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第二期）
希特勒举措
（一）希特勒的目标是拿破仑式的：在德国控制之下建立一个日尔曼大陆体系。同时他的手段也与那位皇帝相差不远：把德国从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联合所有的日尔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建立一个所谓“生存空间”。他认为这对于德国的经济安全是有必要性的，正好像拿破仑认为莱茵联邦对于法国的战略安全是有必要性的一样。1933年1月希特勒如愿以偿成为内阁总理，希特勒上台后成立的内阁，称为“民族团结政府”。此时希特勒还是无法坐享独裁之权力，他在内阁中要受到总统权力的限制和内阁联合伙伴的制约。希特勒的内阁依然在宪法约束范围内，尽管国会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但是各党派仍有可能利用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反对希特勒政府，也有可能在民社党违宪时通过宪法程序表示反对。总理职位满足不希特勒的胃口，希特勒一心追求的目标是彻底废除议会民主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希特勒手握行政大权后要独裁还须获得立法权，但是要攫取全部权力并非易如反掌之举。希特勒首先要获得国会对他出任总理的认可，然后打破魏玛宪法的约束，通过一项彻底改变国家体制使自己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的法律，以“合法”程序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是“授权法”。希特勒上台后不到两天就决定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改变国会中政治势力的格局。授权法通过后希特勒公布法令，取消各州议会，使各州政府完全服从中央，这样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
（二）希特勒禁止政党和工会，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党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团体。并公布法律，这个党被宣传为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纳粹党组织一个混杂各种职能的精英组织——党卫队 （缩写为SS，其标志为两个闪电型的字母S），其中包含准宗教职能、情报机构职能、准警察职能和一支武装力量（称作“武装党卫队”等，这支部队原本由经过严格挑选具有雅利安血统的人组成，但后期随著局势恶化而成分混杂），号称纳粹武装力量中的精英，在战争后期常常充当战场消防员的角色。 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执政后一心要把德国变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对德国人民进行严密控制和压迫。他上台后不久戈林就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普鲁士警察局的领导权，为了加强普鲁士警察机构，戈林还命令成立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其中4万人是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1万人是钢盔团成员，从而使纳粹的暴力组织以警察的身份合法化。为了夺取所谓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在统治的前六年中成功进行德国的再武装与扩军。1933年到1939年德国的军工生产增加7倍，1934年德国军用飞机的产量是840架，到了1939年就达到4733架，而德国的军队则从1931年的10万扩展到了37年的50万。1938年德国一跃成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大批的机场、国防公路和防御工事等工程都己投入运行，这为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取得节节胜利提供重要的条件。 （三）前后动员兵力在1500万左右，其中1200万左右是纳粹德国军队，其他为附属国士兵。第三帝国的军队中外籍军士较多，外籍兵的军装是有袖章标志区分的。即使是在情况急剧恶化的1944年后期第三帝国的军队仍然有900多万 ，执行巴巴罗萨计划闪击前苏联之前第三帝国总兵力是800万，其中500万是纳粹德国士兵。在实战中希特勒不仅懂得武力，也懂得和平扩张。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战败的德国一共丧失拥有732.5万人口和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莱茵河地区则被“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为“非军事地带”，由国际联盟驻军管理。希特勒经过一番折冲后不仅收回萨尔地区、派兵占领莱茵兰，而且在1938年3月让奥地利“回归”德国后又把有350万人口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德国版图。实战中的德军士兵也是成绩斐然，1940年春凭借优秀的指挥，精良的装备和有效的战术，德军只用6个星期就打垮英法联军并占领丹麦和挪威。主力向北实施迂回，几天之后荷兰宣布投降，5月17日布鲁塞尔伦陷。德军以“月牙型”攻势展开对英法30万远征军合围，英军被迫在6月4日前撤离敦刻尔克，回到英伦三岛。法国孤立无援，6月14日巴黎陷落，6月22日签订德法停战协定，法国向德国投降，在一连串的“ 闪电战”中德军迅速占领大半个欧洲。
（四）为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纳粹政府对全国经济进行改组，淘汰中小企业和手工业，加速资本和生产的积聚和集中。首先消灭小业主，其次强制卡特尔化。1933-1939年希特勒在经济上强化行政效能，对国民经济强化行政监管，其经济制度被后人称作“命令经济”。为了稳定局势的纳粹政府经常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的紧急状态法来发布管理经济的法令：一是在经济领域推行严厉的刑法；二是强制推行价格刑法；三是重建外汇管制；四是为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而颁布卡特尔法；五是在证券法、银行监管和税收豁免方面引进银行监管制度；六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重新规定泄露商业机密的刑法条款。纳粹德国经过两个四年计划的发展后经济基本得到复苏，193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928年价格计算）为737亿帝国马克，以不变价格计算时1938年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64亿帝国马克。但是纳粹德国1913至1938年的经济年均增长2.6%还是微不足道的，它低于1870一1913年的平均水平2.9%，更远远低于1950至1960年的7.6%或1950至1970年的6.2%，所以纳粹德国的经济只能叫复苏而不能叫腾飞。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两年后失业人数降至四百万，到了1936年就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五）希特勒首先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解决就业问题，其次限制已婚妇女就业，鼓励妇女回家专营家务；第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民用和国防工程），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飞机场、兵营、齐格菲防线；第四通过扩军和实行劳动义务制解决失业问题，此外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还大幅扩招公务员。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它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以9月30日为每年统计截止期限，德国1933年的失业率为20%，1934年为20.5%，1935为9.6%，1936年为5.7%，1937年为2.5%，1938年仅为0.95%。德国失业人数1933年为550万，1935年为200万，1937年不到100万，1939年只有几万，基本上“消灭”失业现象，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1933年德国的外贸出口仅是1928的39%，到了1938年外贸出口也没达到1932的水平。面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 的兴起时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贸易保护，进口被限制在粮食和原材料等有限的项目上，凡是国内能生产的尽量由国内生产或替代。为了扩大出口，国家支持资本家为获取新投资市场而斗争，乃至诉诸武力，使用军事手段。在德国并不存在国家对外贸的垄断，除了某些产品（特别是谷物）以外对外贸易一般由私人资本经营。纳粹德国对外贸易的重点是战略物资的进口，为了保证进口，政府又大量提供补助金和提倡对外倾销政策，以使进出口平衡，从1935年起德国的外贸连续三年出超。 （六）德国的国外投资在1938年仅为6.76亿美元，如果把专利权、隐蔽资本和其它财产页计算在内的话德国的国外资本在二战将近结束时为62亿美元。德国在亚洲各国（中国、日本、伊朗等）的投资也很大，1937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达1.37亿美元。纳粹德国政府采取紧缩银根，强化金融创新。首先加强对外国资本的管控；其次实行新货币政策；第三健全银行监管；第四加强外汇管制；第五对进口进行管理；第六松财政，紧货币。松财政即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公共工程（修筑道路，兴建机场、建造住宅，改良农田等），以刺激需求。紧货币就是采取以借债为主的筹资方法，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此外帝国政府发行总计约80亿帝国马克的中长期债务，长期债券是由投资机构（保险公司、储蓄所）安排的，即从储户和保险者身上筹措资金。这调动未动用的生产因素，增加国民收入。国家通过执行这些经济政策促进信用膨胀，尽管这会使德国经济面临危机，但却能为发展军事工业和进行战争开辟财源。纳粹德国确信一战中英国封锁引发的食品短缺最终导致德国的崩溃，所以纳粹将追求农业的自给自足作为战争与延续和平的目标，对农业的监控比工业严厉。
（七）有学者认为当时德国的经济结构像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非常落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有29%在农业领域。为解决困扰德国的农业问题，纳粹政权采取如下措施以确保粮食安全：一是控制农业和农产品，在“自给自足”口号下减轻国家在粮食和其它原料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二是为解决粮食问题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三是实行农业组织的一体化；四是将农民固着于土地，制止农业人口外流；五是推行农业义务劳动制度。通过一系列措施后纳粹政府基本遏止德国农业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使德国的农业生产趋于稳定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德国每年仍要进口1/5所需粮食，德国为进口脂肪、动物饲料、食用油等仍需扩大财政赤字以拟补不足。希特勒非常重视经济情报保密，曾在《 我的奋斗 》一书中说道：“我国的国民经济时因任意泄露工业上的秘密而蒙受损失。”1933年4月10日德国创建戈林研究所，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效率最高、准确性最强的情报机构，创建后的12年里它监听的电话和破译的电报将近50万份，这些“产品”影响德国的经济发展。戈林研究所能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士的密码，能破译美国波恩公使馆的密码，直到1942年美国才堵住这一漏洞。通过上述措施后纳粹政府使20年前惨败的德国重新崛起为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强国。 （八）希特勒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也是前所未有的，充斥着法西斯的专制精神，推行一条摧残科学文化事业的愚昧反动政策。1933年3月13日戈培尔 被任命为教育和宣传部长 ，统管教育、文化和新闻出版工作。为贯彻“ 领袖原则”和德意志民族精神”，在文化领域实行文化生活总体制，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会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在所谓纯洁德意志文化的旗帜下法西斯还大张旗鼓地对“非德意志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清理运动，首先是焚烧非德意志著作，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及30多所大学所在城市举行一次“焚书日”活动，仅柏林就焚烧近两万册图书。被焚烧的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等人的著作，还有著名作家海涅、亨利希 、托马斯、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其次是举办所谓“蜕化”艺术展览，对全国民间图书室、图书馆和博物馆进行“清理”，列出禁书、禁画书目，编造成册，一律被取缔。犹太艺术家的作品、表现主义风格和现代的艺术流派作品均作为“蜕化作品”，在被取缔之列。 （九）纳粹党对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打击和迫害，至1938年有45%的官方学术机构彻底被改组，重新换人，有2800多大学教师和科学家被解雇或开除。世界闻名的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贝曼被迫辞职， 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被波恩大学取消荣誉博士称号。被贬黜的科学家、艺术家命运是很悲惨的，不少人遭受歧视和迫害。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被查抄，家产被没收，并赶出科学院，剥夺德国的公民权。有的人被送到军火工厂受苦役，有的被逮捕，甚至惨遭杀害。有的不满纳粹文化专制主义而愤然辞职，在纳粹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一大批学者愤然流亡国外。希特勒对新闻、广播、电影同样实行严格控制，报纸不再是公共舆论工具，而是一种政治领导机构。戈培尔声称：“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根据法律规定只有符合政治和种族条件的人才获得编辑资格，从事报刊出版工作。为实行舆论一律，戈培尔亲自过问新闻的编发。新闻界每天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指导全国新闻宣传工作。如果违背政府精神，刊物被勒令停办，编辑将被关进集中营。希特勒上台后一年内有一千多种非法西斯报刊被迫停办，财产被没收。纳粹政府把广播列为每日活动的中心，他们有意识地使广播具有倾向性，使它积极地、无条件地为新政权服务，为此学校、企业和机关实行集体收听广播。电影事业也完全置于纳粹控制之下，决策大权由戈培尔一手把持，完全成为希特勒政治宣传的工具。
（十）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是德国政治家、演说家 ，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 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1924年戈培尔受到希特勒演讲的感染加入纳粹党，谋求通过政治活动而出人头地。戈培尔与纳粹党开始接触并于次年入党，他被任命为在柏林地区的领导人。在位期间他充分发挥他的宣传技能，在纳粹报纸和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帮助下与当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联合。1928年他已成为了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1933年希特勒及纳粹党执政后他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即是将纳粹党所列的禁书焚毁，他对德国媒体、艺术和信息的极权控制随之开始。戈培尔直至最后一刻始终陪伴在希特勒身边，1945年希特勒自杀前任命他为德国总理，在希特勒自杀不久后戈培尔与妻子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外自杀。教育是被希特勒作为巩固政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学校完全被纳粹化，取消各邦的教育自主权。纳粹党规定学校教育主要是侧重政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忠实于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执行领袖意志的驯服工具。为此纳粹教育部成立不少“国家政治教育学校”，侧重从政治上培养法西斯骨干。进行高层次政治教育的是三所“骑士团城堡学校”，这三所学校没有具体教学目标，只注重体育锻炼，训练学生对领袖命令的绝对服从，在法西斯统治下德国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 （十一）如果说希特勒上任后的对内政策让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得到实惠，因而在政治上支持拥戴纳粹当局的话希特勒对外政策则使德国以不流血的外交征服，走出战败的阴影，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受到反犹主义 的深刻影响，加之政治需要，所以他对犹太人产生强烈的仇恨，完全成为一个极端反犹太人分子。自1933年起德国纳粹党开始独裁执政，随后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逐渐发展起来。在同一年纳粹德国政府褫夺所有犹太裔公务员的职务，并从军队、警察、司法机关中剔除那些被认为是劣等人的犹太成员。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对犹太人作出定义：“凡有一个犹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到了1938年纳粹德国已经禁止犹太人从事绝大多数的职业。 1938年11月9日由纳粹党策划的一个反犹事件“水晶之夜”爆发，大量属于犹太人的商店和会堂被破坏，许多犹太人被殴打，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更加低落。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更加疯狂地屠杀犹太人。在1942年起德国采用氰化氢来有效地杀死最多犹太人，尤其在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就多达300万人死于其中。在整个屠杀犹太人的浪潮中德国在这种族清洗活动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是希特勒上台之后诸多对内措施中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发动战争赢得民心支持。
（十二）纳粹德国政府为博取工人的支持也出台许多社会福利政策，首先开展欢乐产生力量运动，其次组织“劳动美化”运动，第三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各地每年在固定日子举行的“大锅饭日”活动更具纳粹特色，希特勒一上台就宣称5月1日是国家的法定工人节日，并且提出口号：“工作光荣，尊重工人!”在全国各地中男女工人都放假一天，进行野餐或集会来庆祝。工人领袖则被邀请去柏林郊外的国际飞机场参加集会，希特勒也会亲自到场致辞。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国失去180万人，为了使德国人口增长，纳粹政府提出“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进程就是选择配偶，假如你有生育能力，你不应该过独身生活，“结婚的意义在于生殖和养育后代”的口号，为鼓励增加人口，德国以证书形式向每对夫妇发放1000马克婚姻贷款用来购买家具和居住物资。纳粹政府认为：“每个家庭至少得有三至四个孩子才能保障一个民族的存在。”同时对低收入的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包括发放多子女生活补贴、提供多子女教育津贴、减免多子女家庭税收、为孕妇和婴儿提供社会救济和帮助等。纳粹政府还颁发《德意志多子女母亲荣誉证书》和勋章，证书封面上醒目地标出：“世界上最美好的名字是母亲，保护德意志母亲是每一位德意志同胞的祟高义务。”在此政策的鼓舞下德国人口从1933年的0.66030亿人增加为1939年的0.69460亿人。 （十三）希特勒所提倡的大德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激进派，二战期间这个思想随着战争新闻的流通传到全世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成立民族国家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根本不可能会想让他眼中的劣等民族继续生存，然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为了躲避屠杀而逃离家园移居世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进而促成犹太人建国，这绝对是希特勒当时始料未及的。希特勒发动战争期间为了提振部队士气命令政战人员谱出许多传颂至今的经典名曲，例如装甲兵之歌、非洲军战歌等等都是令许多军事迷倾心不已的大作，这种曲风也影响世界各国的军乐。纳粹德国在二战正式爆发前与中国相当友好，当时国民政府就聘请不少德军顾问在中央军部队中服务，也送去许多军官到德国留学。这些德军顾问及留学军官带来现代西方国家的军事思想，对抗日战争影响不可谓不大。闪击战或译作闪电战，这种新的战术完全打破战争的模式，以陆空军同时进击并相互掩护的战法使得制空权成为现代战争中相当重要的致胜条件，也将战争真正的由平面带向立体。在中德两国关系上交好时纳粹德国除了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代训华军指挥人员外更外销大量军火来华，这些军械装配给最精锐的中央军，并使其成为抗战初期华东战场的主力。
（十四）希特勒为了作战需要下令建造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不但改善德国的交通，也产生新的交通运输模式，影响全世界。希特勒占领中欧期间为了治理上的方便，建筑跨越国界的铁公路网，今天欧洲地区的交通能结合成一体绝对少不了希特勒一功。国防工业是一切现代工业的火车头，二战末期德国战事吃紧，使得德国必须研发出更精良的武器来扭转战局，于是全世界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米特Me262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亮相。德国当局并接连研发各种新式喷气式战斗机，促成航空科技的进步。希特勒下令生产的V系列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弹，这也创造一种风险极低的新攻击方式。战后许多技术流到美苏两国手中，造成后来的冷战太空竞赛。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美国人造的，但是真正积极的研发、生产核武却是希特勒下令德国科学家进行的。后来情报不慎外泄，核武即将完成之际却遭盟军特工窃走原料及设计图等，美国也是以此为基础开始搞核武。德军最出名的兵种就是装甲兵，为了提升装甲兵的战力，德国不断研发更好的内燃机及更好的炼钢技术，战后这些工业技术流出造就更伟大的民生工业。 罗斯福新政
（一）罗斯福新政是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 （小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其核心是三个R，即救济（Relief）、 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有时亦称“3R”新政。救济主要针对穷人与失业者，复兴则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准，针对金融系统的改革则试图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 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 国家产业复兴法 》、《社会安全法》等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仍产生着影响。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爆发于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 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回避的要研究这段历史。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在此之前的1929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 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 （二）但是1929年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由5000多亿美元的顶巅跌入深渊，使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万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经营者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胡佛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加剧经济危机危害，使美国经济跌入谷底。人民不满情绪高涨，全国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罗斯福以“新政”为竞选口号赢得广泛支持，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面对经济危机时胡佛总统采取一些不成功的应付经济危机的措施，为后来罗斯福新政正确措施的出台提供经验。
（三）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代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新政才华的施展提供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当选总统，美国历史上也就不会产生新政，最起码没有这个称呼。1929年-1933年3月罗斯福任纽约州长，执行的政策是他后来实行的“新政”政策的发轫，这也为新政产生有利条件。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变革，至于怎么变时美国的统治者反对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大多数人民群众也没有接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准备。剩下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在保存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前提下抛弃自由放任、全凭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自我调整的政策，大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改变局部生产关系，那便是新政。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进步主义思潮和改革、一战期间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以及20世纪20—30年代早期制度学派经济学理论创新就是新政前的思想运动，它们都成了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渊源。罗斯福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四）罗斯福新政措施使总统权力全面扩张，终于逐步建立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新格局，他是总统职权体制化的开拓者。罗斯福新政从1933年开始推行，整顿银行与金融系，下令银行休业整顿，逐步恢复银行的信用，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复兴工业或称对工业的调整（中心措施）：通过《 全国工业复兴法 》与 蓝鹰运动 来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根据《 全国工业复兴法 》时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农业政策：给减耕减产的农户发放经济补贴（农民缩减大片耕地，屠宰大批牲畜，由政府付款补贴），提高并稳定农产品价格。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缓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生产。政府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 社会保障法 》使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养老金和保险，失业者可以得到保险金，子女年幼的母亲、残疾人可以得到补助。建立急救救济署，为人民发放救济金。
（五）推行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以工代赈是一项农村扶贫政策，国家安排以工代赈投入建设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贫困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工程建设来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新政挽救银行危机，改革与开始管理金融制度。为了解决银行货币荒，罗斯福政府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了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整顿银行，并监督银行的重新开业。财政部根据要求采取支持有支付能力的大银行，淘汰无偿还能力的不健全银行。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禁止储藏和输出黄金。3月20日通过罗斯福提出的节约法，缩减政府开支和退伍军人津贴5亿美元，先后通过提供证券实情法、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即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以加强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改革和管理。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元贬值，放弃金本位制。 （六）金融方面的措施是获得成功的，通过以上措施，罗斯福政府维护并加强美国金融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也加强国家对金融制度的管理与控制。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 百日新政 ”（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间制订的15项重要立法中有关金融的法律占1/3。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于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时淘汰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提高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七）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重要的作用。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规定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原工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工资一共只有60美分。调整后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周工资12美元。从而限制垄断，减少并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推行新型法规，政府给接受法规的企业颁发“蓝鹰”奖章，上面标志着“我们尽我们的职责”等标语以资表彰。
（八）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纳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等工程建设，第一批招募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时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 （九）新政期间全美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1000座飞机场、1.2万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创造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给予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 （十）关于失业保险时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他们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于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 公平劳动标准法 》（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时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十一）1937年2月5日罗斯福提出建议，认为最高法院人力不足、案件过多、法官年迈而影响效率，因而如现任法官任职已10年满70岁还未退休应增派一名法官，据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可由9名增加到15名。根据1933年经济法时罗斯福颁布第6166号行政命令，改组、合并和取消一些行政机构，并加强预算局的领导作用。1939年4月国会通过《新政机构改组法》，规定许多小机构合并为大机构。1939年9月8日总统颁布第一号行政命令，建立包括白宫办公厅、预算局、国家资源计划处、人事管理联络处和政府报告署等总统的办事机构。罗斯福进行“炉边谈话”，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国家民众讲述国家的政策与方针来鼓舞美国人民，为从经济危机中走出起到推动作用。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 （十二）新政恢复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以克服经济危机，“新政”是他医治经济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但是只要以历史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代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如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不仅大大缓解失业困难，刺激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新政留下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 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而永载史册。 凯恩斯主义
（一）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指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观点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 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时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同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二）货币学派亦称“货币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派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美国兴起，因强调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作用故名，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量及其变动是影响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声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把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是导致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因而主张实行"单一规则 ”的货币政策，即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时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应与实际国民收入预计在长期内会有的增长率大体一致，以保持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一1946年）生于英国剑桥，他对1929一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深入的思考，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创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实现经济学演进中的 第三次革命 ，这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凯恩斯生活在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向私人垄断过渡的英国，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典范的英国开始染上今天人们所说的“英国病”。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国运的转折点，由于大战中政府开支剧增，英国被迫中止实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在摆脱金锁链之后通货出现迅速的膨胀，大战之后英国开始从殖民帝国、世界工厂的峰顶一步步衰退下来。 （三）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不广阔的岛国来说一旦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丧失在产品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必然给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从1920年开始英国经济就陷入停滞状态，煤炭、棉纺织品、造船工业等重要部门因国内市场狭窄和出口不顺利而无法恢复元气。英国经济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气由于统治者的错误决策而更加加深，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英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依然按照维多利亚时代行之有效的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为了提高英国在国际金融界的信誉，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英国政府于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使英镑价值固定在黄金上，结果提高英镑的汇率，造成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只能是通过提高利率以减少资本净输出，来平衡外贸方面的净输出的减少。但提高利率却造成国内投资需求不振，失业人数增加。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降低失业率便成为英国朝野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金本位制的恢复，很难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就业，因此从二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提倡以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也就是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就业。但是以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为基调的“财政部观点”反对用公共工程缓和失业，结果英国经济在20年代的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危机爆发。
（四）20年代的英国病虽然不是凯恩斯《通论》的直接社会原因 ，但它对《通论》的出台起了如下的作用：使凯恩斯较早便开始考虑失业问题；20年代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的后果使凯恩斯更清楚地看到通货紧缩与失业增加之间的关系；公共工程问题的讨论使凯恩斯考虑财政政策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使凯恩斯提出乘数概念，为凯恩斯日后的乘数理论 奠定基础。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与以往的历次危机相比时它有以下新特点：首先是持续时间长达5年，实际上造成长期萧条的局面，而以往的危机在生产下降的持续时间不过几个月、十几个月，如何解释长期萧条的形成便成为经济学面临的一大课题；其次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失业增加都是以往的危机所难以相比的，1932年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0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年时间里世界总失业人数由一千万增加到三千万，加上半失业共达五千万人，其中美国失业人数由150万增加到1300多万，失业率接近25%。这次危机使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到1900-1908年的水平，英国甚至倒退到1897年，而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生产水平通常只倒退一、二年；第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一场生产危机，同时也是一场金融危机。它的开端便是纽约股票市场于1929年10月爆发行情暴跌，事后不少国家的股票交易宣告破产。美国的股票价格平均下跌79%，有许多银行由于猛烈而持续地爆发挤提存款、抢购黄金的风潮而破产倒闭，更为严重的是在以往的危机中时常采用的旨在摆脱危机的金融货币政策完全失灵。 （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当时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设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家之一，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时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开始质疑当时经济学上的两大支柱，首先是货币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一般用的是 金本位 ；其次就是萨伊法则 (又称市场法则)所认定的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凯恩斯自己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陶醉于改变人们思想的氛围，正是这一经历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他最终决定与传统理论决裂。1920年他写出《和平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阐述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后果，而且确立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效果的文章，发展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叫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 （六）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英国为了利用竞争优势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帝国的颠峰，并控制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对他的理论，认为导致萧条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对商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削减政府开支，从而恢复对重返金本位的信心。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凯恩斯主义同19世纪的福利经济学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时期的经济学说，都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七）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 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据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通论 》以前实践中常用的说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经济混乱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价格的不断变动反过来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二是这个系统创造的新的财富可能会被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或者用于投资将来的生产，同样有一个供求机制决定着这个选择。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价格一样的机制，即它是货币的价格。即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理论仍然把经济的崩溃解释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产的机制。所以合适的办法是将劳动的价格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价格下降，从而购买力（就业）就会回升。没有作为工资付出的资金将会转化为投资，也许是在其它的产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也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其它关键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国家预算 ，或者通过增加税率，或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 （八）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20世纪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于80年代，其政策主张兴盛于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但是却吸收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和“预期到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且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具有粘性。这样在短期仍然会出现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现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必要的和起作用的。 （九）理性预期学派是西方经济学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出现，认为各个经济行为主体 在作出当前的行动决策时除考虑到当前有关 经济变量（如物价、工资率及资产的收益率 等）的情况以外还要对这些变量将来会有的情况作出“预期”。所谓理性的预期是指预期应与可得信息做出的最优预测相一致，但是这个预测并不一定准确无误的，导致理性预期 不准确的原因是可得信息不一定等于所有信息。由此得出结论：政府为了把失业率压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以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措施是无效的，只能导致货币工资率和一般物价水平 的上涨，而失业率则始终会保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越少越好。新凯恩斯主义并不仅仅是坚持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管理的主张，他们还特别强调供给学派从供给方面调节经济的思路，主张从长期着手、从供给方面着手来考虑经济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还强调巩固性的财政政策，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是有害的，它会引起投资的减少（基础效应）和贸易逆差的增加。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者还研究一些新的现象和机制，如提出在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利息率，还应该考虑普遍存在的信贷配给机制。
（十）新凯恩斯主义同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比时已经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 他们所主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全面也更深入，既考虑需求方面也考虑供给方面，既考虑长期又考虑短期，既注重微调政策在短期的作用又重视结构性政策在长期的效果。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者继承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的基本主张，既吸收新古典经济学 的一些合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又在吸取80年代以来一些宏观经济实践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供给学派亦称“供给经济学”、“供给方面经济学”，着重从供给方面考察经济现状和寻求对策的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于强调经济需求的凯恩斯主义而言。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主要论点和主张为：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纳税的税率，以增加个人储蓄能力，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对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取消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加强劳动和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实行货币管理 ，使货币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减缓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 ，逐步实现预算平衡；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加强宏观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这些理论出发，提出相应的税收理论和政策主张。 （十一）凯恩斯主义是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古典经济学派从利己主义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所谓”经济人”的幽灵在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有，这种“经济人”利己心的发挥是经由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的，通过这种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在政策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的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统治资本主义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集中表现是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 世界经济危机。经过这场危机后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已经破产，因而他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并收到一定效果。 （十二）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宏观经济方式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即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经济，由把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以促成经济平衡发展为基本原则，由把税收仅作为收入的因素转变为经济平衡发展的因素。凯恩斯及其继承人都把财政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对于财政税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凯恩斯指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产生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和投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必须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财政税收的干预。他主张不应把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只要能够促成经济的平衡发展，增加就业和国民所得，国家可以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资 ，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等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增加消费。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悬殊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穷人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的新增收入却很有限，这是一个矛盾。他主张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集中于国家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的办法分配给穷人，或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这样既可解决由消费倾向过低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资，从而达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业的目的。
（十三）新剑桥学派更加强调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主张实行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并尽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税收减免。补偿税收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的一种税收理论， 汉森把税收看作是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工具，这种调节通过补偿税收政策和用年度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办法实现。他认为这种税收的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而在衰退时期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就可以刺激消费。同时租税减免的作用也很大，推行租税减免有时也可以制止恐慌的侵袭，但是并非所有的税种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发挥这种作用。他认为对扩展中的经济来说社会保险税和营业税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理想税种，主张对这些税种实行机动税率制度。在繁荣时期的后半期逐步提高累进税率，在繁荣达到顶点时累进幅度要达到最大，以形成剩余基金。在繁荣由顶点转向下降时即应停止征收，一旦衰退开始就应提用以前所征集的剩余基金，提用的方法是将基金退还纳税人，如果退还有困难即应利用此项基金来抵补政府为公共事业或救济支出的扩张所形成的赤字。 （十四）为了实行补偿税收政策必须打破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观念，因为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条件下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经济繁荣时税收收入自动增加，政府的支出也必须增加，这样势必增加投资和消费，加大经济膨胀的压力。经济衰退后税收收入自动减少，政府支出也必须减少，又势必减少投资和消费，加速经济的萎缩。因此只有在繁荣时期增收不增支来造成财政盈余，在衰退时期减收不减支来造成财政亏损（赤字）才能消除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衡发展。不过打破年度收支平衡并不是不要收支平衡，而是要周期收支平衡，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同衰退时期的财政亏损相抵即可实现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汉森的补偿税收理论在实践上很难行得通，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其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也充满荆棘。比如在繁荣时期增税必然同纳税人的利益相矛盾，增税很难推行。另外预测繁荣和衰退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很准确，补偿税收政策很难起作用。即使预测准确，由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立法程序限制而产生的“时滞”也会影响补偿税收政策的实现。 （十五）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失业补助金、其他福利转移支付和自动改变的税收制度，美国是实行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这种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伸缩性：一旦衰退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即使不降低税率的话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的幅度，这种减少同政府在衰退时期应当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意图是一致的。一旦繁荣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随之增加，这时即使不提高税率的话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增加。同样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增加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幅度。这种增加同政府抑制需求过旺的意图是一致的，因此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动稳定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为了保持 经济稳定发展，在财政税收上政府应采取两方面措施：根据经济活动的趋向，及时实施有助于经济稳定的财政税收政策；要使财政税收制度具有使经济自动稳定的内在性能，他称前者是“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后者是自动稳定器。他认为“自动稳定器”很重要，时时都在帮助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和稳定经济的活动。
（十六）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风行半个多世纪，不少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对于缓和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 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称作“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 Ⅱ”，是由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发展演化而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相信市场力量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解决失业、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 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十七）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一种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的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向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会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精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十八）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完善其中的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清”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十九）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预期”，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这一标准看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 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美国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这两者都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这促成国家干预经济这一新的形式的出现。凯恩斯主张采取赤字政策，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在短期内缓解资本主义大危机带来的灾难。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之后被更多的国家采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罗斯福新政曾被媒体认为违背资本主义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也与当时苏联经济的成功有关，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措施中尽量避免国家垄断经济的出现。通常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通常下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但是上个世纪的一次经济危机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这个事实而使得该理论观点被否认。 （二十）经济学中政府政策有几个目标即：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这个观点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继承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在三个命题上保持一致：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因袭，而是认真对待各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刻地反省，同时吸收并融合各学派的精华和有用的概念、论点，批判地继承发展凯恩斯主义。 7月20日密谋案
（一）7月20日密谋案即“七月密谋”，是一次企图刺杀阿道夫·希特勒而发动政变的行动，于1944年7月20日由一班德国国防军军官和另外一些人展开行动。政变的主谋是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其他参加政变的人包括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 路德维希·贝克上将、艾里希·霍普纳上将、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德勒、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阿尔弗雷德·台尔普神父等等。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和京特·冯·克鲁格 元帅都被指牵涉其中，最后两人被迫自杀。原计划由施陶芬贝格前往东普鲁士 拉森堡的“狼穴”在 希特勒 附近放置计时炸弹，然后立即前往 柏林 命令部队起义，并成立一个新的影子政府（由贝克上将担任国家元首，格德勒担任总理），大部份参与者都希望最终能恢复德国帝制。瓦尔基里行动是一个军事计划，假装柏林出现工人暴动，派出军队镇压，利用事件掩护更进一步的军事部署。因为狼穴的高温和有建筑工程进行中，希特勒把会议由地下碉堡转到地面一栋木建筑物内。施陶芬贝格虽然带了两枚炸弹，但他只能够装设其中一枚，然后放在一个公事包中。 （二）施陶芬贝格在战争中失去一只手和一只眼睛令到他能够以听觉受损为由靠近希特勒，他在下午12时37分把载有炸弹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橡木大桌桌腿侧，然后在会议中途静静地离开会议室。当时希特勒伏在桌上看着东线地图，并聆听他的军官叙述战争形势。下午12时42分炸弹爆炸，橡木大桌被炸成碎片，整栋建筑物倒下。施陶芬贝格目睹爆炸认为没可能有人生还，他与他的副官赫夫特中尉穿过一道又一道的保安封锁线离开狼穴 ，然后飞到柏林会合其他在战争指挥部等候的同谋 。爆炸前一刻一位上校为了看清楚地图而靠近桌子却被施陶芬贝格的公事包绊了一下，于是他把公事包推到桌腿外侧。厚实的桌腿为希特勒挡住爆炸的冲击，木建筑物亦减弱爆炸的威力。有四人当场死亡，大部份在场人士都受了伤，希特勒也保住性命并只受轻伤。狼穴方面下达击落施陶芬贝格坐机的命令，但中途被空军的政变参与者截住。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在到达柏林陆军总司令部后打算指挥政变部队时被捕，由于消息混乱令弗利德利希·欧布利特将军迟迟未有展开瓦尔基里行动 ，延误四小时，直到施陶芬贝格到达柏林。
（三）谋反者并未能占领电台令希特勒生还的消息得以传开，起初柏林的后备军的确有执行施陶芬贝格的命令，但后来他们的长官阻止行动，政变失败。施陶芬贝格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基尔海姆上校及海夫顿中尉皆于当晚被捕，并旋即在战争指挥部的庭园内被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1888-1945）下令枪毙。很多人（包括希特勒）都相信这次就地处决政变主谋，是有人暗中不使主谋者们有时间被逼供出更多的参与者。不过希特勒事后以行动来回应这起政变，扩大事件而处决五千名反对纳粹政权的人，有些人被酷刑煎熬至死。当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时弗雷德里希·弗洛姆的参谋长施陶芬贝格劝他除掉希特勒和盟国讲和，他犹豫不决，希望这个计划有成功把握时才加入。1944年7月20日当他知道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决定站到胜利者一边，他开始被密谋者囚禁，但不久就被解救出来。为了避免牵连到自己，他在简单的审讯后枪杀施陶芬贝格，逼前总参谋长 路德维希·贝克 自杀。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没有奏效，7月21日因为同抵抗组织的接触被 希姆莱抓捕，他被监禁数月，尽管有阿尔贝特·施佩尔 部长竭力相救，但他还是被纳粹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45年3月12日被行刑队处决。 （四）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的职业生涯提供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 。他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他也在柏林军事学院接受进一步的培训（1936-1938），1939年被从第6装甲旅调至总参谋部。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对于希特勒的狂妄的口气以及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时 他都极其反感，这也为他以后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打下最初的思想基础。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对象，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好评和嘉奖。 （五）1939年当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希特勒，在他看来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傻子指挥战争。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下实行的“ 闪电战 ”的危险性。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在成功地占领波兰之后1940年初开始攻打法国，一年之后开始进军苏联。施陶芬贝格对于希特勒的领袖才能作如此评论：“作为士兵我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士兵的职责），当我们凯旋的时候，我们要清除家里的瘟疫（希特勒）。”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远赴北非 突尼斯 战场指挥一个装甲师。1943年春的一天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燃起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上空，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倒在尸体堆上。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军中一个善战的人物，很受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的欣赏，此刻他受了重伤，正挣扎着试图保全性命。施陶芬贝格立即被送往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并得到最好的治疗，然而他在这次袭击中失去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手指。他的双腿也严重损伤，医生们担心他再也不能重新走路。
（六）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之后施陶芬贝格决定战胜残疾，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剂，学会自己穿衣服、洗澡和用剩下的3个手指写字。夏天还没过完时他便要求回部队，医护人员对这位病人的顽强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施陶芬贝格上校顽强的争取康复并不是为了再替纳粹头子希特勒卖命，他打定主意要设法暗杀希特勒。他曾经拥护纳粹，但是纳粹的种族屠杀行为以及希特勒使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让他感到厌恶，希特勒正在拙劣的指挥战争。在一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贝格曾问一位朋友：“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那头野兽吗？”躺在医院床上的施陶芬贝格意识到这件事应由他去完成，希特勒认为施陶芬贝格很有个人魅力和顽强的精神，因此任命他为德国本土兵团的参谋长。本土兵团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单位，其士兵全驻扎在德国国内，它还负责征兵和训练。施陶芬贝格参与兵团副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除掉希特勒、接管德国政权的秘密活动，由于本土兵团的一些特殊权利，密谋者们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纳粹搞了一个叫做“瓦尔基里行动”的计划来防止内部出现叛乱，其构想是：在叛乱发生时本土兵团将受命控制政府的各部门以及重要的无线电台和或火车站，从而迅速地镇压叛乱并阻止事态扩大。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施陶芬贝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利用这个计划为他们服务，在干掉希特勒后趁乱实施“瓦尔基里行动”计划，逮捕所有的纳粹头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七）他们的计划有两大障碍，由于希特勒总有贴身的警卫保护，想干掉他相当困难。本土兵团的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拒绝加盟，像其他军队中的人一样的他曾宣誓效忠希特勒，对背叛希特勒有所顾及，弗洛姆同时担心一旦计划失败会遭到希特勒的报复。没有弗洛姆的帮助时想要利用“瓦尔基里行动”计划来推翻纳粹将会更加困难，可是他们并没有气馁。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出马物色同盟者，他将这次暗中的行动称为“秘密德国”，这是德国作家 斯特凡·乔治 一首诗的名字，乔治是他非常敬仰的作家。许多军官加盟进来，可是也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虽然其中多数人厌恶希特勒，但是却跟弗洛姆一样的他们感到效忠后有压力，或者害怕丢掉性命。为了德国的自由，施陶芬贝格的决定去劝说 隆美尔。1944年的春天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施陶芬贝格利用到法国的机会，他在抵达巴黎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和隆美尔碰面，两个人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期待。但是隆美尔没有做出直接赞成，他只是希望事情能够比较顺利，施陶芬贝格于是返回德国，继续准备。
（八）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小时，但他没有拨动炸弹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魔头（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同时杀死。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日，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人，但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7月19日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 狼穴 ”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不论另外两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3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所剩无几。 （九）很快凯特尔和施陶芬贝格出发，路上施陶芬贝格借口东西没带而赶到凯特尔办公室的卫生间，左眼失明、左手只有3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凯特尔十分担心迟到，他连忙赶回办公室，在凯特尔不断的催促下施陶芬贝格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在路上施陶芬贝格得知会议由地堡移到一个大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3个大窗户，因此他请求离希特勒近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同意这一请求。在进会议室前施陶芬贝格告诉电话员，过一会费吉贝尔将军打电话时要通知他，即便他和希特勒在一起（这话是说给凯特尔听的）。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并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施陶芬贝格借口费吉贝尔电话来了，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之后的历史。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大腿、烧焦头发、震坏耳膜。
（十）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见建筑物冒出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拉响，但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通过四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附近的飞机场并飞往柏林。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消息称希特勒没死。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麻烦，你要想想办法。”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血腥报复，他拘捕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其中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比较幸运。许多人惨遭“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子钩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7月21日午夜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并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