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兵谏

（一）1911年12月2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世凯军队控制。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计有候选资格者3人：孙文、黎元洪、黄兴。17省代表依次投票，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在上海的孙文得知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同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2日清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张怀芝、曹锟、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王怀庆、张作霖等十五人电内阁，誓死反对共和，请饬各亲贵大臣将在外国银行所存款项提回，接济军用。同日京东发生滦州起义，接着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威吓隆裕太后称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1912年1月3日陆征祥等驻外各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0日北洋军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并与良弼、铁良、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三）1月16日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袁世凯对隆裕太后讲了法国大革命中法国皇室遭遇的屠杀，提出退位的问题。当天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世凯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建议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并未同意。同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而不曾参加。1月26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天津的外国租界，到2月2日为止各方请求清帝退位的联名增加到50人。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议决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袁前来受职，未受任前政务仍由孙中山继续执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坚持迁都北京，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外国列强的支持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

（三）8月宋教仁牵头组成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宋教仁之死激起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被刺使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建设计划几乎破灭，国民党也一时分裂和没落。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世凯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但是袁世凯在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民主革命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领导者多是同盟会会员，也得到孙中山等人的大力支持。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合称滦州革命，是清末新军第二十镇革命官兵为响应武昌起义在京畿滦州发动的两个有重大影响又密切联系的革命事件。滦州革命沉重打击正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清王朝，有力地支持湖北和其他各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表彰令曾评价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滦州革命对于清王朝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滦州宣布独立后革命党人在当地废宣统年号，废苛捐、禁非刑，解放民众，进一步传播民主思想。革命军扣截清军军火，使镇压南方革命的清军缺少武器，先声夺人挫其锐气。

（四）当地革命党人与奉天、北京、武昌等地的革命军建立广泛联系，争取到大批开明官僚、绅士。滦州起义虽未成功，却与南方的武昌起义遥相呼应，且因逼近京津，重挫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成为其覆亡的前奏。这次起义使满清深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日深，终于在一个月之后土崩瓦解，结束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张绍曾于1911年10月27日联络一批将领联名向朝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革命党人的合理要求，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对于张绍曾等人的建议时朝廷筹议未决，于是张绍曾等又向朝廷请求进兵南苑，以兵临城下迫使朝廷屈服，此事件被称为“滦州兵谏”。1911年10月10日武昌发生革命武装起义，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收到天津兵给司令部副官、同盟会秘密会员彭家珍急电，要张绍曾在滦州扣留由彭负责押运的军火。张绍曾见电即刻行事，共截获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之后张绍曾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于本年内召集国会；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缔结条约及讲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必经国会议决；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特赦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本年度预算未经国务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五）滦州兵谏的同日山西宣布独立，东西呼应，给清廷以极大威胁。清廷急忙将滦州以西的火车车皮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11月1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3日清廷参考十二条政纲，制定并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精卫、黄复生。11月7日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张绍曾交出兵权，避居天津英租界。同时朝廷提拔潘矩楹为第二十镇统制，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七十八标调往关外，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抚宁）。这样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切断第二十镇与第六镇会合的可能。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至此滦州兵谏平息。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学时深相结纳，成绩突出，志趣不凡，被誉为“士官三杰”。他们虽然在那里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与湖北籍的革命者像刘成禹等人来往，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作为清政府官费选送的军事留学人员，他们对朝廷依然有着无比期待和基本忠诚，他们后来之所以挺身而出进行兵谏，与其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响应，不如说是对武昌起义的回应。因为他们兵谏的政治诉求并不和湖北军政府以及独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宪的政治承诺，加快立宪步伐，早日进入完全立宪的时代。

（六）张绍曾生于1879年，河北大城人。原为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毕业时名列第一，回国后任北洋第三镇炮兵标统。1905年入直隶督练公所教练处任总监督，1910年随贝勒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归国后转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少年权贵载涛、载洵等算张绍曾的学生，这也是张绍曾在朝廷层面的重要人事资源。1911年张绍曾调任新军第二十镇师统制，驻守沈阳、新民一线。武昌起义发生后奉命入关，驻扎滦州。蓝天蔚生于1878年，湖北黄陂人。初就学于湖北武备学堂，1899年以优异成绩被张之洞选派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并在那里与张绍曾、吴禄贞结识。1903年蓝天蔚奉命回国，任将弁学堂教习，因与吴禄贞等人过从甚密，遂被军方高层怀疑，蓝天蔚愤而辞职。旋经吴禄贞推荐，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并从湖北新军中挑选五十名优等生随行。日俄战争爆发后蓝天蔚甚为愤慨，出面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义勇队，任队长，帮助日本抵抗俄国。与张绍曾、吴禄贞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国处在政治发展的十字路口，好学深思的蓝天蔚对于各种思想学说都有浓厚兴趣。他与湖北籍的刘成禹、李书城等人组织同乡会，并创办留日学生第一个以省份命名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洋各国进步学说唤起国民精神为己任。回国后出任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守奉天。吴禄贞生于1880年，湖北云梦人，经历与蓝天蔚相似，1896年从军，1898年被张之洞选派送赴日本学习军事。

（七）据说吴禄贞也受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吴禄贞留学归国后在军界的发展一帆风顺，先任中央练兵处训练科监督，后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军事参议。旋任延吉边务帮办，后升任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1910年奉调回京，出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军事，回国后调任陆军第六镇统制。从个人性格品行上说吴禄贞又与蔡锷有着相似之处，只是吴禄贞个头瘦小，但其谈吐不凡、做事专断、性格豪迈，不愿被别人领导，有着很强的领袖欲。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花钱如流水，风光无限，喜欢美女，纳娼为妾。或许因为这个爱好，吴禄贞与蔡锷被一些雅士文人讥为“南蔡北吴”。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曾建议张绍曾，趁此时机与吴禄贞、蓝天蔚联合起义，但张绍曾犹豫不决。后吴禄贞被袁世凯派刺客暗杀，蓝天蔚逃亡到上海，此事未果。张绍曾被王金铭派人送到天津租界避居，此后王金铭、施从云和第二十镇第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和天津的革命党组织北方共和会（会长为白雅雨）取得联系，秘密筹饷并策动起义。1912年1月王金铭、施等从云接受同盟会指示发动起义，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通电全国。清朝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率部于1月10日镇压滦州起义，王金铭、施从云等率部西进，在雷庄与清军遭遇，王金铭、施从云被诱至清军营地谈判，被伏兵逮捕后遭枪决。白雅雨等兵败突围被俘，押至通永镇总兵驻防地唐山开平，被王怀庆砍头杀害，冯玉祥逃脱。

宗社党

（一）宗社党是指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皇族中的顽固分子良弼、溥伟、铁良等结成的集团，反对清帝退位及与革命政府议和，企图保存清皇朝的统治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是满洲贵族，不久后旋即覆灭。日本后来为了分裂中国，在日本东京又重建宗社党，以肃亲王善耆和浪人川岛浪速为首，其主要活动就是策划分割中国满蒙地区的满蒙独立运动。宗社党是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组织，正式的名称是“君主立宪维持会”，由满族贵族组成。1912年1月12日为对抗辛亥革命，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秘密召开会议。1月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发布宣言，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反对共和。他们密谋打倒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袁世凯通过汪精卫授意京津同盟会分会暗杀宗社党首脑。宗社党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主张死拼到底。他们放出狠话，即使大势已去也要退保一隅之地，宁可失败逃亡海外也不甘不战而屈，甚至要重组战时皇家内阁，与民军血战到底。再则作为大清国的级别最高的现任领导干部，袁总并不想堂而皇之地“逼宫”而落个欺侮孤儿寡妇、卖主求荣的千古骂名，正当老袁进退两难之际在北京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帮了他的大忙。在上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面奏后从东华门出宫的老袁乘坐双套马车，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行至东安门大街跟王府井大街交叉的丁字街口时突然从路边的三顺茶馆里冲出几个刺客，向车队仍出三枚炸弹。随着两声巨响后浓烟滚滚、一片狼藉，老袁的卫队长袁金标被炸得血肉模糊，其坐骑当场身亡，其余20多人受伤，一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坐在车中的老袁虽毫发未损，也大惊失色，急忙撤离现场。

（二）事后袁金标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而亡，组织和实施这次恐怖袭击的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10名革命党人被捕杀。真是天助老袁，因祸得福，这起突发事件使老袁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因为南北议和开始后朝野内外风闻袁世凯要卖主求荣，南方的革命党也公开声称要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使得老袁在舆论上颇为被动。经过这么一炸使人们不但不怀疑袁是革命军的同党，并且更相信他是大清国的股肱之臣，无形中为老袁树立“忠君为国”的光辉形象，也为老袁开始下一步的行动提供有利条件。心机颇深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他向隆裕太后请假，以“惊魂未定，发烧未已，步履尚难照常，心跳作烧及左肋疼痛”为由在家养病，把内阁的日常工作暂交国务大臣赵秉钧、胡惟德等人负责。这样在皇帝是否退位的极其敏感的时期老袁巧妙地退到幕后，明哲保身，进退自如。而让老袁更加惊喜的事情发生在10天后，这天夜晚宗社党骨干人物良弼在家门口被炸后不治而亡，制造这起恐怖暗杀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革命党彭家珍。良弼是老摄政王多尔衮之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少年英俊，为人端正，恃才傲物。曾任禁卫军统领，现任军谘使，为晚清政府屈指可数的军事人才之一。武昌起事后良弼失去军权心中不服，扬言要重招旧部，与民军决一死战，是主战派里的中坚人物。良弼的冤家对头彭家珍时年24岁，血气方刚，崇武好勇。成都武备学堂毕业生，曾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先后在四川、云南、奉天等地做过军官。与大多数的“海归派”一样，彭壮士“久有凌云志”，尤其信仰革命的暗杀主义。这次他以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的身份秘密进京就是为了配合南方的革命党，在敌人后方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彭壮士打听到良弼这小子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是中国走向共和的最大的绊脚石，就把玩命的目标锁定在他的身上。

（三）1月26日夜北京城月黑风高、天寒地冻，彭家珍在寓所换上军装、怀揣炸弹，按照原计划来到金台旅馆。他以奉天讲武堂崇恭的身份登记住宿，声称有紧急军情去见良大人，便雇了辆旅馆的马车来到位于西四红罗厂附近的良弼府，拿出事先伪造的崇恭的名片求见候良弼。守门人看了看名片说：“大人去了陆军部公干，尚未回来，请您进客厅等候。”彭家珍犹豫了一下，便说自己还有其他事情，一会再来。不久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停在大门口，一名威武的军官从车上走下，这时躲在墙角暗处的彭家珍料定必是良弼回来了，便疾步走到近前高声说：“良弼兄，别来无恙啊？”良弼突然看见一个身着标统军服的小个子青年站在大门前后心里一惊，说：“有什么公干，夤夜到此？明日叙谈罢。”说完拾级而上。说时迟那时快，彭家珍后退一步，掏出炸弹扔向良弼，一声巨响后浓烟四起、血光四溅。事件的直接结果是良弼被炸断左腿，两天后不治身亡，年仅35岁。而彭家珍也躲避不及，被一块弹片击中后脑，霎时殒命。同时毙命的还有良弼卫兵8人，马弁1人。金台旅馆的马车也被炸裂，马夫和马匹重伤，马夫十几天后死去。良弼临死前知道刺客是革命党人彭家珍后伸出大拇指说：“原来是廿头（当时称革命党为廿头，取义于革字的上半截）彭某真英雄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另一说良弼死时感叹：“朝廷不识我，唯此人识我，真吾知己也。”良弼的预感是准确的，彭家珍的炸弹彻底摧毁宗社党人的信心。听说革命党确已进北京，满族亲贵一个个犹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那些声言与大清国共存亡的宗社党们看到末日真正来临，大都把家财存入外资银行，有的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有的在六国饭店租下房间，不敢出来。

（四）善耆和溥伟等皇族宗室也心灰意冷，再也没有人坚持用武，反对共和了。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逊位，宗社党遂告解散。1914年4月日本政府大隈重信第二次组阁后积极支持“满蒙独立运动”，宗社党重新在日本成立，总部设东京，大连设支部，主要成员有原肃亲王善耆、原恭亲王溥伟、原陕甘总督升允、原蒙古贵族巴布扎布、富升阿，还有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遭到全国反对，陷入灭顶之灾，川岛浪速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唆使善耆等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巴布扎布等勾结在一起，拉起叛军来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寓居大连的原肃亲王善耆领导大连支部与川岛浪速等共同策划，于1916年3月组成宗社党“勤王军”，准备在辽南起事。1916年7月1日巴布扎布叛匪在日本大尉青抑胜敏的指挥下率“勤王复国军”3000余人由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畔出发，向洮南方向窜扰。张作霖闻报后除令吴俊升派兵严防以免扰累外还通电吉、黑两省也要出兵协剿，张作霖令二十八师派出一旅，由开鲁等地堵截。通知热河都统姜桂题、黑龙江省毕桂芳督军各派精兵，由东北西北方向围剿，吴俊升由南包抄，一举全歼。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亲日派段祺瑞组阁，日本对华政策转变，勤王军被解散。1912年1月12日 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即“宗庙社稷”的简称）。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五）1月京津同盟会专设北方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在北京西河沿设置办事机关，旨在诛杀元凶巨憝。成员20余人，每人均负有直接行动任务，另兼部分事务工作，满人良弼因组织宗社党遂被选为暗杀目标，良弼被杀后宗社党解散。之后宗社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复辟清王朝的反动组织，1914年4月日本政府大限重信第二次组阁后积极支持“满蒙独立运动”。1912年3月已经解散的清皇族复辟组织宗社党，重在日本成立，部设东京，大连设支部，主要成员有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陕甘总督升允、蒙古贵族巴布扎布，还有日本人川岛浪速．头山满、山田修、若日太郎等30余人。潜居大连的肃亲王善耆领导大连支部的活动，与川岛浪速等共同策划，在大连、安东（今丹东）、皮子窝等地招降纳叛，于1916年3月组成宗社党“勤王军”，配合日本掀起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进行军事活动。川岛等人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然后乘乱杀入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张作霖的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上校等组成“满蒙决死团”。1916年5月27日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经过奉天，张作霖要到奉天车站去迎送。张作霖在归途中路过小西边门，突然遭到炸弹袭击。张作霖情知有变，立即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然后在马队的保护下从小西边门背胡同，穿过大西边门绕道奔回将军署。张作霖经过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飞张作霖的帽子。

（六）张作霖赶回将军署，在门口架起机关枪，卫队也被紧急召集起来，处于戒备状态。这次暗杀事件给张作霖一个重要教训，使他懂得不能不对日本加以防备。其间由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勤王军”解体，宗社党大连支部亦随之解体。满蒙独立运动是由日本军部设关东都督府参与策划并实施的旨在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之一，后因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失去日本政府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权益后就一直蠢蠢欲动，伺机谋求获得更多的权益，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制定宗旨为“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的对华政策，随之也涌现出川岛浪速等一大批的政客为之不懈奔走，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历史上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满蒙独立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的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川岛浪速等政客及在中国的日本军人从中看到一线曙光，谋划将满蒙“分离独立”，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川岛浪速拥立清皇族肃亲王组织宗社党，以反对袁世凯，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他帮助宗社党人逃出北京，躲避进旅顺关东军都督府民政长官的宿舍内，密谋举事。宗社党人还组成满蒙独立义勇军政府，同时川岛浪速积极活动，一方面试图游说赵尔巽、张作霖起兵使满蒙独立；另一方面在蒙古怂恿蒙古喀喇沁王起兵，合并建立满蒙王国。从日参谋本部派遣的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多宗贺之少佐也参加进来，共同推动计划。川岛浪速致电参谋本部，详细报告满蒙计划的同时云：“中国本土既已成了中华民国，必然将来再次陷于大动乱中，不能不被分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满蒙也如同在我手中一样，我认为现在如果什么也不干，只是傍观事态的发展变化，那么我国对清政策终究会毫无意义，作为东方主人公的资格也会全部丢尽。”

（七）在日政府及军方的支持下宗社党人购置军火，招募人员，据国民政府秘密侦探员报告称宗社党辽东一带总司令系安生顺一、角田岫田、奉天司令松本守田、安东司令辻本中田积极筹备起事。但是由于张作霖表示支持共和制，而日本方使满洲独立的工作引起列强的干涉，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流产了。1912年日俄通过第三次协约，两国互相承认在内蒙古的“特殊利益地区”，从而川岛浪速等政客的满蒙问题的新课题就是如何把日本权益从南满地区进而扩大到东部内蒙古的问题。1915年通过“二十一条”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日本迫使中国扩大其在华权利和权益，全国各地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恰在此时袁世凯复辟帝制，各省纷纷独立，中国政局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发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的川岛浪速并未放弃梦想，1915年夏川岛就与蒙古骑马队首领巴布扎布及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再次勾结起来，并得到青柳胜敏等日本军人的协助，开始谋求满蒙独立的计划。日商大仓喜八郎以满蒙肃亲王领地为抵押，出资100 万日元资助宗社党，其中50万元专门作为这次独立运动的军费。3月21日驻吉林日本领事森田宽藏由东京出发，依次到安东、奉天、牛庄、长春、哈尔滨和北京，向各地的领事转达外务省的如下方针：“对于反袁运动，如果有人给予援助，帝国政府将予以默认，进而为严格统一其行动，政府在幕后加以操纵。”另一方面日参谋本部为了就地指导满蒙举事，于3月下旬向东北派遣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松井清助大尉等四人，宗社党青柳预备役大尉陪同肃亲王第七王子前往蒙古巴布扎布处联络。同时日方不断派人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接触，暗示日本支持他独立并提供武器弹药等诸多援助，希望由此打开控制东北的捷径。

（八）然而正在各路人马摩拳擦掌之际袁世凯突然去世，黎元洪晋升为代理大总统，日本政府转变方针，希望通过黎元洪调整南北关系，让新政府紧靠日本的企图。1916年8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参政官柴四郎和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滨田大佐作为特使到满洲，解散满洲举事团，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再次无疾而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去“南满洲”（东北南半部）的各种权利，当时日本人并不满足，进而想把整个“满蒙”（东北和内蒙）吞掉，由此日本军部和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便趁辛亥革命爆发之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当时西园寺内阁的政策是尽量维持满洲现状，把满洲变成日本殖民地则需等待对日本极其有利的时机。但日本军部及川岛浪速等“大陆论者”却亟不可待，他们认为日本政府采取的上述方针是消极的，不能再等待，主张现在就瓜分中国。他们阴谋策划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受日本控制的“满蒙王国”。这一阴谋计划主要由川岛浪速等一伙大陆浪人负责筹拟，日本陆军当局派遣的高山公通大佐、松井清助大尉、多贺宗之少佐等参与推行，北京守备队队长菊池武夫暗中给以协助，川岛还电请参谋本部给予援助。在川岛浪速等人策划下1912年2月2日清朝肃亲王善耆秘密逃出北京，6日到达旅顺，受到关东都督府的热情接待。日本外务省与陆、海军当局协商，决定向驻旅顺官员发出指示，对肃亲王要给予保护并提供方便。关东都督府按照事前和川岛等人的洽商，把当地民政长官的官邸提供给肃亲王充当住所。另一方面松井大尉、多贺少佐、木村直人大尉等人则去内蒙古，策动喀喇沁王、巴林王共通举事。松井偕喀喇沁王、木村偕巴林王前往内蒙当地，多贺则去东北，担任向松井等运送军火的任务。

（九）5月下旬多贺将已运动公主岭的一批军火向内蒙转运，松井由内蒙前来收取共装近五十辆大车，伪称运输农业机具。但在运输途中被中国军队发现，武器车辆全被焚毁。这时东三省当局接连破获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怀德、宽甸、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使宗社党的势力遭到很大打击，其中一部分骨干分子又退缩到旅顺一带，以图东山再起。这样由川岛浪速等人阴谋计划和宗社党的罪恶活动遭到严重打击，加之日本政府对如何侵略中国问题在内部意见分歧，西园寺内阁极力反对川岛的计划，因而这一阴谋暂时未能得逞，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失败后满蒙独立运动继续秘密进行，1913年福井雅太郎少将调任关东都督府参谋长后这一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满蒙独立运动的中心人物川岛浪速这时又抛出一个《对支管见》，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大力宣传满蒙独立的必要。1916年2月政友会、同志会、国民党、中正会各党派以及国民外交同盟会、对华联合会、浪人会等民间团体召开“对支有志大会”，通过反对袁世凯的宣言。当时日本大隈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多边倒袁的方针，使中国陷于混乱，趁机分割中国领土，并进一步控制中国。同年3月大隈首相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华采取如下方针：要确立帝国在华的优势，并使中国人自觉的意识到帝国的势力；为达此目的，以袁世凯退出中国当政者集团为妥，毫无疑义，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为达此目的，要尽量在中国造成这种形势，而帝国随机适当对处；默认“民间人士”支援中国人的反袁活动。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根据政府的这种方针，传令驻满洲各地的领事和官宪，不在取缔日本人的反袁活动。另一方面川岛浪速等人在大连拥立肃亲王，招募土匪，秘密组织军队，当时已组成宗社党勤王军2000多人。

（十）他们还于1915年夏同盘踞在内蒙古大布苏诺尔（盐湖）附近的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取得联系，策动巴布扎布所部与以肃亲王为中心的宗社党相结合，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当时参加这一活动的日本军人有青柳胜敏（预备役骑兵大尉）、木泽畅（预备役步兵大尉）以及刚刚退伍的工兵大尉入江种矩等人，另外还有大陆政客柴四郎、松平康国、押川方义、大竹贯一、五百木良三等，预备役海军中将上泉德弥也参与这一阴谋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遭到全国反对，陷入灭顶之灾 。日人川岛浪速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唆使善耆等宗社党分子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巴布扎布等勾结在一起，拉起叛军来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1916年7月1日巴布扎布叛匪在日本大尉青抑胜敏的指挥下率“勤王复国军”3000余人由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畔出发，向洮南方向窜扰。张作霖闻报，除令吴俊升派兵严防以免扰累外还通电吉、黑两省也要出兵协剿。张作霖令二十八师派出一旅，由开鲁等地堵截。通知热河都统姜桂题、黑龙江省毕桂芳督军各派精兵，由东北西北方向围剿，吴俊升由南包抄，一举全歼。1916年1月下旬肃亲王之子宪奎王在青柳的陪同下前往巴布扎布驻地，联络共通举事。3月木泽、入江也赶到大连，接着川岛便在大连设置举事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参谋本部方面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刚从关东都督府参谋长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福田雅太郎，直接担任幕后指挥，他们把土井市之进大佐、小矶国昭少佐等四人派往中国东北。土井为此次举事的总指挥，他的任务是指挥川岛等人的满蒙独立运动，至少要牵制北方势力，以帮助南方势力的继续发展，如有可能则使满蒙派与南方派互相呼应，逼近北京。并对于起事所需的资金筹措级武器的购买和运送，多多给以方便，同时指导其军事行动。

（十一）土井经由朝鲜秘密赴中国东北，把川岛等人划归自己指挥之下，并由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100万日元的资金，拨给五千支步枪和八门野炮。土井、川岛等人预定于4月15日举事，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对满蒙的政策又起了分歧，驻中国公使伊集院、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以及石井外相、田中参谋次长等人认为川岛的计划是在日本军宪威力掩护之下，试图掀起不成体统之掠夺性小暴动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如果是对于中国军队那样有实力的势力进行内部策反，在此基础上发起有把握的暴动则另当别论，因而他们认为利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运动比土井、川岛的计划更为有利。4月10日田中参谋次长电令关东都督府西川参谋次长要求他和奉天矢田总领事密商，对张作霖进行工作。4月19日张作霖驱逐段芝贵，成为代理奉天将军和奉天巡阅使，实现他多年称霸东北的野心。这时日本加紧策动独立活动，通过袁金铠、于冲汉以及张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中佐等人进行秘密联络，甚至连独立宣言都拟定好了。这一阴谋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张作霖宣布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成立在宣统皇帝统治下的独立国家；把宣统皇帝由北京迁到奉天；满蒙独立后和日本签署一项特殊盟约。另一方面以中村关东都督为首的土井、小矶、川岛等拥立宗社党肃亲王一派则反对上述拉拢张作霖的计划，甚至做出炸死张作霖的决定。川岛等人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然后乘乱杀入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张作霖的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上校等组成“满蒙决死团”。

（十二）1916年5月27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大将访问奉天，张作霖率其部下汤玉麟等人乘五辆俄式马车赴车站迎接。在返回途中日本预备役少尉三村丰向一辆马车投掷炸弹，将车炸毁，但张作霖却坐在另一辆马车上而幸免于难。张作霖赶回了将军署，在门口架起机关枪，卫队也被紧急召集起来，处于戒备状态 。这次暗杀事件给了张作霖一个重要教训，使他懂得不能不对日本加以防备。川岛等人的工作继续进行，预定在六月中旬，从奉天开始，在庄河、复州、辽西、本溪湖等地举事。但在6月6日袁世凯暴死，由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这时日本不得不停止反袁活动，转而采取援助段祺瑞的方针，以便控制中国，因而满蒙独立活动也被迫终止。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二十一条”后策划的一个阴谋，原来日本对“二十一条”要求中五号的保留感到很不称心，便立即着手策划新的阴谋，以图挽回局势。因而计划使东北和内蒙古同中国内地分离，并建立傀儡政权，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这就是后来制造伪“满洲国”的原始方案。为此以参谋本部为主体，在海军和外务省首脑分子的协助下一面制造中国内乱，援助反袁运动；一方面则拉拢蒙古王公和巴布扎布及拥立肃亲王的满蒙独立运动。但这一系列的阴谋计划均因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日本内部侵华的步骤不一和时机尚早而未能得逞。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仍很薄弱以及在华列强利益互有牵制，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暗中操纵第三方力量来达到控制满蒙等地区的目的。一方面既不得罪西方列强又不树敌于中国民众；另一方面能够坐收渔利，在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获得更多利益。只是运气不佳，总是功败垂成。自此后,日本政府重新拟定对华政策，不再急功冒进, 而是循序渐进、积累力量。

南北议和

（一）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打响第一枪，在之后的时间里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呈土崩瓦解的状态。截止11月末清政府所控区域只有东北三省、直隶、河南，清朝政权已是名存实亡，清政府无奈派袁世凯同南方革命党人和谈，这就是南北议和。1911年12月20日英、美、法、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要求尽快达成有利于平息战乱的协议。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为借囗竭力主张妥协。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感到公开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已无济于事，就在“中立”的幌子下抓紧物色新的奴才，极力扶持袁世凯。此时怀有野心的袁世凯则企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向革命派施加压力，以使革命派向他妥协。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的一番密谋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以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总统三项为议和条件。在孙中山回国之前议和谈判就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了，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于1912年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定六路北伐计划。当时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蠢蠢欲动，造成即将“武装干涉”的局势，使革命党的许多领导人非常害怕，这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革命还在进行，经济也很困难。帝国主义又在财政上施加压力，封锁南方革命军占领下各岸口的海关税款，不让临时政府动用。混进临时政府里的立宪派、旧官僚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借口怕引起外国干涉，反对孙中山出兵抗击袁世凯，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革命党人只得向袁世凯作出让步。1月22日孙中山表示：“如果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自己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二）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心里安定了，便指使他在北洋军中的心腹段祺瑞等联名发出通电：“立即采取共和政体。”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并许给皇室以特殊“优待”。制定的《优待条例》规定：清帝称号不变；每年由国民政府给予四百万元；清帝仍居清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2月6日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例》，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退位，这样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被推翻，这是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同一天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1年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世凯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由英国代表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里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开会。17日唐绍仪至上海，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12月20日，即议和开始后的第三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相同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会议至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君主共和之争，还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南北会谈，几经周折，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 [3]  ”的协议。但是，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地点仍然争论不休，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

（三）正在南北争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使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不仅使唐绍仪辞代表职，“停止开议”，而且公开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这时帝国主义也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为袁助威。同时，立宪派也纷纷为袁出谋划策，进行活动。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所进行的和谈。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12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南北和谈。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

（四）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无人可用，派荫昌统领北洋新军，结果荫昌还是要靠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提出来六点要求：1912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昌起事人员；宽筹军费；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戊戌变法中袁世凯以加入强学会的方式博得立宪派的信任，而后在荣禄和慈禧面前又出卖立宪派导致立宪派势力的巨大损失，而此时袁世凯提出来这六点要求与当初戊戌变法中的内容大体类似。袁世凯在面对全国愈演愈烈的革命起义中已经看到全国人民对共和制度的要求，因此袁世凯退而求其次，主动要求立宪以维持他在清廷的绝対利益和领导地位。而宽筹军费和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是他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控制军权的袁世凯已经死死的抓住清廷的命脉。10月29日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政府，提出十二项条件，主要是要求于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宣示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这个电报名为“兵谏”，其实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同时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第三镇从东北调回来，调到廊坊一带，以切断第六、第二十两镇的联络线。既然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的立宪要求与袁世凯一样，为何袁世凯在对镇压武昌起义的同时也要对付他们？以此来看袁世凯并非真心要求立宪，而是这个立宪要有利于他的权力控制，必须由他来主导组阁。11月9日通过资政院形式上的选举，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2月3日革命军在武昌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日南京光复，由此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人正式组织起来，与北方进行正式谈判。

（五）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互阅证件后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必须以成立共和国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唐绍仪暗示袁内阁并不反对共和制度，但因所处地位不同，目前仍然坚持立宪制度，建议召开临时国会解决这个问题。伍说：“这个问题如不确定，下文从何谈起？”唐解释说：“召开临时国会不过是一种形式，借口减少北方反对和议的阻力。”袁世凯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含糊暧昧的姿态。袁世凯没直接说支持共和，而说不反对共和。前后都有余地，袁世凯已经在清廷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清廷立宪也必然以他为核心。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承诺坚守立宪制反对共和以安抚清廷，并且以南方革命党的共和要求来继续要挟清廷，以获取更大利益的筹码。在袁世凯的雇佣的澳大利亚顾问、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在1911年10月27日写给布拉姆的信中有这样写到：“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另一位曾经的日本顾问青木宣纯说：“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袁世凯派唐绍仪南下，以清廷体制要挟革命党，以此来争取他在未来新中国政府的绝対领导地位，因此唐绍仪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达南方后立刻拉拢张謇。立宪派当然不希望共和制度，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力要求，因此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倒向袁世凯使得革命党人的谈判处境更加恶劣。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气势时革命党人唯有让出总统的宝座方可以让袁世凯彻底放弃立宪主张，袁世凯在新政权中夺得绝対领导地位由此实现。早在1911年10月28日起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就曾发出这样的电报：“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氏。”

（六）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便通过决议重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由此可以看出在武昌起义之初革命军政府在自己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被剿灭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许诺大总统的位置来让袁世凯这个实力派倒戈，当时袁世凯的顾问在写给朱尔典的信中说：“冯国璋的北洋新军在剿灭武昌起义军的时候使用平民和军队无差别屠杀的残忍手段，但是此消息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起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爆发过很多次了，到武昌起义之前还没有一次成功，武昌军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倒戈来获得唯一胜利的希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袁世凯并没理睬，袁世凯当时已经是内阁总理大臣，整个满清的实际掌控者，怎么会看得上弱小而又随时有可能被剿灭的起义军许诺的职位，所以袁世凯一直对共和没有明确表态，还是坚持立宪制度。而此时已到年底革命党人一方面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又不能马上说服袁世凯放弃立宪制，唐绍仪在这种僵局中最后也认可共和体制，南京政府此时只能另选他人。12月29日选举临时总统，参加者有革命军十七省代表，以一省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黄兴一票外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总统。此前向南方妥协默许共和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撤去谈判代表一职，可见袁世凯对唐绍仪默许南方提出的共和制度是十分不满的。袁世凯此时感到大为震惊，没想到南方在立宪和共和问题上是不妥协的。孙中山的当选让袁世凯此时如坐针毡，新政权大势已定，自己如何能在未来政权中获得领导地位。孙中山的当选让袁世凯开始下定决心逼清廷退位，由此袁世凯的逼宫程序从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1月1日开始。这一天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派将领48人发出联名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这既是袁世凯在逼宫前对清廷的假仁假义，也是对南方最后的一次试探。

（七）1月3日以陆徵祥为首的清朝全体驻外使臣发出联名通电，劝告清帝退位，以安皇室而定人心，此电由袁的谋士梁士诒主稿发出。袁世凯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忽而表示拥护君宪，忽而又暗中鼓动要求清帝退位。此时袁世凯派人散布谣言，放风说南方革命党有多么厉害、多么残忍，如果北伐清廷必受到屠戮的谣言，以此来逼迫清廷尽早退位。1月12日袁世凯正式向清廷摊牌，要求以优待为交换条件，让清廷退位。袁世凯并且对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最后袁世凯派赵秉均出面要求清廷必须退位，没有商量余地。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清廷没有退位的情况下向南京通报优待条件，1月20日伍廷芳回电表示接受优待清廷条件，并且答应只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将领47人又一次发表联名通电，吁恳清帝退位，改行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从南北谈判的开始袁世凯指使冯国璋发电反对共和支持立宪到为了夺总统权力而指使段祺瑞呼吁反对立宪、支持共和，袁世凯的态度在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前后发生截然相反的转变。2月1日隆裕太后下懿旨命袁世凯与南方磋商优待条件，隆裕太后还不知道猴急的袁世凯早已经和南方谈妥优待条件，逼宫已经迫在眉睫。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打电报给孙中山等，通告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室以清帝的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拨开武昌起义后纷繁复杂的局势，但看袁世凯在南北议和谈判上的态度以及不同时刻不同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袁世凯在政治上是没有自己立场的，只要可以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让他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变策略。

（八）从反对立宪到主动立宪，从主动立宪到赞同共和，从赞同共和最后回到称帝，袁世凯的变脸一直让人无法看透。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在书信集中有这样的描述：“袁世凯作为政府的总理，在其主子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掮客的角色。和双方磋商，讨价还价，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调解人。鉴于起义已经蔓延到中国大部分，不能以武力平息，袁世凯与革命党开始谈判。其时革命党已经在老革命党人孙中山领导下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曲折的谈判一方面以幼主逊位，另一方面孙中山为了推荐袁世凯而自行辞去新的共和国的临时总统职务而告终，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在谈判初期袁世凯显然并不知道南方到底有多大实力，认为会屈从于他，所以逼迫南方就范，而且以此来要挟清廷给予袁世凯更大权力。当看到南方在共和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没有退让余地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孙中山当选并且就任总统后使得袁世凯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袁世凯显然已经抛弃清廷而倾心于新政体的权力。而此前清廷也在扮演东郭先生的角色，袁世凯以南方为借口胁迫清廷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反过来这些权力却又用来逼迫清廷退位。在清廷来说袁世凯是他们剿灭南方革命党的阻碍，因为袁世凯坚持与南方和谈，对南方革命党来说袁世凯又是他们北伐的阻碍。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给了他最高的权力，而南方革命党也寄希望于袁世凯，答应让出总统的位置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在用总统的位置“招安”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无论在清廷还是南方政府中都是权力最大或者即将是权力最大的人物，袁世凯左右逢迎、两面三刀的伎俩让他此时登上两个不同性质政权的权力巅峰。因此不是因为袁世凯逼宫才选他做总统，而是以总统的位置作为诱惑让袁世凯逼宫，而袁世凯也随着各省革命军的增强而从开始不屑于武昌军政府的总统位置许诺转而急切逼宫，以求得总统的位置。

清帝退位

（一）1912年2月2日清廷举行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要求共和的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清室优待条件》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有关清逊帝退位的条件，经过南北议和代表的磋商后南京临时政府方面于1912年2月9日向清政府致送有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修正案，12日隆裕太后代表清廷认可这一条件并于次日公布，宣布清帝退位。1911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彻底爆发，1912年2月12日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宣布退位。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共分甲、乙、丙三项，甲是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乙是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皇族私产，一体保护；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二）丙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辛亥革命后“暂居宫禁”的清皇室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庇护下一直在进行阴谋复辟帝制的活动，且宫中珍藏亦大量流散，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对清皇室果断采取行动。1924年1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执行者为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1924年10月，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大清宣统帝从1924年10月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清室优待条件是当时南方革命党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同清朝皇室进行妥协的产物，可谓是中外法制史上的条款。清帝皇帝尊号的保留与民国共和制的本身相悖，为了解决这一法律矛盾，对清帝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这在事实上让民国初年的紫禁城成了超出国家主权的存在。直到1924年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以后溥仪才从事实上成为法律上的一个普通公民，文秀的离婚诉讼也是以此为基础。它的签署促使清室愿意和平移交政权，但是它的存在是辛亥革命对旧社会改革不彻底性的一个表现。清帝退位诏书指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的退位诏书，于是清朝正式灭亡。

（三）因溥仪当时年仅六岁而无行为能力，故由隆裕皇太后（孝定景皇后）临朝称制，退位诏书起草人为清末民初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江苏通州人张謇。1912年1月19日家住天津的汪荣宝在日记中记载：他听说逊位诏书已经预备妥帖，三四日必当宣布。1月22日汪荣宝听说：“内阁拟就上谕两道，一为逊国，一为宣战。阁臣不自擅决，付诸皇族会议。但若采用乙种办法，阁臣即一律辞职。”这一天是旧历辛亥年的腊月初四，据张謇日记记载：他于当天来到上海，知北方逊位诏初三日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焉。张謇所说的“疑而沮焉”指的是孙中山于1月18日电告伍廷芳，要求由唐绍仪向袁世凯转告五条要约：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据伍廷芳在《共和关键录》中记载：由于逊位诏书没有按照原定计划于1月21日如期颁布，他于当天致电孙中山通报与袁世凯之间的交涉情况，同时建议清帝逊位之后宜由袁世凯君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以两方同意组织统一全国政府。孙中山收到电文后于1月22日采取公开通电：“就各来电视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2月2日专门负责协助内阁大臣起草朝廷诏书圣旨的许宝衡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听说国务大臣入对商酌优待条件，隆裕太后甚为满意，皇室亲贵也表示认可。2月3日许宝衡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羁留上海的张謇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他听说袁世凯（慰廷）当天进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

（四）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伍廷芳。2月4日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闻慰廷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同一天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袁世凯电告的优待条件。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中“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的条文。2月6日伍廷芳将参议院议决之修正条款电复袁世凯，同样是在这一天莫里循在给布拉姆的书信中介绍逊位诏书说：“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据汪荣宝日记记载：他于2月6日从天津来到北京，正式参与袁世凯内阁的机要文案。2月8日袁世凯内阁着手预备清帝逊位之后的各项善后文案，由汪荣宝负责起草《对北方各省督抚宣言》，该项宣言经过梁士诒、袁世凯的补充修改，于2月13日用“全权袁”的名义以《致北方各督抚各府州县电》为标题公开发表，同时公开发表的还有《关于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布告》等多项文告。2月9日留在北京与袁世凯、梁士诒、袁克定等人直接沟通协商的同盟会会员朱芾煌、李石曾致电汪精卫，所谈论的正是《清帝逊位诏书》和另一道逊位优待条件诏书中的关键性措辞：“已向袁、梁尽力交涉，舌战良久。惟退位事，字样改为‘以权位公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数字，须改为大清皇帝尊号源（延）缆（续）如旧等字。芾思此数字名异实同，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地步。据梁云，若民军能照此答复，必能即刻宣布共和。”

（五）莫里循也在当天写给布位姆的书信中介绍说：“目前已准备三个文件：退位诏书；皇帝宣布退位的文告；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文告是大约二十位大臣共同写成的，致各国公使馆的通函是颜惠庆博士用英文写的，已经译成中文，目前正由袁世凯审阅。”同一天朱芾煌、李石曾致电汪精卫说他们于当天同见梁士诒，得知已将逊位诏拟定呈进，念六或念八准发表。这里的“念六或念八”指的是旧历辛亥年的腊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日，也就是1912年2月13日或15日。2月10日汪荣宝在内阁得知优待条款的最后版本已经得到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回电同意，梁士诒嘱托他草拟奏稿于第二天呈递，饭后梁士诒又要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奏折修正数处，下午四时脱稿。2月11日汪荣宝被内阁电话紧急召回，梁士诒、阮忠枢告诉他说逊位诏书发表在即，应办文牍甚多，他当天又草拟电稿及信稿各两件。同一天张謇在日记中写道：“闻清帝已定逊位而中尼。”辛亥革命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则认识到要救国必须革命，要想救亡图存，只能是推翻封建皇权。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生机勃勃的局面。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最初的政治障碍。

（六）辛亥革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不但从行动上坚决地打倒皇帝，并从舆论上对君权神授观念和皇权思想进行鞭挞和批判，极大地促进人民的思想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新的思想境界。其次辛亥革命传播民主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就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他们通过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地争取民权；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通过介绍西方政党制度，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这些有关民主和科学的学说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提高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促进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辛亥革命的实际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带来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正是这些新的变化打开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辛亥革命不仅召唤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通道。陈独秀和知识界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继承和发展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把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随着一批觉悟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思想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七）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里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但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辛亥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民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以孙中山的后继者自励，从来都尊崇孙中山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孙中山及一切革命者们憧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为现实。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

（八）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社会顶层的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官僚大多在辛亥革命大风浪中随机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和利益，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构建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大多数人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根本变化。

宋教仁遇刺事件

（一）宋教仁遇刺事件发生于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待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1912年2月12日宣统退位，孙中山先生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且定都南京。同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变为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但袁世凯根本没有到南京就职，因此南京的议员们不得不同意政府迁往北京。8月25日在宋教仁的努力奔波下中国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团体改组成为国民党，准备参加第一届中国国会两院议员大选。1913年袁世凯依照《临时约法》在全国实行选举，1月国会两院选举结束，以同盟会为主干的国民党取得大胜。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奔赴北京，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达正式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当选的参众议员于同年3月齐集北京。3月19日袁世凯又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作为在大选中胜利的国民党代表，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3月20日10时宋教仁及前来送别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黄兴、于右任等到达车站，10时40分当宋教仁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向检票口时一声沉闷的枪响过后宋教仁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整个站台顿时大乱。这时只见一人拼命逃离站台奔向出口，其间连着摔了两跤，之后沿着车站铁栏向东逃脱。混乱中黄兴等人护送宋教仁到车站外，拦住一辆车，由于右任送宋教仁到沪宁铁路医院，其余的人留下来希望能抓获凶手，而此时整个站台上竟没有一名巡警。击中宋教仁的子弹从他的右肋穿到腹下部，伤及小腹及大肠。

（二）医生割开伤口，从他的身体内取出子弹，子弹尖小，推测为新式勃朗宁手枪。由于宋教仁不停叫痛，医生给他注射止痛药，依然没有效果。由于不见好转，医生们不得不给宋教仁做二次手术。除了缝补大肠的穿孔外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大小便失禁，流血不止。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1913年3月21日，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后当即发来慰问电报，并且在发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吴馨、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于当天致电北京《民立报》代转宋教仁：“闻公遇险，无任惊骇。默相吉人，幸加珍重。”宋教仁于3月22日凌晨去世后袁世凯复电陈贻范说：“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悬赏告示登出后不久就有一名叫王阿法的倒卖古董的人前来报案，他声称认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黑帮人物应桂馨。有一天他到应宅交易，中途应桂馨拿出一张相片，要他认仔细了。说与此人有仇，希望王阿法做掉他，作为酬金可以给一千元。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拒绝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物，因此报案。王阿法的言说虽然诸多漏洞，但是巡警在逮捕应桂馨后在他的家里却有意外发现。首先抓获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这名男子叫武士英，被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人认出就是凶手。其次在应宅发现大量秘密电报，竟是由当时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来，还有就是黄兴也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往来。

（三）洪述祖的电报内容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里面有“毁宋”的文字，提到在日本找到宋、孙、黄等人的劣迹，而与黄兴的电文则是帮黄兴打理钱财。由于武士英、应桂馨在租界被捕，所以两人被暂时关押在租界牢房。1913年3月31日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预审，由会审谳员关炯之、英国副领事翰垒德、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共同主持，由于相关方面的准备不够充分，这次开庭没有进行实质性审信。据杞忧子在《宋渔父》一书中提供的庭审记录：4月4日下午公审公堂第二次开庭预审时先由代表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庭的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介绍此前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初步审讯武士英的情况，武士英已承认1913年2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3月19日在陈玉生带领下来到应桂馨家里。3月20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应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到应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应桂馨夸奖。应桂馨的代理律师沃沛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沛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3月27日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七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音讯。4月11日下午公审公堂第六次开庭预审，应桂馨当庭说3月1日或2日王阿发带着吴乃文的推荐信到他家里求职，他送走王阿发后当即吩咐手下人，以后王阿发再来就不要通报接见了。案发之后王阿发留在应桂馨家里的吴乃文推荐信被搜查出来保存在巡捕房里，在宋教仁案的涉案帮凶中吴乃文是最为关键也最为神秘的一个人。吴乃文既是王阿发与应桂馨认识的介绍人，也是在现场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而在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谍报科科长应桂馨手下的三名一等科员中恰好也有吴乃文的名字。

（四）无独有偶，曾经委托王阿发到应桂馨家里登门卖画的拓鲁生又恰好是为宋教仁送行的国民党要员，这一系列的事情开始让人们怀疑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偶然与巧合，不如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长黄郛等国民党人士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宋教仁案经过会审公廨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遗留下来的最大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武士英与应桂馨的当庭对质，这样也使得一桩并不复杂的暗杀凶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暗杀活动的吴乃文、拓鲁生、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1913年4月26日即宋案证据通电宣布的第二天袁世凯以五厘高息，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磅的巨额借款合同，作为其动兵及贿买各方的备用资金。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兴兵讨袁，或反对、或游移的黄兴等人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下观点不断改变，态度也在动摇，但意见最后仍未达成一致。直到袁世凯调兵遣将、军事部署完毕，撕破脸皮向国民党人发出通牒，并在6月份罢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后国民党内部才达成一致，于仓促间发动“二次革命”。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不到一月，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而在两年之前他还视政党政治为救国良方，清廷请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他提出六项措施作为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解除党禁，可他一旦当选民国大总统就出尔反尔、倒行逆施了。

（五）此后袁世凯更是偏离民主建设轨道，在专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4年1月10日强令解散国会；1914年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1915年12月12日下令恢复帝制，改元洪宪，上演一出称帝闹剧。1913年1月22日洪述祖偕应桂馨南下上海，负责调查欢迎国会团，1月31日离沪北返。在上海中洪述祖、应桂馨注意到国民党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因此他们在袁世凯的默许下先计划搜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与负面消息，试图将其散布到社会，但未能得逞。其后洪述祖以“毁宋酬勋位”为诱饵，嗾使应桂馨暗杀国民党内从事政治活动最积极、鼓吹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应桂馨物色兵痞出身的武士英做为杀手，于1913年3月20日枪击宋教仁，3月22日宋教仁身亡。在案发后不久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先后在租界落网，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洪述祖于3月26日晨逃离北京，躲进德国租借地青岛。5月青岛的德国裁判所审问洪述祖，洪述祖坚称“毁宋”只是要破坏宋教仁的名誉，并非肉体消灭之意，因此德国人判他无罪，继续寄居青岛。翌年9月日本占领青岛德国租界，将租界内所有房产充公，洪述祖便化名张皎厂，亡命上海。1917年4月行踪暴露，被上海公廨逮捕，4月30日被保释。然国民党已得知消息，在洪述祖被保释而上车离去之时一群国民党人前来公廨探听消息，其中宋教仁之子宋振吕认出上车之人正是洪述祖，立即跃上汽车将洪述祖扭下，押送至驻廨西捕头写字间。1918年4月被解到北京法院，他始终不肯认罪。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判处洪述祖死刑，4月5日对洪述祖执行绞刑，这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机器。行刑时因身体太重、筋骨衰弱，竟然身首异处，洪述祖之妾找了北京最善于连尸的医院把头缝好才下葬。

（六）当时洪述祖欲阻止国民党组建政党内阁，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密电联络应桂馨，要求他搜集关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应桂馨谎称他已得知日本有“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物证，向政府索要30万来购买。袁世凯对“宋犯骗案刑事提票”颇感兴趣，欲知其详情并托洪述祖要求应桂馨先提供原件或影印件，但应桂馨始终无法交代。洪述祖知道释放国民党人负面消息的方法行不通后便于3月6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暗示他对宋教仁“乘机下手”。13日更以“毁宋酬勋位”为诱饵，嗾使应桂馨杀害宋教仁。应桂馨欲以低价收购国债作为报酬，洪述祖则回应“债票特别准”。应桂馨得到承诺后收买凶手武士英，于1913年3月20日制造宋教仁案。3月24日应桂馨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中被英捕房逮捕，在审判期间百般抵赖，至7月二次革命爆发之际他趁乱越狱，藏身青岛德国租界。二次革命被镇压、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应桂馨致电政府，称自己杀“贼”有功，请求平冤昭雪。袁世凯政府并未反应，他便亲自入京邀赏，据说在北京期间每晚在八大胡同纵情声色。1914年1月17日应桂馨在嫖娼并吸大烟时遇到军警查拿，军警不知他为应桂馨，他却高声对军警说：“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二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于汝何事？”遂将军警轰走。两天后的1月19日下午应桂馨就在津京快车上遇刺身亡，主使者一般认为是袁世凯。武士英曾在贵州学堂读书，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到上海。1913年3月20日暗杀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但很快落网，22岁的失业军人流氓兵痞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同年4月24日被毒杀灭口于狱中。

二次革命

（一）“二次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为在1913年尽管已经建立名义上的共和民国，然而引起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袁世凯政府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工具，它的残暴军事专政不能不继续引起人民新的武装反抗。在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三种政治力量仍然在“二次革命”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买办性军阀集团虽然窃夺中央的和许多省份的政权，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囊括整个中国，也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被革命打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被迫让出中央政权，可是继续保留着七八省地盘（虽然很不巩固）和十几万军队（虽然不完全可靠），特别是在人民中间还具有较大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投革命之机，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二次革命”前夜的彼此纷争，乍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之争等，然而究其实质却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从1912年到1913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局势的特征是：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已经覆灭，而代替它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但是南方的革命力量还没有完全屈服。因此各种政治力量都渴望利用或者改变这种不统一、不稳定的局面，力图使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英、美）是不满意这个局面的，帝国主义国家暂时不承认民国政府，绝不是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意味着“不干涉中国事务”，更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于袁世凯的支持。

（二）恰好相反的是他们正是用暂时不承认作为武器，一方面威逼南方革命力量最后全盘屈服；一方面催促袁世凯加紧实现“武力统一”。关于这一点时德国外交大臣雅哥在1913年4月说得非常露骨：“据我们的意见，总统选举举行后立刻承认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的实际增加，而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同时为了帮助袁世凯实现武力统一，他们源源不绝地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贷款。再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来看也必然会重新举行武装反抗，由于自身的软弱和缺乏政治经验，同盟会的很多领导人确曾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并且错误地把主要精力用于议会政治和兴办实业。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和北洋军阀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维护《临时约法》、争取国会多数、主张责任内阁、强调地方自治都是他们抵制袁世凯反动独裁野心的手段，自然这些“武器”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已经变得锈烂不堪，根本无从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暴力统治。但是作为真诚的爱国的民主革命家，面临着袁世凯赤裸裸的血腥屠杀时他们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首先觉悟过来，越过国会斗争的狭隘圈子，重新诉诸武装反抗。同时同盟会的下层党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一部分革命群众更是武装反抗的积极支持者，他们的政治态度也会对领导者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进一步堕落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成为政客和新官僚，因此幻想通过依附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把革命力量看成必须拔除的眼中钉。他们这种政治态度只能促进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力量的武装进攻，而不能在南北之间起任何缓冲作用，由此可见“二次革命”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三）袁世凯急于完全实现窃国阴谋，革命党人渴望重新夺回革命果实，老立宪派进行拥袁反孙的新投机，这就使得北洋军队和革命武装之间必然要来全面较量一番，正好像是为辛亥革命补作“续篇”。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以暗杀手段除掉政敌。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在沪宁铁路医院去世，年仅31岁。革命党人迅速协助租界当局捕获凶手，但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最后调查结果表明幕后主使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者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上下联络者是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是应夔丞，杀人凶犯是武士英。真相大白后全国奥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但是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支持孙中山外黄兴等多数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发动革命反袁，主张用法律解决，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分歧导致“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此时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另一方面为了充实军费，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发动对南方革命党人的进攻。6月袁世凯借口李烈钩等通电反对善后借款，不服从中央，破坏统相继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胡汉民广东都督和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职务，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竟“遵令免官”。

（四）江西则通电退兵，广东则以文电自明无二意，宋案借款之争谓仅一种建言作用，并不敢出法律范围。安徽之柏文蔚则情见势绌，其辞职呈将不日到京。孙中山派居正等人前往动员李烈钧宣布独立，出兵讨袁。李烈钧却说：“免职后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颇为踌躇。”柏文蔚索性跑回南京闭门谢客，借以休息。孙中山见状，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黄兴虽不再坚持法律倒袁，仍劝孙中山对武力讨袁持“慎重”态度，以避袁氏凶风。 7月初在确定武力讨袁具体的作战方案时革命党领导核心又发生严重分歧，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首先发难，黄兴以为犹执卵击石而坚决反对。孙中山提议先策动海军独立，黄兴等则主张海陆并举。孙中山拟赴南京指挥作战，黄兴则以留其“任大事”，亲以身代。当革命党领导人争议不决之际袁世凯命令海军中将郑汝成率兵舰抵吴淞登陆，进驻江南制造局，控制上海局势。同时派特工人员焚毁长沙军械局，断绝讨袁军奥援。并命令李纯部开赴九江，两路向赣军林虎旅驻地逼近挑衅。7月12月林虎旅被迫自卫反击，揭开民国史上“讨袁之役”的帷幕。同日李烈钩在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和坚决支持下率部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翌日李烈钧被举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诛民贼袁世凯，巩固共和政体。”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革命党人相继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通电声讨弁髦约法、蹂蹦国会、破坏民国、帝制自为的独夫民贼袁世凯。

（五）讨袁战争爆发，经章士钊穿针引线后孙、黄与封建官僚岑春煊结成讨袁联盟。7月22日在各省议会联合会上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规定独立各省都督及讨袁军司令一律归其节制，并授以“中华民国讨袁军大元帅”印，即照临时约法临时总统职权行使。据牵线人章士钊说：“西林（指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说明孙、黄等人推举岑春煊做讨袁的盟主，一方面是利用岑、袁之间的矛盾，借重岑的社会声望，以壮大讨袁军的声威；另一方面也颇有倒袁之后拥戴岑春煊继任临时总统，以平息袁世凯散布的孙、黄争总统不成而捣乱的谣逐。 讨袁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在讨袁宣言中即庄严声明：“自让政权给袁世凯以来，仆于权利所在，则为引避。”认为：“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黄兴于就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当日即信誓旦旦地通电声明：“兴之本志，惟在倒袁。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因中改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之想，神明殛之。”既然革命党兴师志在讨袁一人，袁氏若去，革命党领导人又无意掌权，那么国中政事只能让讨袁盟主岑春煊之流的封建官僚出来执掌大权，政权仍然落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手中。只是讨袁联盟不久即因岑春煊前往动员龙济光、陆荣廷讨袁的计划流产而解体，讨袁战争失败，岑春煊被袁世凯通缉，出走南洋，“贤者”出任大总统的梦想遂成泡影。从独立各省宣布讨袁的时间顺序来看说明国民党统辖的区域号称联军十万、拥地数省，实则各都督皆拥兵自卫、各自为政。而且讨袁军各司令和将领之间意志不一，普遍存在着怯战情绪。

（六）江苏讨袁军参谋主任许崇灏回忆说：“余默察情势，深知各司令及将领之意志不一，必难成事。”讨袁战争爆发后独立几省讨袁军各自为战，既无坚强统一的指挥中枢，又缺乏明确的全面作战方略。加上讨袁军一些军官被袁世凯收买，相继叛变，军心涣散，在兵源不足、饷糈匮乏、外无援兵、内困孤阃的情势下讨袁军出战不到半个月各地相继失利。7月26日黄兴发表声明：“我军饷糈械弹均缺，或当不免一败。”过了两天黄兴见大势已去，弃城出走，各地讨袁军闻风而溃。在三军无主的情况下驻守南京狮子山炮台的讨袁军，处于劣势仍奋激抗击袁世凯政府军。天堡城五易其手，最后因后援断绝，全体将士壮烈牺牲。9月1日张勋率部攻入南京城，讨袁军余部巷战数日，终以寡不敌众，9月4日南京失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讨袁”为中心的“二次革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后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久南京第八师等部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起讨袁的大旗，于8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士兵们义愤填膺，与北洋军展开顽强的血战。9月1日南京失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因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故“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又因其主要战场在江苏和江西，也被人称作“赣宁之役”。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进一步破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取消国会和责任内阁，实行独裁统治。“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承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权，英勇奋战，它的失败也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