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一）历史背景

一

哪些历史是“真实”的？比如《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孔子说过的话吗？

面对这样的疑问，历史学家的回答通常是含糊的，“如果你不能证明，它不是孔子说的，那么它就是孔子说的。”

毕竟，我们都不可能亲耳听到孔子讲出这句话。如果谁不相信，那就不相信吧。

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纠结于这句话是不是孔子说的，就会真正地发现，这句话本身是“真实”的。它出现在《论语》这本书的第一句，并且它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时间。

就算有谁不相信，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他也必须承认，总是有人曾经说过这句话。

历史的“真实”，最终仍将是表现为一个“行为”。就像我们怀疑一切，却必然承认，“我们在怀疑”，这个行为本身一定存在着。

二

“武王伐纣”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行为，也就是“真实的历史”。它是一个旧王朝的覆灭与一个新王朝建立的历史事件。

这次事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代表新王朝的武王，曾经是代表旧王朝的纣王的臣下。

新王朝周朝建立以后，也必然会考虑到，以后是不是也有臣下反对周王呢？

为了防范以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周朝创造了类似于今天的“集体公司”的制度。周王所在的国都相当于总公司，各地诸侯就是分公司。

周王的控制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宗法”。周王是“嫡系继承”，上承天命，下继血脉。能不能当“王”，首先要看是不是投对了胎。只这一项，就把王位限定在仅仅只有几个人的范围之中了。

第二，“人事”。既然周王“上承天命”，治理天下就是天赋威权。周王与上天的沟通，也就是祭祀活动之后，诸侯的任免才正式生效。

第三，“赋税”。周王是天子，自然应该享受天下的供养。除了物资数量的限定之外，还要搜集天下珍稀异宝，作为向周王进献的贡品。

第四，“军事”。周王拥有数量最多也最精锐的军队 ，并且可以随时向诸侯征调部队。

从历史过程来看，周王是逐渐地失去这些权力的。最先丧失的是“军事”，也就失去了直接制裁诸侯的能力。既然没有了制裁诸侯的能力，诸侯缴纳的赋税也就渐渐减少，这当然也进一步造成周王势力的衰落。

“人事”最终也只剩一个名义，因为周王在“宗法”中的“天子”名分暂时还没有失去。这算是难得的异数，周朝借此维持了八百年的名义上的统治。

三

以上所提到的内容，是“真实的历史”吗？

我们仍然不可能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但是，既然这些内容被明确地罗列出来，它也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真的”。二，“是假的”。

从“初级逻辑”中，我们已经知道，判断一个行为的真假，应该把这个行为放置于一个“因果链条”之中。这个因果链条越是延伸，它所涉及到的其他“行为”也就必然越多。这些行为之间形成“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又表现为“前后顺序”的不可改变。如果每一个行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的前后顺序都是“合理”的，它也就最接近“真实”。

四

考证历史，显然不能仅仅依赖于“文字记载”。文字记载只是表示“记录了一个行为”，并不直接判定这个行为的真与假。

不过，文字记载总是会显露某些信息。比如“甲骨文”的内容，它不可能是古人无聊写下来的。倒是有人怀疑，甲骨文是现代人造假做出来的，不过这种怀疑也没什么实在的依据。我们暂时还是可以相信，甲骨文是“真实”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由此，甲骨文的内容，也是古人生活的真实反应。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古人当然都是“古人”。可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也会遇到“古人”，也就是更早时期的历史。

比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内容里都有周朝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记录。可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内容，却是孔子整理后才流传下来的。孔子有没有故意遗漏一些内容，甚至故意篡改某些内容呢？可以肯定地说，确实有篡改。在其他的一些古代典籍中，例如《竹书纪年》，可以发现与孔子所记录的不同的内容。

当然，这也可能是别的典籍篡改了历史，而孔子记录的内容才是真实的。

但是，在《礼记》中，孔子所记录的官职与某些制度，明显与周朝早期的一些青铜器上记录的内容不一致。根据“前后顺序”的不可改变，我们只能相信青铜器上的记录才是“真实的历史”。由此得出，孔子必然篡改了某些历史。

五

有人据此得出，“孔子记录的历史都是假的”。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历史”中必然会发生的历史进程。而它表现为哪些具体的事迹，涉及到哪些具体的人物，都只是为了指向于这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

比如，“武王伐纣”的故事，它只是明确地表明，周武王替代了商纣王。至于纣王是不是真的“无道”，武王是不是真的“圣贤”，在历史进程中反倒无关紧要。在这一故事中，历史的必然性只表现为，“武王比纣王更强大”，所以武王胜利，纣王失败。

再比如，“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它表现出，诸侯已经不再听从周王的调遣。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演化为一个“周幽王昏庸”的故事，也不过是为诸侯的这一个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

六

正是从这一个个的历史故事，我们慢慢地梳理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进程。

周幽王时期，周王已经没有能力调遣诸侯的军队。随后，犬戎攻入周朝都城，杀死周幽王，这又表明了周王自身护卫力量的薄弱。

由此，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周王最先丧失的是“军事”权力和护卫能力，就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验证。

周幽王死后，一些诸侯拥立周幽王的一个儿子周平王继承王位。但是，另一些诸侯却拥立周幽王的另一个周携王。这就形成了短暂的“双王并立”。

周平王继承王位，是“东周列国”春秋时期的开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从诸侯分立双王，已经可以发现，周王的权势被诸侯取代了。周王已经不是历史的主角了。

七

诸侯，是一个总称。周朝建立时，创造的“分公司”模式，就是把天下分为不同大小的区域，再分别交给不同的势力管理。虽然大小不同，各地之间却大致处于相当的地位，都只听从周王的指令。比照现代企业来说，就是“扁平化管理”。可见，古人的观念其实是非常先进的。

不过，整个天下的事务都压在周王一个人身上，由周王自己全部处理，这也不现实。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已经产生了“诸侯长”，就是由周王任命一个或者几个诸侯作为助手，共同管理。我们比较熟悉的“周公”，就是这样的身份。周公既是一个地方领地的诸侯，又负有管理天下的责任。

周王任命诸侯长作为自己的助手，当然会选择最为亲近和信任的几个诸侯。这些诸侯本身的领地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却有了仅次于周王的权势。

另一方面，那些领地更大的诸侯，由于与周王不够亲近，就要接受其他小领地诸侯的指令。

以上所说的情况，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进程呢？目前我们获得的周朝史料仍然非常稀少，还无法得到证实。只能说，它为周王失去诸侯的支持，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八

周平王继位，春秋时期开启，一个全新的形势出现了。

周王既然失去了权势，也就不可能再任命亲近的人担任诸侯长。或者说，周王为了获得更有实力的诸侯的支持，必须任命这些诸侯为诸侯长。由此，周王管理天下的权势，就开始转移到这些更有实力的诸侯手中。

领地更大的诸侯，实力也就更大。但是，周朝从建立之始一直到周平王，已经有接近3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一个时间阶段中，各地诸侯的领地也时有变化。总的来说，各地诸侯的领地很难扩张到一个很大的规模。

当下的形势是，几个比较大领地的诸侯，彼此实力相当。而在这几个大领地之外，又分散着许多的小领地诸侯。

大领地诸侯，现在拥有了成为“诸侯长”的资格。借助这一个名头，大领地诸侯实际上拥有了一定的管理天下事务的权力。既然大领地诸侯不再向周王提供更多的服务，在管理中获得的收益，自然落入到大领地诸侯的手中。于是，大领地诸侯的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九

由此，春秋时期形成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势力分级。

周王仍然拥有名义上的地位，但是实力受到大领地诸侯的限制。

大领地诸侯需要借助周王的名义，取得治理天下的实际权势，并借此发展自己的势力。

小领地诸侯是大领地诸侯进补的食材，所以小领地诸侯或者依附于大领地诸侯，或者彼此结盟共同抵御大领地诸侯。

在这形势下，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观念。

第一种，“道义论”。周王仍然具有名义上的地位，因此也就具有名义上的“调停纠纷”的权力。各地诸侯之间的相互争斗，还必须先获得周王的许可。由此，“道义”的辩论就成为彼此争斗的第一个必然步骤。

第二种，“强国论”。既然争斗不可避免，那么发展和壮大自身，就是最佳的生存之路。

这两个观念，后来被笼统地称为“儒家”与“法家”。

既然在春秋时期，诸侯之间争战已经不可避免，法家的“强国论”最终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只不过，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我们现在几乎找不到春秋时期的典籍。唯一保存下来的，正是孔子编辑过的《春秋》。而孔子又是“儒家”观念的支持者，所以遗留下来的“法家”观念几乎难以窥其究竟了。

《孙子兵法》，相传是孙武子的著作。孙武子比孔子稍晚，也是春秋末期的历史人物。而兵法则是“法家”观念的重要支持者，所以《孙子兵法》对于了解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