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篇（一）：启蒙

        我对于毛选向来是十分推崇的，在学习毛选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一些中国的革命历史与革命理论，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这有助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然而理论是一个人思维的提炼，我可以从毛选中感受到主席的伟大、睿智，他非凡的洞察力与执行力，却很难描述他是怎么个具体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脾气是怎样的，也不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他平常有些什么习惯。他于我是个站在远处闪着金光的人，我却看不清他的面容。因此我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由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具有相当纪实性与趣味性的纪实文学，从而对主席以及他领导的红军、农民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既然是为了解主席读的书，那我就从主席开始写起。很多人对主席的评价是伟人、领袖、人民的救星，更有甚者将他奉若神明，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或者诋毁。如果说前一个评价还算中肯，那后一个评价简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是不符合主席所写的《实践论》的。《实践论》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理论套用到主席身上也是正确的，在成为我们熟知的高瞻远瞩的伟人之前，主席也经历了反复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如果说主席实在有什么称得上天命之人的特质的话，首先就应该是他的斗争精神，这也是那一代领导人所共有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大多麻木、愚昧，出生于中农家庭的主席却似乎天生就带着“反骨”。在十岁那年，因为不满国文教员的体罚，主席逃学了，同时又害怕家人的责罚，竟做出了离家出走这样“出格”的事，在外乱走了三天才被家里人找到。出人意料的是，家里人不但没有责罚他，甚至还比以前体谅了点，先生的态度也较之前温和了不少。即使是提倡民主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敢对老师的体罚做出反抗呢，主席的“叛逆”精神可见一斑。无独有偶，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也是个“叛逆”的孩子，他出生于一家富农，祖母是家里的独裁者，年幼的彭德怀因为厌恶祖母抽鸦片，一脚踢翻了她的烟盘，她怒不可遏，召开家族会议，要把彭德怀溺死，幸亏他舅舅仗义执言，才让他活了下来。一个孩子犯了小错，不经官府，不经法律，仅凭家族会议就能决定其生死，这样的惨剧在旧社会比比皆是。经此一劫，一般人或许只是感恩老天让自己幸免遇难，主席却从中体会到了反抗带来的胜利的感觉，他充满斗争的一生由此开始。值得一提的是，流浪三天的教员小同志以为自己快走到县城了，实际上却只是来回兜圈子，离家才八里路，这段经历读来颇有童真童趣。或许这次出走让主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世界很大，当然，这种大世界与小人物的对比还会在日后反复刷新主席的眼界，引发他对世界之大与人类之小的思考。

        主席的父亲是一个势利、暴躁的人，主席才学几个字就让他记账，无账可记时就去干农活。常常打骂自己的儿子，不给工钱，吃的也是最差的，待遇甚至不如自家的雇工。与其说是父亲，不如说是家里的支配者，他的行为今天看是妥妥的家暴，在旧社会却不值一提。这正合了当时社会封建礼教的那一套，主席的家便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因此他最初的斗争对象便是自己的父亲。与父亲的斗争一开始还比较缓和，他只是引用父亲的话反驳父亲，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后来斗争越发激烈，竟演变成主席以跳河相威胁。斗争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则单膝下跪磕头认错，还是不认输啊。与父亲的斗争让主席认识到妥协只会引来更严重的压迫，只有斗争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在教员小同志心中坚决斗争的种子正在成长。

        斗争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但是有斗争意识不代表就有政治意识。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一年湖南发生了大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我想到一句古话，“何不食肉糜？”，但晋惠帝是长在皇宫，不知民间疾苦才发出了这么个疑问，抚台身居长沙城，也看不到饥民吗？是社会等级让他全然不把饥民看作人，以至他竟讥笑起这些下位者悲惨的生活来。这些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主席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饥民挣扎着生存和官员朱门酒肉臭的剧烈对比，让他产生了朦胧的阶级意识，原来人和人不能一概而论。主席自小喜欢读书，尤其是关于造反的书，尽管先生严加防范，他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反书”，书中的”造反精神“让他向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反抗的理论。后来他又读了一些救亡图存的书，社会的残酷现实像是一堆化学物质，在主席自己产生的斗争意识、小说的“造反精神”和救亡图存的催化下，终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年幼的主席第一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