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

作者:王建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因是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

苏共建党93年，执政74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取得过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文化进步等辉煌成就，但是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发展时期土崩瓦解，关键在于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1]，它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极致[2]，其难以遏制的腐败和最终的蜕化变质，葬送了苏共，肢解了苏联。

1.苏共特权阶层腐败盛行，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丧失党的执政基础

苏共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不但拥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众多特权[3]，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腐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贪污腐败大案时有发生。例如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贪污大案，“从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内务部长及3名副部长，到基层党的一些书记、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等都参与了此案，贪污的总金额竟达20多亿卢布”。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还有震惊全国的“驸马案”[4]。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个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苏共没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的应当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苏联人民曾经全身心地信任和支持苏共。但是，随着苏共内部特权阶层的形成，其特权特别是腐败，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败坏了苏共的声誉，消解了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1990年6月，在一次“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党员的也只占11%，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这说明，苏共此时已完全丧失了其执政必需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就不难理解，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苏共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2.苏共特权阶层蜕化变质，自我政变使改革变成改向，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完全丧失信仰，变本加厉地攫取财富，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政变，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革变为资本主义的改向，特权阶层完全蜕化变质，转向官僚资产阶级，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5]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目的是判断他们的思想观点。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特权阶层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其中在最高领导层的为75%，政党首领为57.2%，议会领导为60.2%，在政府部门的为74.3%，地方领导为82.3%，商界精英为61%[6]。

苏共首脑戈尔巴乔夫，是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特权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7]。在特权阶层蜕化变质、推动改革转向改向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同特权阶层一道一步一步地埋葬了苏共和苏联：1990年1月，一批苏共党员建立“民主纲领派”。2月，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取消宪法中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由此共产党的地位不保，也开始动摇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8·19”事件后，俄联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戈尔巴乔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创建独联体，宣布苏联解体。至此，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二 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和蜕变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产物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党内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而苏共党内之所以产生一个特权阶层，并因其腐败和蜕变成为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究其原因，在于苏共的高度集权体制。体制更具有根本性。正如邓小平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8]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尽管体制更具根本性，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是不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加以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来改革，改革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防止改革变成改向，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而要防止改革变为改向，从体制上深入分析苏共的特权阶层及其腐败和蜕变，是必须和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民主的党，保证党的民主性关键在于民主制度建设，这是防止党内特权产生及其腐败和蜕变的根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参与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即明确提出建党的民主制原则和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指导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盟员个人必须服从同盟的决议；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等。这就明确了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党的权力中心在党代表大会，不在中央委员会。后来，在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里，马克思制定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代表大会年会制度等。当欧洲各国政党建立起来之后，恩格斯在总结帮助各国建党的经验时，着重阐明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党员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9]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民主原则，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他强调，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的章程，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列宁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行年会制；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政治局只是党中央常设机构之一；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国、党、政、军最高职务分别由四个人担任，等等。尽管由于新生无产阶级政权面临残酷的国内外斗争环境，但上述制度还是有效地保障了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列宁逝世之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而是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党政军权力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其特征是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任命制、片面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党的监察委员会从属制（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为归属中央领导的用以监督下级是否执行中央决定的机构，使得监督成为纸上谈兵，徒有其表，甚至成为清除异己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等，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终身制已在事实上确立，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结果导致党内特权形成及其腐败和蜕变，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埋下隐患。客观地说，斯大林之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政治体制模式作了一些变革和调整，剔除了其中极端的成分。但因为没有触动根本体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政治体制，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体制模式大体还是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和界限。

总之，高度集权的体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缺少有效监督机制，成为特权阶层产生的体制基础。而这个特权阶层的腐败和蜕变，使得苏共的改革变为改向，直接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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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大卫·科茨：《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2]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3]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4] 赵明义：《社会主义的命运》，人民出版社，1997，第120页。

[5] 〔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6] 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第88页。

[7] 奚广庆：《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3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