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两汉与匈奴的四百年 （上篇）

（以前发于网络的一篇旧文，整理补充后，做了一个视频）

公元前200年（高祖七年）十月，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占领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附近。在他身后，总共有三十二万汉军，分别从燕、赵、齐、梁、楚各地征集而来，浩浩荡荡，一眼无垠。

这次亲征，起因是匈奴侵犯代国，代王韩信投降，做了向导，引匈奴南下，差点打到晋阳。

关于匈奴，刘邦以为自己并不陌生。当年秦始皇听信谶语“亡秦者，胡也”，以为应在匈奴，于是派蒙恬发兵三十万，却匈奴七百里，打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个故事天下皆知。

而且刘邦以为自己已经足够谨慎，出征之前，他派出十几批使者，都回报说匈奴羸弱，可以打。出征之后，刘邦接连打胜仗，沿途所见都是匈奴的老弱残兵。于是汉高祖踌躇满志，觉得这一把，稳了。三十万秦军能干成的事情，三十万汉军同样可以干成。

当时天寒地冻，雨雪交加，士卒的手指都被冻落了不少，然而皇帝获胜心切，不停向前追赶，浑然没有在意，身后的大部队已经被他甩得越来越远。

很快，刘邦抵达了一个叫作白登的地方，埋伏已久的四十万匈奴精锐一起杀了出来，将刘邦的数万骑兵，围个水泄不通......

这就是著名的“白登之围”。两汉与匈奴长达四百年的纷争，就以汉高祖被围，差点丧命的屈辱方式，拉开了序幕。

匈奴与汉人之间的冲突，就如世界上其他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冲突一样，根子上是经济问题。

草原物产单一，经济脆弱，并且深受季节影响，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无法生产，没有产出。游牧民族兵民合一，弓马便利，不用额外训练，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这样的人群如果饥肠辘辘，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社会经济基因决定了游牧民族天然具有侵略性，掠夺是他们生产方式的一种。

而农耕社会物产丰富，人民富庶，精细的社会分工与先进的技术手段，可以确保全年物资充裕。如果毗邻北方游牧民族，想要不被侵扰，是不可能的。

受到侵扰之后，汉人的第一反应与人挨揍之后的本能反应是一样的。措施之一，关门，让侵扰者进不来，于是战国时期的与胡人接壤的燕国、赵国都在边境设郡守、筑长城，秦国统一天下，花大力气把这些长城连成一片；措施之二，反击，以牙还牙，燕将秦开破东胡，赵将李牧破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军北上，扫荡匈奴。只是此时的匈奴，还在跟东胡、大月氏争作草原霸主，并不十分强盛。

等到白登之围发生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已攻破月氏、并吞东胡，统一草原，据说有骑射手三十余万。只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刘邦正忙于灭秦与楚汉之争，没有及时掌握草原上的新动向，等到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时，已然陷入了冒顿单于精心布置的包围圈。

拼拳头打不过，汉高祖只好认怂，送美女金钱交保护费。汉高祖九年（前198年）、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元年和五年（前156年和152年），汉王朝五次遣送公主和亲。这些公主的姓名、命运都没有留诸史册，待遇与后世的刘细君、王昭君等人全然不同。后世的和亲，是公主下嫁，缔结睦邻友好，而她们，则只代表着王朝的屈辱，男人打仗打不过，用女人去慰安。她们的父兄知道这段历史不光彩，因此希望最好被后人遗忘。

财产方面，高祖九年首次和亲时，汉王朝就一次性赠给匈奴黄金千斤，然后每年奉送絮、缯、酒、米等若干，汉文帝时又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增加金帛、丝絮等贵重物品。这种变相的岁贡在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因为匈奴侵扰而中止，景帝元年又恢复，直到武帝对匈奴发动战争这才终止。

纳贡自然换不来和平。匈奴时不时地冲入汉王朝境内，烧杀掳掠一番，据说那些年云中、辽东两郡每年被杀被掠走的人口都超过一万人。匈奴最严重的一次侵扰发生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骑兵闯入关中腹地，烧毁秦始皇留下的回中宫，又直逼甘泉宫，距离长安仅三百里，汉文帝在长安屯兵十万，也只是尾随匈奴军队出境，没敢主动进攻。

当时匈奴单于给汉人皇帝写信，自称“天地所立、日月所置大单于”，毫不掩饰心中的傲慢与蔑视。惠帝三年，冒顿单于给吕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草原呆腻了，之前只到过边境，十分想到中国游历，你现在寡居，没人陪伴，不如咱们凑合成一对，“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封信不仅挑衅，而且言语性骚扰。

吕太后被气个半死，但还是郑重其事地把此信拿到朝堂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匈奴暂时惹不起。吕太后忍着气，回复冒顿，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哪好意思让单于见笑。最后，汉朝又送了一个宗室女子冒充公主给冒顿单于和亲，算是慰安。

两汉时期重名誉、轻生死，这般奇耻大辱，令西汉朝廷上上下下全引以为恨，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都不愿记载信的内容，只说此信“辞极亵嫚”。

汉人将这份耻辱牢牢记在心中，憋了一百年。直到汉武帝将匈奴犁庭扫穴，逼得他们远遁漠北，不敢在漠南露面。百年之耻，终于雪尽，胸中恶气，荡然一空。汉武帝下诏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朕对祖宗，有交待了！

汉武帝把匈奴打得很惨，这确实很让汉人解气。然而短暂的扬眉吐气之后，汉朝百姓与那些不那么好战的官员发现，新的问题似乎比之前更严重。

打仗实在太费钱了，不是农耕社会能负担得起的。如果遇上游牧民族，这仗打得尤其费钱，装备骑兵，要钱，边塞驻屯，要钱，千里运粮，要钱，打输了，钱打水漂，打赢了，得来的土地没法耕种，钱还是打水漂。汉武帝赫赫武功的代价是近百年积蓄消耗一空，国内中产以上半数破产，经济几近崩溃，饥民纷纷造反。汉武帝不得已，下《罪己诏》向臣民做检讨，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意思是，以后要休养生息，不加税赋了，不强征税赋了，也不打仗了，只要做好基础国防就行了。

国家搞成这样，自然不是汉武帝的初心。汉武帝年轻时，并不像后期那样好大喜功，也没有后期那样冷酷无情，他很清楚战争会带来什么，他甚至把发动战争比拟为“袭亡秦之迹”，这在当时算是最严厉的指责。

汉武帝曾向卫青解释为什么他要发动这场战争：“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

说这话时，汉武帝是真诚的。汉武帝的想法是，他能者多劳，一劳永逸地把匈奴打趴下，交给太子一个和平清净的江山社稷。所以，每次太子劝他休养生息，汉武帝总半嘲笑半认真地回答：“我如此操劳，就是为了你以后能过得安逸，这样不好嘛？”

当时父子俩都没有料到，有朝一日他们将喋血长安街头。

汉武帝在军事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冷兵器时代，这个愿望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400毫米等量降雨线不移动，草原还在，就会有游牧民族，只要有游牧民族，掠夺与侵扰就不会终止。赶跑了匈奴，又来了鲜卑，赶跑了鲜卑，又来了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明朝人还在筑长城。而即使把异族人全赶跑，把汉人放到草原上去，他们也会很快变成草原上的狼。

既然如此，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把百姓逼到生死边缘，得到的也不过是一时之安稳，值得吗？

在议定汉武帝庙号的时候，有臣子夏侯胜公然在朝堂上对先帝作出近乎全盘否定的批评：“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夏侯胜是一代大儒。儒家对于战争始终怀有深深的厌恶，后来随着儒家学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日渐巩固，对待匈奴的政策也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对匈奴用兵的提议，很容易在廷议阶段就被儒者唱着“以德服人”的高调给否决。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甘延寿自募军队，千里奔袭，以微弱代价诛杀郅支单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那句热血千古的名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吓得呼韩邪单于死心塌地，不敢有异心。

倘若在汉武帝时期，这种孤身独往，立功于绝域的壮绩，至少能封侯，然而汉元帝的丞相匡衡却认为这是“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拒绝给陈、甘二人封赏。匡衡就是成语“凿壁偷光”的主人公，靠儒学起家的，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

汉宣帝之后，匈奴与汉人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期，西汉疆域也在这个时期到达顶点。这和平不是儒家以德服人换来的，而是依靠以下五个原因：一、汉武帝将匈奴打残了，打怕了；二、陈汤斩郅支。把呼韩邪单于吓坏了；三、匈奴“五单于争立”，打内战打嗨了；四、失去了阴山山麓的丰富物产，失去了漠南的肥沃土地，又接连遭遇兵祸加天灾，匈奴经济垮掉了；五、汉人舍得花钱。

不过这并不表示儒家那一套全无用处，儒者的作用是对内约束统治者，不要穷兵黩武，要休养生息；对外摆出亲善姿态，润滑两国关系。这些虽不能换来和平，但却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手段。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不仅可用于内政，也可用于外交。我可以打你，也可以宠你，我的儿，你选一个吧！

汉宣帝、元帝以后，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来降，军费开节省一大半，特别是郅支单于死后，呼韩邪既高兴又害怕，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替汉朝守护西北从上谷到敦煌的边境，汉朝可以撤回边塞驻军，“以休天子人民”，这个提议虽然被汉元帝婉言谢绝，但是此后汉王朝只需要花费正常的国防开支，就足以维持和平，面子里子全都有。

彼时的匈奴并非消失了侵略性，而是只要他们开口，汉人几乎有求必应。动动嘴就能得到的东西，何必再动刀动枪呢？

甘露三年，呼韩邪入朝觐见，汉宣帝除了赐予冠带玺绥玉具剑等礼仪用品，还有“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锈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呼韩邪回去后，西汉政府“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次年，呼韩邪再次入朝，赏赐在去年的基础上“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黄龙元年，元帝即位，呼韩邪上书说缺粮，“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赏赐金额越往后越层层加码，按《汉书》记载，“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河平四年正月，（复株累单于）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

这些赏赐本质上就是花钱买平安的赎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但是比起动辄以万万计的战争费用，还是划算的。而且这花钱的姿态，与之前全然不同。之前那是委屈求和的纳贡，现在是泱泱大国的赏赐。

不过，随着汉元帝以后，西汉的逐渐衰落，对匈奴的赏赐也逐渐让人肉疼。元寿二年的那次觐见，就曾在西汉朝堂上引发争论。因为据说单于与皇帝相克，单于来朝觐容易克死皇帝，甘露四年呼韩邪入朝，次年汉宣帝就死了，竟宁元年呼韩邪入朝娶走了王昭君，当年汉元帝就死了。当时汉哀帝正生着病，所以不想让单于来长安。朝中公卿也不希望单于来，因为来一次就要赏一次，太费钱了。

黄门郎扬雄觉得不妥，洋洋洒洒写了篇文章，提醒皇帝与公卿算算账，不要因小失大。“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

皇帝与公卿都被说服了，汉哀帝豁出性命接见了匈奴乌珠留单于，半年之后，这位著名的同情恋皇帝竟然真的驾崩了。

匈奴与汉人再次交火是两汉之交。

表面上看，战争是王莽挑起的。这个书呆子破坏了汉宣帝定下的规矩，他想收回汉宣帝经过深思熟虑才给予匈奴保留的自治权，试图把匈奴彻底驯化成汉朝臣民。这是极其缺乏远见并且自不量力的愚蠢行为，在匈奴极度衰弱的时期，汉宣帝都没有敢做如此想，何况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匈奴早已恢复元气，而汉王朝却陷入了重重危机。

王莽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包括禁止匈奴向乌桓征税、降低匈奴单于品级、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同时策立十五人为匈奴单于、募兵三十万扬言要穷追匈奴等等，给匈奴提供了绝好的理由。北部边境很快硝烟再起，“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北边还在打着仗，国内赤眉绿林就起来了，没过几年，王莽被杀死在长安皇宫内。在匈奴看来，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呼都而尸单于就曾对更始帝派来的使者说：“以前匈奴内乱，孝宣皇帝援助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称臣；如今汉国大乱，被王莽篡夺，匈奴出兵出力，帮助汉国复兴，汉应向匈奴称臣”。

匈奴所谓的出兵出力，除了劫掠边境汉人，还有就是趁汉人打内战，抢地盘。匈奴的势力侵入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当时好几个军阀，像安定的卢芳、代县的张晔、渔阳的彭宠、五原的李兴，都以匈奴为后台。此时呼都而尸单于自比冒顿，牛气得很，他甚至扶植卢芳为汉帝，定都五原郡九原县，真心打算让汉臣服于匈奴。这自然也是极其自不量力的愚蠢行为，在匈奴最强盛的时期，冒顿单于都没有敢做如此想。

呼都而尸单于能保持住这份豪迈多少有点侥幸，因为汉光武帝是个儒者，对于战争怀有深深的厌恶，打内战那是逼不得已，其他的仗能不打则不打。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派人带着金币出使匈奴，以通旧好，这是打算以政治手段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呼都而尸单于态度狂妄、言语傲慢，匈奴也并没有因此减少侵扰。光武帝此后派大司马吴汉、讨虏将军王霸等人组织过几次反击，但效果并不好。光武帝索性在建武十五年把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百姓六万多人迁徙到居庸、常山关以东，同时增加边境士兵，大修亭障、烽隧等防御工事。坚壁清野，让匈奴抢无可抢。这样一味防守自然不能解决问题，匈奴与汉朝的边境线太长，匈奴在并州抢不到，就往西到扶风、天水一片，或者往东到渔阳一片去抢，北部边境依然不得安宁。

呼都而尸单于死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他临死的时候，心里可能充满惶恐与不甘。因为那几年匈奴连年旱灾、蝗灾，赤地数千里，饥馑与瘟疫交加，人畜死耗大半，连昔日称臣的乌桓都上门来欺负，匈奴被迫向北迁徙数千里。号称强国，却轻易被一场天灾打得原形毕露，这让自比冒顿的呼都而尸单于情何以堪？

呼都而尸单于死后没几个月，继任乌达鞮侯单于也死了，接任单于的蒲奴单于害怕汉朝趁机来袭，于是乞求和亲。那意思，是想恢复西汉后期的格局。只是此前呼都而尸单于做得太绝，现在变脸变得太快，光武帝一时接受不了，表示要考虑考虑。这一考虑，半路上就杀出了个日逐王比。

日逐王比是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乌珠留单于的儿子、呼都而尸单于的侄子，他是一心想做单于的，但是在继承人序列中又比较靠后，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做单于，所以只能动歪脑筋。

比的辖区在南方，与汉朝、乌桓接壤。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比派人带着匈奴地图秘密会见汉朝西河太守，表示要内附。蒲奴单于对日逐王比早有怀疑，专门安排两个骨都侯监视其动态，蒲奴单于很快就知道了日逐王比的心思。作为单于，自然不会容忍这种叛国行为，蒲奴单于派军队去袭击日逐王比，但是日逐王比也在蒲奴单于身边安插了眼线，等单于的军队到了日逐王的领地，赫然发现日逐王比招集了一支四五万人的大军，而他们只有一万人，只好撤退。仗虽然没打起来，但关系是彻底破裂了。

次年春，匈奴南方八个部落的大人共同推举日逐王比为单于，匈奴从此正式分裂成南匈奴、北匈奴（这是匈奴第二次分裂，西汉时期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也曾短暂地分裂为北、南两部分）。 南匈奴单于比派使者向光武帝称臣，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为表示臣服，他甚至将自己的称号改为“呼韩邪”，那意思是希望能像祖父那样，得到汉王朝的庇护。

尽管有大臣反对，光武帝还是接纳了南匈奴，帮助南匈奴在五原塞西八十里设单于庭帐，后来为防止南匈奴受北匈奴侵扰，光武帝允许南匈奴入居云中郡，不久又诏令南匈奴继续往南，迁徙到西河郡美稷县。南匈奴从此就在并州定居，部众很多扩散到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缘边八郡”。

有不少大臣提议趁机出兵，三路夹击，消灭北匈奴。“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

这在军事上是可行的，那时北匈奴极度虚弱，连乌桓、鲜卑都轮着番上门欺负。北匈奴去进攻南匈奴时，生怕汉人多心，都要事先打招呼，“我们只是去攻打亡虏日逐王，不敢侵犯汉人的，请千万不要误会啊！”

但是光武帝考虑再三，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下诏说：“比起外事，我更担心国内的局势。如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怎能再用兵边境！况且北狄尚强，现在时机未到，还是与民休息吧”。

《剑桥中国秦汉史》把光武帝这个决定认定为一大错误，认为他应该与南匈奴联合，消灭北匈奴。“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

但实际上，《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建议才是真正的错误。

首先，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高机动性，要彻底消灭北匈奴，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容易，战争一旦开启，很可能会旷日持久。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大举出兵，就如当初那些大臣提议的那样，发动乌桓、鲜卑、羌人、胡人，与汉军、南匈奴一起，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攻北匈奴。北匈奴根本不敢正面交锋，除了呼衍王部运气不好，撞到汉军主力，被斩首一千余人，其他北匈奴都已经遁逃，汉军基本上扑了空，无功而返。

那一年距离南、北匈奴分裂已经有二十五年，期间东汉一直在休养生息。即使如此，汉明帝依然认为，东汉的国力不足以支撑东汉军队与北匈奴在草原上长期追逐，一击不中，就不再继续。此后汉明帝、汉章帝父子将注意力转向西方，驱逐西域的北匈奴势力，重新设立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所以，在东汉初年，国内满目疮痍的情况下，光武帝选择休养生息，是明智的。

其次，光武帝的休养生息，并非消极退让，而是一套外柔内刚、思路清晰、逻辑完整的羁縻政策，中心思想是“以夷制夷”。这与西汉时期“你不服，我就打到你服，然后再包养你”是完全两个不同思路的政策。

光武帝的政策由三部分组成：一、南匈奴作为“保塞蛮夷”，替汉王朝守护北方边境的国防，尽量减少汉军的直接战争开支；二、设立“护匈奴中郎将”，对南匈奴的内政、军事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使南匈奴政权丧失独立性；三、用朝贡制度与互市制度，扶植南匈奴经济，在经济上加深南匈奴对汉王朝的依赖。

这套“以夷制夷”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一、匈奴与汉人之间的战争，被转移到了北匈奴与南匈奴之间，此后五十年，北方虽然有战争，但是战场都在草原上，东汉百姓享受到了和平；二、北匈奴在草原上被打击，不久又被赶出了西域，害怕真的被消灭，后来使劲向汉王朝示好，各种卖乖求爱；三、南匈奴的归附给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不久，鲜卑、乌桓相继归附，汉王朝设立“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实现东北边境五十年的和平；四、由于边境和平的恢复，早先从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迁走的汉人陆续返回家乡，与南匈奴杂处，促进了南匈奴的汉化，为南匈奴最终被汉族同化，打下了基础。

而《剑桥中国秦汉史》认为是个错误，主要是认为匈奴由此渗透进汉人的生活疆域，埋下了五胡乱华的祸根，但这个批评未免太苛刻。毕竟，那是三百年之后的事了，人世间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持续发挥作用三百年。

况且，就算光武帝此时趁机消灭了北匈奴，又如何呢？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重演汉宣帝之后的匈奴历史罢了。这并不能阻止五胡乱华，因为五胡乱华并非肇始于外族，而在于内战，匈奴、羯人都因内战而起，慕容鲜卑、拓跋鲜卑都是趁中原内乱，而从塞外杀进来的。

要根除五胡乱华，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同时努力使异族人臣服、汉化，等到没有了民族之分，自然也就不会有民族之争。但是这太艰难了，几乎不可能实现。光武帝的怀柔政策其实暗合此道，诏书中所说“北狄尚强”，未必特指匈奴，他或许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灭了匈奴之后，又该怎么办？”即如后来历史发展的那样，匈奴之后，又有鲜卑，鲜卑之后，又有柔然、突厥，北狄尚强，仗是打不完的。既然如此，攘外不如安内，先有强国，然后才会有外藩归附。

这份政治家的胸怀与远见，岂是编写《剑桥中国史》的那帮英国老书生所能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