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大了
在现代人的叙事语境里，“中国人如何如何”是一个惯常被采用的句式。这个句式民国时期就已经很盛行了。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凡被问及“中国是什么样”之类问题时，就会习惯于以“中国人”为主语进行回答。
然而中国实在太大了。民国那时候，广东人很少去过山西，浙江人很少去过四川。所以广东人口中的“中国人”可能只是广东佛山人，一辈子也没尝过山西老陈醋的味道；浙江人口中的“中国人”可能只是浙江温岭人，一辈子也不敢尝试四川的麻辣口味。而在山西人看来，不爱吃醋，如何能叫“中国人”；在四川人看来，不敢吃辣，如何能叫“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哪怕一个人自认为博古通今，览尽二十四史，周游过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他口中谈论“中国”仍然只能叫做以偏概全。“中国”一词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从哪一个、或哪一群人的口中完整解读出这个词的全部内涵。
现代语境中“国”的概念来自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欧洲国家林立，人种多样，为了加以区分，有必要将“国”的概念内卷回能进行简单分类的状态，民族国家的概念应运而生。在民族国家圈定的时间和空间疆域内，人的结构相对单一，盎格鲁人和雅利安人有着清晰的文化边界，谈论“某国人如何如何”于是make sense。西方人虽然标榜自由主义与个性化，但其个性的内卷现象却极其明显。正如某公知说的，当他以为在美国用苹果是彰显个性时，一走进教室，发现整个教室都亮着苹果logo。
中国起初是被动参与国际比较的。“中国”一词被强行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强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定义，然后就被广泛采用了。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了语境的困难，从而打算抛弃“民族国家”，采用“文明国家”的定义。这固然解决了遣词用语上的矛盾，但现代世界体系毕竟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国籍、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与此紧密相关，切实涉及每个普通人的利益，简单的一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不足以解决问题。“华入夷则夷、夷入华则华”，夷夏之防需要在新语境下被重新衡量，文明型国家需要一个除地理边界以外更清晰的定义。
然而，要找到这个定义，实在太难。
简单以地理决定论考量，原始的中国不过河南几个小山村，黄河冲刷出的平原，如何决定北方大漠、南方丛林中走出来的中国人的秉性？
如果说中华文明就是一个农耕文明，却又置南方的千年商业文明、北方草原上仍然保持的游牧传统于何地？
中华文明是儒家文化主导的吗？杨朱道家的利己主义至今仍有大量信徒，西方的法制精神与先秦法家的思想看上去也并不违和。经历过百家争鸣，也经历过三教合流，原本各有不同解释的词汇至今混为一谈，不去辨名析理真的极难登堂入室。
说中国人好客，也有很多地方以排外而闻名。说中国人勤劳，却有很多地方的市民以休闲慵懒自得。说中国人善良，好勇斗狠不也是很多地方的民风。没有哪一个或一组词汇，能简单概括“中国人”这三个字。
正因为全面的定义十分困难，片面的曲解就变得容易。以致批评比表扬容易，造谣比辟谣容易，证伪比证明容易，解构比建构容易。在“中国人”之前加一个“丑陋”的定语似乎总能找到合适的例证，《河殇》体的车轱辘话怎么说都像是对的。抓住一部分人的内心去对另一部分人发出灵魂拷问，总能引发相当的共鸣。而这，也正是过去一百年这片大地上反复重播着的主要剧情。
今天，中国是一艘正快速行驶的船，试图依据某个人自身单薄的人生经历来解读如此庞大的中国，不过是刻舟求剑而已。要看清这艘船的全貌，首先要找到与之匹配的文明之锚。多者异也，就是这样的文明之锚。
More is different （多者异也），这是物理学大师P. W. Anderso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发表的初衷在于反对还原论，即当时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只需要知道了基本粒子的所有属性，整个客观世界的规律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简单堆砌起来，如同建房垒砖一样。Anderson却认为，即使我们十分清楚每一个微观粒子的所有性质，把大量的微观粒子放在一起形成的系统，我们仍然无法确知其规律。多了，就不一样。
以我们最熟悉的空气为例。我们都知道空气是由氮气、氧气等分子组成，也知道氮气、氧气分子都由两个原子组成，原子由多少个质子、中子、电子所构成我们也知道。科学家可以准确地模拟出原子的电子云分布，然而科学家并不能据此简单地把电子云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并告诉你，这就是空气。从微观到宏观（bottom-up）的思想在这里并不成立。
现代物理学研究空气的性质，并不试图（也做不到）去模拟每一个微观气体分子的运动轨迹，而是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着手。我们先测量空气的能量、体积和分子数，再根据这几个参数来推测微观空气分子以何种数学规律在相空间上分布，该分布的熵（分子运动的混乱程度）有多大，并据此计算相应的温度、压强和化学势等参数。这是从宏观到微观（top-down）的办法。
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一条难以被证实却又普遍被认可的物理学假设，叫做各态遍历假说（ergodic hypothesis）。它说当空气（可推广到任意体系）处于稳定的热平衡状态时，其中的分子可以处于任何可能的运动状态。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我们已经遍历了人类可能所处的战争、和平、繁荣、萧条等各种状态，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最丰富多样的地理条件和生存环境。中华文明从五千年前那个河南的小山村开始演化，它像一滴墨汁滴进了清水中，开始在各态遍历的作用下不断扩散，并占据了最大可能的空间区域，形成超稳定的文明状态。
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即使是最前沿的物理学，除了少数特殊的物理系统（如BCS超导体系），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办法直接从微观运动出发去描述宏观性质的正确研究思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并不比物理学家拥有更显著优越的智力，中国这个系统也要比一般物理学研究的系统要更加复杂。因此，那些试图以点及面、以偏概全、观察几个身边人就妄谈中国人的做法，都是错误而缺乏参考价值的。Top-down，是必由之路。因此，确定中国的文明边界，找出治乱之变的自然规律，并由此推算出不随广度和深度变化的文明之锚，是研究中国的应取之道。
很多读者可能马上要问了，关于微观的物理可不是只有热力学和统计力学，还有更为重要的量子力学。不仅如此，Anderson那句话也并非针对热统，而是针对量子多体系统。当大量微观粒子以某种相干有序的方式运动，而不是杂乱无章地随机运动时，这些微观粒子在遍历了所有可能的微观状态后，会像牛顿摆一样，最终倾向于展现出某种步调一致的宏观量子现象，比如超导。
想像两个场景，一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人们随心所欲地乱跑，一个是一队训练有素的军人整齐划一地行动，哪一个更有战斗力？量子力学的多体系统，比如超导电子，就如同军队，它们即使处在热平衡状态下，依然能表现出相当高的有序性和很小的熵，从而有着极快的传播速度和穿透深度。
社会制度的选择，实际就是在有序（低熵）和无序（高熵）之间选择。社会个体之间应当更有序（集体主义），还是更无序（个人主义），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如何选择取决于瞄准的文明之锚是什么，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关系。
要形成超导，并不是光靠有序就可以，还需要强的电子配对能。这种相互作用是否存在，是强是弱，都由材料自身的属性决定。就像一个社会，即使文明之初选择了走低熵有序的路线，然而社会成员间如果缺乏有效的相互联系，最终也会陷入并不希望看到的无序状态。历史上那些烟消云散的文明有多少正是灭亡于此，我们已经无法尽知了。
人类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不产生文明是大概率事件，而像华夏这样产生了文明且从未中断的，才是稀有。中华文明也曾若干次陷入混乱而难以自拔，但每一次都能逢凶化吉。具体而言，每一次文明的快速扩张阶段，展现出的都是混乱的无序状态。等到疆域渐趋稳定，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步调一致的有序状态立即又得以重现。这样一个神奇的治乱变化过程，历史上曾吸引了无数智者贤人穷其心力去研究，结论却千人千面。也许结论并不那么重要，研究本身才更有趣吧。
所以，那个男人用那首词便早已道破一切玄机：“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