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能量（一）---The Energies of Man by William James 译文

人的能量（一）

【译者按：抛开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标签，威廉·詹姆斯的思想极富价值，其对神秘主义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性。本人纯粹出于兴趣爱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欢迎分享，请注明出处与译者微博@汉庭皎梦。】

如今我们习惯性地听说了不少关于结构心理学与功能心理学之间的差异的东西。我不确定自己理解这个差异，但是这很可能跟我个人习惯于在心理观察中以分析视角与临床视角为区分有关。桑福德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学入门概述》中推荐教师应该首先尝试把该学科的“内科医生的态度”传授给学生。我想你们读过皮埃尔·让内教授在精神病理学方面大作的人，对于作者几乎很少运用心理学家们所仰赖的机制，而是依赖于在实验室与科学出版物中我们从未听过的观念，很难不感到震惊。

区分与联想、阈限的起伏、冲动与抑制、疲劳——不是医生的心理学家用这些术语来分析我们内心活动，用这些术语，千方百计地表达出我们内心活动的异常。这些异常事后确实能被这些术语表达出来，但总是蹩脚地，而且每个人肯定会感到有很多东西并没有得到解释，而很多东西被遗漏了。

当我们翻开让内的书，我们发现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精神能量水平的波动、紧张程度的差异、意识的分裂、机能不全感与非现实感、代入感、躁动与焦虑以及人格解体——这些是病人生活总体景象强加给该临床观察者的基本概念。它们与通常的实验室分类相关甚少或毫无关系。请一个科学心理学家来预测，当病人的精神能量供应减少后会出现什么症状，他只会说出“疲劳”这个词。他绝不可能预测出被让内归为自己的术语“精神衰弱”下的这些后果——最奇怪的痴迷与躁动，对自我与世界关系最彻底的扭曲。

我并不担保让内的概念是可靠的，我也没有说这两种考察心灵的方式是互相矛盾的或互不协调的，我只是说它们不是协调一致的。每一种都只涵盖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一点点以至于两者甚至互不干涉或排挤。与此同时，临床概念，尽管比分析概念更模糊，却无疑更合乎需要，能描绘出更具体的整个心灵运作方式的图像，具有更紧迫的现实意义。因此，“内科医生的态度”，即“功能心理学”，无疑是今天最具有总体研究价值的东西。

我希望把下面这一小时花在功能心理学的一个概念上，这个概念在实验室圈内从没被提及或听到过，但普通务实的人使用得比其它都多——我指的是人用来进行精神和道德活动的能量数量这个概念。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在他自己身上，当这种能量处于高潮和低潮的区别，尽管没人确切知道能量这个词用在这里时涵盖了什么现实，或者自己身上能量的潮汐，张力和水平又是什么。这种模糊性也许就是我们的科学心理学家完全忽视这个概念的原因。这种能量无疑与神经系统的能量相连，但它呈现的波动不容易用神经术语来表达。这种能量以量的概念呈现，但它的起伏却产生出非凡的质的结果。提升这种能量的水平是一个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在我所有的阅读范围，没有科学心理学书籍的任何一页或一段提到过这种能量——心理学家们已经把它留给道德家或心灵治疗师和医生去专门处理了。

每个人都很熟悉在不同的日子生命活力有高有低的现象。每个人也都知道，在任何特定的一天，他身上都有在沉睡的能量，当天的刺激不能召唤出来，但如果刺激更大些，他可能显示出这些能量。我们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习惯性地生活在某种云层的笼罩下，未能达到我们识别力的清晰度、推理力的确定度和决断力的坚决度的最高水平。与我们本应有的状态相比，我们只是半清醒状态。我们的火被浇灭，我们的风被阻挡了。我们只是使用了我们精神和身体可能资源的一小部分。在一些人身上，这种与自己正当资源的连接被切断了的感觉达到极端，我们会出现可怕的神经衰弱和精神衰弱的症状，如医学书籍所描述，生命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组织。

我们藉以运作的不完美的生命活力部分地可以由科学心理学来解释。这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对其它部分的抑制造成的。良心使我们成了懦夫。社会习俗使我们不能像萧伯纳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那样实话实说。我们对科学的崇拜使我们不能自由地发挥我们天性神秘的部分。如果我们是医生，我们的心灵治疗会给与支持，但如果我们是心灵治疗师，我们的医学支持会被束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优秀的典范，却属于心灵极端庸俗市侩的类型。他们对智力的崇拜是如此致命，以至于根本没法与他们讨论某些话题，不能让我们的头脑对这些话题发挥作用，甚至当他们在场时都不能提到这些话题。我把一些像这样在智力上受到抑制的人也算作我最好的朋友，我跟他们可以很愉快地谈论我的某些兴趣爱好，某些作家，比如萧伯纳、切斯特顿、爱德华·卡本特、H. G.威尔斯，但是谈不了这些话题，这会让他们很不舒服，他们玩不来，我只有沉默。被文字与礼节束缚的智力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要习惯于只用他的一根手指工作，锁定他的其余机能，任其闲置。

我们中很少有人在行使某些机能时，其它机能不受束缚。费希纳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证明了这个规则。他在保持科学态度的同时也能运用他的神秘能力。他可以在具有敏锐批判力的同时是虔诚的。我猜想，很少有科学家能祈祷。很少人能与上帝进行活生生的交流。然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这些重要的提供能量的形式没有被封印的话，我们的生命在许多方向上会多么自由，又多么能干。每个人身上都有活力的潜在形式，但被分流出去了没有得到使用。

习惯性的未被利用的能量储备的存在，在“缓过劲来”这一现象中最为我们熟悉。通常我们在碰到第一个有效的层面，姑且称之为“疲劳”层面就停止了。我们走，玩，工作得足够了，就停下了。这种疲劳的程度是一种有效的路障，我们通常的生活被投射到路障的这一侧。但是，如果有一种不寻常的必要性迫使我们继续，令人惊讶的事情就会发生。疲劳变得越来越糟，直到某个临界点，逐渐地或突然地疲劳感不见了，我们变得比之前还精力充沛。显然我们开发出了一个新的能量层面，它在此前一直被我们所服从的疲劳路障所蒙蔽。这样的体验可能还会有一波又一波。第三波和第四波都可能发生。脑力活动与体力活动一样显示了这个现象，在一些罕见的情形中，超过了疲劳困苦的极限之后，我们会得到从未梦想过自己会拥有的轻松与力量，这些是我们习惯于从不征用的能量源泉，我们习惯性地从未强行突破那个疲劳的路障，从未越过那些初期的临界点。

当我们确实越过临界点时，是什么让我们做到的？

要么是某些不寻常的刺激使我们充满情感兴奋，要么是某种不寻常的必要性的想法使得我们付出了额外的意志力的努力。简言之，兴奋、想法和努力，是使我们越过路障的东西。

在那些感觉过敏的状况中，这种状况是慢性失能症经常带来的后果，路障改变了它通常的位置。痛觉阈异常地低。轻微的功能性运动就会给病人以困扰，使其屈服并停止活动。在这种“习惯性神经症”病例中，霸凌治疗——医生强迫病人违背其意愿去做出努力之后，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新的能量。首先出现极度的痛苦感，然后是意想不到的解脱感。无疑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习惯性神经症的患病者。我们必须承认潜力范围很广，而习惯性的实际使用范围很窄。我们的生活受到疲劳程度的抑制，这种疲劳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学会把路障往后推，并且在高得多的能量层次上生活得完全舒适。

城市人和乡下人，作为一个阶级，例证了这一差异。一个繁忙的城市男子或女子的生活中，快速的生活节奏，一个小时内做出的决定的数量，许许多多要记住的事情，对一个乡下兄弟来说是可怕的。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生活的。但是如果把他安置在城里一两年时间，如果他不是年纪太大的话，他将会把自己训练得能够跟我们一样跟上节奏，在一周内比在家里十周内做的事都要多。生理学家显示了，一个人可以在营养均衡的状态下，摄入食物的数量差异惊人，却既不增重也不减重。因此，人也可以达到我称之为“效率均衡”（一旦达到平衡能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状态，工作的数量差异惊人，无论工作是以什么样的维度来测量的。可以是体力工作，智力工作，道德工作或是精神工作。

当然还是有上限的，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但显而易见的事实仍然是，全世界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能量资源，却绝少有人能把这些资源用到极限。

使我们越过平常有效的路障的兴奋通常是典型的情感兴奋，爱、恨、愤怒、行为传染或者绝望。生活的变化会带来大量的这些情感。一个新的责任位置，如果没有压垮一个人，经常，可以说是通常，证明他是比想象中强大得多的一个人。甚至这里我们正在目睹（有人钦佩，有人谴责——我必须把自己归为钦佩的行列）把一个崇高的政治职务加给一个之前就已经展示出健康的能量水平的人身上所产生的动力发生效应。

悉尼奥利弗先生在1905年五月的《当代评论》里的一个叫做“帝国缔造者”的精彩故事里，给我们讲了关于爱引发的动力发生效应的精彩寓言。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一个失落的小岛上对传教士的女儿一见钟情，他的船只是偶然碰上这个小岛。从那天起，他必须再次见到她。他如此地感动了天地、英国殖民部与海军部，再次被派遣到那里，以至于由于他引起各种风波，最终导致该岛被英帝国吞并。最近在旧金山，人们肯定由于发现了自己一直封存的能量与耐力而感到震惊。

战争，沉船，能最大地展示男人与女人能做什么，能承受什么。克伦威尔和格兰特的生涯是战争如何唤醒一个人的典型例子。感谢诺顿教授的善意，允许我向你们朗读贝尔德-史密斯上校信件的部分，这封信是在1857年六周的德里围攻战后不久写的，这次胜利事件，主要归功于这位优秀的军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可怜的妻子有理由认为，由于战争与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她再次得到她的丈夫时，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护理的了。军营坏血病使我满嘴溃疡、全身关节松动、到处布满溃疡和黑斑，因此我显得惨不忍睹。一枚在我炮弹在我面前爆炸，碎片击中了我的踝关节，本来只是造成微小的创口，但在我的紧迫的持续不断的任务中不得不被忽略了，变得越来越糟直到整只脚踝以下变成黑色，有坏疽风险。然而我坚持使用病腿直到有人来接替我，不管坏疽与否，尽管疼痛有时很可怕，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到最后。在攻击开始后第二天，我在糟糕的路面上不幸摔倒了，一两天内我的手是否肘部骨折都一直不能确定。幸运的是，这只是严重的扭伤，但到现在我还感到别扭难受。为这一连串糟糕的事件锦上添花的是，我因为持续的腹泻而瘦骨伶仃，消耗的鸦片数量之大，足以光耀门楣。然而，感谢上帝，在我身上有足够的极端乐观主义，在困难中保持坚强。我想我可以自信地说，从没有人看到我灰心丧气，也从没有人听到我发牢骚，即便是在前景最黯淡的时候。我们不幸遭到霍乱的折磨，我震惊地发现，在场的27名军官中，我只能集结起15名来发动进攻。无论如何，我们完成了。完成之后崩溃了。不要被吓到，如果我告诉你，在整个封锁期间，实际上从在封锁之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我几乎是靠白兰地过活的。我完全没有任何胃口，但是我强迫自己吃足以维持生命的食物，我不停地想喝白兰地，作为我能得到的最强的兴奋剂。说来也怪，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它对我有丁点儿效果。工作带来的兴奋如此巨大，没有任何其它的能与之抗衡，我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智力清晰，神经强大。只有我可怜的身体是虚弱的。当我们的工作真正完成，成为德里的完全的主人时，我立马就崩溃了，并发现如果我还想活下去，我必须立刻停止一直使我撑到危机结束的这种方式。危机结束后仿佛一瞬间，我失去了对兴奋剂的欲望，并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生命支柱白兰地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这些例子显示了，在受到刺激时，我们的机体在执行生理运作的方式可以有多深刻的改变。当不得不调用储备时，新陈代谢改变了，更深层的调用可能持续数周或数月。

病态的例子，无论是这些还是其它的，都揭示了正常的运作机制。在莫顿.普林斯博士的《变态心理学杂志》第一期里，让内博士讨论了五个病态冲动的病例，给出的解释对我现在的观点十分珍贵。第一个是个女孩，整天不停地吃。第二个不停地走，从陪同她的车上获取食物。第三个是嗜酒狂。第四个拔自己的头发。第五个伤害自己的身体，烧自己的皮肤。迄今这些病态冲动有了希腊语名称（如bulimia[暴食症]，dromomania[暴走癖]等），并被按科学的方法作为“偶发遗传性退行性变综合征”对待。

但事实证明，让内的病例都是他称为“精神衰弱”或长期感到虚弱、迟钝、冷漠、疲劳、机能不全、非现实、无意志力的病患，而且在每一病例中，病人所从事的特定活动尽管是有害的，都能暂时取到提高病人的活力感、使病人重新感到生命力的效果。这些事物令人振奋，能赋予我们新的生机，但碰巧在每一病例中病人选择的特定的反常活动是唯一可以振奋病人的，这就是病态。对这些病人的疗法是找到更普通常用的方式来调取他们生命能量的储备。

贝尔德-史密斯上校需要调用全部的能量储备，发现白兰地和鸦片是发动能量的方法。

这些病例在人类中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压抑的，不自由的。我们没有获得自己该得的东西。它就在那，但是我们触及不到。阈限必须被改变。然后我们很多人会发现古怪的行为——例如‘狂饮’——使人放松。毫无疑问，对很多人来说狂饮与几乎任何种类的过度行为都有治疗作用，至少是暂时的，不管道德家与医生怎么说。

但是当生活中的正常任务和刺激不能释放出一个人深层次的能量，他需要明显有害的刺激物时，这个人的身体就接近不正常了。开启深层次能量的正常渠道是通过意志。困难之处在于运用意志力，做出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努力。如果我们确实做到了（或者有神，尽管只是命运之神，通过我们做到了），它就会产生刺激作用，提升我们的体力与精神力，这种作用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众所周知，道德意志力的一次成功的努力，例如对某些习惯性的诱惑说“不”，或做出一些勇敢的行为，将使一个人在几天或几周内处于更高的能量水平，将给他带来全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