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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放牧者与看家人

2021-06-16 10:07 作者:Tinkie_Yang  | 我要投稿

存在的放牧者与看家人

杯中的海 

对海德格尔来说,无论是人类史,还是世界史,没有什么是不朽的,更没有什么是伟大的,唯有思想赋予了他如其所是的身份——“我对自己毫无想法,我只追求思想的使命”。阿伦特怀着赞赏之情,称海德格尔为“秘密的思想之王”;伽达默尔以“大破大立”来形容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的确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纯粹的思考者。

 

一、思想的保卫者

无论是沉默,还是言说,海德格尔都坚守了一个思想者的本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知道任何直接改变当今世界状况的道路……倘若公开站起来说教并施加道德判断的话,那就会违背思想任务的意义”。

在《致雅斯贝尔斯》中,海德格尔谈到了“思想的保卫者”的孤独之必须:“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且不计后果。……孤独性不应该是被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的人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这种孤独与思想的纯粹恰好反映了海德格尔寂静独守的一面,也许这也是在战后德国清算亲纳粹分子时,海德格尔选择保持沉默的关键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众人对他曾经的纳粹身份的严词指控,海德格尔始终不发一言。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再版)中预先所表明的,“尽管在今天的传言里,本书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但它其实对这一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之处毫无贡献。它是由一个始终在被各种‘价值’和‘总体性’观念搅动不安的水面上平静垂钓的人写作的”。

(一)沉默:一种自杀式修辞

斯宾诺莎说,“忏悔,并不是美德”。对海德格尔来说,沉默,或者拒绝置评,是最有效的姿态——因为对纳粹暴行所引发的历史浩劫及其对整世界带来的思想震动,任何理智的道说都无济于事。

兴许,斯宾诺莎的话或多或少能够解释海德格尔沉默的原因:自我批判和公开忏悔,“只是对他者批判的拒绝,一种使自身愈加充分的方式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不充分的权力,对自身的贬低同时也是对自身的颂扬”。沉默则不然,它有多种含义:承认、否认、接受、拒绝、肯定、否定、赞成、反对、两可、两不可或零态度……

沉默,是一种晦暗不明的自杀式修辞,它触动了言说的深层运作机制。言说,在关注和遗忘的存在中,具有一种掩饰的力量,这种力量抹去了每一个确定的意义,甚至抹去了言说者的主体性——“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福柯)。言说之语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黑白混溶的灰色——它为所有主体情绪提供了一个貌似万无一失的藏身之地,它使主体的形象及实在的空间得以暗化处理。于是,沉默使得众人眼中的海德格尔形象,更加扑朔迷离,因为沉默几乎抹除了他所有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让诸多外在的、针对他本人政治身份的批判,有了寄身之所。

 

(二)双重态度:质疑与赞同

我并非要深究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治的关系,而是聚焦于海德格尔的诗意思想本身。如果前文有不少篇幅论述海德格尔在纳粹期间选择沉默的话,那也是为了强调阅读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必要性。既然我无法还原那个具体的历史场景,也就无法妄断海德格尔的过往之事。

对我来说,读海德格尔的传记和读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印象,是截然相反的:传记带来的是对海德格尔本人的质疑、焦虑和彷徨,而哲学促生的却是海德格尔思想本身所传达的寂静、诗意和愉悦——即使无法做到真正读懂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很享受其语言的诗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令我联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白痴》中的罗果静对梅什金公爵的感受:在未见梅什金公爵之前,总是情绪暴躁、满怀愤懑;一旦见到梅什金公爵,就像见到了至善至美的化身,总能平静下来、理智对待一切。

二、存在的放牧者

读海德格尔的作品(《诗人何为?》、《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和《艺术作品的本源》),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到一种纯粹的思之寂静与诗之空灵中——它使我不再痴迷于对一种新哲学知识的掌握。我原本带着某种知识渴求,欣然而来,却不料一进入海德格尔诗意的存在之境中,除了倾听,再无他愿。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返乡——致亲人》的阐释,尤其是对诗中“家园”一词的解读,真是令人叹服:“‘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中存在。”显然,这个“家园”并非是具体的某个空间,而是人对存在本身的一种靠近和感知。“家园”不是一种实在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介于心灵自我和澄明之境的存在空间。

一旦有了“在家”之感,处处皆是家园。家园是一种可以贯穿一切的力量。对永恒的旅人来说,他没有固定的家园,因为他所到之处尽是家园,他所向往之地和朝向之处都是他所寻遇的家园——即使这家园还处于尚未抵达之中,也不妨碍“在家”之感的降临。可见,家园不一定是终结点,也是寻求和发现的标识,是一种对逆向返回的深切召唤。旅人的漫游与“家园”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对“追问”存在的独特理解,即使本真的追问过程没有终点,追问的过程也并非一无所获,“这种漫游,这种走向值得追问之问题的旅程,不是探险,而是回家”

在追问过程中,真正的问题及其追问的主体已获得了自身的全部尊严。追问使“每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向整体的问题敞开(整体就是这种敞开的完成,而这种敞开,乃是问题的意义)。由此产生了它的动力,它的尊严,它的价值”。

 

(一)存在与命名

    通过哲学,海德格尔说出存在;凭依诗歌,荷尔德林为诸神命名。思与诗在共同寻求存在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在的遥契、乃至和鸣。

荷尔德林在《如当节日的时候……》一诗中,以农夫行走在田野上、凝神四顾起笔,全诗似乎以农夫为发端,但在我们阅读该诗的感受中,农夫的形象及作用似乎已消失不见,他成了一个衔接起自然万物与诸神的通道。自然万物本身取代了农夫,他的视线所及之处,仿佛已成我们聚焦与沉醉的中心,因为更深沉内在的力量是自然本身。

自然是什么?海德格尔说,自然并不是具体的某个地方或“其力量之封地”,“它是力量源泉本身,力量之本质由自然之无所不在而得规定”。

自然的整全性并不在于其对现实之物的悉数囊括,“而是指自然对现实事物的贯通方式”。此处的“贯通”似乎有一种已洞悉一切又超然于一切的力量,“贯通”是衔接、凝一的包纳之姿态。我们不能用具体的现实某物来解释这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运行的“自然”,这个“自然”似乎在不经意间现身,在回避和对抗着任何限制、绑缚它的异己力量。“令人惊叹的自然不能施以任何制造活动,自然却以其在场状态贯穿了万物”。

联想到一句希腊古话,“听命者命由天定,不听命者命不由人”。此处的“命运”,已被理解为一种超然于生命个体之上的力量,无论你听不听命,它都在那里,但作为个体的人又并未将命运视为一种不可违抗的宿命论。毋宁说,此处的“命运”类似于海德格尔解读中的“自然”——它似乎自有一种贯穿万物和包容万物的力量。然而,命运又不等同于“自然”,因为命运拥有最终的决断力,而“自然”却没有。

正如,“什么时候,一条河流能淹死自己?”或“一个被绞死的人令绳索窒息”,并不等同于约翰·济慈的“消极感受力”:温柔是这夜晚(The tender is the night)。因为前者强调了一种客观之物反客为主的僭越,拥有了主体的掌控力,而后者则是“温柔是这夜晚”与“夜色温柔”的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倒转——倒转产生的效果是,“温柔是这夜晚”中的“温柔”贯穿了夜晚,此处的“温柔”与海德格尔的“自然”之贯穿相近;而“夜色温柔”中的“温柔”是附带的修饰、是可以被任何词语替代的、临时氛围的抓取。

 

(二)思想震颤的时刻

至今都很难说,我是否真的读懂过海德格尔,但阅读他的诗意哲学,确有一种由追思的澄明所带来的愉悦感。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诗歌的哲思,是如此诗意、丰富和温暖,同时也使我在面对内在自我时感到焦虑和不安:“在阅读时会感到温暖,回家的温暖,但同时也会面临风险和危机:它将揭示我们的独特之处——它关乎我们彼此相并的个体,关乎我们希望了解、却无法全然了解的不完美的自我”及自我所处的世界。

正如契诃夫所说,你将认识真理,而真理会令你绝望,但你依然应当保持愉快的心境。虽然真理会令人震颤,但人应当为自己能够邂逅此真理而欢悦。“欢悦的原始本质是对本源之切近的亲熟。因为在这种切近中,明朗者于其中显现的那个朗照过程在祝福之际临近”。荷尔德林的诗歌被海德格尔视为触及了人类“此在”的根基,而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是“诗意的”,荷尔德林无疑品尝到了“诗意的栖居”的感受:“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

我必须承认,是海德格尔使我感触到了荷尔德林的伟大。依照布莱希特的说法,“荷尔德林就是德语诗歌的红衣大主教,而这个大主教是海德格尔树立起来的”。目前为止,三个作家的作品曾令我的思想发生过震颤,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斯坦纳和保罗·策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心灵的拷问官”,他毕生的思想追求,就是“发现人身上的人”,他笔下人物的思想痛苦也时常波及到我的敏感神经,那绝不是一种癔症的歇斯底里,而是将人的内心视为一个永不休战的战场,在那个战场上,上帝和魔鬼斗争不已。斯坦纳和策兰之所以使我心灵发颤,是因为他们都在探讨语言、沉默与非人道的紧密关联,他们对阿多诺所断言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予以了质疑与反驳——奥斯维辛之后,语言与诗歌的复兴,是否是世界的再造。

勒内·夏尔说,“面包掰开了人”,保罗·策兰则说,“面包掰开了上帝”,我想说,对于将全部救赎希望投入诗歌中的策兰来说,诗歌掰开了诗人,而诗人却不堪词语的坚硬,最终碎为齑粉了。策兰在其早期诗歌《阿西西》中,就述说了一个令人感到惊骇的故事:

 

一只过去的手

掠动在眼前

制作了一只陶罐;

这陶罐上

一只永远跑不动的兽

在一个砰然关闭的词的面前

来吃手里的睡眠。

 

奥斯维辛之后,面包不仅掰开了人,也掰开了上帝;奥斯维辛之后,陶罐上的猛兽,可以突破物性的束缚,一口吞噬人的睡眠。1970年,深陷精神崩溃之中不能自拔的策兰,以“创伤之展翅”的决绝姿态,从米拉波桥纵身一跃,终结了自己千疮百孔的生命。策兰自杀的当天恰是希特勒的诞生之日,这无疑是一种走向极致的、对非人道的反抗。“策兰所计较的现实,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在当下的延续,而历史正是一个人与他者纠缠的场所。策兰并未放弃他者,而是他始终敞开的自我无从交付”。

策兰生活在一个以缄默和诽谤来杀人的后奥斯维辛世界——这个世界注定以其特有的冷漠,使已经死过一次的策兰,再死一次。策兰就像一个不肯愈合的伤口之花,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持续绽开。策兰之死,既是他痛苦人生的结束,也是一个永远提醒我们要正视人类之痛和历史之痛的标志,而他众多诗歌之一《苍白声部》便是对此痛苦的见证与铭记:

 

苍白声部,从

深处剥去:

无言,无物,

而它们共用的一个名字,

你可以坠落,

你可以飞翔,

 

一个世界的

疼痛收获

 

如果说海德格尔选择对自己曾经的不光彩经历不予置评,是出自于对“任何补救的言辞对已经造成的创伤都于事无补”的清醒认知,那么,他对策兰诗歌的深度认同还是证明了他并没有回避那段黑暗的历史。

 

三、追问与颠覆

“追问”,是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前进,向着一颗璀璨的星辰,仅此而已”,一切都处于途中状态、行进状态。追思的过程,比追思的结果更加重要。过程总是向着敞开前进,而结果很可能是一种锁闭和终结。

结果之于过程,正如回答之于问题。“在回答的‘是的’里,我们失去了直接的、无中介的被给予者,我们失去了敞开,失去了可能性的丰富。回答是问题的不幸”,回答者潜在的优越于提问者。海德格尔的“追问”之思,也驱散了我长久以来的求知路上的迷雾,我总想将知识和思想体系化和条理化,但我只能做到将有限的、可见的知识体系化,而面对无形的、整体的思,却茫然失措、无从下手。

我对把握宏观的知识体系的质疑与惶恐,被契诃夫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中那个濒临死亡的老教授一语道破:“我对科学的爱好,我对生活的热望,我想认识自己的意图,在所有我根据各种事情形成的思想、情感和概念里,缺乏一个共通点把一切串成一个整体。每种思想和每种情感在我心里都是孤立存在的,而有关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我的想象力所描绘的各种图画,即使是熟悉的解剖家也找不到那所谓的‘中心思想’或‘活人的灵魂’的东西来”。

契诃夫的人物说出了我的求知困惑,而海德格尔却在我求知的黑暗中递来了一盏追思的明灯。海德格尔的这种追问的不求终极目的性,犹如卡夫卡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中讲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的人:

“你想去哪儿?”

“离开,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目的”。

“海德格尔的癖好是提问,而不是回答”。可以说,海德格尔全部的哲学思想,都建基于追问之上。在海德格尔那里,提问就是“思维的虔诚”,海德格尔最具开拓性的追问——也即他毕生都致力于的哲学事业,是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并不追问客体、逻辑、概念和语法构成,而是追问存在本身,而人的实际存在和属己存在,经常性地依赖于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人通过对自己存在的追问,使自己的存在状态或可能性成为可追问的问题而逐渐获得自己的本质或人性。实际上,海德格尔不仅追问人的存在,还追问广义的存在,即所有存在者是否都有其实存。

海德格尔始终在质疑和颠覆惯性、习以为常的传统哲学认知,并揭示了思想固化的原因:“让我们觉得朴素自然的,兴许仅只是一种长久的习惯所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种习惯却遗忘了它赖以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方式,如果将“世界描述为一个个概念,并对应一个个实在”,就违背了真正的思之品性,因为“对世界的描述”,并不等同于“世界的实在”。海德格尔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该如何“抽象地听”:“听到敲门声,但从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听到嘈杂之声,必须远离物来听,使耳朵离开物。”本质的事情不在于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见,而是,虽然没有哪一个人说话,也没有哪一个人在听,但还是有言语,还是有一种交流的不被定义的承诺,并且,寂寞词语的不断的来来去去确保了这个承诺。


就如布朗肖一直所质疑的对卡夫卡的各种阐释:只关注卡夫卡本人和他的书写对象,而无视书写本身。布朗肖提醒我们,应该关注无尽的书写本身,而不是其他。唯一能够走进卡夫卡的方式,是参与到卡夫卡的书写行为本身之中,回应卡夫卡的“以书写等待书写”的热切召唤和诚挚邀请。

对我而言,在阅读任何一个富有追思意义的文本时,都有一种自行置入——你不过举头凝望,而文字却自动印落在你的额头之上。作者用同一种天性写,读者用同一种天性读,在阅读中遇见彼此并共享这同一种天性,这就是我认知中莫大的幸福。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 杰夫科林斯:《海德格尔与纳粹》,赵成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4] 斯坦纳:《海德格尔》,李河、刘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王家新:《在你的晚脸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6] 周理农:《非人的诗学》,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

[7] 韦克斯勒:《阅读危机》,吴文智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

[8] 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9] 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夏可君、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10] 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耿济之原译、廖美琳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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