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61、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62、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63、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64、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

65、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66、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68、关于读书的建议

69、记者头脑要冷静

70、一个教训

71、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72、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61、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2]，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3]和南宁会议[4]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5]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6]。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7]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8]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9]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10]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11]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12]，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张国焘[13]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14]，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　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5]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见本卷第3页注[3]。

　　[2]见本卷第320页注[4]。

　　[3]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4]南宁会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

　　[5]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6]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来没有形成。

　　[7]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见本卷第3页注[4]。

　　[8]鸣放辩论，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广大群众积极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却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复杂的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规模贴大字报的做法，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同样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一九七五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9]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的人员组成，下设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指导。

　　[10]立三路线，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8页注[10]。

　　[11]陈独秀路线，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12]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13]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

　　[14]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见本卷第45页注[7]。

　　[1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62、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63、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2]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九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一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一百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3]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谈话的主要部分。

　　[2]万隆会议，见本卷第148页注[2]。

　　[3]见列宁《论策略书》。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64、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

　　一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2]的有教无类，孟子[3]的民贵君轻，荀子[4]的人定胜天，屈原[5]的批判君恶，司马迁[6]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7]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8]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二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两段文字。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

　　[2]孔子，见本卷第84页注[12]。

　　[3]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4]荀子（约公元前三二五——前二三八），名况，字卿，战国末期哲学家、教育家。

　　[5]屈原（约公元前三三九——约前二七八），名平，字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

　　[6]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或公元前一三五——？），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7]王充（二七——约九七），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哲学家。范缜（约四五○——约五一五），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南朝齐、梁时期无神论思想家。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张载（一○二○——一○七七），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宋哲学家。王夫之（一六一九　　一六九二），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哲学家。

　　[8]关汉卿（约一二二○——约一三○○），大都（今北京市）人，元代剧作家。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吴承恩（约一五○○——约一五八二），字汝忠，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明代小说家。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名霑，字梦阮，满洲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

 

 

 

 

65、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

　　一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2]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3]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集团，什么北大西洋[4]，巴格达[5]，马尼拉[6]，这些集团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们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印尼、印度、缅甸、锡兰[7]，想搞垮纳赛尔[8]，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9]，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们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末，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10]，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做“有条件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的。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它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它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就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它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11]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12]。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13]，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14]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做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二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15]，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美国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例如: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问题，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末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它是订了条约的[16]，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17]。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那个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一些国家的政府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18]，还有那个斯摩特[19]，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你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它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它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联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20]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上不参加，政治上听说它相当同情。因为它有个约旦问题，它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总理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21]，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它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这样慢慢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舰就来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条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讲话中关于国际形势的部分。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六日和八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先后在五日和八日的会议上作了讲话，本篇一选自九月五日的讲话，二选自九月八日的讲话。关于毛泽东九月八日的讲话，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毛泽东修改的新闻稿作了报道，这里将有关国际形势部分摘录如下：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2]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4]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

　　一九五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5]指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组织的军事集团。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根据《巴格达条约》而成立，一九五九年八月改称中央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美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一九五八年七月伊拉克王朝被推翻后，新政府于次年三月正式宣布退出。随着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分歧的日益扩大，一九七九年三月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也宣布退出，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该组织解散。

　　[6]指东南亚条约（即马尼拉条约）组织。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7]锡兰，今斯里兰卡。

　　[8]纳赛尔，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9]见本卷第406页注[5]。

　　[10]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11]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当时任法国总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12]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13]这里所说的十九个国家，指当时已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也门、伊拉克、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二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建立）、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国。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国家，指朝鲜、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和匈牙利。

　　[14]尼赫鲁，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当时任印度总理。

　　[15]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6]指美国和台湾当局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17]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18]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比克利指挥美国第七舰队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为载运军火增援金门的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

　　[19]斯摩特，当时任驻台湾美军司令。

　　[20]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

　　[21]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见本卷第406页注[2]。

 

 

 

 

66、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　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3]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4]，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尚昆，即杨尚昆（一九○七——一九九八），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指卫生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毛泽东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

　　[3]徐运北，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聊城人。当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4]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2]，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3]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4]，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

　　[2]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一九二六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东北，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4]蒋、杜会谈，指蒋介石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台湾举行的会谈。会谈公报中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希望和愿望的真正代言人”。

 

 

 

 

68、关于读书的建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69、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加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

 

 

 

 

70、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1]，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2]。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以下措施：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党内和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立即执行郑州会议关于作息时间的规定，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等等。

　　[2]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71、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2]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3]。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4]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根据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

　　[2]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见本卷第3页注主[4]。

　　[3]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开始，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4]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72、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陆定一[1]同志:

　　建议将此件[2]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2]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材料指出，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表现在：（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时更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及时发现并检查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语和清华大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