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爆发时间计算背后的角力——《霸权博弈》

        抗日战争是何时爆发的？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但是认真地有此一问，又不那么简单了。通常认为抗日战争的开端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但是这个说法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抗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与抗战的开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二战胜利后远东法庭审判时，确定中日战争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但牵涉到许多条约是否有效，也涉及到领土的主权归属。如果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战开始的时间，那么之前中日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有讨论余地了，该协定使华北成为不设防的地区，东北的主权就更难说了，因为在此之前已建立了伪满洲国，以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战开端显然中国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把1931年9月18日作为抗战的开始，又如何呢？以这个时间作为抗战的开始，东北的主权问题当然没有了争议，1931年～1937年间的各种协议也可以推翻，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有缺陷，1931年以前做出的承诺怎么处理，1931年以前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怎么处理？以“9·18”事变作为抗战的开端，，还存在一个法律 上的抗辩向题，就是“9-18”事变以后，中日双方另外签署了停战协议，这可以成为计算。日本投降后，虽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限定在日本四岛，日本也役为抗战的开端，对于中国不是最有利的结果。
       可能有书院派较真，要严格按照国际法来计算战争起点，以宣战时间为依据，但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与日本正式宣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时间是很晚的。1941年12月9日，在与日寇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已被日寇侵占大半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7·7卢沟桥事变”后，两国政府均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政府曾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的问题。由于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从外国输送，如果宣战，日本政府可以以交战国的身份，禁止各国一切军需物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而日本海军远强大于中国，拥有制海权，中国没有能力保护从海上输入的援华物资。另外中国在日本的侨民极多，中日一旦断交，中国在日侨民就会被驱逐或拘捕，中国没有能力将侨民接回国内，侨民便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会议作出决定：对日不宣战、不断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是否向中国宣战和断交等问题权衡利害得失，觉得这个问题极端错综复杂，日本害怕宜战引来国际社会干预，因此把宣战一事搁置起来伺机而行。因此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中日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中国大使馆还是一直在日本东京办公，中国驻日大使王世英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推出社政权视作中国政府，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日本的“盟国”。日本政府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向英、美宣战时，也没有对中国蒋介石政府宣战，只以协助“盟国”镇压“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在中国侵略。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中日交战的时间和效果不能以学究的方式教条地按照宣战时间来计算，交战时间的确定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非专业人士是难以深入理解的。
        中国没有宣战以前，国民党政府以弱者的形象争取国际调停，一直把战争当作一个国际冲突，而国际社会也确实给了日本巨大的压力，如美国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受到了巨大限制，迫使日本不得不扩大事态卷入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站队是绑定美国；都打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时刻了，中国还没有宣战，直到美国对日宣战，英法也对日宣战，世界的阵营看清楚了，中国才选择了自己的站队，这个方针保持了中国站入胜利者的阵营，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中日战争的起点要选择在哪个时点呢？按照宣战时间来确定，中国吃大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不按照国际法宣战的战争，开战时间的选点要尽量减少对方的抗辩，而无论“7·7事变”还是“9·18”事变，不宣而战造成既成事实是中日双方的事情，按照国际法中国自己不宣战也是要承担责任，显然对于中国不利，因此最后中日开战时间的选点出乎大家意料，那就是以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谋害他国元首可以视作宣战行为，而中国以当时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为由没有立即宣战，在法律上也有了合理的解释，这里要注意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可以有差距的。
        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中国采取了对于中国最为有利的方案，中国确定的中日战争爆发时间是张作霖被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时间：1928年6月4日，以此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日本1928年～1931年在东北的大规模投资就可以纳入到战争罚没中来，而且对于张作霖的死亡日本承担了责任却没有任何的双方条约可以抗辩。按照国际法，一个国家公然谋杀他国元首，应当视为是战争的开始，把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把当时的北洋政府视作与日本开始交战的政府，这样一来从清末到民国与日本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可以清算了。把北洋政府视作当时的正统政府，日俄也就都没有了做文章的余地。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中国参加远东军事审判的杰出代表：梅汝璈先生，他凭借在美国精研英美法律的深厚功底和高超的法学造诣，利用国际法的游戏规则为中国的国际博弈取得了重大利益。
        张作霖在1928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各派都希望他死去：蒋介石派出了刺客，日本人不满他食言毁约，苏联人也希望他死，老百姓恨他的土匪作风也希望他死。以往的文献记载，包括教科书，都告诉大家：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标准的记载是：1928年6月4日，奉系首领、安国军大元帅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遇炸，张作霖伤重而死。张作霖的专列抵达南满铁路桥时被炸。张作霖的包车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前来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毙命。张作霖被抬回大元帅府，几小时后死去。张作霖的死因本来已有定论，但是最近俄国人爆料说张作霖是被苏联特工炸死的，全世界又一片哗然。俄国出具的研究报告写的有模有样，包括公开的前苏联档案，甚至有执行任务的特工档案等等。那段历史由于日本战犯已被处决，死无对证了，但是本人怀疑俄国人报告的真实性。
        从利益取向上分析，张作霖失去中原以后，东北是他的根据地绝对不会交给日本，而他死后如果东北内乱日本就有机可乘，所以日本有杀人的动机。反观苏联，日俄战争后俄国人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东北，苏联觊觎东北最好的方案就是维持东北的现状等待时机，如果东北落到日本手里将更难谋取，尤其是日俄战争战败、东北的诸多权益实际上已经被日本掌握的情况下，有一个能够对抗日本的人物对苏联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张作霖虽然亲日，但是绝对不是日本的傀儡，在利益冲突下他会向其他势力寻求支持，那样苏联是有机可乘的，因此苏联没有杀人的动机。而且从操作上讲，要在日本关东军控制的铁路上刺杀张作霖，同时又掌握准确的情报，苏联人的操作难度比日本人大太多了，其前提是日本最精锐的军事机关犯了白痴性的错误，单看这点可能性就不大。
        俄国人“爆料”的时机，恰恰是在中俄就领土问题做出决定后，推翻皇姑屯事件的历史定论关系到俄罗斯占据日本北方岛屿的问题，还关系到外蒙古的主权解释问题。把张作霖定为日本的傀儡政府，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性质就成为了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一旦皇姑屯事件被认定是苏联人干的，那么东北亚的主权依据就要向有利于苏联人的方向改变。由于此事关乎重大利益，史实造假就不是不可能的。一旦中日战争开端的时间节点被推翻，就等于是埋下了推翻二战后远东地缘格局的种子。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围绕着这场战争的各方角力还在暗中进行，改变历史定论，无论是否在篡改历史，背后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图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让战场上用鲜血收回的利益，在博弈的棋盘上再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