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下篇）

（十四）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已经部分显露出来。1920年初赴乌拉尔地区考察，返回后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实行渐进农业税，但遭到当时普遍抱乐观态度的其他中央委员反对。托洛茨基随后主持铁路工作，认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在1920年11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提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对此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开持续数月的激烈的争论。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列宁为首的中央的路线。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并导致政治危机，战时共产主义被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健康时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但他已经住进护理室，实际上被看管起来。所以列宁才总是抱怨，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所以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事件本身尚且不论，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的工具控制了。

（十五）斯大林获得看护列宁的权力，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因此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五人小组”和“七人小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斯大林在指责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之前自己就在搞派别活动），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列宁最终选择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

（十六）当列宁已经决定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像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1923年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牵头的4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发表“新方针”，提出振兴革命的新纲领，包括遏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扩大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当权派打压。

（十七）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洛茨基。斯大林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将马列主义者攻击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将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旧分歧提出来，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违背“列宁主义”。列宁还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我和托洛茨基过去的旧分歧搬弄是非。”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连抛出《论列宁》和为《1917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被指责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在托洛茨基发动新的进攻面前斯大林立即进行坚决的回击。斯大林先后发表《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进行争斗，同时向全党提出“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口号。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警告。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从此斯大林修正主义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十八）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所谓“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当英国张伯伦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发动反苏武装干涉之际托洛茨基又加紧他们的活动，炮制和散布大量纲领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反对派政纲》（又称《九月三日政纲》）、《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等等，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对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活动时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托洛茨基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季诺维也夫，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抨击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屡次提议要中共退出国民党，采取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领导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当时的计划是把国民党吸收入共产国际），终至中共及工农群众在毫无戒备下遭国民党屠杀。

（十九）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感到恐惧，他加紧打击托季联盟，托季联盟成员却并没有停止行动。11月7日他们纠集其追随者组织游行示威，走上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道路。对此联共（布）党采取断然措施：11月14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击溃。许多“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苏共十五大以后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对“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人采取严厉的行政制裁措施，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在斯托斗争中左翼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严重低估官僚化倾向，错失斗争良机（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甚至私下说要把斯大林送上绞刑架，托当时宁愿把斯大林当做同志，将斗争控制在党内范围，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问题才得以公开），更要命的是在当时论战中双方都把列宁当做最高权威抬出时托洛茨基等人却坚决反对公布列宁遗嘱。另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低落（1923年后）、三年内战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成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但反对派在斗争的主观方面的失利无疑是其失败的更直接原因。

（二十）托洛茨基错过1924—1927年的斗争良机而使左翼反对派失利后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才宣告第三国际无可救药，并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的苏联工人国家，并指导其支持者为第四国际而斗争。托洛茨基在国民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中颇有创造：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首先提议者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者、提议者，1928年斯大林迟迟开始的计划经济实验是对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拙劣剽窃和粗暴翻版。因为统治者的政策迟到，使得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已产生一个威胁政权生存的农村资产阶级，而苏俄工人阶级国家不得不强力解决，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蜕化为官僚集团的强力来解决冲突，结果导致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对农民的大量冤枉错杀。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流放所中并未停止活动。不仅同全国各地的余党频繁通信，为之出谋划策。还加紧撰写著作，起草几十万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判）》，继续攻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此时托派已从反对派完全变成“反苏维埃组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因此1929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决定将其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其苏联公民权，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间受到各进步团体的隆重欢迎，此间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写了大量著作来反对斯大林，坚持和宣传“不断革命论”。

（二十一）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希特勒在德国登台后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长期处于国内第一大党地位的德国共产党毫无抵抗地被粉碎，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居住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表示不会干预和评论墨西哥内政，但在国际与苏联的问题上却加紧开展政治活动。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国际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发动一场组织成立第四国际的运动。1938年9月3日30多名来自1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开会，成立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处死刑，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被作为“人民公敌”被控为各种旨在颠覆苏联政府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勾结，还与英国和波兰的政府达成卖国协议，同时被控暗杀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谋害高尔基等人，就这样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处死刑。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对斯大林是个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二十二）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摆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麦卡德尔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洛茨基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斯大林19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人的尊严和一个革命者的尊严。二战期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认为战后将掀起革命高潮，为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两方加紧斗争。苏联情报部门策划暗杀行动，苏联内务部从1931年起就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组。在墨西哥中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里维拉和弗里达·卡洛夫妇的家中，因与弗里达有染而搬出，另找一个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间躲过多次暗杀。1940年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尔用冰斧残忍地凿入托洛茨基的后脑将其杀害，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麦卡德尔因为谋杀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于1978年在古巴去世。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评述：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成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

（二十三）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这种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把他永远革出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没有病逝，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毛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北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克格勃

（一）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КГ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克格勃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及斯大林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前苏联早期的情报机构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1991年苏联解体后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其第一总局另外成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名称变更：1917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1922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1923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1934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1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1943年4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6年3月国家安全部；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1953年3月内务部（1953年曾与国家安全部短期合并，统称内务部）；1954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委员会主席团有主席一名、副主席十名，其中包括两名第一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还领导地方国家安全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区、州国家安全局的活动。苏联国家委员会全委会由十五至十七人组成，负责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过相应决议，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令的形式生效，决议生效以后就成了所有国家安全机关必须执行的规定。

（二）全委会委员组成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主要部门的主管以及几个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全委会由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任免。约定俗成的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市及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局长，传统上都是全委员会委员。根据条例时全委员会一个月举行一次例会，但有时候要多，这取决于该讨论的问题是否紧急、是否重要。全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清单确认干部任免，有时候听取有关国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和部队所发生的最重大非常事件的报告，讨论上级权力机关的重要决议，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决定。一般来说讨论问题会吸收范围相当宽的特邀人员参加，人数有时多达一百人或一百人以上。全委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机关，是某种指挥学校，是审核与研究最重大问题的形式。全委会通过的主要决定可以长期有效，只有全委会才能以其决议取消已生效的决定。全委会是安全委员会相当广泛的负责人交换意见的机会，是作出决断的有益方式和方法，更主要的是它也是确定落实并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有益方式和方法。决议将传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级机关和部队，并成为他们在相应方面展开实践活动的依据。第一总局是对外情报侦察部门，它对驻国外间谍机构实施领导，并从苏联本土进行情报侦察，指导他们所在地区的国家安全机关第一线（情报侦察）分队的工作。这些部门被称为第一总局这一事实，也强调对国外敌人斗争的头等重要意义。

（三）第二总局从事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对外情报侦察工作时分时合，这都取决于当时苏联哪种路线在对国家机关的态度方面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做法，即不把全部反间谍情报侦察集中在一个部门，而是根据具体的工作方针把它们分散到几个部门。但第二总局始终是反间谍情报侦察部门的主角，它实施反间谍斗争并从事与外国代表机构和旅游系统有关的工作，同时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某些侦察活动。第三总局负责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对苏联武装力量的破坏，领导有关军事部门和部队的特别勤务处的工作。它在七十年代成为总局，其理由是它所从事的与国防部协同行动的工作不仅量大，意义也很重要。第四局负责所有交通运输部门的反间谍情报侦察活动的实施。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它于1989年改组为“З局”。这远远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举措，现在它已经不再从事原属第五局的工作，即反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调查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实施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而外国特工机关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从事不符合苏联法律的外国组织和中心来搞这些活动。第六局负责各个国防工业目标和某些科研中心的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第七局的任务是对委员会感兴趣的目标实施屋外监控，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业务方向都很需要的重要侦察部门。就人数来说该局是相当大的，其主要特点是时刻保持战斗准备，以便能昼夜执行任务。

（四）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活动才得以经常发现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间谍活动，判定他们的犯罪联系，查清他们打入苏联要害部门、与苏联公民联系、实施隐秘行动和通过目视途径取得情报的意图。第八总局负责编制总部机关与地方机关以及情报侦察机关与驻国外情报机构通信联络的秘密电码集，该局拥有制定密码通讯体系的现代化技术和科学装备，能切实保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码通讯，并绝对保障这种通讯能在离总部机关的任何距离昼夜不停地工作。获得秘密电码集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间谍。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的劳动强度极其繁重，一人、两人、最多三人就得随时随地地保证驻国外情报机构与总部机关的联络。工作条件是不轻松的，生活因必须遵守严格的制度而变得非常艰辛枯燥，也很不方便，因为敌方特工机关对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都有极大兴趣。第九局担负保卫职能，它负责保障国家高级领导人、国家最高规格的礼仪场合、外国代表团来访和苏联代表团出访的安全。警卫克里姆林宫政府机关、部长会议大楼和其他一些目标，其中包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目标如黑海、波罗的海和其他地区的几个目标均属于他们的任务。1990年第九局改组为保卫局，机构也有所改变。确切地划分为两类勤务部门：一类从事管理工作，另一类从事业务活动。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都很大，因为要始终保持警惕、全神贯注、常备不懈，彻底奉献自己的一切，因为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

（五）当然他们还得适应工作和被保卫人个性的特点，适应需要保证其安全的目标周围的情况。一般来说出访代表团的安全保障是特别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在那里并不是主人，但谁也不会解除他们的责任。他们根本不能完全指望接待方的警卫，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后最终还是他们要负主要责任，而且不仅是公务上的责任，还有道义上的责任。行使保卫职能是一项复杂的职业，它需要本领、能力和良好的体力训练。该局工作人员一般来说不会长期担任这项工作，过一定时间以后将调到其他业务活动方向，在这些方向的工作对精神和体力紧张程度的要求要低一些。第十局集中存放国家安全机关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以前时期积累的业务统计文献和档案资料，因此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通常固定地称之为“档案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是保存各种资料的严整体系，它们依据严密的分类法规则，按主题和年代进行分类，保证资料无条件地典藏，并能迅速检索到需要的文献。在1991年8月以前该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苏联有严格的档案使用规则，保证国家机密的收藏，而且也未发生过任何问题。同时遗憾的是在档案政策及法规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疏漏和不足：没有明确规定某些资料的保存及其发表和用于学术著作的期限，但这却排除全部准许使用的可能性，封闭利用堪称国家机密的档案资料搞政治投机和未经证实就转交给大众传媒的通道，这两种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无法补救的。

（六）八十年代末以来第十处的工作人员就某些课题、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活动中的一些事件及片段进行认真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总结和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并报告国家领导人，后者还根据他们的报告作出与某些现实问题有关的相应决定。 档案资料帮助人们填补许多空白点，给相当微妙的问题带来一定的公开性，并使人们能够引用真实材料去看待和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涉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安全委员会档案处把资料编上数字符号并按号码顺序排列，而读者则注意到缺了某些序号，这并不是力图隐藏某个部门，而是安全委员会传统上就是这么做的，在部门编号中允许有缺省项。有时它们被填满了，有时当安全委员会编制发生组织变化时它们又重新出现了。第十一局是缺省部门。第十二局关于它的工作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和各种各样的谣言，称它的工作是国家安全机关对苏联公民和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这里指的是技术监听是国家安全机关实施特别重要的侦察措施的技术手段，这类方法一直被外国特工机关所利用，苏联也采用这种方法。审查有关国家生活最重要的方面和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案件需要有非同寻常的侦察方式和方法，监听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根据上级确认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宣布生效的细则，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监听不止一次地协助特工查清犯罪分子极其危险的行动，帮助特工截获国家安全机关感兴趣的联系，接触也使特工有机会获得其他途径不能获得的情报。

（七）八十年代末以前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未以必要的形式进行规范，因此利用通过这一渠道所得的信息具有不可声张的性质，也不向检察院和法庭提供。这些信息要以其他后续行为来证实，当然是在能这样做的情况下，在侦察诸如杀人、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走私、炒汇、非法接近国家重大机密并把它们转交给外国代表等案件时这种信息是格外有用的。第十二处的工作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设备、专业训练、判定什么是所需情报并对其进行整理的能力，该部门工作人员有时要比一般侦察员知道得多，并填补侦察业务活动中的空白。这一部门的能力经常是获取某些情报的唯一手段，这些情报是国家安全机关采用其他办法从来也得不到的。这项工作的微妙之处还在于以下方面，即在对某些目标开展工作的进程中侦察人员会完全意外地碰上这样一些情报，它们有的与要求侦察的人毫无关系，有的则与占据国家高级负责职位的人有关，法律规定禁止监听其谈话。此时该怎么办呢？一方面确有对这类人物进行监听的禁令，而另一方面有时获得他们进行非法甚至是犯罪活动的明显证据，又不能就此罢手。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向苏联国内的上一级负责人报告获得的情报，请求准许利用这一情报并继续工作。这种态度源自国家利益的需求，通常并不对刚才提到的、在那之前暂时尚未、将来也不会把此视为侵犯人权，因为这是国家和社会利益迫使特工不得不如此为之。第十三局缺省部门，第十四局缺省部门。第十五局从事的工作是设计、建造并按需要的制度管理某些目标，这些目标是为特殊时期，即为一旦爆发军事行动和发生其他意外情况时准备的。

（八）在莫斯科及其郊区和苏联的某些其他地方中建有绝对秘密商定的、供特别时期使用的目标，它们包括统帅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预备指挥所、不可或缺的储备库、政府通讯枢纽以及其他在紧急状态中支撑国家生活、保证国家或多或少地正常行使职能的设施，简短点儿说是维持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仍有生存能力的设施。各目标的设施需要按起码的必不可少的原则作出相应的科学和技术结论，某些目标是用来防止核攻击的，但是在大型核弹头直接命中时它们的生存率也会大成问题，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如此，但目标的某一部分却会保存下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可管理性。要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上述设施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苏联的能力出发，克格勃并不极力主张在所有方面都赶上拥有巨大潜力和实力的美国，但上述设施是最低限度的，是非有不可的。第十六局的工作与第八总局相当接近，它拥有解决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最杰出的智能潜力。它负责收集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解决有关打入苏联感兴趣的别国家重要目标的极其复杂的任务。该局有许多高水平的发明，这需要高深的学识、必不可少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在这个部门工作着一批高级专家，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苏联科学技术界的骄傲。第十八局并未囿于本单位的小圈子，它与苏联工业部门、科研机关具有广泛的联系，利用自己的潜力来帮助后者完成各种科研任务。在研究具体任务时他们要求严格、努力不懈、机敏过人、颖悟独特，并充满永恒追求的强烈愿望，更主要的是他们找出的解决任务的方法简直匪夷所思，而这些任务乍一看简直就是人类智慧的幻想。

（九）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些不懈追求、渴望达到更高水准的部门，而第十六局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通往科技难题谜底最佳实践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没有它时在克格勃这个时代根本就不能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边防军总局领导边防军区、边防部队和哨所，边防部队的总部机关不大，但边防军总数却超过22万人，对于苏联这种拥有漫长边界的大国来说这是现实需求所允许的最低数量。八十年代末迫切需要扩编边防军部队，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给他们增加财政投入。边防军经费已占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算总开支的一半，其相当一部分用于边界的技术装备、军事技术兵器、目标设施建设、通讯联络、各大单位的工资。侦察技术局是设计、开发、生产和经营专用技术工具的先头部队，也是科学思想成果、最高技术工艺和独一无二的技术解决方案最集中的部门。在该局的产品中进行批量研制和生产的技术工具相对较少，往往是些单个产品，它们被指定用来完成严格规定的侦察任务。侦察技术局利用苏联科学界和整个工业的科技成果，密切关注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新产品，并极力利用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切成果。侦察技术局的产品具有双倍的机密性，如果走漏消息就能使对手很快制定防范措施，从而抵消我方技术能力的效能，该局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定特长的全神贯注的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慷慨地把自己的新发明与地方工业部门分享，从来不提任何交换条件，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商业性活动。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该局的产品时不论是情报侦察机关，还是反间谍情报侦察机关，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门，首先是边防部队都不能完成本部门所面临的任务。

（十）这个局仍有远大前程，但是这只有在它如果能吸收国内外经验并不断寻求更高水平的各种科技发现的条件下才能变为现实。军事建设局帮助解决各业务局迫切需要的最复杂的工程项目。总务局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业务活动服务，在落实极其复杂的侦察措施时假如没有物质管理保障，尤其是在意外情况下其富有效益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医疗保健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部分人员由于驻在地的环境引起的健康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并经常检查、及时治疗。医疗保健局甚至还制定一套建议：让去气候条件欠佳之国的工作人员在出国前进行体质锻炼。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向学员提供近五十种外国语的高级语言训练及专业科目知识，同时还培养高等数学、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出色的教育培训网，学员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工作人员则可在专业培训班为接受专门知识而进行训练和预备训练。国家安全委员会培养边防和通信干部、密码译员、某些技术专家，保障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准备与答辩。人事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管理干部，在其各级单位都建有相应的人事部门。选调工作人员，接受他们参加工作并进行安置、提职，解决许多与物质保障有关的问题，办理休假奖励，选派干部参加培训和进修等等，但这些远远不是国家安全机关人事部门所从事工作的全部。人事工作最困难的阶段是选调、研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候选人，因为如果此时出错后可能会在此人活动的任何阶段付出昂贵的代价。人事局在与意外事件有关的档案分析方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部门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些事件包括个别工作人员的叛变、破坏军事纪律、玩忽职守等。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

（一）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或6月26日）是苏联政治人物、元帅，苏联肃反运动（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1899年3月29日贝利亚出生于格鲁吉亚麦尔赫乌利的一个贫农家庭 ，八岁时贝利亚就读苏呼米的一所免费正规学校，他常常在放学后为文盲写信赚钱，几年后他开始在诺贝尔石油公司担任文员。1915年进入巴库机器制造学院学习建筑学，在学院的两年中贝利亚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学校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1917年贝利亚应征入伍沙俄军队，同年沙俄政权被推翻。6月至12月贝利亚作为水利工程分队的技术员前往罗马尼亚前线，先后在在敖德萨和帕什卡尼服役，因病受命返回巴库。1918年2月起他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工人委员会代表秘书处工作，1920年阿塞拜疆被红军解放，贝利亚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被调到高加索非常委员会工作，参加对反革命的斗争。不久后贝利亚被非常委员会派到家乡格鲁吉亚进行秘密的谍报工作，他初次闯入间谍与反间谍的龙虎斗争的漩涡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格鲁吉亚有关反苏维埃的组织活动调查清楚，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不断被送回高加索契卡总部。贝利亚在此期间打进孟什维克中活动，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以交换战俘的方法将他送回阿塞拜疆，第二次则将他打入死牢，但贝利亚在很多个月的活动中早已组织一批隐伏在敌人内部特务的他坐牢不久就得到朋友的帮助越狱。当贝利亚返回阿塞拜疆后被同事视为英雄，不久被任命为当地非常委员会的副主席。由于得到高加索地区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的提拔和栽培，贝利亚于1921年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

（二）1922年贝利亚使用“美人计”让时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李定被斯大林撤职，贝利亚本人继任该职务，1924年因镇压孟什维克的起义而被授予红旗勋章。1930年贝利亚在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与斯大林会面，斯大林十分赞赏贝利亚的工作效率和生活作风，曾建议授予贝利亚“红旗勋章”，以表彰他在格鲁吉亚、阿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共和国“成功地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所作出的贡献。贝利亚决定进一步取得斯大林对他的欢心和宠信，他撰写并出版《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历史》一书，共印9版，广泛传播。不仅提高他的政治声望，而且得到苏共理论家及斯大林亲信的重视，因为其中夸大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命中的作用，斯大林从此开始对贝利亚十分信任。1931年因平定外高加索地区党组织叛乱和矛盾有功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35年3月17日贝利亚第一次被授予列宁勋章，1937年兼任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1月17日在苏联第一届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8月22日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主席和一级国家安全专员，并成为斯大林政府的7个主要成员之一。同年被正式调到莫斯科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开始负责全国的安保和肃反工作，1941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卫国战争爆发后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年2月4日国家协调委员会发布关于成员之间责任分配的决议，贝利亚负责监督生产飞机、发动机、武器和迫击炮的生产和苏联空军的相关执行工作，包括组建航空团。及时将军队转移到前线等，并在高加索地区指挥防御相关工作。

（三）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无论是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还是在前线都展现极高的办事效率。1943年8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诏令，授予贝利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同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头衔，同年9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行动局成立，贝利亚担任主席。194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后成为斯大林震慑恐吓各级领导的惊堂木、清除异己势力的急先锋、掌控政权机关的特殊手段、维护大权的秘密武器。1949年8月29日在贝利亚的监督下苏联首颗原子弹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引爆，10月29日贝利亚被授予斯大林奖一等奖，此后贝利亚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地位突飞猛进。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临终前已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接班作了初步安排。贝利亚手握实权，操纵马林科夫，成为实际的大权操控者。赫鲁晓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既感到威胁，又不甘心为贝利亚所制，因此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必不可免。贝利亚提议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作为回报时马林科夫让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主要领导，赫鲁晓夫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实权在马林科夫、贝利亚手中。赫鲁晓夫则乘其不备和多数人与他的嫌隙，准备暗中拉拢马林科夫并联系多数政治局委员，采取欺骗、偷袭等办法并利用高层会议逮捕贝利亚。关于贝利亚被捕和被处决有两种说法，根据原苏联克格勃官员、后叛逃至英国为军情六处服务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叙述称6月26日苏共中央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斥责贝利亚是“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

（四）贝利亚听到后惊讶地询问：“怎么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怎么抓起我裤子里的虱子来了？”之后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在场的委员纷纷痛斥他，当他向马林科夫求救时这位好友别过头去。众人中只有米高扬缓颊说：“贝利亚只要接受批评，并能坚决改正，不是不可挽救的。”之后马林科夫按下电铃，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朱可夫便带着几名士兵冲进会议室逮捕贝利亚。而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在回忆录中回忆称他在接到苏共中央通知后立马与高岗前往苏联了解情况，赫鲁晓夫向他们介绍具体情况：联席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马上指责贝利亚为“英国特务”，并不等贝利亚思索和回复便喊了一声：“拉出去枪毙！”几名士兵便冲进会议室，将贝利亚押到楼下的地下室里执行枪决。苏联政府原已安排好处理贝利亚的具体对外宣称日程和进度，但有部分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将此事透露给西方国家并由此传开。贝利亚被捕后《真理报》发表《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的社论，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的消息宣布：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在听取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联国家、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把贝利亚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同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五）1953年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发布通报，宣布完成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23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贝利亚死刑并立即执行，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贝利亚在格鲁吉亚进行秘密谍报工作期间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格鲁吉亚有关反苏维埃的组织活动调查清楚，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不断被送回高加索契卡总部。正是由于贝利亚搜集的海量情报，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取得格鲁吉亚政权后迅速消除反革命组织，巩固革命政权。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政治保安局主席时提出对秘密谍报组织内部进行全面整顿、统一领导，接着又利用契卡内部的骨干力量铲除南俄的反革命组织。1930年外高加索地区党内发生严重分裂，引起冲突、动乱，这一动乱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将贝利亚以特别的身份派到外高加索地区，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负责那里的平息叛乱工作。贝利亚于一年后成功地解决外高加索地区党组织内的矛盾，也因此被升为第一书记。贝利亚继任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时内务部已是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大型军队，但叶若夫在任时枪决大批驻外特工，严重破坏对外情报网络，贝利亚着手重建该网络。贝利亚任职时正是斯大林清除反对派的年代，他对斯大林要惩处的人时阴险狠毒、冷酷无情、制造假证、伪造侦察材料、排斥异己、诛除无辜、严刑峻法、残酷至极。

（六）与叶若夫向下随意分派指标抓人杀人的毫无章法不同，贝利亚领导下的肃反工作尊重苏维埃的司法程序，大面积抓捕变成高效率的定点清除。但在贝利亚的推进下镇压规模急剧下降，并最终结束大清洗的高压状态。1939年有2600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而1940年则减少1200人。据统计1938年有27,9966人获释，1939—1940年间在1937—1938年被逮捕而未定罪的人绝大多数被释放，此外一些被定罪并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也被释放。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安葬斯大林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迅速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上。1953年3月17日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发出照会，提议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的所有建设指挥部移交有关部委，将古拉格移交苏联外交部。第二天苏联部长会议就这个问题发布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时劳改营及其相关部门事务均被移交给司法部。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大赦令，对曾犯有并不构成对国家重大危险的罪行，而又能证明可以过诚实的劳动生活，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犯人，从拘留所予以释放。这项大赦令虽然只涉及被剥夺自由5年及5年以下和某些犯有渎职罪、经济罪、军职罪的犯人的获释和减刑，不适用因反革命罪、盗窃巨额社会主义财产罪、抢劫罪及谋杀罪的罪犯，但它却揭示斯大林时期法制上的问题，因而最高苏维埃司法部修改苏联及加盟共和国的刑法。1953年4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所谓恐怖主义方法谋害领导人的“医生案件”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遭到逮捕的人全数予以平反，捏造该案件的官员伊格纳切夫和留明已被逮捕。

（七）此前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为平反公报争取公开发布，实际上贝利亚在3月就下令彻查该案件并释放所有相关人员。医生案件的平反被公认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被逐渐平定的开端，与此同时许多斯大林执政晚期的冤案也在其调查下被逐个平反。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议在节日停止在建筑物上悬挂和在游行队伍中举领袖像。同时改革户籍管理，规定在外地找到工作的农民可以领取临时护照，结束苏联农民几十年没有身份证的历史。贝利亚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重点发展外高加索地区石油工业，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大型工业设施投入运营（如泽莫-阿夫恰尔卡亚水电站），格鲁吉亚变成苏联主要的工业产品生产地。截至1940年格鲁吉亚的工业生产量比1913年增长10倍，农业产量增长2.5倍，农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转向亚热带地区的高利润作物。对于亚热带地区生产的农产品（葡萄、茶叶、橘子等）时采购价格较高，而格鲁吉亚农民一度成为苏联经济状况最佳的农民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支持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减轻农民负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化、实行较自由的经济政策。早在1939年时贝利亚就知道西方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可以成功研制原子武器的事实，作为一名情报专家的他洞晓这方面研究的巨大潜力，同时作为拥有一定技术知识的政治家时他也洞悉原子武器蕴含的破坏性力量的可怕后果。不久后他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分析核计划的现实性和必要性，而斯大林也决定弄清制造超级炸弹的概率，于是成立一个由莫洛托夫领导的委员会，邀请当时权威的物理学家参与。

（八）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承认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这样一个计划的实施需要长期巨大的物资和资金投入，在国家战争临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贝利亚对委员会的结论不置可否，依然指示驻外间谍积极跟踪与原子武器研究及其发展前景有关的信息。1940年初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国外积极研制原子武器的新情报，但这一次斯大林并没有对核计划产生兴趣，他浏览这些材料后说：“我们不会做这些，现在更需要坦克。”1941年9月驻英间谍传来英国铀委员会给战时内阁的报告文本，指出原子弹可能在两年内制造出来，随后驻美间谍报告美国政府开始招募科学家建立原子研究团队到绝密实验室研制原子弹。贝利亚清楚斯大林对此问题态度冷淡，并未急于向他汇报。到1942年3月贝利亚那里的核情报已积累甚多，他意识到苏联必须启动核计划，于是在3月10日贝利亚就国外研制原子弹取得重大进展的情报信息正式向斯大林提交专门报告并提出行动建议：在国防委员会下成立由权威人士组成的科研协商机构，协调和指挥所有从事铀核能源问题的学者以及科研组织的工作。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开展原子武器研究工作的情报和事实，国防委员会下令组织开展铀研究工作。1942年9月28日斯大林批准国防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铀研究》的命令，令苏联科学院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核物理研究，标志着苏联政府开始正式介入核研究，开始研制核武器及建立相关工业领域和基础设施的工作。1943年2月11日在贝利亚的倡议下苏联国防委员会发出 《关于组织开展铀研究的补充措施》的命令，4月12日苏联科学院执行命令成立2号实验室，进行原子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库尔恰托夫担任实验室主任兼任核计划学术总指导。

（九）原先有关铀问题的事务总由莫洛托夫负责，但实际上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领导。随着这一领域工作规模扩大，别尔乌辛开始退居幕后，由贝利亚发挥主导作用。别尔乌辛向斯大林建议把有关铀问题的全部事务转交贝利亚领导，斯大林赞同他的建议。1944年5月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3日国防委员会第7069号决议责成贝利亚同志监督有关铀工作的开展，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确定贝利亚对核计划未来命运的责任。但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苏联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国家领导层对核武器问题仍持谨慎态度。事实上他负责组织犯人开采的第一座铀矿于1939年就在科雷马河附近建立，在那里犯人等于没有任何辐射防护措施，二战末期起他更建立更大规模的“核子古拉格”，大量的犯人被集中起来开采铀矿或是建设相关设施。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面对美国的核威慑时苏联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立即变得迫切。1945年8月2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来领导铀原子能利用的全面工作，由贝利亚担任主席。贝利亚严格监督情报信息保障工作，建立若干情报网络，获取重要的战略信息，有时他也会与库尔恰托夫一同向情报人员下达紧急任务。亲自督导作为获取学术信息重要途径的苏联学者与外国物理学家的接触，如与著名学者约里奥·居里洽谈合作方案，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会谈等。贝利亚领导核工程建设并不拘泥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在贝利亚的坚持下部长会议特别下令，一些工程建设不用经过繁琐的公文报批程序，按领导者命令施工。所需资金不用提交预算和方案，实报实销，由国家银行直接拨款。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原子弹代码为“РДС－1”，蕴含的意思是 “俄罗斯自制”。核工业的创建是苏联国家、科学界和全体人民的重要成就，是贝利亚高效的管理手段、情报资料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与工人的艰苦付出相结合的成果。

（十）1944年2月贝利亚领导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北高加索驱逐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行动，该行动间接导致全苏民族问题的尖锐化。二战后期斯大林与铁托在各种问题上均体现各种矛盾与冲突，斯大林开始派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去控制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同苏联高层稍有不同意见，便被叫到莫斯科厉声训斥，使铁托对斯大林从崇拜、热爱到无法理解，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同苏联决裂。贝利亚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态度与斯大林有所不同，贝利亚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这边，向苏联而不向美国提供港口和机场即可满足。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属于国家内部事务时苏联没有插手的必要，更不能说南斯拉夫不照搬苏联模式就是背叛马列主义。南斯拉夫山地众多， 农户居住分散，无法成立集体农庄。斯大林听到这些话很不高兴，曾斥责贝利亚是“铁托分子”。斯大林刚一去世贝利亚便向政治局提出恢复苏南两国、两党关系的建议，贝利亚在苏南交恶后他仍同南共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公安部长兰科维奇保持秘密接触，他试图通过这个渠道试验南共态度，并进一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方式：既不让苏联丢面子，南斯拉夫也感到满意，会面地点可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政治局委员赞成贝利亚的策略并委托他拟致兰科维奇的信，但这封信未被发出时贝利亚就遭到逮捕和枪决。贝利亚也主张对内乱中的东德不采取武力干涉政策，认为两德统一不可避免，不要求东德实施社会主义，主张根据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实施集体化。

外蒙古独立

（一）13世纪初至清末之前蒙古高原是蒙古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这一地区并建立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建立清朝，入主中原，其他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归附清朝较早，多与皇室联姻，后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外札萨克蒙古多为清军征伐准噶尔部期间内附或被迫投降，地位在内札萨克之下，而属于外札萨克的喀尔喀蒙古在康熙年间经“多伦会盟”归附清朝。清代后期的官方文书中出现“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内蒙古”指内札萨克蒙古49旗，“外蒙古”指外札萨克蒙古86旗，有时则只指喀尔喀蒙古。从16世纪起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蒙古地区开始往来，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清朝管辖，沙俄则取得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

（二）20世纪初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朝中大臣和一部分比较开明、接触国内外新事物较多的外藩蒙古王公也提出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奏议。他们主张要在蒙古设立大小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邮政、兴办工商、垦牧各业以及练新兵、办巡警，改良旗政并提出要采用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于是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但它不顾蒙汉民族差异和蒙古族人民的权益而盲目放垦、征收重税，激化社会矛盾。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国库，引起内外蒙古王公和旗民的强烈反抗，一些王公开始谋求外国支持反抗清廷的“新政”。辖区两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管理的沙比衙门的首脑于1910年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称：“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反观俄国对王公喇嘛极尽拉拢煽动，派遣探险队、考察队进行活动。俄人笼络活佛，无所不至。所以维土人之心者，即以施进取之术也。凡商人来货，首献活佛，以顺其欲。且活佛庙中，时有俄女出入，更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自八世哲布尊丹巴少年时代其俄国驻库伦领事就给其大量奇珍异宝使他逐渐产生亲俄思想，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侵华问题上改变方针，由与日本正面争夺变为与日本勾结合谋侵华，先后与日本签订几次密约，划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 。

（三）1912年7月8日与日本签订第三次 《日俄密约》，在蒙古地区划分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即以东经116度27分为分界线。日本在此线以东的蒙古东部和满洲享有特殊利益，俄国在此线以西的蒙古西部享有特殊利益。1911年7月10日“丹书克”节以库伦活佛为首的外蒙古僧俗封建主以会盟为名在库伦郊外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议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秘密出访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俄国政府认为最符合俄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之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关于呼图克图请求俄国出兵库伦保护蒙人，特别会议认为：“鉴于帝国驻北京公使表示深信，为保障代表们之安全，为使我国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之意见书达到目的，我国在库伦必须驻扎一些军队，应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带着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9月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签署同意，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逐渐瓦解，发生哲布尊丹巴沙比纳尔属下喇嘛与库伦大臣衙门大规模斗殴的事件，在俄国驻库伦（现乌兰巴托）代理领事拉多夫斯基的策动下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12月1日外蒙古王公调集各旗蒙兵集合库伦，和俄国哥萨克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正式通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喀尔喀已将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皇帝。

（四）三多势单力孤、走投无路，于次日避入俄国驻库伦使署请求保护，12月4日在哥萨克兵的护送下离开库伦，然后经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之前格根活佛曾因一札巴犯法向三多求情但不允）。12月29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登基，蒙古喇嘛教的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一个布满符咒和神怪偶像的仪式中登上一个新的大蒙古国神圣皇帝（博克多汗）的宝座，史称“博克多汗国”。后自称“日光皇帝”，汗号“额真汗”，年号“共戴”，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此独立未被当时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后库伦蒙军5千余人由伯颜帖木林·海山、马克思尔扎布、丹毕坚赞（黑喇嘛）及惠斯列克·达木丁苏荣等人带领下派兵西侵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外蒙古各旗札萨克未加抵抗，乌里雅苏台将军被押解出境，只有科布多的杜尔伯特汗噶勒章那木济勒不支持独立，照旧听科布多参赞大臣节制。1912年马克思尔扎布率外蒙古、俄国联军攻陷科布多城，前清守军仅300余人。民国驻疆汉军都督府曾东援，因被阻击而未成。苦战数月，力不支，城破，科布多全境陷落。城中除蒙古人以外所有平民被民族灭绝，末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钅闰及驻防清军七百余人被蒙古军押解出境。中华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拟派兵入外蒙，遭到沙俄的反对。由于当时国内局势不稳，故北京政府并未就外蒙古问题与沙俄进行交涉，只是一再宣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沙俄尚没有立即公开吞并外蒙古的打算，担心马上吞并会引起国际干涉。

（五）博克多汗国又称大蒙古国，是1911年至1915年以及1921年至1924年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权。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博克多格根称“额真汗”（俗称“博克多汗”），至1915年6月9日年取消独立，为外蒙古地区实际存在的政权。在此期间没有国家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国际上仍视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中华民国政府亦未承认其独立。1921年11月25日外蒙古再次独立，并采用新国旗，实行君主立宪制，博克多汗依旧为外蒙古君主，1924年11月26日博克多政权结束。1911年11月初以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在库伦成立，1911年12月1日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在库伦发布通告，宣告外蒙古独立建国，并公举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额真汗”，旋即经由喇嘛占卜确定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仲冬月（十一月）初九日午时（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为登极之良辰吉日。12月1日宣告独立当天库伦方面向清朝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最后通牒，宣告外蒙古独立，勒令三多率官员人等退出外蒙古辖境。12月13日集会于库伦的王公和喇嘛向喀尔喀四部副将军、堪布诺们罕（彭楚克）和商卓特巴（巴德玛多尔济）发布通令：“我们业已宣布将在仲冬月初九日共举博克多格根为大汗（“博克多格根”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12月29日（蒙历仲冬月初九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极称“额真汗”，12月30日额真汗发布上谕，对参与独立有功的人员加以封赏，从而成立大蒙古国政府（国际未承认）。外蒙古独立后策动呼伦贝尔地区总管胜福、车和扎、成德等王公于1912年1月中旬发动呼伦贝尔独立，响应外蒙古独立。

（六）2月中旬胜福、车和扎等人派达木丁苏伦、盖哈苏赴外蒙古库伦，所带致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的复函云：“您通过特别信使送来的一份官方文件，我们业已收悉。所闻博克多于仲冬月初九日登极，我们衷心为他析祷。”1912年1月俄罗斯帝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处的札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发动叛乱，札萨克图汗饬令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恩等人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拒不答应，但未采取防范措施，最后在俄罗斯帝国领事出面威胁并借口保护下派一队哥萨克骑兵强行将奎芳押解出境。1912年5月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下海山、马克思尔扎布和丹毕坚赞喇嘛率领库伦独立军5000多人进攻科布多，8月6日科布多城被俄军及外蒙古军队占领，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溥锏及官员和居民700多人被俄军押解出境，到此为止博克多政权已经基本上控制外蒙古全境。外蒙古独立后同俄国定有俄蒙协约，此外外蒙古方面还同西藏签订相互承认独立的《蒙藏条约》。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署《中俄蒙协约》，外蒙古乃于1915年取消独立及年号，改为外蒙古自治，此后博克多汗于1915年接受中华民国册封。《蒙藏条约》是中国西藏的代表和外蒙古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双方以官方形式于1913年1月11日在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签订的条约，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但有不少人质疑西藏方面条约签署人的身份，从而质疑这条约是否有效。当时沙俄支持的所谓“大蒙古国”不但中国政府没有承认，也未获得国际承认，根本不是主权国家。1924年缔结《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时苏联政府还明确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作为主权国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此以后才成立的。

（七）西藏一直没有成为独立国家，所以趁辛亥革命爆发后国内混乱之机由两个自称“独立”的中国少数民族地方当局缔结的所谓“条约”自然完全不具备国家间所缔条约的性质。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这一“条约”完全是无效的。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俄国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阿旺·德尔智与外蒙古分裂集团“大蒙古国（博克多汗国）”代理外务大臣、尼亚克图比利克图达喇嘛拉布敦签订相互承认蒙古和西藏“独立”的所谓《蒙藏条约》，英国获悉此事后顾虑沙俄势力再度插足西藏，曾由柏尔向西藏噶厦政府伦钦（执掌政务的大臣）夏扎·班觉多吉当面询问该约真相。夏扎对此答复说：“达赖未尝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遣德尔智之书系属普通信札，仅请其努力为佛教谋利而已。”可见过去达赖和夏扎也都没有承认所谓《蒙藏条约》。条约内容：黄帽教法之主哲布尊丹巴于铁猪年11月9日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主，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蒙古国君主哲布尊丹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由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蒙藏两国都要郑重地协商，从而使佛法得到宏扬昌盛；从今往后在西藏和蒙古国不论发生任何外患内乱，相互都要恒常提供帮助；西藏和蒙古在各自领土内为官方或非官方的宗教旅行或商旅提供保护与协助；西藏和蒙古国继续传统的当地产品与牲畜等的贸易，并发展工业与教育；从今往后未经政府批准，不得签订有关货币往来交易的契约，如未经批准而签订类似契约，政府将不对契约的落实提供协助。如果是本条约签订之前就已有的类似文约，且数目很大而尚未解决的，则由政府提供协助。但如果此类借贷属于“夏比纳尔”或“霍旬”，则政府方面不予承认；如未来对本条约内容需要做出增减，则由藏蒙政府新任命代表，并根据时机做出修正增减。

（八）外蒙古自1911年12月30日独立时起便设立五部，即外务部、内务部、兵部、财政部、司法部。起初由内务部大臣车林齐密特总掌朝政并掌黄教事务，内务部司官海山是其得力助手。1912年7月上旬博克多汗又新设内阁总理大臣之职，由那木囊苏伦担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于1912年10月25日就任，并向博克多汗提名，任命那旺纳林为第一副总理大臣、棍楚克苏隆为第二副总理大臣，此后政府组成趋于稳定。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外蒙“内阁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签订《俄库条约（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只字未提，引起中国不满。11月18日共戴蒙古国外务部照会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日本、丹麦、荷兰、奥匈帝国外交部，要求各国承认其“独立”。1913年9月18日俄国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派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其内容对华更为不利。中国让步，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沦为宗主权。《中俄声明文件》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中国允诺不于外蒙古境内驻军、设官、殖民，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俄国也答应不派兵、不殖民、不干涉外蒙古内政；中国承认俄国的调处；凡关于中俄两国在外蒙的利益等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九）并附件：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由中、俄、蒙3方共同协商；外蒙古自治区域以前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此时外蒙古上层的僧俗两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毒死“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压制世俗王公的势力。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实际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8年春天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布里亚特族商人、富农、官吏及军官大量逃往外蒙避难，使哲布尊丹巴活佛产生对“赤俄”的恐惧之心。1918年5月28日外蒙“外长”车林多尔济通知都护使陈毅，外蒙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俄内战而无暇顾及外蒙古，因此蒙古的亲俄势力逐渐转弱。再加上俄国利用俄蒙协约实行垄断攘夺，加之不断贬值卢布使蒙古王公平民遭受损失，更激起外蒙的怨恨，转而倾向于中国。

（十）1919年6月觊觎蒙古的白俄“西伯利亚军团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再度蠢蠢欲动，试图武力进犯外蒙。哲布尊丹巴及库伦当局大为恐慌，向陈毅要求北京政府派大军入蒙、加以保护。双方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但是被由喇嘛控制的“议会”否决。于是外蒙古王公单独组成请愿团，进京直接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外蒙自治官府的“外长”公车林多尔济、“司法总长”车臣汗那旺那林、“陆军总长”曼彦多尔济郡王（赛音诺颜部将军）以及各部次长（也都是外蒙各旗的和硕亲王、郡王、贝勒或贝子）。北京方面自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就一直在筹划出兵外蒙、呼伦贝尔和西伯利亚之事，1919年4月民国总理段祺瑞及陆军总长靳云鹏任命安福系军阀徐树铮将军为“西北筹边使”。此时正值此时陈毅与外蒙方面谈判取得成果，于是段祺瑞政府命令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主持撤治之事，以夺陈毅之为己功，重振皖系的政治声望。皖系将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陈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11月22日民国总统徐世昌“俯如所请，以顺蒙情”，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西北边防军）在库伦、科布多等地驻防，并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十二）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1918年末至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两个秘密革命小组——牧民出身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霍尔洛·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1925年3月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男爵罗曼·冯·恩琴的所谓“亚洲骑兵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针对外蒙的事态时中国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但当时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张作霖意在关内争夺地盘，无意到外蒙与恩琴作战。对于驻扎外蒙叨林的张景惠在徐世昌再三促令下向他请示之时大骂：“予教汝统率大军入关，将欲直向南下，汝何故北指，自投死路”。恩琴则一方面向中国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出所谓“恢复外蒙古自治”的公告，一方面秘密致信张作霖，表示愿意将外蒙交给张作霖，但条件有两个：一是在外蒙古保留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地位，二是共同在中国恢复大清帝制。其他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地区的军事冲突。1921年3月13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在俄国境内的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成立，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当地守军。同时蒙古义勇军击退科布多的北洋军队，临时政府迁至科布多。

（十三）随后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苏俄称“得派驻蒙古首都全权代表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阿拉坦布拉克等处领事，并得经蒙古国民政府之同意派遣领事于其它各处”，并与外蒙古在1922年订立《苏蒙修好条约》。对此北京政府发布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不承认外蒙独立，但是该条约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苏军并没有撤出中国。当时报纸称外蒙各个重要地区均有苏军驻扎，仅库伦一地就有3000苏军。1921年蒙古革命是1921年3月1日至7月11日在博克多汗国（外蒙古）中由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红军发动的一次军事与政治事件，此次事件导致俄国白军等在外蒙古的势力被基本驱除，蒙古人民党夺得博克多汗国的政权，为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下基础，此次事件也标志着自1919年起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对外蒙古直接统治时期的结束。清廷的腐朽和败落，民初的纷扰战事，原本和北京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的外蒙古民族势力抬头了。外蒙古独立的倾向其实很早就出现了，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外蒙古首次宣誓过要独立，先后又经过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经过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宣布恢复独立，来回折腾好几次。第一次蒙古独立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的，1919年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之际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徐树铮驱兵入蒙之后软硬兼施，逼迫外蒙古的政治势力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

（十四）1920年1月由他主持“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座上，勒令其三鞠躬，并代表民国大总统册封他为呼图克图汗，并且解除外蒙的武装。但是徐树铮的铁腕作风也引起外蒙上层的不满，他们寻求外援，想要赶走中国人。1920年夏因直皖之争导致徐树铮被调回北京，之后罗曼·冯·恩琴的率他自己建立的亚洲骑兵师（共800人）进入外蒙古，在日本的支持下2月3日他很快击败高在田率领的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首都库伦，成为外蒙古的实际统治者。1921年3月“蒙古人民军”的武装向驻守买卖城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方战败，从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踏上过外蒙古这块土地。1921年5月恩琴军队（骑兵1万人、步兵200人、火炮21门、机枪37挺）侵入苏俄远东共和国境内，在恩琴军队入侵前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于1921年4月10日就请求苏俄政府出兵入蒙。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地域中苏赫巴托尔率领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各骑兵团击溃一支正向恰克图、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迂回的白卫军庞大支队，恩琴匪帮遭重大损失且遗弃武器、辎重大部，退到蒙古腹地（伊罗河对岸）。在苏蒙联军夹击下恩琴男爵于8月22日被俘，并于9月15日经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判决，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新西伯利亚）被枪决，其残部在苏赫巴托尔的骑兵追击下于库伦以东120公里处逃散，仅有零星散兵窜入满洲里。恩琴匪帮一部退到蒙古西部，分别归附巴希奇、凯戈罗多夫、卡赞采夫等匪帮，他们全被苏蒙部队击溃，其头目于1921年10月被俘。蒙古战役后革命成功，1921年3月19日“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为期仅一年的蒙古“回归”就此结束了。

（十五）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分裂，并且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当时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古独立十分恼火，东北的张作霖也大骂俄国人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准备要发兵外蒙，以武力来解决外蒙的问题。然而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锟、吴佩孚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他各省的军阀也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那么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一封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分裂中华民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与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苏联式的政治制度，1932年由于蒙古人民党政府模仿苏联的建设模式对喇嘛、贵族进行镇压，11月爆发牧民武装暴动，还蔓延到新疆和内蒙古，随后人民党政府在驻蒙苏军支持下对外蒙古进行大规模镇压。中华民国则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南方兴起的国民政府从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十年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自顾不暇，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国民党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与苏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外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

（十六）1939年苏联、外蒙古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在此期间内蒙古的蒙古王公德王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8月8日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际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随着日本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进军，伪蒙疆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7年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自治理论领导成立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华民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

（十七）其中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苏联的优先权益须予保证，中国可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外蒙古成为两个邻居，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外蒙古鞭长莫及。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1945年6月2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 并指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代表团长，率胡世泽、沈鸿烈、蒋经国、卜道明等人赶赴莫斯科。

（十八）中苏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30日至7月12日，争论重点为外蒙古是否独立的问题；第二阶段是8月7日至8月14日，争论重点在外蒙古的疆界划定、中长铁路的管理权、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与大连商港问题。 根据傅秉常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处得到的情报，可知美国认为此时为中国与苏联取得谅解的最好机会，亦认为苏方要求甚为合理，暗示中国接受苏方条件，希望傅秉常催促宋子文尽快与苏联签约。到7月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连续举行六次会谈，其中第二次与三次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直到7月9日第四次会议时外蒙古问题才勉强定案。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对此杜鲁门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10月20日外蒙开始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等前去参观，代表团于10月18日抵达。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时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分两组参观投票。

（十九）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共有48,7409人参加，登记选民投票率98.4%。投票结果显示参加的公民都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承认此次投票。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就外蒙古独立一案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之前完成承认手续，1946年1月15日承认独立，并希望现在内蒙境内的外蒙军队于承认前完全撤回外蒙境内。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同月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许诺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对外蒙的主权。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交恶后中华民国政府曾于1947年8月27日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份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我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二十）1946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苏伦扎布虽然得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将签订中蒙建交协议的口头承诺，但国民政府借故拖延，始终未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中蒙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使得蒙古当局相当不满。1946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检讨外交报告，王正廷等代表主张废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内蒙代表要求恢复蒙古委员会。1946年3月18日苏联及中共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称其反动气焰嚣张，反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8月6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1947年1月1日国民党“国大”一手操纵的“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其中第四条声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未写明何为固有疆域。”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恢复蒙藏委员会，许世英担任委员长，1948年6月1日白云梯担任该会委员长。1947年6月2日蒙古当局借口汉哈部队非法越过拜塔克山，还捕去蒙兵数名，遂要求驻扎在对山胡芝尔特河附近的野营部队在48小时内撤退，并交还失踪士兵与马匹。6月5日外蒙古军队攻击驻守在北塔山的中国军队，中蒙两国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亡，即“北塔山事件”。事后国民党向苏联外交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公使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外蒙古军队在苏军协助下入侵中国新疆。苏联否认上述指控，加上国民政府反悔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二十一）国内舆论也大肆报道“北塔山事件”，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质疑外蒙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甚至鼓动民众推翻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1947年7月28日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中方代表反对，并与苏联代表发生激烈辩论，8月18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拒绝蒙古加入联合国。1947年11月7日联大苏联代表要求允许外蒙加入联合国，8日中方代表会上驳斥苏联，蒙独再次被挫败，1948年中国官方新出版的中国地图依旧包含蒙古（但加注释小字业已承认其独立）。1949年经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海峡两岸对峙局面形成。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国民党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国民党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所谓“控苏案”决议。国民党“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中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支持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苏联屡次违约，但国民党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国民党当局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二十二）2月25日国民党“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3年国民党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和公正投票等条件在联合国宣布废除条约，通过投票（联大505号决议），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国民党立场。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当时国民党由于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拥有否决权，可以阻止蒙古入联合国。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如此会导致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受阻，激怒非洲国家，导致他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于是施压给国民党不得否决蒙古入联合国。几经外交上的交涉后最终国民党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合国，而美国也不可以投同意票。作为回报时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国民党，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一案成为“重要问题”，即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肯尼迪承诺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能有效地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蒙古入会案，国民党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未参加表决。就此蒋介石在1961年11月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称：“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一次严重的失败。”12月1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12月15日此案以61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