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京官是五阶还是七阶——兼谈秘书郎何去何从
北宋前期京官是五阶还是七阶——兼谈秘书郎何去何从
行其说
对北宋前期京朝官等级做分类，怎么看都算不得一件难事。《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宋目常参官曰朝官，秘书郎而下未常参者曰京官。”则从秘书郎下数至选人（不含），其中道几阶，全为京官。此处的“秘书郎而下”是包含秘书郎阶的，何以见得？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京官秘书郎至诸寺、监主簿，既预朝会，亦宜朝服从事。”明谓秘书郎为京官，且道明了京官界限，即自秘书郎阶下至将作监主簿阶，所在皆是。
一。从秘书郎所处阶次入手
分类京朝官等级这一问题的关键，似找着了，即确认秘书郎处于哪阶。其上，则为朝官；自其而下至将作监主簿阶，则京官是也。以为整了个方法论，其实麻烦刚刚开始。《宋代官制辞典 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736）“京官”条说，“原京官……太常、宗正、秘书、殿中丞、著作郎、秘书郎阶易为奉议郎，……列入升朝官序列”，标注来源为《庆元条法》卷4《官品令》；（621）“大理寺丞、秘书郎”及“著作佐郎”条，却说大理寺丞、秘书郎、著作佐郎易阶宣德郎，标注来源为《宋会要〔辑稿〕·职官》56之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5庚午注、《宋史·选举志》4、《宋史·职官志》9《元丰寄禄格〔以阶易官〕》、《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前一条说秘书郎易为奉议郎，后条说换成宣德，前后矛盾。奉议和宣德郎，二者无论品、阶，一概不同；且细按所标原籍及其他相关资料，皆无秘书郎易为奉议或宣德郎的任何说法。
秘书郎在元丰改制过程中易为谁阶？关系到北宋前期秘书郎所处之阶，而秘书郎所处又关系到京朝官等级分类。将其归入大理寺丞在内的两种官称所在的阶次（即大理寺丞、著作佐郎，下称大理丞阶），则有所谓换为宣德郎的说法；反之归入包括太常丞在内的四种官称所在的阶次（即太常、秘书、殿中三丞及著作郎，下称太常丞阶），则适应于易阶奉议郎之说。
秘书郎处在哪阶？《宋代文官寄禄官制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4（6）：3-4），先于《北宋京、朝官本官阶表》中，使“秘书郎”与大理丞阶同列，不与太常丞阶争列；其后又于《元丰前后两宋文官（朝官、京官、选人）寄禄官阶对照表》（同见《宋代官制辞典 增补本》（759）附表12）中，将“秘书郎”从大理丞阶析出，而结晶于包括太常丞之内的四种官称所在的阶次即太常丞阶之内。若“秘书郎”徘徊于太常丞阶之内，则处于包括中允在内的四种官称所在的阶次（即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下称中允阶）之上，则京官自秘书郎下数至监主簿，有七阶；若“秘书郎”见容于大理丞阶内，则处于中允阶之下，此种情况下，自秘书郎数下，仅得京官五阶。这光景，中允一阶傻了，秘书郎到底来没来？是来我上铺了，来我下铺了？上下相维，气态弥散是吧。莫非……如来？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之《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五），“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转殿中丞。内带馆职转太常丞。] 太子中允[转太常丞，特旨转秘书郎、著作郎、宗正丞。] 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转太常博士，特旨转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宗正丞，无出身转国子博士。] 殿中丞[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内带馆职同有出身。]”言赞善、中舍、洗马可上转殿中太常二丞，又言中允可上转太常丞、秘书著作二郎等，又言太常秘书殿中三丞、著作秘书二郎可上转太常博士等。从迁转形势看，秘书郎似乎确与太常丞阶同呼吸、共命运。
然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诸寺、监丞转著作佐郎，或特迁太子中允、秘书郎。由大理寺丞转殿中丞；由著作佐郎转秘书监、丞，资浅者或著作郎，优迁者为太常丞；由太子中允、秘书郎转太常丞。三丞（按，殿中、秘书、太常三丞）、著作（按，著作郎）皆迁太常博士。”此数句，则见得秘书郎反与中允相上下，太常丞成了二者共同迁转的对象。
《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17、179-181）之《北宋前期职事官（按，即本官）官品令》列秘书郎与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同品，皆从六品上。据此，秘书郎能不能归入大理丞阶呢？不能，因为北宋前期或迁转或追官并不依其品位或上或下。如大理寺丞越迁太常博士，后者反处从七品上，官品还没有迁转前的大理寺丞高；太常博士微迁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反在正八品上，低于太常博士。所以据此亦不能见秘书郎之所处。
从迁转形势、品位高下难于理清秘书郎所处阶次，京朝官等级显然期待另一个分类办法。摸排中允阶与太常丞阶所处资序，是区分京朝官等级的又一途径。
二。从中允阶、太常丞阶所处资序入手
《宋代官制辞典 增补本》（736）“朝官”条，介绍北宋前期朝官疆界，谓“文臣本官阶升朝官，指‘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中舍阶’阶以上至太师阶。”列中允阶及其上的太常丞阶为朝官阶。同页稍后的“京官”条，则谓“北宋前期，文臣迁转本官阶，自将作监主簿以上至秘书郎、著作郎、太常丞、宗正丞、秘书丞阶，共七阶。……北宋前期京官七阶为：……⑥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列中允阶于京官倒数第六阶，正数第二阶；列太常丞阶于京官正数第一阶，倒数第七阶。前一条明谓中允、太常丞二阶皆属朝官，如此，京官仅余五阶；于同页内，后一条又列二阶于京官序列之中，则京官升至七阶。尺幅之间，自叛其说。京官、朝官都趴门上，张望着、迷糊了，中允、太常丞来没来。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之《选人（选）〔改〕京官之制》：“（有出身）节、察判官（按，选人七阶之一阶），六考除太常丞；不及六考，太子中允。”则从北宋前期改官情形来看，中允、太常丞等为京官。因为既然号称选人改京官，且改前节察判官作为选人也没毛病，那么相对应的，改后的对象，即中允、太常丞，自然就属京官了。然而随后找到的数处资料，却结结实实的验证了中允及太常丞二阶均属朝官的可信性。此处的“选人改京官”实可释为，从选人踏入京朝官门限。京朝官迁转一体，门限设于一处，而与选人有云泥别，选人若改官，则是入得京朝官共同牵系之门限。所以，于“选人改京官”几字，不当着相于“京官”二字。另外，“选人改京官”一段，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文字稍异：“选人……改官，前后条例不一。请自今节度、观察判官六考，进士太常丞，余太子中舍；不及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就中只言“改官”，并不坐实所改等级，即未示意中允、太常丞等级，也为一证。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8》（巴蜀书社，2007：396-397）附录卷二《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载，“（庆历元年十二月）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欧阳某，……可加骑都尉，余如故。”《容斋五笔》卷三《欧阳公勋封赠典》：“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勋，便得骑都尉，越过骁、武、飞、云四级。”欧阳修人生首度加戴勋官，是其在改官之后，首次带京朝官本官阶期间。当是时也，欧阳修以太子中允身份，加戴骑都尉之勋官。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淳化元年正月丙申）诏自今免官者，并以职事官，不得以勋、散、试官之类。……京官、幕职州县官始武骑尉，朝官始骑都尉，历阶而升。”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二月辛未朔）升朝官加勋，依宗室法，并自武骑尉始。旧法，升朝官加勋，内殿崇班、内常侍赐勋，并自骑都尉始也。”淳化元年起，带朝官本官阶的职官，加勋从骑都尉起，京官、选人始武骑尉；元丰六年以后，朝官加勋，始武骑尉。庆历元年介于淳化元年与元丰六年之间，如果欧阳修所带太子中允仍处于京官序列，其勋官起步当为武骑尉，而不能是骑都尉，显见中允为朝官。
《河南集》提及“上骑都尉”及以下勋官的内容有10处，反映尹洙本人加勋情况的有8处，四处为“上骑都尉”，四处为“骑都尉”。“上骑都尉”为“骑都尉”上转得到，且勋官不受黜降、责授的影响，且四处“骑都尉”和两处“上骑都尉”皆带太子中允本官。说明尹洙首授的勋官为骑都尉，且其授是在带太子中允本官以后。从兹亦见太子中允属朝官。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骑都尉臣尹洙（卷十八《乞坐范天章贬状》）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权签署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公事、骑都尉臣尹洙（卷十九《乞便殿延对两府大臣议边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签署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判官公事、骑都尉尹某（卷六《上吕相公书二首》）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贤校理、新差通判濠州军州事、骑都尉、赐绯鱼袋尹某（卷六《上吕相公书二首》又一首）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贤校理、新差通判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尹某（卷十八《论命令恩宠赐与三事疏》）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秦州军州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尹洙（卷二四《秦州申本路招讨使状》）
朝奉郎、行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同管勾泾原路经略安抚部署司公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尹洙（卷十八《论城水洛利害表》）
朝奉郎、行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经略安抚部署司公事、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尹某（卷八《上陕西都转运孙待制书一首》）
以上，尹洙“骑都尉”、“上骑都尉”加戴资料，据卷首韩琦《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附录《本传》详定编次。】
《容斋三笔》卷十六《中舍》：“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说明太子中允、中舍皆属朝官，且为入朝官序列之始。
《宋史》卷一百七十《职官志十》之《致仕》（同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八）：“若选人，令录以上并除朝官，经恩皆得封赠，荫及四世，旁支例得赎罪、免役；又京官致仕亦止迁一官，若光禄寺丞致仕，有出身除秘书省著作佐郎，无出身除大理寺丞；而令录、职官乃除太子中允或中舍，殊未为当。”开头先说带令录、职官者作为选人，致仕所获甚丰，能除朝官等等；其次说京官致仕止迁一官，可能从前在京官序列，迁后还是京官，收获反不如选人；最后在重申了令录、职官的致仕待遇，即能除太子中允或中舍以后，给出了“殊未为当”的判断。可见这里是将太子中允及中舍序入朝官的。另一方面，于选人来说，“令录以上”即令录、初等职官、两使职官三等，“初等职官”、“两使职官”简称“职官”，所以“令录以上”即“令录、职官”，那么相应的，“太子中允或中舍”则与“朝官”构成映射。从兹亦见太子中允、中舍（处中允阶）皆属朝官。
《麈史》卷一《官制》：“祖宗以来，选人磨勘者，进士出身为著作佐郎，余人为大理寺丞，谓之京官。若佐郎再迁秘书丞，寺丞再迁太子中舍，谓之升朝官。”则秘书丞（处太常丞阶）、中舍皆入朝官序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五月乙酉）分命常参官八人知忻、代等州。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其后汝士与监军不协，一夕剚刃于腹而死；丙上疏言汝士之死非自杀，愿按其状。”朝廷分命八人以朝官身份出外掌州事，两个掌州者因掌州期间有特情、值得入史，得以从八人中裂项分出、合并专述，一个以右赞善大夫知辽州，还有个以秘书丞知石州。尽管其余六个朝官官称不得而知，但已知的右赞善大夫（处中允阶）、秘书丞属朝官则可推定。
卷二四八（同见《王安石日录辑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306）熙宁六年十一月）：“（熙宁六年十一月）丙午，同察访京东路常平等事（按，差遣）、常州团练推官（按，在此仅作选人阶官，七阶之四阶。常州，军事州）吕升卿为太子中允（按，朝官阶官）、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判官(按，差遣)。（司马《记闻》云：升卿察访京东还，除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必须升朝官为之——借以中允，寻召说书。今《日录》乃不云‘借’，当考。）”要做转运判官，须有朝官资序。但要做运判的吕升卿还在选人序列，怎样解决他的朝官身份呢，紧承而下说，“借以中允”，借挂太子中允的官称。说明太子中允属朝官，且微见至中允阶次，甫入朝官序列。
三。大结局
至此，已证得中允阶的太子中允、中舍、赞善（至少右赞善大夫）皆为朝官，且大抵作为朝官末阶；同时还证得太常丞阶的秘书丞为朝官。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二《文阶》（同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十九），“国朝元丰新制，改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奉议郎换三丞及著作郎。旧制，前（各）〔名〕自太子中允〔迁〕太常丞，著作〔佐〕郎迁秘书丞，大理寺丞迁殿中丞，状元自将作监丞迁著作郎，无出身自赞善、中舍、洗马皆迁殿中丞。以上皆号大朝官。”以太常、秘书、殿中三丞及著作郎为大朝官。
其后又言，“国朝元丰新制，改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通直郎换太子中允、赞善、中舍、洗马，号小朝官。”是说通直郎所换的中允阶，为小朝官。或问，此处有没有可能只是在说通直郎号小朝官，而中允阶号小朝官乃是在叙述中允阶易为通直郎时顺承言之：“号小朝官”落点在改制以后的通直郎，而非前期的中允阶。答，没有此种可能。
《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六：“旧制，凡初擢用京官、选人为经筵官及台谏，皆除太子中允。若擢转运判官，则前名除中允；无出身人除赞善、中舍。其叙迁官，则还其岁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无出身人自大理寺丞叙迁中舍，宰执奏补者转赞善，杂科转洗马。……以上太子官属，号小朝官。”所云“太子官属”，即此句以上所列的中允、中舍、赞善、洗马，中允阶成员都在这儿了。也就是说，中允阶四个官称，才是前名所谓的小朝官。
综合可见，北宋前期，所谓朝官，乃指中允阶（含）以上，太常丞阶尚在其上，更属朝官。而京官尚处中允阶之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京官（即“承务郎以上”）界限一致，唯有五阶。北宋前期，秘书郎既属京官，则当处乎朝官中允阶之下；于品位层面，亦处于中允阶之下；但于迁转系统中，处于中允阶之上。
23/07/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