街道。

第一联队的驻地在六本木（罗马字：Roppongi）附近，位于今天的东京都港区（当时称芝区，或Shiba-ku）。这里离位于千代田区（Chiyoda District）的首相官邸不算很远，步行只需半小时左右。在漆黑的街上，这支处于急行军中的部队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约4点50分，栗田的队伍经过皇宫外的樱田门，此刻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栗原看了看在雪夜中若隐若现的樱田门的轮廓，他想起了幕末时期发生的那场“樱田门外之变”（桜田門外の変/罗马字：Sakuradamon-gai no Hen），当时正是一群不满幕府统治的激进武士，在3月24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清晨，袭击并杀害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Ii Naosuke）。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样想着，栗原的队伍此刻已经来到了首相官邸的大门前。一名支持叛军的宪兵军官立刻迎了上去，两人一同奔向大门。门内的岗哨看到自己的一名同事和一名陆军军官到了门口，也没想到这其中会有什么问题，当他走向大门的时候，栗原迅速掏出手枪，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用枪口指着他，低沉的命令道：“开门！”

此刻是凌晨5点整。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位于四谷区（Yotsuya，今天的新宿区的一部分）的内大臣宅邸，正在熟睡的斋藤被自己夫人的惊叫声给弄醒了，并且似乎还有皮靴踏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在外面的人闯进卧室之前，斋藤迅速穿好了睡衣，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前来袭击斋藤实的是由坂井直（Sakai Naoshi）中尉带领的第三步兵联队的第一、三中队的一部分，大约有120人[57]（亦有200人之说）。叛军迅速地包围了这座宽大的住宅，在架起的机枪面前，只配备了手枪的斋藤的护卫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包括坂井在内的5名军官冲进了住宅走廊。

卧室的门刚刚被踢开，为首的一个叛军军官，冲上来想开枪把斋藤打死，结果被夫人晴子拼命的拦下。斋藤怒视着那几名军官，大声质问道：“你们是那个部队的？！报上番号来！”

很明显，斋藤自己并不清楚这些士兵半夜闯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如果他清楚的话，那么大约就不会问上面那个问题了。因为叛军根本就没想着要回答他的问题，他的话音还未落，3名军官就已经踏入卧室，粗暴地推开斋藤晴子，向他的胸口和头部开枪。斋藤的身体上当即出现了几个血淋淋的弹孔，惨死在了床榻上。

悲痛欲绝的晴子哭着趴在丈夫的尸体上，3名余恨未消的叛军军官将手枪伸到斋藤夫人的身体下，继续开火。殷红的血液溅了她一身，事后人们发现，这位78岁的老人身中47枪。

直到确定斋藤不可能幸存以后，叛军迅速离开了他的宅邸。随后第三联队第一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Takahashi Taro）率领着大约30人[58]跳上前来接应的卡车，向位于荻洼区（Ogikubo District，即今天的东京都杉并区）的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Watanabe Jotaro）的宅邸驶去。

凌晨4点50分，铃木侍从长发现自己的好运气用光了。由安藤辉三（ Andō Teruzō）大尉率领的隶属于第三步兵联队的200名[59]士兵冲进了在皇宫对面的铃木家，一位侍女急忙叫醒了这位海军大将。

铃木的第一反应是战斗。他悄悄摸向储藏室，想要找到自己的剑，但是情急之下，无论他怎么翻动那些杂物，都看不到剑的影子。而在他找剑的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叛军已经闯入了宅邸的大门，走廊上已经传来了皮靴踏在地板上传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两个碰巧在储藏室附近的侍女赶忙将自己的主人推进了一只大橱柜里，希望能帮助这位往日的海军战斗英雄躲过这场劫难。

不过铃木决心赴死，当听到脚步声已经来到隔壁房间的时候，他从橱柜中抽身而出。被人杀死在橱柜里实在是件丢脸的事，他这样想。

刚刚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铃木就被叛军士兵团团围住，至少有20把刺刀团团围住这位年迈的侍从长。其中一名士兵上前一步，放下刺刀，很礼貌地问：“您是铃木阁下吗？”

铃木在榻榻米上跪坐下来，沉静的回答道：“正是。”，对面前这位老人身份的最终确认，让叛军一阵吵嚷，铃木听到其中有人在大声说：“开枪！”

铃木举起手来，要求叛军军官和士兵们安静：“诸君，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吧。”，不过谁也没有回答，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默。于是过了十几秒，铃木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答。

当他第三遍问出相同的问题的时候，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是一名下级军官，他此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没有时间了，阁下，我们要开枪了！”

铃木只能认为这些士兵是奉他们的上司之命行事，而至于这些人的上司为什么要派人前来杀害他，就不知道了。于是铃木平静地开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没有了。” 士兵中有人回答。

“那好，” 铃木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开枪吧。”

叛军士兵在开枪前最后一刻注意到，铃木努力地挺起了胸膛，好像是面对行刑队。在他的背后，挂着他父母的画像。三支手枪随即同时开火，一枪没有打中，一枪击中了腹部下方，而另外一发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铃木直挺挺地向前倒在榻榻米上，但是仍然保持着清醒，于是他又挨了几枪，其中有一枪打中了他的头部。

叛军中有人见他仍有气息，就高喊：“再补一枪！”，几秒钟之后，铃木感到一把手枪抵住了自己的喉咙。此时，安藤大尉走进了房间，于是那个持枪的士兵抬起头来问道：“大尉，要再补一枪吗？如果需要，让我来。”

安藤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了1933年，当时还是步兵中尉的他拜访过铃木[60]，希望他能够支持皇道派士兵希望实现的“昭和维新”。铃木没有像其他政府高官一样态度暧昧，而是直截了当的严词拒绝了他，并且一条条地予以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在批驳以后，铃木还给安藤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和历史观。

安藤对自己能受到这般礼遇很是感动，在会面后他如此评价铃木：“听到的传闻和实际见面的感觉完全不同。那个人(铃木)是像西乡隆盛一样的人，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大人物。[61]”而他手下的士兵可能更无从知晓的是，安藤在最终决定发动叛乱前，本来是不想杀害铃木，而是将他监禁起来。

这时，被叛军拦在房间一角的铃木夫人这时还不知道安藤的想法，她大声叫道：“对这样一个老人你们还能下得去手？如果一定要杀人，就来杀我！”

铃木夫人是天皇本人的保育员，天皇对她有着极深的感情。

安藤最终下定了决心：“放下枪！再补枪太残忍了！”。

然后他大声命令道：“举枪！向铃木阁下致礼！”

在带领部队离开以前，他转向惊魂未定的铃木夫人：“您是夫人吗？”，惊魂未定的她点了点头。“我们都听别人说起过您，我们对今天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遗憾，这里的士兵没有一个与铃木阁下有私仇，但是我们和大将阁下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大，不得已才这样做。”

听闻此言，铃木夫人下意识地问道：“你是谁？”

回答亦是相当简短，没有加任何官阶：“安藤辉三。”

5点刚过，安藤大尉带着强烈的内疚感和铃木必死的想法离开了，他甚至决定用自杀来谢罪。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铃木几天之后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并且在未来还将担任首相，在推动日本投降这件事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大藏大臣（亦称大藏相）高桥是清（Takahashi Korekiyo）也在凌晨5时许遭到刺杀。袭击高桥藏相的是第三近卫联队的第七中队的135名[62]士兵，由中桥基明（Nakahashi Motoaki）中尉和炮兵学校学员中岛莞尔（Nakajima Kanji）少尉率领。中桥的队伍于大约4时30分从其驻地出发，至于他给上级的外出理由，是他们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一说参拜明治神宫）。

在到达高桥家院外以后，在中桥中尉的指挥下，这一队叛军士兵像几公里之外正在刺杀内大臣的那一行人一样迅速包围了高桥的私宅。在确认无误以后，中桥将这135名士兵分成两支队伍，其中一支负责解除高桥家守卫的武装，另外一队由中桥和中岛直接带领下，翻过院墙，闯入高桥家中。中桥用手枪挟持了一名高桥家的家仆，强迫这位家仆带路到位于宅邸2楼的高桥的卧室。

高桥藏相可能是所有被害者当中唯一一个在睡梦中被杀死的[63]。当中桥中尉和中岛少尉冲入卧室的时候，这位81岁的老人由于呼吸不顺畅而打着呼噜。中桥用还沾着未完全融化的雪水的皮靴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向他射出了整整一个手枪弹匣的子弹。与此同时，中岛举起自己的武士刀，直接砍下了高桥的右臂，然后又将利刃刺入高桥的腹部，余恨未消的中岛似乎还不够“过瘾”，于是又恶狠狠地左右乱捅，割破了降主动脉。随后，站在门外的叛军军官又将自己毫无理由的怨气都撒在了这具尸体身上，用军刀和步枪刺刀乱刺乱捅。当惊恐万状的高桥夫人最终冲入和她本人的卧室仅一墙之隔丈夫的卧室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面目全非的高桥是清藏相，由于肚子被中岛捅破，他的内脏甚至都流了出来。

高桥夫人跪倒在死去的藏相身旁，当即失声痛哭。中岛中尉看也没有看跪在地上大放悲声的这位可怜的老年女人，一群不知所措的仆人挤在走廊上，中尉在离开时不得不从他们当中用肩膀挤出去，仆人们在他离开时都清楚的听到中桥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这句话不知道是在对谁说，大约是对高桥夫人和仆人们说的吧。

当中桥最终走出高桥家的院子时，晨曦已经微露。他看了看深蓝色的天空，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带领着士兵向此刻已经乱成一锅粥的首相官邸冲去。

在刺杀政府要员的叛军队伍纷纷得手的同时，东京重要的政府机构也遭到了叛军的进攻并陷入瘫痪。

位于樱田门旁的警视厅于2月26日凌晨5点整遭到由野中四郎（Nonaka Shiro）大尉率领的500名叛乱士兵的封锁和围攻，由于警察根本无力与携带了轻重机枪的军队抗衡，警视厅迅速就瘫痪了。进入院内的叛军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并且他们还将接到来自首相秘书的一通求救电话。

陆军省、陆军大臣官邸和陆军参谋本部也未能幸免，5点刚过，由第一步兵联队第11中队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Niu Yoshitada）中尉率领160名士兵包围了这三个地点，叛军在这些地方的出入口均架起了机枪，并且封锁了通向这些地方的各个路口。

早上7点，1935年7月刚刚上任陆军教育总监的渡边锭太郎大将也在自己的宅邸遭遇了与斋藤等人一样的命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叛军气势汹汹的闯入他家时，这位勇敢的老人甚至尝试用手枪自卫，结果他被叛军当着自己妻女的面用机枪打成了马蜂窝。随后，余怒未消的叛军又用军刀砍下了他的头颅。

他是整场“二二六兵变”中最后一位被杀害的高级官员。

叛军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伯爵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西园寺德高望重，是明治时代最后留下的一位元老。负责刺杀他的军官拒绝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始终都没有离开东京市区。

相比之下，牧野伸显的逃亡过程就惊险许多。在政变发生时，牧野本人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Yugawara Warm Spring）休养。在第一步兵联队的河野寿大尉率领下，一支八人的刺杀小分队（其中六人是民间激进分子）袭击了牧野居住的旅馆。

然而，这次就没有那么顺利，牧野的卫士在走廊里就枪杀了领头的一名军官，并且击中了河野的胸膛。河野在倒下前枪杀了那名卫士，在旅馆外的六名激进分子听到枪声，从窗口向旅馆内投掷燃烧物，纵火点燃了旅馆，迫使牧野从后门逃出。在时年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Yoshida Kazuko）的帮助下，手足无措的牧野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时间，溜出了旅馆。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然而年迈又体弱的牧野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但山下的叛军紧紧追来，而更糟的是，由于旅馆的主体结构是木质的，所以燃烧起来十分迅速。旅馆燃烧的火光将和子和牧野的位置照得清清楚楚，叛军举枪朝他们两个人打出了一连串子弹，但都没有击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和子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她自己的和服那两个宽大的袖子，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外公。有一个叛乱分子，或许是被感动了，举枪胡乱射击了一通之后大喊一声：“打中啦！”，然后就说服了剩下的5人一同离开了。在离开之前，他们冲进燃烧了的旅馆，把身负重伤的河野大尉抬了出来。后来，河野和他们一同在附近的一家医院被逮捕。

到了6点，天空渐渐完全放亮，一切才明了起来。1500名叛军士兵已经成功占领了位于东京永田町，霞关以及三宅坂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权力的中枢机关。他们还占领了附近的首相府邸旁的山王旅馆作为指挥部，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那里是一处制高点。

兵变中最后一场袭击发生于2月26日上午10点，当时言论相对偏向自由主义的《朝日新闻》报社被由栗原中尉和中桥中尉率领的，从首相官邸出发的60名叛军士兵袭击（具体原因是这家报纸的主笔曾经批评过军部对军费的无理要求）。不过他们没有开枪，而是在赶走了所有的报社员工后，用印刷报纸的机器印制了叛军的“起义宣言”，随后他们捣毁了那些机器，并且宣称“这是暂时防止这家报纸出版的举措”。

相较于东京都的其他地点，首相官邸的危机持续了太久太久。

当栗原率领叛军士兵冲进首相府邸时，冈田已经被警铃惊醒。冈田本人早已听闻了有关于政变的流言，他绝望的坐在床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几秒钟之后，冈田的秘书，同时也是他的妹夫松尾传藏（Matsuo Denzō）陆军预备役大佐带着两个警察走进了他的卧室。

时年64岁的松尾是那种典型的脾气急躁之人，不过人并不坏。在冈田上任首相以后，松尾坚持要做他的秘书（当然是非正式的）。不过说是秘书，不如说是首相府的“大内总管”，“那些人做不好。”，松尾总是这样说。

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由于对自己“非正式总管”身份的觉悟，他坚持不要工资。

冈田本人后来是这么回忆他的：“松尾是我妹夫，怎么说呢，是个非常亲切的男人。他的亲切有自己的特点，即使我想安静下来，他也会站在那里帮忙。”[64]

看到松尾进来，冈田痛苦地一笑，声音中听不出一丝希望：“他们终于来了。”

现在谁也没有办法，仅仅靠首相府那点宪兵根本无法抵挡叛军的机枪。冈田和首相府内的人此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早先加固的铁条和刚刚安好的直通警视厅的警铃上了。不过事实上在阅读了前文以后，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肯定没有生效，否则也就不会有下面我们的叙述了。

在松尾预备役大佐进入冈田的卧室的同时，另外一位年轻的首相秘书迫水久常（Sakomizu Hisatsune）也被栗原中尉闯入首相府时所发出的噪声所惊醒。他的住所离首相府邸非常近，与府邸的后门仅有一街之隔。迫水也属于早已听闻政变传言的那一拨人，所以现在听到首相府邸的骚动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他轻手轻脚地跳下自己的床，悄悄地推开一扇窗户。在大雪纷飞中，他看到守卫官邸后门的宪兵正乱作一团。“他们终于来了！”，他心里这样想。

迫水本人和冈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的妻子迫水万龟是首相的二女儿，而首相的第二任妻子冈田郁则是迫水的姑姑，现在岳父有难，迫水绝不能坐视不理。他立刻给警视厅挂了电话，对方回答说他们已经听到了首相府的警铃响，并且已派出增援的警察。

迫水一听，放了心，他准备上楼继续观察状况。此时街上传来了皮靴踏在雪地上的咯咯声，于是他再一次把窗户悄悄推开，“这么快啊...”，他这样想。

他以为增援的警察或是调往首相府的陆军部队已经到达，结果还没等他看清楚，就听得一声枪响，守卫后门的一位宪兵应声倒地。接下来，一群陆军士兵从雪中出现，步枪刺刀在晨曦中闪着刺眼的白光。远处接着又传来一阵枪响——好像是机枪开火的声音。迫水这下彻底慌了神，他终于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进攻首相府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陆军。和铃木一样，他并不知道这些陆军士兵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一时间，有一万种可能从他脑海中掠过。

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向床上拿起自己的衣服，以最快的速度套上，接着打算去救援首相。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他冲到街中心的时候，从首相卧室中传来几声枪响。这时，叛乱士兵已经到达了首相府的后门，几名叛军士兵挥着步枪把迫水赶回了家里，其中一个人还跟了进来。

无奈地坐在床上，心急如焚的迫水试图理出思路。他看着仅有一街之隔的首相府，府邸的围墙看起来从未那么高过，但现在那就是监狱的高墙，而自己的岳父就是里面生死未卜的囚犯。后来，他才慢慢明白过来：眼前的这些陆军士兵，根本不是什么前来保护首相的陆军部队，现在眼前这些所有穿着军装端着步枪的人——包括这位站在他家门口的，都是叛军部队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冈田仍然处在危机之中。迫水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

墙内，首相府侍女房间的衣橱里，冈田缩在这样一个拥挤的空间内部，被一堆待洗的脏衣服半埋着，很不体面，但是却相对安全。

二十分钟前，松尾和那两个陆军士兵把只穿着一件薄睡衣的冈田从卧室里带了出来。本来松尾大佐想把冈田带到首相府的避难室，但是刚走了几步就听到外面砸门的声音，情急之下，一个宪兵把冈田和松尾两人推到了一个狭小的洗澡间里，然后把门紧紧地关上。

随后，他们两人就听到走廊上传来的扭打声，喊声。所有的一切都以惨叫声收场，接下来世界复归平静。

又过了几分钟，松尾待不住了——他一向耐不住性子。“我出去看看，你待在这里别动！”，他说完就几步走了出去，冈田本来也想跟出去，结果在黑暗中撞在了架子上——这个洗澡间最近几年一直用作储藏室——碰倒了几个空酒瓶。他给吓了一跳，双脚一软，缩在地上。但叛军似乎没有听见，于是冈田再次摸黑向前走。但是很快，首相又被刚才碰到地上的酒瓶给绊了一跤，再次把酒瓶弄得叮当作响[65]。

刚刚摸到门口，只听见外面一个警察轻声对他说：“现在别出来！”。冈田于是又赶紧回到了洗澡间，透过狭小的窗户，他看到松尾已经被叛军抓住，紧靠着一堵墙站着。其中一个人正在问着什么。

“你是冈田首相吗？！”，一位士兵问道。

松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正是在下。”

随后他便被几名叛军士兵架走了，自此消失在了冈田的视线中。

“向他开枪！”，看到那人被架出来，栗原中尉便直接命令道，但是手下的士兵却磨磨蹭蹭不愿意开枪。

在栗原的再次催促下，他们才不情愿地开火。

“天皇陛下万岁！”，松尾高喊道，便倒在庭院门口的台阶上，血液从伤口中喷了出来，他痛苦地挺直了自己的胸膛，好像是在被谁检阅。

栗原直到那个人倒下以后，才推开人群走了进来。看到倒在地上的松尾大佐，那群由于刚刚杀过人的呆若木鸡的士兵告诉栗原那是冈田首相。栗原中尉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对他身边的仓友一等兵说：“补他一枪！”

仓友被推到了最前面，他看到了已被重伤的松尾大佐的惨状，后来他回忆道：“老人满身疮痍......浑身是血地倒在门槛上。发出垂死挣扎的呻吟，却保持着端正的姿势，他的形象实在是相当可敬，让我至今难忘。看到他凄惨至极的样子，士兵们谁也不肯下手。[66]”

看到仓友不愿意开枪，栗原中尉再一次不耐烦的催促道：“就用你身上那支手枪！”

这是仓友当时身上的唯一的武器。

于是仓友只得违心地举起手枪，向倒在地上的松尾大佐连开两枪，一枪从头部穿过，一枪打中了鼻梁。刚才还在呻吟的松尾大佐立刻就没了声音。

在确认松尾已经死去之后，栗原中尉蹲下身把松尾的尸体翻过来，和他从室内取出的冈田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然后得出了结论：“这就是冈田首相！”

所有叛军士兵就和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高呼“万岁”，然后他们把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层垫在地上的薄褥子上面。

不用说，叛军杀害松尾大佐开的这几枪便是迫水在街中间听到的那几声枪响。所以，此刻冈田的性命尚还安全无虞。不过这种安全还能维持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

——未完，后续内容见雪夜之变（中）

注  释（上篇）：

[1]：百度百科，“本能寺之变”词条下的“事件经过”板块；Wikipedia，“Honno-ji Incident”，时间上的不统一是由于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历法，1582年6月21日是为天正10年6月2日.

[2]：相关论述见百度百科“本能寺之变”词条的“事件经过”板块.

[3]：Wikipedia，“Tokukawa Ieyasu”的“Shogun（1603-1605）”板块.

[4]:《日本史》，[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著，海南出版社.2014. P14 图1.1；P60 图2.1.

[5]:《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美]安德鲁·戈登\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第一章，P21.

[6]:《日本史》，2014.第四章，P144-145.必须要予以指出的是，这种“外力的介入”绝不仅仅是指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入侵，更是指日本社会内部由于“外力介入”而导致的动荡.

[7]:《日本及其历史枷锁》，[美]R·塔格特·墨菲\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一章，P6-8.

[8]:《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荷]卡瑞尔·范·沃尔夫伦\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第一章，P28.

[9]:《日本权力结构之谜》，2020.第一章，P15.

[10]:《日本史》，2014.第一章，P40-41.

[11]:《现代日本史》，2017.第一章.P27;这里的具体遇难者人数并不确定，我这里取了较低的估计值，即4000人以上，这个数字见《日本史》，2014.第一章，P41.

[12]:《日本史》，2014.第一章，P31-33.

[13]:《日本史》，2014.第三章，P72-73.

[14]:《日本史》，2014.第三章，P76-77.

[15]:《日本史》，2014.第三章，P78.

[16]:《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海战到日本投降》，[美]伊恩·W·托尔\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四章，P235-237.（下文称此书为《诸神的黄昏》）“为君而亡，死而无憾”改写自日本海军军歌《海行兮》的汉语译文.

[17]:《战争史》，[英]约翰·基根\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第一章，P56-57.

[18]:《战争史》，2018.第一章，P57.

[19]:《苦难辉煌》【大字版】，金一南\著，作家出版社.2016.第二章，P66.

[20]:《苦难辉煌》，2016.第二章，P66.

[21]:Wikipedia,“Yasuda Zenjirō”的“Murder”板块.

[22]:《日本史》，2014.第十二章，P378.

[23]:关于关东军如何骗过了这位来自东京的将军这一过程，详见《日本帝国衰亡史》，[美]约翰·托兰\著，中信出版集团.2015.第一章，P11，而至于这位来自东京的作战部长的姓名，见《苦难辉煌》，2016.第五章，P213.

[24]: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词条下的“事件经过”板块.

[25]:《苦难辉煌》，2016.第五章，P212.

[26]:《苦难辉煌》，2016.第五章，P213.

[27]:《苦难辉煌》，2016.第五章，P212.

[28]:《日本权力结构之谜》，2020.第二章，P60.

[29]:《苦难辉煌》，2016.第五章，P190

[30]:《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19.

[31]:《日本史》，2014.第十二章，P387-388.

[32]:《现代日本史》，2017.第十一章，P319.

[33]:《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39.

[34]:《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38-39，关于“陆军是天皇的陆军”的说法，来自这本书的第二章，P64-65.虽然笔者在文中叙述了皇道派对日本政党政治建设的破坏，但读者其实在阅读这两页文字以后不难发现：在“统制派”上台以后，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35]:《现代日本史》，2017.第十一章，P319-320.

[36]:《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19.

[37]:《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4.

[38]:Wikipedia,“National Diet Building”的“History”板块.

[39]:“帝人事件”（Teijin Incident）当然是一个简称，所谓“帝人”指的是“帝国人造丝公司”，在括号的里的词是由日语“帝國”（teikoku）的前半部分音节和“人”（Jin）拼接而成的。它是指1934年发生的财界向日本政府以帝国人造丝公司股票行贿的大规模政治丑闻，这迫使斋藤实内阁于当年7月总辞职，之后西园寺公爵即推荐退役海军大将冈田启介为首相人选.

[40]:《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20.

[41]:《日本史》，2014.第十二章，P401.

[42]:《东北亚学刊》，2015年5月第三期.张东 《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变迁论及其政治立场的转变》，P34-35.

[43]:《东北亚学刊》，2015年5月第三期.张东 《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变迁论及其政治立场的转变》，P35.

[44]:《东北亚学刊》，2015年5月第三期.张东 《美浓部达吉的宪法变迁论及其政治立场的转变》，P36.

[45]:《日本史》,2014.第十二章，P401.

[46]:我的确找到了这篇报道，并且证实了报道标题的日语原文翻译为中文后就是《断章取义，何为反逆》八个字，出处见《頻出テーマ·日本史重要史料集》，浜島書店，2011.“ファシズムの台頭”，P156.我将会以插图的形式将本条注释的内容附在文中.

[47]:百度百科，“冈田启介”词条下的“天皇机关说”板块.

[48]:《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6期.张东 《“国体明征”与近代日本宪法学的法西斯化

》，页码不详.

[49]:《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6期.张东 《“国体明征”与近代日本宪法学的法西斯化

》，页码不详.

[50]:这里的内容笔者也找到了日语原文，验证了中文译文的准确性，出处同[46].

[51]:出处同[48]和[49].

[52]:《日本史》，2014.第十二章，P402.

[53]:《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21.

[54]:引自百科TA说-《二战结束后，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被免于起诉，只因他做了一件事》，恕笔者不附网址.

[55]:《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21-22.

[56]:具体人数见Wikipedia，“February 26 Incident”的“Uprising”板块.

[57]:出处同上.

[58]:出处同上.

[59]:出处同上.

[60]:Wikipedia（日文版），词条“安藤輝三”.

[61]:出处同[60].

[62]:出处同[56].

[63]:关于高桥藏相被刺杀时是否清醒有两个说法，本文呈现的是笔者成功互证的说法，即他于睡梦中被杀害；另外一种说法似乎是托兰的一家之言：他对高桥藏相遇刺的描述见《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26-27.

[64]:Wikipedia（日文版），词条“松尾伝蔵”，日语原文为：“松尾はわたしの妹の婿で、なんというか、非常に親切な男だった。その親切には少しひとり決めのところがあって、私が静かにしていたいときでも、なにかと立ちまわって世話をやくというふうな性質だった。”.

[65]:《日本帝国衰亡史》，2015.第一章，P27.

[66]:出处同[64].日语原文为：“満身創痍血だらけになって（中略）敷居（ママ）に腰を落し、断末魔の呻きをあげながらも、姿勢を崩さず、端然としていた老人の姿は、実に立派なもので、今でも忘れられない。凄惨極まりないその姿に、兵隊は誰しも手を下そうとしなかった。”.

封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