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
山居散人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出于维护政权的本能而发动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90年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人文科学方面的学者们多了解社会尤其必要,否则必将对国家祸患无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