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和我们的信息环境

算来已经读了《娱乐至死》不下三遍，每次看完都有新体会。温故而知新。

全书共11章，论证线条清晰明朗：媒介会影响话语结构和文化氛围—对比分析以铅字为媒介和以电视为媒介的美国社会状况—对电视时代进行抨击并提出改良建议。

第1、2章即“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首先描述了作者当下信息环境的状况，“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之后提出观点，媒介即信息的传播形式不只是信息传播的工具，而且会改变话语结构并影响所要传播的内容。任何信息想要传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而每一种媒介都会有自己特殊的思想倾向，会创造出符合媒介特性的认识论（认知倾向）。古老的烽烟难以传播复杂的哲学观点而只适合传达简单的指令；“体重300磅，满脸赘肉”的人，即使个人能力再优秀也难以在如电视这种视觉媒介中生存。而这种影响往往不为人所注意，人们通过钟表将时间定义成分秒以后，逐渐也会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被拘役于时间的人”。随后立场鲜明地指出，以电视为媒介的认识论不如以印刷机和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为后文作者围绕两种不同认识论占主流的不同时期的美国进行论述进行铺垫。

第3章“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描述了以印刷术为基础的铅字作为主要（或者说唯一）媒介时期的美国社会状况。那是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时期，并且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学校、报纸业蓬勃发展，文化普及率极高，各党派之间通过印发小册子互相反驳，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演讲厅遍布城市和乡村；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出版后两个月内卖掉10万册，按照比例相当于1985年的800万册；人们的对话严肃而富有智慧，“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激烈讨论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为‘先生们’。”作家狄更斯则得到了明星一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

第4章“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则描写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文章以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开头，然后描写了当时的宗教、法律、广告等各行各业的状况，论证了“阐释年代”下公众话语的严肃和优越性：道格拉斯发言3个小时后，林肯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继续聆听4个多小时的辩论”；“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印刷术赋予智力的定义，是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的公众话语。线性展开的文字需要语境，依赖分析，形成归纳。面对语句时，作者和读者都绞尽脑汁，他们面对的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在那个时期，成熟话语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诚然，3、4两个章节洋溢着作者对铅字时代的赞美甚至留恋。

而在第5-10章中，随着电报的出现和摄影术的发明，公众话语被赋予了崭新的定义。电报使信息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由传播，但源源不断的、支离破碎、彼此无关的信息与受众之间却几乎没有关系，“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同时过剩的信息极大削弱了人们的“信息--行动比”（人们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能力）：“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我可以大胆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图像作为摄影术的产物，其内涵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无法表达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事物，只能反映某时某地发生了怎样的事。图像中没有描述，不像文字那样可以用来挑战、讨论，“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和电报一样，照片同样不需要前因后果，不需要语境，它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或者说，将世界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而电视是真正的“集大成者”，它让人们真正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来尽情地获得信息包括影像和音乐，但后果却是一切公共事务的娱乐化。新闻变得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严肃性，完全不需要人们思考：“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他们在播报地震、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时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如果他们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宗教活动变得不再纯净和虔诚，“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大多数宗教节目里都有水汽冲天的喷泉、色彩绚丽的花朵、训练有素的唱诗班和精心设计的布景，完全是一些商业节目的再现”；广告不再传达理性的信息，感染力而非理智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麦当劳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享用汉堡的表演，以及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政客们通过让自己在电视里讨喜而获胜，而非依靠博学的见闻和出色的才智，“形象政治”深入人心：“他运用了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把自己表现成一个经验丰富、正直虔诚的人......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是有远见的，他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多的选票赢得了席位”；教育也变得和娱乐密不可分，“如果他们的英语老师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有关1812年战争的史实，再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衫上，他们绝不会有任何异议”。教育以电视所推崇的娱乐形式呈现出来才能吸引学生，然而一系列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恰恰相反，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整个部分表现出作者对电视时代泛娱乐化的强烈批判与哀悼。

在第11章“赫胥黎的警告”中，作者表现了对时代的无奈与悲哀，“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呢？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随后谨慎地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被作者自己否决，即创造一种电视节目来教教育人们电视产生的影响，句子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显然最终获胜的还是电视；第二个建议或许可行，即依靠学校来传播“媒介意识”的相关知识。

限于文本体量，笔者略去了原书中大量的分论点和论证细节，难以复现作者的洞察力、尖锐与幽默的表述以及精妙的分析。诚然，原书中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论点的论证并不透彻，甚至个别部分存在论据堆砌的嫌疑。然而既然有耐心通读全文而并未中途放弃，读者应该关注的是其有价值的部分而非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述对原书的梗概只需进行些许字词的调换便足以描述当下的信息环境。并且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极具预见性地指出了电脑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

关于媒介影响话语结构的论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乏事实：越来越多不知所云的所谓“网络用语”迅速传播，如“蓝瘦香菇”“不明觉厉”“绝绝子”“YYDS”；很多人说*某站是一个学习网站，但或许称为“有学习资料的网站”更合适（不过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愿意，任何网站都有能够学习的东西），毕竟占据播放量榜首的“镇站之宝”是那些恶搞、娱乐的视频；某法律大V有上千万的关注量，但或许关注者或称订阅者（不喜欢“粉丝”这个词）所追逐的更多是视频里妙趣横生的段子而非枯燥的法律知识。几十个小时、被分成几十集的法律课程视频的全部播放量还不及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普法”短视频；朋友圈确实可以分享科普知识和深刻的观点，但互动量最高的往往是那些精细排版的，充满俊男靓女美景美食图片的“九宫格”......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娱乐本身并没有错，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需要引起注意的并不是娱乐内容出现，而是一切都以娱乐的形式出现。需要警惕的是，就像作者同样在书中提到的，人们对技术改变生活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内容上，而更深层次的抽象的方面，“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就像当下的人们也会说，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越来越习惯于碎片式“学习”，快餐式阅读，仿佛天然认可了这种趋势而不会对其进行批判取舍。在碎片式“学习”中到底学到了什么？快餐式阅读除了让人产生一种自己阅读过东西的道德优越心理，究竟给阅读者带来了什么？然而这些未经讨论的方面，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书籍也好，电视、电脑或移动互联网也好，每一种媒介为了吸引其受众必然要充分发挥其优势，最终会形成这一受众的特定文化气质。评价一本书的好坏，我们会观察故事情节的展开、语句的选择、修辞的使用、论述是否详尽有力以及论据是否切题而充分；而在评价以电子和图像为主体的媒介中，好不好看，好不好听，标题是不是夸张，立场是不是和我一样成为了主要的标准，娱乐成为了核心，严肃和理性被抛到了一边，自由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切。

尼尔.波兹曼预见到了泛娱乐化趋势难以改变，而《娱乐至死》想告诉我们的，也许是在“大娱乐时代”仍然要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