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后东正教的复兴（一）
十字军运动导致君士坦丁堡沦陷对一部分君士坦丁堡精英是一场压倒性的灾难——一场“巨大的灾难”，而拜占庭社会的其他阶层则更为乐观。一些帝国贵族成员依附于十字军领袖。地方省份似乎对十字军推翻君士坦丁堡政权感到格外高兴，人们争先恐后在新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已经研究过米海尔·杜卡斯 (Michael Doukas) 【注：伊庇鲁斯政权的建立者】的履历，这可能不典型，但很有启发性。他决心确立自己作为当地统治者的地位，并乐于在拉丁帝国提供的政治框架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在小亚细亚的对手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但他的地位却大不相同，仅仅因为他是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他被后者封为despot，这使他成为皇储。1203 年夏天，他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现在首都由伊萨克二世和小阿莱克修斯的支持者控制——因此他决定前往布尔萨，他把那里变成了叛乱者的中心，他的敌人首先是伊萨克和小阿莱克修斯，然后是拉丁人.当狄奥多尔的岳父被拉丁人俘虏的消息传到他那里时，他便采取措施于1205年的夏天在尼西亚宣布自己为皇帝.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即使是狄奥多尔·拉斯卡里斯也愿意暂时接受新政权（指拉丁帝国）的宗主权。
一致反对来自拉丁人的征服本来是君士坦丁堡精英们的责任，许多世纪以来，这些精英为拜占庭的统治者服务。但当时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因为精英们的生存受到了拉丁人的征服以及拉丁人所定义和认为的拜占庭认同的威胁。他们的影响力在12世纪期间有所增长，特别是在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他们的职能是管理教会和帝国各级行政机构。进入这一阶层的基本资格是自身能力和教育。精英阶层的核心是极少数连续几代人为教会和国家提供服务的家族，但出身并不是进入精英阶层的绝对标准。许多人也来自相当不起眼的家庭。霍尼亚提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夕的精英中表现比较出彩的成员——他的出身于一个相对卑微的地方省份。无论出身地方行省首府还是首都，精英们都对君士坦丁堡有着共同的热爱，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在那里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的影响力在12世纪不断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官场文化变得更加浮夸，有很多持续不断的演讲场合，旨在纪念帝国庆典和礼仪年历，其修辞用于补充礼仪。但在十二世纪它开始黯然失色，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政府政策辩护，不如说是颂扬以皇帝和牧首为代表的正统思想。这是一项落在精英成员身上的任务，他们被称为“正统的捍卫者”。
这些“正统的捍卫者”在12世纪变得更加活跃的第二个原因与教会的组织发生的变化有关，这是因为因为神学的教学而第一次设立了三个新的教学职位：福音书的didaskalos【注：希腊语的老师】（有时被称为教会的didaskalos）；使徒的didaskalos和圣咏集的didaskalos。这些职位由圣索菲亚的执事担任，该团体在12世纪突然崭露头角。他们不仅提供管理教会的官员，还从中涌现了许多重要的主教。
教会神职人员开始在精英阶层中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在十一世纪，帝国行政官员系统和教会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到12世纪末，同一家族的成员可以从中挑选随意一个任职，少数家族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托尼克斯、卡马特洛斯、卡斯塔莫尼特斯、霍尼亚提斯。但他们的利益重心已经从朝廷转移到教会，到12世纪末，他们在教会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卡马特洛斯家族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贡献了两位牧首。这些精英家族对自己的道德地位非常自负，这与在朝廷中的可耻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当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开始追究（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责任时，他将12世纪末那些击败拜占庭帝国的灾难归咎于皇室成员。 这是一种为管理教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精英成员开脱的方式。但他们对帝国的腐朽负有同样的责任。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精英阶层立即陷入困境，但民众对此感到高兴，这突显了传统的价值观甚至身份的认同感变得多么脆弱，因为“东正教的捍卫者”的错误已经暴露无遗。对旧意识形态的普遍幻灭使得接受新的拉丁秩序变得容易得多。君士坦丁堡的部分精英追随牧首约翰十世·卡马特洛斯 (John X Kamateros) 流亡色雷斯。牧首暂时拒绝为反抗拉丁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这剥夺了首都精英们在构建新秩序中的作用。他们的迷失感在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的作品中显而易见。当时他与牧首一起逃到色雷斯，在那里一直待到后者于1206年春天去世。然后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个月。这次停留恰逢希腊人、拉丁人牧首和教皇使节圣苏珊娜的本笃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到年底，霍尼亚提斯已经受够了“拉丁人和他们的胡言乱语”，并前往尼西亚。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区中没有容身之地。领导权已被移交给其他人，他们正努力与拉丁人达成和解。
尼基塔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种与征服者打交道的意愿令人震惊并决定搬到尼西亚的知名拜占庭人，但我们必须非常依赖尼古拉斯·梅萨里特斯（Nicholas Mesarites ）的著作，当时他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的希腊人之间的中间人。1206年8月30日，他是与拉丁牧首托马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 会面的希腊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哥哥约翰是修道院代表团的团长，该代表团于1206年9月29日与教皇特使本笃进行了讨论，并且10月2日继续进行另一场会议。约翰·梅萨里特斯 (John Mesarites) 坚持认为希腊人不可能接受莫罗西尼为他们的，牧首，无论他是否来自罗马。同样，他愿意将东正教大主教的选举提交教皇批准。我们已经看到，在亨利皇帝的支持下，他如何为此起草了一封致英诺森三世的信。约翰·梅萨里特斯(John Mesarites)在六个月后去世，这项倡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的兄弟尼古拉斯在他的坟墓上发表了葬礼演说。他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描述为东正教无畏的捍卫者，他“勇敢的与意大利的所有乌合之众作战，并坚定的反对他们之中盛行的异端信仰，表现出对他的宗教的神圣热情”。这是一种掩盖他与拉丁人的接触有多密切的方式。在洗劫这座城市期间，他受到了圣波尔伯爵的保护。尼古拉斯·梅萨里特斯通过详述当时拉丁人犯下的恐怖行为来平衡这一点。这些被认为是对正教的蓄意侮辱。梅萨里特斯总结说：“这就是那些肩负着我们主十字架的人对上帝之物所表现出的敬畏；因此，他们的主教是教导他们如何行事的？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他们？主教冒充士兵还是士兵冒充主教？”
主教们在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东正教辩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然而，只有一位拉丁神职人员被认定为吸引仇恨值的人物，这就是拉丁牧首托马斯·莫罗西尼 (Thomas Morosini)。当然，他没有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在1205年晚些时候才抵达君士坦丁堡。但他被希腊人憎恨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是君士坦丁堡拉丁教会的领袖，东正教的代言人非常明确的理解为这是对东正教的主要威胁。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首都维护东正教。正如约翰·梅萨里特斯 (John Mesarites) 观察到的那样，他们本可以从君士坦丁堡逃到地方各省的各种避难所，但他们更喜欢拉丁人的枷锁。他们因得到上帝提供合适的时机以洗净他们罪孽的机会而欢欣鼓舞。
洗劫城市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为捍卫东正教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在辩论中可攻击对方的论据。希腊的宣传者不遗余力的夸大占领这座城市的恐怖。他们特别强调拉丁人对圣像的不尊重。他们珍贵的作品会激起十字军的贪婪。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无法欣赏拜占庭的圣像。从在君士坦丁堡收集的战利品中，有两个珍贵的圣像被送到圣殿骑士手中。虽然作为宗教物品的价值不如圣物，但西方人了解圣像的精神价值，以至于英诺森三世担心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会接受希腊人在这方面的坏习惯。他明确表示，他不能赞成希腊人相信圣母玛利亚的精神存在于她的形象中。这让希腊的争论者指责西方人蔑视圣像，谴责教宗是圣像破坏者。但这必须看清它的本质——争论。这场论战的内容很可能是君士坦丁堡被洗劫的恐怖事件，但当时强加当地一位拉丁牧首，其全部内涵在君堡沦陷约两年后才开始显现。损失最大的群体是拜占庭精英阶层，他们的利益和存在本与牧首和教会紧密相连。其次君士坦丁堡沦陷使精英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拜占庭文化和身份认同得到延续。
（译自米海尔·安高德的【第四次十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