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主义不出于儒家考——蔡尚思

就考据方面来说，在求得其真面目；就批判方面来说，是要和他总清算。——蔡尚思

中国学术思想上，历史考据上有一个至今不决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大同说”究竟出于哪一家什么人或和哪一家什么人最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古人如吕祖谦、朱熹、胡寅、李邦直，近人如吴虞、陈独秀、梁漱溟，下至著《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诸先生，认《礼运》里的“大同说”是出于道家，固极不合：就是公羊派的康有为、陈焕章、梁启超，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喜谈大同主义的朱谦之，专研中国历史的吕思勉诸先生直认大同说是儒家孔子之言，亦属非是。我以为：先秦诸子最反对大同说者，莫如提倡无知识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家，如老子主张“绝仁弃义”、“绝圣弃和”，“不尚贤，不使能”，“小国寡民，……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杨朱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庄子主张如鱼相忘于江湖；晋鲍敬言也主张“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便是极力反对大同说的铁证。其最和大同说相合者莫如墨家，如《墨子·兼爱中》说：“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天屑临文王慈，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这和那直到汉初才完成的《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说”究竞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礼运》的托尧舜和墨子的托文王，都是“托古”，无所谓不同。学者如还不相信，我可再来把它切实比较一下：第一，《礼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便是墨子的“尚贤尚同”；第二，《礼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爱利万民”；第三，《礼运》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便是《墨子》的“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独无兄弟者有所杂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第四，《礼运》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上便是“大同说”出于《墨子》的铁证。至其所以以墨子之言为孔子之言，乃是由于汉儒的受墨家影响：如孔子的“仁”，一到汉儒如贾谊、扬雄那般人便把它解释做《墨子》的“兼爱”，而说：“兼爱之谓仁。”以“兼爱”为“仁”，正同于以墨子的大同说为孔子的言论一样。俞樾说得最好：“《礼运》曰：‘大道之行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非圣人之言也。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则圣人之言。是故推私以及公者，圣人也；有私无公，则为杨子之‘为我’；有公无私，则为墨子之‘兼爱’。兼爱，非圣人也；为我，亦非圣人也；然而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是‘为我’犹近于儒也。后之君子，执以公灭私之说，而欲示天下以无私，不知其适为墨氏之徒矣。孟子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然则先私后公可知矣。”(《宾萌集·公私说》)王祖畲的《读礼运篇》也确认：大同说“即墨氏兼爱之说”，盖“由汉儒穿凿附会而托于圣人（指孔子）之言者”。而“孟子尤深恶之”，小康说正是“孔子所以接道统也”，而竟“转若有不足之词”，“此必汉儒之敢为大言者窃老佛之绪馀（尚思按：此与佛老无关），为援儒入墨者推波助澜”（详见《王文贞公文集》卷一）。俞王二氏之言，真是正确无比！陈澔以儒家的态度，把大同说中的“子”“老”解作“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必需原意真的如此，然后可认大同说是出于儒家。这是由于儒家平素主张差等爱或推爱，而反对墨家的主张平等爱或兼爱的原故。所可惜的是：陈氏的解释，究竟没有根据。现在如反而以墨家的态度，把它解作“不独亲其亲，而兼爱人之亲；不独子其子，而兼爱人之子”，或“兼爱人之亲，故谓不独亲其亲；兼爱人之子，故谓不独子其子”。试问这有什么不合？他如著《中国哲学史概论》的日本人渡边秀方认大同说和道、儒、墨三家都有关系，也未尽是！

＊汉后道家很多，约可分为温和、激烈两派，温和派主张虚政府：激烈派主张无政府。鲍敬言只是其中的一人。详见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求真》杂志第一卷第四期拙作《再评李季的老庄封建说一一中国虚无主义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