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随想（读书笔记）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随想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在这里开门见山地提出的，是一种抵达了后康德水准的（众所周知实际上是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就像康德突破旧形而上学一样突破了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包括苏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旧唯物主义预设所谓的客体与主体的二元对立，却不知道我们所讨论的客体一定是要通过主体来显现，通过实践来理解。因此这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以实践来理解客体、物质、现实。人们周围的“物”作为“物质”的具体样态和现实的表现形式无不打上了人的意识、意志和实践活动的烙印。
至于旧唯物主义中所讨论的物质本身：“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也认为，如果哲学家们撇开人的活动来孤立地考察物质或自然，这种考察就会陷入 “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中一直有着对于人的能动方面（认识和实践）的关注——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和实践理性，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绝对知识。但是唯心主义（观念论）漠视了客体侧的物质。
这句话也暗示了在唯心主义中有着丰富的精神遗产。毛：“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
唯心主义：主体会客体化，会设立客体。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会在辩证运动中主体化，会设立主体、意识，主体必须通过实践来把握物质的运动形态。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把客观的真理性给予了客体的位面，强调此岸性：在这方面，实践的证明高于理论的争论。各种理论学说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实现其真理性，就必须从思维的空中王国落地，在实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长起来。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理论服务于实践，甚至可以为此牺牲理论——例如阿尔都塞的所谓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为了“保卫马克思”的实践而牺牲了理论性的真理性以及理论家本人的真实思想，并且几十年以来和理论家本人一起被人所诟病；另外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日丹诺夫体系，以理论上的指鹿为马为代价换取实践中的力量，当然代价也十分惨重。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且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正确把握背景性秩序和实践的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正确理解社会、环境的重中之重。否则就“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就陷入了（黑格尔或苏马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窠臼。这里批判的是旧唯物主义学说，我们引申一下由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所产生的两类错误思想：
一、认为客观的背景性秩序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会容易走向唯生产力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甚至民族、种族主义；也容易导致悲观主义情绪，认为在目前客观条件的严酷限制下的实践无法有所作为。
二、认为主体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会走向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觉得归根结底是人的意识决定一切，结合社会现状中的“沉沦”、“堕落”，很容易走向现代犬儒主义，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的“堕落”，进而认为这样的群众“咎由自取”，“不值得拯救”。
不消说人改变环境，甚至还没有人的时候实践都在改变环境：植物改变大气环境，生物改变地层成分（石油、煤）等等。这是自然环境，下面谈谈社会“环境”。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客观条件限制下，还是在其基础上长出了大量有着相当程度上自由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束缚下，还是产生出了大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者。“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且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开展过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事业，他们的实践遗产传承至今：八小时工作制、工会制度（尽管总是被消解革命性）、游行罢工权、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的左翼党的公开地位（尽管是在政治国家机器的控制下）等等，这些都是对社会“环境”的改变。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这里还是从辩证法出发批判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倾向：突破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对立，治出这种对立的实质是形而下的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导致的。这种辩证观点是突破二元对立的法宝，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原创的，它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出现了。马克思在提纲中的很多地方都是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来批判改造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从阿尔都塞《再生产》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是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必然结果。宗教机器设立起云霄中的独立王国——宗教世界，以在世俗基础中进行的各种仪式的实践，诸如弥撒、布道、领圣餐、餐前祷告等征召起大批作为小主体的信徒，服从于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作为大主体的上帝之意志——无论他们本人是否虔诚，只要服从就行。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机器维持了自身及其独立王国的存在与再生产，因为它保障了自己以及整套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世俗基础的经济剥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维持了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它为此而存在并发挥着自己强大的功效。
当然，宗教虽然总是，但不全都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而存在。左翼解放神学等奇特的形态就是反例。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与自身实在生存条件的关系的想象性表述，宗教不是简单的“骗术”，其本质是极其复杂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复杂的世俗基础，所以要消灭“人民的鸦片”，归根结底要解决其世俗基础，而不是只着眼于云霄中的独立王国。只是自上而下的取缔和禁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75年宪法中会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
这里可以说已经无关黑格尔辩证法，而是康德的论域了：人在感性的、直观的认识和实践中面对的世界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人化了的世界——客观对象进入意识中时研究经过了意识的诸范畴的加工，因此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上帝视角，在康德那边也就是人无法直接认识物自体（当然物自体是康德哲学中一个早已过时的应该扬弃的概念）。是人通过意识在认识世界并在实践中改造世界，所以马克思认为感性应当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第一条中所说的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费尔巴哈所说的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费尔巴哈没有从历史社会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在这里他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在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上去找“类”的本质，也就是所谓许多个人共有的普遍性。这里又是他不如黑格尔的地方。黑格尔认为，人的精神已经扬弃了质，在精神领域，质只占次一级的地位。精神不能用质来定义，除非这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精神状态有问题或发了疯（《小逻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表明了人作为主体是有自由的，可以有意识的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历史的进程就是人走向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导论》）。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程度要受到社会历史与物质条件的制约。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定义权特别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人民提供的“自由套餐”：消费主义下进行自由消费的自由，在剥削下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自由地相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人们准备的意识形态的自由等等）。
因此如果要对人的本质下定义，那这个定义因为其抽象性与试图达成的普遍性与真理性，因而必须是历史的、开放的，否则就会出现把一些人“开除人籍”的情况。比如可以说古希腊男性公民有人籍，而奴隶则没有。要意识到社会历史中每个个人的具体的“人性”是实在的，而抽象的普遍人性是不实际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