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
目录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52、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5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4、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55、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
56、给李淑一的信
57、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58、关于农业问题
59、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60、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52、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
你们的会议开了几天?开得怎样?汇集的那三十三个问题[2]，我都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提出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3]，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4]，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要求答复，一个人怎么答复得了?我看还是大家自报公议，一个人念，大家讨论，大家答复。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赞成的，有勉强赞成的。对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你把他的生产资料拿来共产了，他心甘情愿吗?总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大勉强的。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总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迫于全中国的大势所趋，有些人不得不勉强赞成。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我国过去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以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几亿人口的小资产阶级，要改变所有制。知识分子，按出身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当然还有大、中、小的区别。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识分子，那就有六百万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是进过大学的，萧楚女[5]就什么正规学校也没有进过，他是靠自学的，也是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 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6]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7]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之一——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8]、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9]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10]，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11]。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12]，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13]，你要写荣毅仁，就得写他跟工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大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体验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给知识分子。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去体验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灾难，特别是有名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就怕你来调查我什么，我就是不告诉你。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你。有些地方“记者成灾”。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14]的《典论·论文》和曹植[15]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16]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17]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大家反映作家职业化后，有些书因纸张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的生活。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印刷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我说作协自己办一个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18]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19]他们筹划去办。
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赵丹[20]，孙瑜[21]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你们回去就传达，就要贯彻，不要等三中全会[22]作决定。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23]，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24]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三十三个问题。
[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4]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5]萧楚女，见本卷第248页注[4]。
[6]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8]薛仁贵（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将军 。
[9]张士贵（？——约六五六），本名忽峍，虢州卢氏（今属河南）人 ，唐代将军。
[10]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今北京），作家。当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委员会工作。一九五六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错误批评。
[11]姚雪垠（一九一○——一九九九），河南邓州人，作家。当时在武汉市作家协会工作。
[12]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
[13]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14]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国时期文论家、诗人。
[15]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
[16]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7]萧统（五○一——五三一），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公元五○二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编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人习称《昭明文选》。
[18]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一九○四年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20]赵丹（一九一四——一九八○），山东肥城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电影《武训传》。
[21]孙瑜（一九○○——一九九○），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22]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在北京举行。
[23]《草木篇》，流沙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24]《吻》，曰白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创刊号。
5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
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大家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2]，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3]，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4]。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
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刊印。
【注释】
[1]这篇讲话是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公开发表的。发表以前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一些原讲话中没有的内容，主要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队伍及其思想状况所作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提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2]指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4]见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
54、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
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
公开承认矛盾，列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斯大林不承认，混淆两类问题，直到死前才在理论上承认，但实际做又是一件事。
(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
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
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
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
六亿和五百万[2]——左、中、右。
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使中间派进一步。
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放还是收?
说还是压?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四人文章[3])。
会不会乱?
会不会被批倒?
毒素怎么办?
(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
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
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谁怕批评?阿Q[4]。
党内党外，并和党外一起。
要使用党外。
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要艰苦奋斗(调整工资)(革命意志衰退)(争名夺利)(白手成家)。
要养成学习习惯。
原则性与灵活性(闹事，毒素有好处)。
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
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
谁怕批评?共、国、民主党派。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
[2]指当时中国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
[3]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写的《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4]阿Q，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55、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1]，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2]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3]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4]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2]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
[3]指新华社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发的关于湖北省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道。报道说，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三、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农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四、地方干部与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4]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及本卷第292——293页《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一文。
56、给李淑一的信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2]所述那一首[3]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4]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5]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李淑一（一九○一——一九九七），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夫人。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
[2]开慧，即杨开慧（一九○一——一九三○），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十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十一月牺牲。
[3]指《虞美人·枕上》（《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4]直荀，即柳直荀（一八九八——一九三二），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九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
[5]柳午亭（一八七七——一九五七），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父亲。
57、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58、关于农业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2]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像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3]，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4]、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5]同志也讲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见本卷第3页注[4]。
[3]《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
[4]一九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将麻雀换为臭虫。
[5]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59、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2]，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3]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4]，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5]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6]，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7]，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他们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8]和丘吉尔[9]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0]，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11]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12]，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13]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14]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15]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16]。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17]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8]，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19]。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20]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2]曾经一枝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22]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23]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24]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25]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26]。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27]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28]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刊印。
【注释】
[1]这篇讲话选入本书时作了个别删节。
[2]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3]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二年夏，德军在对苏联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七月十七日德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企图攻占该城，切断伏尔加河，南夺高加索油田，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五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苏军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次年二月二日全歼该敌。这一战役，德军损失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苏军夺得战略主动权，标志着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转折点。
[4]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5]苏伊士运河事件，见本卷第201页注[3]。
[6]法斯特，一九一四年生，美国作家。一九四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写过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美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作品，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7]指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和十一月三日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9]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10]雅尔塔，在前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参见本卷第129页注[14]。
[11]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2]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13]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14]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
[15]金日成（一九一二一——一九九四），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战争期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16]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17]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8]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军队集结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19]先锋计划，是当时美国制订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计划。美国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在航天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20]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一九一一——一九七七），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1]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2]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3]哥穆尔卡（一九○五——一九八二），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4]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25]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等十二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26]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原文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7]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28]陈独秀，参见本卷第56页注[3]。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高岗，参见本卷第45页注[7]。
60、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刘建勋（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河北沧县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一九一三——一九八九），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