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昌绪：中国材料之父却“爱管闲事”，让我们材料学突飞猛进，推动碳纤维世界领先

1951年，被美国禁止回国的35名学者，排在前面的是“三钱”，而第四位就是“中国材料之父”、战略科学家师昌绪。他的回国，让我国的歼击机至少提前20年飞上蓝天，实现了中国材料学得突飞猛进，而他却是出了名的“爱管闲事”。

当时，师昌绪还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金属材料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科研成就。他曾主持解决了飞机起落架断裂的问题，成为当时美国应用最广泛的起落架专用钢材。

面对美国移民局的禁令，师昌绪联合留学生起草了一封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刊登在报纸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他的同事劝他：你的前途很好，为什么要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去呢？他的导师问他是不是嫌弃工资、职位低了。师昌绪说了两点：

“第一，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有我没我都行，但新中国刚刚建立，很需要我；第二，上有年迈父母需要侍奉，而且还未娶妻。”

1954年，美国同意了师昌绪和其他留学生回国的要求。次年，师昌绪回到祖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工作，原本负责物理冶金工作，但是为了实际需要，他“爱管闲事”地研究炼铁、炼钢、轧钢。他说：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后来，我国航空事业开始发展，苏联专家撤离后，动力问题成为某型号新型飞机重大的关键项目，具体来说就是发动机的涡轮叶片搞不定。

1964年，一个寒冬的深夜，时任航空研究院副总工荣科敲开了师昌绪的家门，提出希望金属所承担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发任务。当时研发该叶片相当于一下子实现十几年的跨越，很多专家认为根本不可能，这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在一无专家、二无图纸的情况下，师昌绪再一次“多管闲事”的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一任务。他说：“我心中无底，但是我知道有答案。答案就是美国做成了，我们一定能做成！”

就像钱学森说的“外国人能搞，我们就不能搞？”一样，师昌绪带领课题组在特殊的年月里，2年搞定难题，1966年12月，我国第一片铸造九孔空心涡轮叶片装机试车成功，为“战鹰”换上了新技术的“心脏”。

1967年，叶片被装配到歼8上，时速超过苏联样机的10%。这让我国的航天事业登上新起点，他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完成了一次马拉松长跑”，让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此尖端技术的国家。

国家需要什么，师昌绪就研究什么。除空心涡轮叶片外，师昌绪在铁基高温合金、真空铸造等研究与推广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成为我国高温合金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材料之父”。而他从“材料人”到“战略科学家”的故事更加感人。

我国碳纤维发展也是从60年代开始的，10年间也取得了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实验室连续工艺化生产。

1975年，在张爱萍将军的部署下，联合20多家研究所和企业共同攻关，终于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是还不够理想，尽管后来陆续投入2600万元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差距还在扩大。

那个时代对于“洋技术、洋产品”无限崇拜，很多需求单位把供应瞄准了国外，“造不如买”成为潮流甚至有些单位公开承诺，对引进国外技术给予资金奖励。

可是当我们航空、航天事业正准备使用新材料实现突破时，西方开始了贸易限制，技术、设备、产品都包括在内。有些单位虽然也引进了设备，但是也相当于白白交了学费。

80年代，北京和吉林2家单位与英国RK公司合作，引进了大丝束预氧化炉和碳化炉，总共花了900万美元。但到了1990年，碳化炉子还开不起来。

原计划3年转化的项目拖了7年，13年了才勉强验收，实际生产线还是开不起来，就因为我们的产品可能涉及军事。

西方这招屡用不鲜，这让碳纤维没有根本上的突破，一连串的失败，让产业蒙上了阴影，此后10年后几乎很少人去触碰。

80多岁的师昌绪看到此情景，就对主管领导说："找几个熟悉情况的人，认真研究过去碳纤维搞不上去的原因和今后应该怎样去做。”他说碳纤维上不去，他将死不瞑目。

有人劝他就不要再管这些事了，师老认为事关国防工业，必须要做下去，这个“闲事”他一定要管：自己年龄大了，别的事可以不管，碳纤维必须要抓。

在师老的推动下，成立了“863”新材料的课题组，师昌绪亲自任组长，以后给相关方面提议发展方向，落实经费……

在“十五”期间设立专题研究计划，师老带队亲临国企和民企调查和指导。经过师老的倡导，我国成立“国家队”，遵循师昌绪先生提出的”集中优势力量，打破门户之别，建立竞争机制“的方针，碳纤维技术得到巨大的突破。

2004年，80多岁的师昌绪得知光威率先生产出碳纤维之后，激动地前往光威调研，感慨万千，当即题词：“民族之光”四个大字。

幸亏有了师昌绪的“多管闲事”，中国碳纤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全面超越外国，无论在性能和产能上都十分领先，助力我国各行业，尤其航天业迅猛发展。

回顾中国碳纤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得感慨独立自主坚持国产化攻关的技术路线，更加佩服师昌绪的“多管闲事”，也希望在以后有更多的人才“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