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田相老师

    村里子来了位怪人。

    不穿长衫，一头短发却是没了辫子，还说自己是读书人。村里人不信，他就面红耳赤的争辩，嘴里一溜烟儿的蹦出什么德莫克拉西、赛因斯之类的话。村里人听不懂，让他背段四书五经，他支吾一会儿，摆摆手近乎逃离地离开。这时，老人和我们一伙孩子便可以指着它狼狈的背影放声大笑。

    久而久之，村里人都说他是个疯子。

    村里丰收，有人驾着牛车来买粮，村里人不会算数，只派出村长交涉，只是村长也没读过书，交谈中明显被动，连连点头。

    本要交钱交货时，那疯癫的男人站出来，嘴中叫骂着，说他们是骗农民钱的混蛋，然后跟那收粮的人交涉了好一会，最后以高出原价三成的价格成交。

    村里人大抵真的相信了他读过书，虽然还是没人喜欢他，但总算把他列入了常人之列。

    没多久之后，他说他要办学，但村里人都知道他不会四书五经，连个三字经也背不全，都不愿让孩子跟他念书。他就挨家挨户的敲门，软磨硬泡，大抵是还报他为村里争取到的半块大洋的恩情，村里的男娃都记了名。

    可他还要得寸进尺似的要让女娃也报名，道理自然是讲不通的，第二天他来给我们上课时左眼上还挂着青。

    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姓名，叫田相。可他不叫我们直呼其名，也不许我们叫先生，要叫老师。

    什么之乎者也的自然是一概听不到的，他也不穿长衫，而是穿一身纯黑的奇怪衣装，他说那叫“西装”，我们背地里都说他穿个孝服。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他耳朵里，后来他便再也没有穿过。

    后来村里传言要废除科举考，田相老师高兴的手舞足蹈，村里人却让孩子都不再听学了，只是帮家里干农活，最后只剩下我。倒也不是我的父母深明大义，而是我父母早在四五年前就死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田相老师正式收留了我，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干儿子。

    他依旧不许我直呼其名，更不允许我叫父亲，还要我叫他作老师。 

    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

    跟他生活的日子不比我吃百家饭的日子好过多少，早上吃些稀饭他就下地干农活，我在家劈柴喂鸡。中午吃些馒头就盐渍萝卜，下午跟他一起下地干到太阳快落山，黄昏时回来还要教我识字，汉字洋文都学，直到村里的狗都不叫了我才能上床睡觉。

    我对他简直满是怨言。

    后来我长大了，也懂得些事情，往往能看见他半夜仍然点着油灯写东西，我偷偷看写的是什么，有汉字有洋文，就是没有我看得懂的，于是只得作罢。

    他细心的用油纸把那堆我看不懂的文字包好，又用浆糊抹了抹才算作罢，第二天他特意下山找人把那封信寄了出去。

    过了几天他收到回信，脸上的兴奋抑制不住，抱着我直转圈，连农活也干的少了，几乎从早到晚教我洋文。

    这是，我才知道这洋文是英国人说的，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意思，知道出国留学的含义。

    我跟他一起上火车去北京，他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夸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也骂了袁世凯复辟，他言辞激烈，可我分明听出了他语气中不常有的伤感。

    我只有一一记在脑子里，或许很久以后我能明白。

    在北京呆了几天，他对外面的精彩毫不动心，似乎很是熟悉，只是在走的前一天带我照了一张相，他穿上了那套许久没有穿过的西服。

    我坐在凳子上，他站在一旁，手从椅子后背扶住，青蓝色的眸子在黑白照片里依然显得有生动。

    送别我到车站时，他拽住我，从怀里掏出一小包油纸包裹的东西，放在我手里。

    隔着油纸，我都能清晰的分辨出那是什么——十九块现洋。眼睛里突然涌现出泪水，我不知道他清贫的生活里是怎么抠出这“巨款”的。我推脱不要，他脸上的笑容似乎快要伪装不住，青蓝色的眼眸迷蒙出雾气，强塞给我，背身离开。

    英国的生活有政府的补贴，过的不算好，却比在村子里好得多了，田相老师常常来信，说些国内的事情，对自己的生活是缄口不言的。

    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说国内共产党快要掀起革命的浪潮，他也要投身于革命了。只是我在那时学业太繁重，一直忘了看。看到时，田相老师已许久没有给我寄过信了。

    完成学业后回国，我回村找田相老师，却发现屋子已空了很久。询问别人，也问不出任何线索。

    我只有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教书。

    国内已是一篇欣欣向荣，只是我总觉得有蚊虫骚扰，常常我会看着照片发呆，看着那青绿色的眼睛。

    在中国，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田相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