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蝇王》与《1984》中的公共理性堕落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理性的堕落”。国内学者陈磊认为公共理性这个词最早见于12世纪欧洲法律文件中，拉丁文为“Ratio Publicae Utilitatis”，即“根据公共效用的理性”，意指在诉讼中进行推理和论证时要从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对某项权利进行优先保护[1]。国外学者盖恩斯·帕斯特（Gaines Post）说：“它是为了证明国王财产的存在属于整个社会 （Status Regni）利益的需要[2]”。随着时代前进，这个概念的内涵越加丰富：让-雅克·卢梭在《政治经济学》里将公共理性看作极端利己主义的反面[3]；托马斯·杰斐逊把公共理性与民主相关联[4]；康德在《何为启蒙》中提出“理性的公共运用”[5]；约翰·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的目标是公共福祉[6]。

本文将在兼顾以上思想内涵的同时，以让-雅克·卢梭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把利己主义看作公共理性堕落的原因。短视的利己主义虽然有着“私人理性”之外皮，但它终将由于反对公共理性而从自私转变为自害。既然“理性人的活动”[7]是利于活动主体的，那么不利于活动主体的就是“反理性的活动”。可见，短视的私人理性是反理性，短视的利己是反利己。尽管这些判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在公共理性堕落的社会中却是可能的。单个人的理性堕落表现为直接地与自我敌对，譬如自欺、自害、自弃等行为。而公共理性的堕落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反理性关系：即通过与他人的敌对而间接地与自我敌对。这相当于把反理性的自身关系扩大成反理性的人际关系。正如卢梭所言：“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指定的行为准则与公共理性为全体利益而指定的规则完全相反，每个人都指望着邻居的垮台以渔利，那么人们会做何感想呢？”[8]

公共理性堕落的名义有一个共性：自私性。正如《1984》里的奥布兰所言：“老大哥要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他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蝇王》不是描述理性的堕落，而是描述理性的进展：“…猎猪部落和民主政体一样，分享着算计理性这一共同的底层逻辑。虽然极其残忍，却恰恰是在周密计划和系统安排后得以理性地、科学而高效地推进。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纳粹是将暴力的运用交付于理性算计…”[9]。

这“算计理性”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外，其实是公共理性的对立面。在历史上，纳粹德国的多数人只是战争机器内的齿轮，这被称作“平庸之恶”。戈尔丁曾指出平庸之恶的自私性：“德国的政治成果为何变为希特勒的独裁？我坚信，人们的关注重点出了问题，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们只关注这个体系，而不关注人自身...人的贪欲、残酷、自私，才是政治包装之下的真相”[10]，极权体制中领取薪金的上班族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害怕受到上司惩罚，在执行命令时没有任何个人范畴以外的思考。

野蛮国度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因为它有着人才外流、文化僵硬、劣币驱逐良币、科技创新模式不健康、上下级之间缺乏真实信息反馈等现象。反公共理性的自私性终将成为自害性，故事中猎猪部落自我损害的行为已足够证明：《蝇王》不表现出理性的进展，反而表现出理性的堕落。无论自私性的名义伪装成怎样的形式，一旦它与公共理性为敌，它的持有者就既祸害他人也祸害自己。

与直觉不同的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成员最为自私自利。由于他们的共同体已被窃国者所控制而无法代表大众利益，所以他们自然地站在那畸形共同体的对立面上并越加具有短视利已主义倾向。在极权社会里，上层既得利益者因路径依赖而维护现状，下层普通人也把反理性状态内化到自身中。民众对统治者的谎言深信不疑，甚至于统治者能够把自己欺骗，可谓是自欺欺人。

整个社会由于惯性而难以逆转公共理性堕落，如覆水难收，若这种反理性状态长远地持续下去，每个人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害。诚然，也存在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口号，这种情况通常是利己主义者把恶果的来临拖延到自己去世之后，同时也是把恶果推卸到下一代人身上。为了重建公共理性，觉醒者应该尽快地把原子化了的大众重新联合起来，形成力量去反抗既得利益者或说窃国者，迫使整个社会回归正轨。对于觉醒者而言，这是充满挑战的过程，也是他无私的奉献。

《1984》与《蝇王》是存在着差异的两部小说，但同样描述了公共理性的堕落。它们所带来的启示是：社会的堕落不比社会的进步更加困难。社会堕落在历史上有许多案例。比如，随着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文明开始倒退：城市经济衰落、古希腊知识遗失、专制的天主教会取代了民主制度。再比如，蒙古帝国在入侵中原后废除丞相、取消门下省与中书省、不允许谏官存在，这削弱了制衡君权的力量。到近代，“红色高棉”政权也导致大量柬埔寨民众陷入疾病、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造成25%人口的死亡。法国作家让·拉库尔特用“auto-genocide”一词形容红色高棉的极端行为[17]。所以，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预防公共理性堕落的发生。

一方面，放任自私者妄为不像亚当·斯密设想的“无形手”那样值得乐观。我们要警惕以无私名义作掩护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自欺欺人地喊出空想且虚伪的口号，成为公共理性堕落的土壤。在《1984》与《蝇王》里，行动的名义都是伪善的，其后果也都是有害的。每个作恶者总爱把自身的罪行合理化，我们应该识破自私者的谎言，否则，愚蠢的伪善将造就通往地狱之路。为了避免公共理性堕落，人类必须正视文明秩序的脆弱性，努力用法律预防人性之恶、以真理击败谎言与短视。

另一方面，利己主义并非是罪恶，而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只有那些短视的极端利己主义才应该被取缔。真正的私人理性既是利己也是利他，其本身符合公共理性。良好的自私性能够联合大众建立起一个拥有民主制度与分权制衡的文明秩序，它也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益于全社会的投资活动。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18]”。但我们也不该对这“无形手”放任不顾，而是要有意识地引导以及平衡私人利益，借用它的动力以使人类社会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磊，从霍布斯到罗尔斯:西方公共理性概念的发展与嬗变[J]，武陵学刊2023年第2期。

[2] POST G, 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Thought: Public Law and the State 1100—1322[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3][16] 让-雅克·卢梭，政治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 Thomas Jefferso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EB/OL], 1805.

[5]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C]，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John Bordley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M], 1993.

[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8]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起源[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9][13] 杨国静，共同体的绝境时刻——论蝇王中现世民主与猎猪部落的双重崩塌[J]，国外文学2020年第3期。

[10] 陈彦旭，蝇王中的“邪恶”与“英国性”问题[C]。

[11][15] 乔治·奥威尔，1984[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 杨靖，猎巫与启蒙：德国的反猎巫运动是如何走向启蒙运动的[J]，世界文化2021年第9期。

[14] 威廉·戈尔丁，蝇王[M]，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

[17] Jean Lacouture, The Bloodiest Revolution[N]. The New York Review, 1977

[18]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