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局外人

使我惊奇的是，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只看见一堆皱纹中间闪动着一缕混浊的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看了看我，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都面对着我，摇晃着脑袋坐在门房的左右。有一阵，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

(确实是在审判，在以人类社会的愚昧的普遍道义和道德来审判一个脱离且不服从社会约定俗成的智者)

我觉得一行人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爆裂，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亮晶晶的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头上是青天白云，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漆得发亮的黑。这一切，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觉的疲倦，使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回了回头，贝莱兹已远远地落在后面，被裹在一片蒸腾的水汽中，后来干脆看不见了。我仔细寻找，才见他已经离开大路，从野地里斜穿过来我注意到前面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熟悉路径，正抄近路追我们呢。在大路拐弯的地方，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斜穿田野，这样一共好几次。而我，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

       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自然，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怪，与她的面孔不协调，那是一种抑扬的、颤抖的声音。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方说，贝莱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到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了一层水。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真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的雪白的树根，又是人群，说话声，村子，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以及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我所感到的喜悦。

（加缪口中的“习惯”和默尔索对“习惯”的无视）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走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对他狗的事我很难过，他谢谢我。他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狗。说到她，他称她作“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妈妈死后我该是很痛苦，我没有说话。这时，他很快地、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带的人对我看法不好，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看法不好，但是我认为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我雇不起人照顾她。

（愚昧的社会道德）

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我这时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

（明明是对我的判决，但是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是个局外人，眼睁睁看着对我不公的判决，无妄之罪）

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资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尴尬。尽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时我很想参与进去说几句，但这时我的律师就对我说:“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时地真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可说来说去，究竟谁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呀。”但是三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别人所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例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使我厌烦了。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片言只语，几个手势，或连珠炮般说出来的大段议论，还使我感到惊奇，或引起我的兴趣。

（我的一切，我的命运我的人格甚至是我的事实，都在他们的言语中被决定。我想说话也说不上一句，但是实际上，我的沉默对比发言对我更有利。仔细想想确实，没有比原谅更伟大的惩罚，也没有比沉默更伟大的回应。）

轮到多玛·贝莱兹了，一个执达吏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菜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见过我一次。他们问他我那天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你们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也没看见。痛苦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见先生做了些什么。”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于是，检察官也说:“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生气了。他用一种我觉得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他是否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

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

（所有人甚至是没见过我的人都可以取代我）

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可逆转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条出路.......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由我的良心去管。.......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倒一切

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子跳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般的跑

跑能够为希望提供各种机会。自然，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东允许我有这种享受，一切都禁止我作这种非分之想，那不可逆的进程又抓住了我。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叫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

（无论美好的灵魂如何哭喊，现实依旧向着与我所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

判决是在 20点而不是在 17点宣布的，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这一切使得这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做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

（如果我的判决也能在20点宣布而不是在17点）

当然咯，谁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是要给犯人一次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安排许多事情。这样，我觉得人可以去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的是受刑者 )。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我经过反复的考虑、冷静的权衡，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绝对地没有。一劳永逸，一句话，受刑者的死是确定无疑的了。那简直是一桩已经了结的公案，一种已经确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的协议，再也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了。如果万一头没有砍下来，那就得重来。因此，令人烦恼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可靠。我说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方面说，事情确实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得承认，严密组织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在精神上得对行刑有所准备，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

我听着我的心。我不能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消失。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那样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心的跳动不再传到脑子里了。但是没有用。黎明和上诉还在那儿。最后我对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做法，是不要勉强自己。

（事事非我愿

巧合都在对立面

哈哈哈哈都在对立面的巧合

最大的悲剧就是安静的等待着悲剧发生而无能为力

世界都与我为敌

为何恰恰向我不想要的地方发展

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

又不是什么不切实际的愿景

但我希望的就是离我越来越远

我所不希望的就是愈发激烈

被命运所捉弄

期望全颠覆

被命运捉弄

没有两次的机会

每个机会有且仅有一次

永远的一次 生命的一次 宇宙的一次

错过的或者做错的就永远错了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时也，命也

悲也

关于上面几段，我已经在动态里写过很多东西了

）

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川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么都不重要，我很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二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 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懂，他懂吗?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幸运的人。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关系? 他懂吗? 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从我的未来的深处.....我喊出了这一切，喊得喘不过气来。但是E经有人把神父从我的手里抢出去，看守们威胁我。而他却劝他们不要发火，默默地看了我一阵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

这时，长夜将尽，汽笛叫了起来。它宣告有些人踏上旅途，要去一个从此和我无关痛痒的世界。

（必然结局）

默而索是因为不适应社会生活，因为不尊重约定的观念而被社会判处死刑的，他承担了人类的命运，为了非人的生活环境而死，

有人说他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无非是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感情,爱情,事业上的抱负,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对于过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无非是遵循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如母亲下葬时要痛哭流涕,娶一个女人时要说“爱她”,在法庭上要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在神甫面前要虔诚谦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绝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由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不以为然。

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蛮人,更不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却不见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检察官指控:“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诚然,默而索埋葬母亲时没有哭,难道说他这就犯下了死罪吗?从习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别无他途。死了人总是要哭的,连器具也有叫哭丧棒的，不独死者亲属哭，甚至可以雇人来哭,中国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龙巴。这种由习俗规定的行为模式,是生活在社会中、并与社会合拍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从这个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来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兽的行为,为人类社会所不容当然,法律不会这样愚蠢,径直将“不哭”判为弑母,它总要寻出“正当”的理由来要一个人的脑袋。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个:他杀了人。

他拒绝接见神甫,是因为他觉得“未来的生活”并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实”。然而社会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员恪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否则,一个人的灵魂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令检察官先生们“仔细探索”而“一无所获”;就会“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令检察官先生们“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的立场,量刑的标准其实并不在罪行的轻重,而在它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而所谓威胁程度,则全在于检察官一类人的眼力。法律的这种荒唐实在并非没有来由的

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弃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惩处之列,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默而索的脑袋诚然是被他要了去:社会抛弃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时,不是可以说是他抛弃了社会吗?谁也不会想到默而索会有这样的宣告,然而这正是他的觉醒，他认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诞的旅程的第一阶段。

其他

加缪则在所谓“正义和自由不能兼得”的时候，选择了“自由”因为“如果正义不曾实现，还有自由可以使人提出抗议，拯救人际的交流”，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认为尽管“资产阶级的自由”本身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它因提供了一种争取正义的可能性而具有了一种外在的价值，因此不义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

的确，加缪的哲学不那么高深，论述不那么精微，逻辑上也有些混乱，使用的材料也失之庞杂，结论自然也是良秀互见，但是如果仅仅以这些为理由来评判这次论争，倒往往会真的暴露出论者的“内部困难”，而萨特恰恰是以此来指责加缪的。其实，加缪从未自诩为哲学家，也从未对玄妙的哲学术语表示过异乎寻常的尊敬，他永远是使用普通人的语言，带着智者的眼力、诗人的激情斗士的勇气和骑士的执着，对普通人说普通的道理。这并不容易，这甚至在20世纪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许多人知难而退，用高度技术性的术语来掩盖他们的“内部困难”。所谓内部困难不是别的，乃是某些知识分子的胆怯和虚伪。他们或为盲目的热情驱使，或故作革命的姿态，或害怕错过历史的列车，于是就有意无意地或者闭目塞听，或者噤若寒蝉，或者避重就轻，总之是不愿说真话，不敢说真话，直至不能说真话，违心之论倒成了家常便饭了。

试问，对于其地位日益下降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比明智和真诚更重要的呢? 然则何谓知识分子?加缪说是“敢于抵制一时风气的人”。“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根据他自己的手段在各自的阵营中区分力量和正义的界限。

加缪曾经在回答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大学生的质疑时说:“在捍卫正义之前，我要捍卫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