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AD725）

共34/38个声母，114个韵母，14个摄：

老派材料主要有日语汉音、高丽汉字音、汉越音、玄奘音、玄应音、晋语白读等，也可看做是唐宋西北方音和晋语白读的共同祖先。

新派（AD755）

共38个声母，103个韵母，14个摄：

新派材料主要有慧琳音、韵图、敦煌变文、汉藏对音、回鹘对音、日语宋音、新汉音等。

将新派加以整理，就能得到

晚唐五代敦煌文献音系（9~10世纪）

共26个声母，100个韵，12个摄：

因为材料来源较单一，敦煌变文音系不在下面详述。

与新派相比的主要特点：

1.全浊入次清；

2.非敷奉合流；

3.庄三化二完成，庄组与章组形成互补分布，形成照组；

4.鱼虞并入止摄合口；

5.蟹摄元音高化，三四等并入止摄，蟹摄与止摄形成互补分布，合流；

6.曾摄元音前移，庚3蒸合流，曾摄与梗摄形成互补分布，合流；

7.庄组后的高元音低化；

8.浊上变去；

9.鼻化偶有脱落；

10.入声韵尾脱落得很参差，有的kt混、有的kp混、有的tp混、有的都混，谨慎起见不做调整。

拟音用材料简介

众所周知，自上古以来长安及周边就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方言对整个西北地区都有辐射作用。我们也知道，人员往来频繁的交通枢纽的口音往往演化得激进些。可以认为，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很多共同创新都是盛中唐长安音率先产生，或取道长安散播开的。

唐宋西北方音有许多特征仍能在今日的晋语和中原官话汾河片中找到，不过它们的层次和地域混杂，超前和滞古交错，往往难以通过方言比较直接得出结论。白读宕果合流、全浊声母全送气算是两条重要特征，主要保留在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汾河片、并州片部分点。

慧琳《一切经音义》成书于807年，是唐代释慧琳编撰 的一部关于佛学音义的集大成的辞书。由于释慧琳精通印度语言和中文字、音韵、训诂，故在为翻译佛经辨析字形、审定字音、解释字义时均备有详细引据。引用的书籍丰富，音韵以元庭坚的《韵英》《韵诠》、张戬的《考声切韵》为准则。

隋唐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长江下游移至北方，以北方音为主、夹杂传统字音的读音系统成为新全国标准音，是被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视作“正音”的口音。日本学者昭明克本把万叶假名音分为古层、中层和新层。

• 古层以《推古遗文》为代表，是6世纪后半、7世纪前半的一些零散材料，由归化的日本人记录下来。主要依据汉魏音，又含部分吴音特征。此外，也包含一些南北朝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传入日本的汉字音，保留了上古汉语的音韵特征，典型例子如对马海峡的“对马”二字对应tusima，可以证明去声来自*-s。

• 中层以《古事记》与《万叶集》中的万叶假名为代表，以南北朝为下限，以吴方言为源头，即“吴音”。

• 新层以《日本书纪》中的万叶假名为代表，主要以唐西北方音为源头，即“汉音”。分析音韵、语法可以发现，《日本书纪》1~13卷、22~23卷是汉音为主，但夹杂吴音，内部来源复杂，且语法上和中古文言文存在一定差距，从汉语视角看有不少基础语法错误；14~19卷、24~27卷则是纯汉音，和中古文言文几乎没有任何语法差别，且从行文中可以看出撰写者并不熟悉所述及的日本本土习俗。两者还在特定表达、文字润色上存在差异。前者即“β群”，后者即“α群”。森博达认为α群可以（相比β群更能）反映唐西北方音，β群则更接近当时日语的实际语用。α群的音韵对应比起吴音和β群都工整得多，说明α群应更接近单一来源。

朝鲜汉字音的中古层次是汉字词音系的基本层次，其特点有无轻唇、无舌上音、分鱼虞、不分支脂，时间大约是7世纪后期的初唐晚期，可能就是在唐罗战争（670~676）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传过去的。

声母

全浊声母

α群万叶假名的特点有全浊清化，且对应很规则。不过，晚至慧琳音，清浊混切的比例都很低，万叶假名几乎是中唐及以前唯一系统性地将全浊对为清音的材料。

从梵汉对音来看，长安音与洛阳音有些差别。唐代长安音的全浊声母可能读浊送气音，或者吴语那样的清音浊流。晚唐西北方音、陕甘地区在现代也广泛存在全浊声母全送气现象（但今日西安市辖区内却少见这一创新）。

鉴于发声态的细节仍然难以推定，本文临时性地将全浊母记作/C̬ʰ/。

鼻音声母一般是/NC/，当韵尾也是鼻音时为/N/。

轻唇声母

在本文中，唇音不与A合相拼、BC合流，所以轻唇化可以概括为帮组+三等合口=轻唇，或Py->Pf-。（重纽）三等合口(r)y-在更晚的西北方音中开始带有唇齿性，推动知3章合的唇齿化。

结合反切、梵汉对音、域外对音可以推定，轻唇化（作为条件变体）的产生约在7世纪早期，盛唐期间仍只是条件变体，但存在优势，最晚在中唐早期（8世纪后半叶）独立为非组。为强调这一变化，新派拼音便将非组独立出。

在中晚唐时期非组应仍是塞擦音，到五代十国转化为擦音，非敷合流。

云以不混

以母和云母自上古晚期以来就一直是互补分布，但即使是在敦煌变文代用字中也仍有区分倾向，说明它们连音位变体都不是，不合并。

颚化

玄应反切见溪疑晓母按一二等、三四等分别互切；慧琳溪类反切中，基本上一二等互切，三四等互切。敦煌变文代用字中，见组三四等存在与精组三四等代用的倾向，说明盛唐早期，是见组三四等颚化而不是一二等小舌化，到慧琳音除溪类外基本重新合并（音值上可能并未合并）。因为是条件变体、分布互补且时间短暂，所以图中不做区分。

慧琳反切基本上AB不互切，一二等基本不切AB，C大都与B互切。相比于玄应音，章日组声母由A类开始转向B类。由此可以推断，重纽四等介音有较锐的/j/，会影响声母；BC基本合流为重纽三等，介音可能是较钝的/ɨ/；二等介音是个基本不影响声母的单独介音；章日组大约后移至龈后，为晚唐音位的重新分析、照组产生创造语音条件。

介音

介音相关问题

• 关于三等B类介音的三种写法，j̈写法强调其介音性质，更接近语音实际，且在把A类介音也写成j的写法下兼顾音系的系统性；

• ɨ写法整体上能少一个符号，而以更标准（即变音符号更少）的IPA符号取代，不考虑前响或后响，用起来更经济；

• ɣj写法表示它同时具有“二等性”和“三等性”的介音（类似于说[软腭化+][颚化+]（虽然其实不是）），历时比较更直观，也方便观察声韵配合规律。

因此B类介音写成j̈/ɨ/ɣj都无所谓，三者是一个东西，本文用第二种。

“二等性”可以是中古早期的[ɻ]，也可以是《切韵》体现出的某种元音特征，还可以是两者、多者之和。本文以各说中接受程度最广的晚期中古~近古二等介音/ɣ/表记这一“二等性”，它从接近央元音的[ɻ]后移而来，实际音值可能是[ʕɻ]或[ɣ˞̙ ]或[ʁ̟̝]或[ˤo̙ˠ]或[ˠV˞ ]之类，在宋朝的“河西语言联盟”中反映为二等咽介音[ʕ]（可以看这里）。

中古早期便有的“元音前低化”也是此时“二等性”尚存的特征之一，前化后来使声母颚化、产生了《蒙古字韵》和官话牙喉音的二等/j/介音，低化既使江摄从与通摄通押转为与宕摄通押，也使介音向中央方向偏移，最后产生不锐的韵图三等介音。庚2随梗摄高化后这条性质便被破坏了。

敦煌变文存在见组与精组三四等互相代用的现象（即尖团不分，此特征北宋已不存），不空音精组和章组同对c-体现精组（一种变体）为[ts̻]≈/tɕ/。这说明盛唐及以后西北方音见组的三等/非三类隔应该体现为接三等介音前移、颚化，而不是无三等介音后移、小舌化。若这样分析，则溪母B类可以视作/kʲʰr-/~/cʰr-/[k̟͡ɻ̊ʰ-]≈“[kʂʰ-]”，初母则是/tʂʰr-/[tʂɻ̊ʰ-]≈[tʂʰ-]，这样可以解释不空、玄奘音溪母B类和初母同对kʂ-的现象。其中，送气使得后面接的介音清化、进一步干扰除阻部位的辨识，使得只有次清有此现象。

山西万荣“家”tʂa51、汾阳“瓜”tʂuᴀ324、吉县“窄”kai53反映，形如[Cʂ/ɻ-]的结构中，除阻部位[C]甚至能从/k/变成/t/，接着变进知照组，或者相反。这也说明除阻部位仅仅是受到干扰，使得零星字漂变，并没有发生系统性变化的方言（或许有）。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6559226/answer/747244246穷尽了《切韵》三个三等介音的分析方式，并给出了精彩的评价：

切韵三等开口介音占有几个音位？

• 3个：A类/j₁/、B类/j₂/、C类/j₃/，三者一个比一个暗。其中C类韵母与其他两类无对立，但不能构成音位合并的理由，因为有古人觉得C类是不同的。三者的符号各家五花八门，这里不再列举。

• 2个(a)：A类/j₁/、BC类/j₂/，第一个比第二个更亮/噪。二者的符号各家五花八门，这里不再列举。

• 2个(b)：AC类/j/、B类/j˞/。其中/j/在非前元音前变暗。二者的符号各家五花八门，这里不再列举。

• 1个（或说1.5个）：/j/，且在非前元音前变暗。 B类介音/rj/使用了二等介音的标记/r/，暂可不算入三等介音（或者算半个）。

• 0个（或说0.5个）：认为非三等有一个“舌根偏后”性的滑音，而三等是常态舌根位置，并且认为三等-非三等在介音处只是声韵过渡的快慢松紧有差别，而不是介音的差别——三等无标记。当然， B类可能也需要算半个。

• 音系归纳不具有唯一性，写得再漂亮也不如大声读出来强，但中古汉语已经灭绝了。
  

各种材料都反映通语中的二等与B类可能很早就不带/ɻ/之类的单独音素了（至少不是单独的音段），唯独西北方音似乎还保留，大约是长安方言特征和/或音位分析的影响。总之，通语可以确定不分BC，至少音位一样，应是合流成韵图的[ɨ]。底本在隋朝、和《切韵》大体同时的敦煌《毛诗音》反切分职B职C，说明西北方音BC合流比通语慢，不过盛唐时也应该合流了。

C类长出/r/、调头和B类合流、再变成韵图/ɨ/显得画蛇添足，但玄奘拿C类字“讫”对译krit，结合慧琳用“乙”表示ri，说明北方方言应该是C向B靠拢或BC趋中，通语则是B向C靠拢。

庄三化二（Tsrj->Tsr-）完成后，声韵搭配规律便不再支持ɣj写法所代表的音位分析，章组和庄组形成完全的互补分布，可以视作《切韵》介音格局彻底转化为韵图介音格局的标志、章庄合流为照组的标志。鉴于慧琳音仍分庄组二三等，可以认为盛唐时期，B类在音位上仍能看成是“二等+三等”。

撮口呼

止摄合口三等/wji/读如遇摄合口三等/wju/的现象在继承自唐西北方音的现代晋甘陕方言中广泛存在，即“支微入鱼”。据罗常培(1933)，敦煌藏汉藏对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阿弥陀经》和《金刚经》是吐蕃763年至851年间据沙州时期为便于学习汉语而作。大致上，虞韵读u；鱼韵在《阿弥陀经》和《金刚经》读i较多，《千字文》i、u旗鼓相当，《大乘中宗见解》读u较多，反映了中唐时期沙州方言鱼虞两韵的合流过程。罗常培认为：

从鱼韵变来的i、u，照音理讲应该是中性的[ɨ]跟撮口的[y]，因为鱼韵[io]（罗常培《切韵》拟音）读得开唇一点就容易变成[i]，读得合口一点就容易变成[y]，这两个音在吐蕃人耳朵里都是很难辨别的，所以就拿他自己语言中的i、u来勉强替代。我想这种替代不单鱼韵有，由虞韵变来的u也许是[y]的替代。

那么，为什么说止摄三等合口也是/y/而不是/wi/呢？因为《千字文》中的止摄合口字有读u的，也有读wi、we或u'i的，如“翠”ts'we，“畏”'u'i。这说明，沙州方言止摄三等合口是介于/wi/和/y/两种自由变体之间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支脂之韵A合音值为[yi]。

从上述材料看，它是前响双元音，那么我们可以在音位分析时认为，所有（前高）圆唇元音都带有变展唇的“唇动程”，这样支脂之A合为/y/[yi~yj~y]，虞韵为/ẅo/，鱼韵为/j̈o/。随后在更晚的变化中，鱼韵韵腹的圆唇特征入侵至介音（参考普通话“雍”韵），鱼虞高化并合流为[ʉu]；再随后，鱼虞介音渐渐吞没元音，动程消失后并入止摄三等合口。

9世纪初的慧琳《一切经音义》还能区分鱼虞，而底本时代为隋唐早期的敦煌《毛诗音》为避免开合口的歧义不用鱼韵上字，说明起源自北方地区的鱼韵元音圆唇化、鱼虞合流很早影响到了西北方音，长安音大抵是受金陵读书音影响而没有合流或后来分开了。

日语汉音中，后来与四等合流的A类韵的合口都没有合口介音，这也是A类的合口从声母特征变成撮口呼/y/的介音特征的反映。

敦煌古体诗用韵中，鱼模部和侯尤部有通押，就是尤韵也发生/ju/→/yu/的结果。

三A与四等合流

诗文、铭文用韵、《韵诠》三四等同用说明，盛唐早期开始北方汉语三等A类和四等间已无区别，而日语汉音合口仍有别，这正体现合流的过程。日语汉音层次稍早（《日本书纪》720年成书），或许也有像祭B废之分那样为夸大区分而调整读音的因素在。

韵母

止摄

在汉越音区分鱼虞、微母读作[v]的层次（即盛唐早中期层次）中，支脂之尚能在齿音、牙音声母后区分。但这对立在同时代其他材料中得不到印证，可能带当时南方方言尚未合流的口音或是汉越音更早底层的影响。

汉越音中可能还能观察到，精组止摄最先变为舌尖元音。《东国正韵》的朝鲜汉字音中，精组止摄已完全舌尖化（反映为元音低化），庄组只有初崇生完成；《中原音韵》中，精庄组止摄完全舌尖化，还包括许多章组和个别知组。这反映空韵化的顺序为：

声母：擦音>塞擦音>塞音；其他>全清；精>庄>章>知

韵母：之>脂>支（>微）

朝鲜汉字音中支脂之韵合口为wi，可与汉藏对音互相对应。

在《日本书纪》α群万叶假名的对音中，i2段的ki2和gi2对音里只有支脂之三韵，β群微韵也从不对甲类元音，考虑到i1段只对应支脂两韵，推测支脂之合流较普遍，而微韵合流是个别现象。因此，支微合流应晚于《日本书纪》的万叶假名，即老派→新派期间发生。

初唐墓志铭用韵中支脂之合为一部，微韵自成一部。到盛唐，微与支脂B关系密切，但与之韵尚有距离，这是重纽介音影响了元音音值导致。盛唐墓志铭用韵较严，比如山摄中，寒桓、删山先仙分别为一部，但初唐、中唐山摄均为一部。

关中文人齐祭部与支微部通押除李播外均见于盛唐以后，且咍佳部与齐祭部通押的时间跨度较之长得多；敦煌的汉藏对音，齐祭韵既有对ye的，也有对e的，还有对ei的，三者数量还算相当。有两种可能：

1.齐祭A有[je]和[jɛj]两种读法，后者是不稳定的“文读”，是韵图作者兼顾仿古，将齐祭A归入蟹摄的语音动机；前者是新产生的读法，是止蟹合流的一个阶段，有着类似于南北朝后期支韵的地位，在西北方音逐渐与止摄三四等合流。真实情况或许是囊括两者的自由变体。整个过程和清韵高化、与产生了/j/的青韵合流、接近/i/（即/ɛ/>/e/）对称，其结果是敦煌变文清青脱鼻后入齐祭、支微。祭B与废的合流也仿此。这两个音变结束后，中古早期三等A类韵与四等韵彻底合流，中元音间的对立彻底消失，元音格局转化为中古晚期~近古早期的高-中-低格局。

2.音变的不是齐祭韵，而是止摄合口。止摄合口产生裂化的自由变体，/wi/~/wə̆i/也可以使止摄合口与蟹摄通押，再和止摄开口通押。这一音变与止蟹合流先后发生于通语，正如《声音唱和图》和《蒙古字韵》所反映的那样。

岑韵

《韵英》《韵诠》中庄组侵韵为独立的“岑韵”，与臻韵有类似地位；朝鲜汉字音庄组侵B（=岑韵）的元音比较低。由这两条可以看出庄组三等已经不稳定、即将发生庄三化二（Tsrj->Tsr-），或许也暗示庄组止摄（Tsri）二等化、空韵化（*Tsr̩）、低化，毕竟开音节的元音一般变得比闭音节快。这样一来这时的精组止摄一定舌尖化了。不过因为岑韵和侵B无对立，玄应、慧琳音、盛唐用韵均不分，故不在表中独立置出，而与庄组其他格子一样以背景色表示介音。

《韵英》《韵诠》如此可能是作者审音严格、模仿《切韵》所致。

真B与欣文

日语汉音臻摄对音中，文对un，真B合则在喉牙音后对wi2n，可见此时文和真B合尚未合并。欣和真B开则已经看不出差别了，为与无鼻音的微未入脂B对称起见，还是处理成老派即将但尚未合流的状态。

流摄裂化&/o/>/ʊ/

唐朝以前梵汉对音以u对尤韵，唐朝改为模韵，显然是因为流摄裂化，模韵高化。侯韵日语汉音为ou，汉藏对音为eu。此外，敦煌文献可见豪侯通韵，长安音应存在利于这一现象发生的语音条件。

模韵高化还与东1冬合流对称（冬韵可视作模+ng）；盛唐墓志铭文魂相押也较多（魂韵可视作模+n）。汉藏对音这三韵元音对o、u大致相当，实际音值在[ʊ]左右。

帮组效流摄问题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存在效流摄唇音声母字读模韵的现象。唐《资暇集》中描写北方的一段“俗谭”：“帽为慕，保为补，褒为逋，暴为步”便体现了唇音豪韵后高化的结果。

日语汉音豪韵一般是-au，唇音后是-ou。尤韵一般是-iu，明母尤韵是-ou。

《一切经音义》中，尤侯互切共68次，其中尤注侯65次，侯注尤3次，所混的字几乎全是帮非母或明微母。尤虞互切33次，其中尤注虞30次，虞注尤3次，所混的字几乎全是滂敷母或並奉母。模注侯（包括已读若侯韵的尤韵）10次，侯注模6次。而模韵唇音字共音123次，侯韵唇音字共音133次，占比很小，因此这时，唇音后的侯韵和模韵总体上仍不混淆。

入声韵尾

众所周知，-t入声在唐西北方音中演化为-r，这在朝鲜汉字音、汉藏对音和回鹘语对音中都能看出来。

约晚唐时硅慈弘氏编写的《天台宗圣典》中的《法华忏法》和《历时作法》为代表的天台汉音中，ptk三种入声有不同程度的弱化、脱落现象，如：

• -p：“十”，siu、situ、si

• -t：“佛”，putu、pu；“一”，iti、i

• -k：“国”kweki；“白”paki、pai；“极”ki

中晚唐一些作品也体现出tk相混，如李庾《两都赋》叶“策额革磔札戟七壁泽”。

天台汉音入声的混乱情况应该也是入声尾介于ptk和喉塞音之间的不稳定过渡情形。（或者，也可能是夹杂既有读法和实际读法）

中古汉语的特征之一便是有与鼻音韵尾大致相配的塞音韵尾，在软腭鼻音韵尾于低前元音后脱落为鼻化时，相对应的入声韵尾很可能也弱化或脱落，就天台汉音、汉藏对音、回鹘语对音来看，脱落为[ʔ]似乎更合理。阳声韵元音和入声韵元音间的对应在中唐被破坏，有了白居易《琵琶行》“客瑟”相押；阳声韵尾种类和入声韵尾间的对应在五代期间被破坏。

梗假摄通押

“打”早期中古属因常用而从青韵超前低化的梗摄“庚韵一等”，韵书一般归入庚2，即无介音、二等韵型低前元音、硬颚鼻音韵尾的[taɲ]，最早在敦煌《燕子赋》中可见押入麻2用例：

燕子到來，望風惡罵，父子團頭，牽及上下。忿不思難，便即相打。燕子既稱墜翮，雀兒今亦跛胯，兩家彼此，傷損相亞。桔欲確論坐舍，請乞酬其宅價。今欲據法科徵， 實亦不敢咋呀，見有上柱國勛，請與收贖罪賈。

赋中与“打”相押的韵脚多见于《广韵》马、祃韵（麻2上去声）。

典籍中最早进入韵语的打字，见《旧唐书·武元衡传·打麥謠》（卷158）：

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

若断句无误且歌谣非后人编篡，那么可以说明至少AD810“打”已有假摄读法。

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打”与“冷”吴音均为(*-eu>?)-jau，汉音均为-ei，可能是没有脱鼻、随四等产生j-并入清韵的读法。

山西晋语吕梁片、并州片、中原官话汾河片存在梗摄二等白读与假摄二等合流的现象，例如“生甥、争睁、耕、杏、硬”等字。这是与“打”脱梗入假同时期的初唐层次。

结合朝鲜汉字音、日语汉音可以看出，初盛唐的梗摄元音高度应是半开的[ɛ]。敦煌变文中的梗摄脱鼻后的一般结果是和蟹止摄通押，说明“打”脱鼻入假比晚唐更早，是在梗摄主元音尚与假摄主元音相近，而不是与蟹止摄主元音相近时。

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中，假摄一般对a，其中麻2开有4例对e，假摄也只有这4例对e。梗摄一般对e，也有少量对i、a。作为对比，蟹摄一般对e，少数一二等字对a；山摄寒山、元合基本都对a，先元开基本都对e，删韵字数较少，a与e大致持平；果摄一般对a，合口复杂。综上，麻2元音的舌位应当是次开的[æ]，比梗摄低，比其他假摄字高。

通江摄韵尾

通江摄在《切韵》音系中具有合口的鼻音韵尾，这不仅在日语吴音中有着与宕曾摄对立的体现（参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431372），在敦煌《毛诗音》反切中也能观察到：通江二摄5个韵中，只有东屋3表现为偏开口。尽管敦煌《毛诗音》底本可能早至隋朝，长安音很可能也还有这一特征的残余：押韵严格的盛唐墓志铭用韵江韵一般与宕摄相押（虽说本身是窄韵），但西北方音材料却不见一例江韵脱鼻（即江≈不脱鼻的宕）。

分蒸B蒸C、严守“类一致”的敦煌《毛诗音》反切中，江觉韵和冬沃韵是通江效深咸5个“唇尾”摄中唯二只有合口上字、完全表现合口的韵，证明江摄的合口韵尾会影响声母唇化。庄组的卷舌音本就容易诱发圆唇（cf英语的/r/），与江韵一拍即合，成了最先变合口的庄组二等韵。《切韵指掌图》就将知庄组江韵划入宕摄合口二等（开口是庄组阳韵）；汉越音也对ɔŋ。

推测盛唐早期低与前元音发生过这样的链变：-A(u)ŋʷ>-Aŋ/ɲ>-Ã，其他软/硬腭鼻音韵尾脱去为鼻化元音的同时，江摄脱去的是韵尾的合口特征（通摄脱不脱都一样；曾摄不发生此变化）。低、前元音排斥软腭鼻音，会将其变为鼻化。

后来北方方言曾摄元音前移，中古晚期对音材料前元音居多，客家话、闽语文读、杭州话曾梗摄有-n/-t读法，正是北宋时期曾摄元音为前的体现。

声调

• 阴平：51

• 阳平：21

• 阴上：45；V́

• 阳上：15→13；（V̌）

• 去：113；V̀

• 阴入：5

• 阳入：1

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