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与消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电影的表达

    影片《妈妈》的上映囊括了当下热度极高的“养老”社会议题、与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较为稀缺的女性主义、女儿和妈妈视角的电影表达，这些元素都和以“家”和亲情为重要谱系关系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契合。但对近年来的女性主义电影来看，以《我的姐姐》、《春潮》、《妈妈》等影片来看，电影中的女性表达是暧昧，电影中的独立女性实则仍受内在化男权文化的规范。但是，电影也受消费市场影响，为迎合市场审美所做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电影的结构。且这类影片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较为模糊，而是以一种的“男性”缺席的形式去呈现女性主义。

被凝视的“她”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出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对象，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女性角色也从被观看到自己观看的转化。但是推动电影叙事仍将女性思想和命运受阴性的男性视角影响，是一种被凝视的的“她者”。在《我的姐姐》中安然中性的穿着打扮，面容坚毅，生活独立，这是独立和反抗的象征。安然的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迫使安然童年要装残疾儿童从而被剥夺了穿漂亮裙子的资格。这种独立和反抗实际上也受男权偏见性观点，一方面将自己超越性别差异、抹去了性别特征，形成自己的“男子气概”。另一方面，她拒绝抚养弟弟的理由是自己将来也要结婚生娃的。安然一方面想要逃离男尊女卑的传统式家庭伦理。但是另一方面却以男性逻辑主导人生，她的思想在反叛中无意识的被男性权威规训。

    此外，反抗外在的男性权威，对自己被男权文化规训毫无察觉的重要原因还体现在亲情模糊了女性立场。在影片《春潮》中，纪明岚和郭建波对于同一个男人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差。最为矛盾的是，郭建波致力于对社会底层真想的报道，鲜明的表现出她对于性侵、强奸等态度，也展现出郭建波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然而父亲的“裸露癖”等问题却被郭建波视而不见，郭建波是集未婚先孕、多个情人等的道德问题于一身，她的堕落是受到原生家庭深刻影响，对母亲的反叛是“恋父情结”表现，也是对女性关系不融洽下的无奈。荣格曾说在伤害中长大的人有两种结局：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如纪明岚那样的施暴者；隐藏自己的伤害，成为一个承受者，如郭建波默默承受直至崩溃。因此在女性在驯服与反叛中不断寻找自我救赎的方式，在反抗与挣扎中追求自我之名义。

消费社会下的创作逻辑

    鲍德里亚表明：“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时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复活。”在影片《妈妈》中冯老师和周夏的相遇成为冯老师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铺垫，也凸显冯老师一生做义工的默默付出，并且为了救赎一个迷途少女使自己名誉受损。电影塑造出伟大的老师形象后却又以更加含蓄的方式阐明冯老师行为的并非是伟大，而是为了忏悔。对冯老师的认知转变，是消费社会下的“真善美”认同再到对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受到迫害的思考。而电影中以女性视角将亲情关系置于特殊年代的处理方式更是激荡出多重情感。首先是冯济真的愧疚与思念共同交织于的父亲“缺席”。其一在对自己的惩罚和执念中，济真与母亲之间的情感交流也产生隔阂，冰冷的文字交流打破了传统的母女关系，而一家三口的手语成为爱表达的窗口。其二，在整理父亲日记的过程中，冯老师对父亲无限的思念。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冯济真患病后出现的幻觉中只有父亲，这是她无数次发自心底、不加遮掩地对父亲进行呼唤，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过错和对父爱的渴望产生依赖。

    影片甚至对冯济真的恋父转化为对其的审判。父爱的缺失成为她长大后爱无能、逃避母女关系中由父亲而产生连接的部分转而专注于作为子女单向的赡养义务的根源。而长期的情感压抑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诱因之一。尽管患病之后的母女关系甚至上升到另一层面，但生病即有罪这一对疾病进行道德归因和社会审判的传统因果逻辑被潜藏在高龄母女之间互相照料的温情之下，冯济真对父亲狂热的独自怀恋是她的一场自我赎罪。影片以一家人之间的分离和隔阂作为背景，却又回归于对彼此深沉的爱。在男性缺失的场域中，赋予了女性既柔软又坚强的外衣。影片既表达出母爱的伟大与包容、也展现出夫妻尊重恩爱。因此在“男权缺席”中，女性仍旧生活在对其的缅怀与影响下没有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却在电影表达中，将女性的多面性以市场的主流价值观等元素杂糅在一起，如周夏的感恩回报都迎合了观众对每一个人物命运走向关注的期待心理。

女性主义和“反”男权

    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曾提及，男性渴望在自己最亲密的女性身上获得一个自愿的奴隶。在《我的姐姐》中安然对父权的反叛与姑妈对男权的顺从形成对比；《春潮》中郭母对前夫的憎恨反叛与女儿对父亲的想念认同形成对立。究其原因，身份地位的差异产生了对“男权”不同程度的理解。无论是姑妈还是郭建波他们无没有经历过具体男性的迫害。作为女儿和姐姐，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上是“收益”的一方，女儿享受着父亲的疼爱与呵护而忽略别人眼中父亲的“他者”形象。而姑妈更是作为腐朽文化的遗留，将侄子作为家族后代香火而忽略了女性的权益。

    从《春潮》、《我的姐姐》、到《妈妈》，作为女性题材电影为了有意凸显女性的力量而弱化甚至污化了男性形象或者将男性置于失语位置。这种方式既可以加强女性与男权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又可以借亲情和爱情等弥补叙事的缺陷与沉重，转而以一种温暖的方式质询观众，起到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和思想引领的教化作用。而对女性徘徊于反叛传统家庭与期待更多爱并最终回归家庭。在矛盾中寻找到自己的诉求无非是对女性生活现状的不满，在自省与追寻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如《我的姐姐》中安然在父母的墓前表达自己对亲情、父亲认同的渴望。《妈妈》中冯老师怀念一家三口跳舞的快乐时光。因此在女性主义电影的表达中，其实对“男权”的反叛并不是纯粹的对男权的不满，而是以一种隐晦角度对男性的个人品质描摹而产生对女性的身心影响。这种视角将女性与男性的亲密关系和矛盾的杂糅在一起，将女性和男性的“男权、女权”复杂化，并形成无法评判的关系中，并不能对于以突出女性视角的“女权主义”进行有效传播。

结语：

    以女性视角呈现的电影将女性多重性格情绪呈现在银幕中，无论女性情绪的宣泄方式，还是对于二胎家庭、对养老问题、原生家庭伤害等都触及到了社会议题。在家庭的温暖与矛盾中都能感受到女性对于生活、生存、和精神状况的关注与自我救赎，展现出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