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变

（一）天津事变是指1931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纠集一伙民族败类，制造的两起武装暴乱事件。这伙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也称“天津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不仅拒不执行“国联”要求其从中国撤军的决定，反而加快部署侵略中国的计划。在得到中国东北这块肥肉以后日本就想把天津变成第二个沈阳，再制造出一个“九一八事变”。9月22日一个秘密的4人会议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里进行，刚刚策划并执行完吞并中国东三省计划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出一个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建立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土肥原贤二策划“天津事变”一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挟持溥仪去东北。1931年11月初土肥原贤二由沈阳潜入天津，进行阴谋活动。土肥原贤二做事一向缜密，不过这次事件的策划却走漏风声，实际上从土肥原贤二一到天津就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931年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为了尽可能多地寻找帮手，日本人开始在中国招兵买马，他们一共募集2000多人，大多是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他们以日租界为巢穴，在日本特务指使下从日租界冲出到中国地界进行骚扰，攻击的目标是当时地处金钢桥附近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所，在这些人中很多只是为了一天4角钱（当时的货币）而参加到日本人组织的便衣队中。据一名被中国保安队俘获、叫马龙亭的便衣队员供称他们从万国公寓领取枪支，并且在日本人那里接受训练。

（二）还说：“我的支队部设在日租界余庆里5号，分队分驻万国公寓和华中公寓，枪支是在万国公寓领的。第一分队领手枪20把；第二分队领手枪25把；三队、四队各领手枪20把。子弹每把枪100粒，每人的饭费一天有1元或6角、4角的不等。我总共领了5000元（当时的货币）。各分队领了枪后分向中原公司、卫生池、老九章、芦庄子去布防，以便向华界进攻，日本人在后头拿枪督促。及至中日交界时日本人便退回去了，拉上电网，我们进退两难，遂被捕获。”另一个名叫张金海的便衣称：“我自己在塘沽太古码头大窝伙小房子里住，平常靠给船上卸货度日，一天能赚两角钱（当时的货币）。后来有人让他们给日本人充当便衣队，由日本军官每天加紧训练，每天给大洋2角。一天下午一点多钟时他和另外7个人各带手枪登车来天津卫，要到谦德庄8号集合，探听消息，结果从东站到东浮桥时被保安队抓住。日本操纵支持的便衣队暴动，”共有两次：从11月8日晚到20日正午为第一次；11月26日至30日为第二次。11月8日晚上日本驻军司令部指使大批流混，他们手持各种武器，突然从日本租界内出发，汹涌进攻华界中国机关官署。因为11月12日国联有开会之说，又因为11月16日国联限定日本撤兵期限已到，故日本急于在11月12日以前利用中国流氓混混儿以及青红帮分子在天津制造骚乱，为东北不撤兵或进一步的和北方亲日派势力谋求妥协制造借口，同时更为日本关东军进攻锦西一带的声援。日本事先误认为东北军不会抵抗，暴乱一起必自溃退，天津唾手可得，华北局面将会立刻转变。王树常（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兼公安局长），事变发生前三天从公安局特务队得知“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动”等事情。

（三）王树常据报后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分饰各保安警队严加戒备，发足枪枝弹药。同时付与重要官长锦囊，至必要时启视，分别授予机宜。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守土有责。如有暴动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并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臧式毅（按臧在日本进攻沈阳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当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说罢，拍案而起，宣布散会。日本人收罗之流氓土匪中有的和公安局特务队的人认识，据他们说：“本来定于7日晚起事，因中方戒备森严，又怕不利于小皇上溥仪，所以日军营临时通知，改在11月8日晚上袭击动手。”是时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便衣队遂一致出动，以日租界中原公司西边的大同公寓和芙蓉街之万国公寓等地为根据地，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向中方开枪射击。日租界同时也在各要路口有所布置，日本驻军、宪兵一齐出动。租界内日侨组织之义勇军千余人当晚也发给枪械，分布要路。日本宪兵队认为所组织的便衣队乃乌合之众，不能作战，竟在日本租界内开枪助威。枪炮之声，彻夜未息。当便衣队开始进攻的两小时前保安队、公安局照王主席锦囊预定策略依次进行，为应付变乱计，先宣布临时戒严，凡和日本租界毗连之各路口的交通完全断绝。各保安队依王主席既定计划，布置防务。王主并命令十军全体官兵作好保卫天津的树常级战备，防止日军从塘沽大批登陆的侵略作战准备。便衣队约两千余人于10时半许按其预定计划首由日租界海光寺左近冲出来，由日人在后面掩护督饰，向华界开枪射击。先后将中方接近日租界驻南市之公安局一区六所、驻海光寺二区六所占据，并在东马路南关下头分途骚扰。经保安第一大队长白伦壁、第三大队长李荫坡率领保安队及警察奋勇堵截、节节击退，至12时许将一区六所夺回。

（四）便衣队复继续向中方各处猛攻，今晚俘获便衣队暴乱分子十余名和枪械多支，经查验多是日本制造之三八式和东北沈阳兵工厂所造新枪，尚未经中方运来者两种。当晚的便衣队暴乱行动在日本驻军指使操纵下一个繁华的天津一夕顿成死城，即如平日最热闹的旭街也行人绝迹。11月9日晨1时许便衣队复由各路口分批冲击，一批由闸口向北夺取公安局。因公安局早有戒备而未能得逞。扰乱南市的便衣队则包围攻击二区六所，中方警察不敌，退出。日兵将竟将该公所占领，并悬挂日旗。此外东南城角草厂庵一带中战事相当激熟，便衣队暴徒终被击溃，公安局马队和保安队有少数伤亡。凌晨5时便衣队彻夜扰乱骚掠，但终未得逞。海光寺日军部遂运用外交方式，向王树常提出口头警告：“中国保安队打便衣队，流弹伤及日本军士1名，死1名，实已危及日本租界侨民生命之安全。限早六时以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退三百米，否则将采取自由的行动。”此种蛮横无理之要求显然是别有企图。王见海光寺日军支持指使的便衣队并无作战能力，日军亦未直接出面，为避免事态扩大遂下令离所封锁的日租界口后撤三百米，但仍要严密监视，不得松解。命令于9日上午5时30分下达执行，但日军竟失所约，于6时40分起连开大炮三十余响，一弹落在公安局东边约百米左右一家商号的土棚上爆炸，一弹落在特二区三马路口爆炸。因秋深天冷，又家家闭户，马路寂无一人，幸未发生死伤事故。这时便衣队借日军大炮配合助威，又重新集结于闸口一带，大举向中方进攻，因保安队严阵以待、奋勇守卫，便衣队仍未得逞。到了中午枪声稍息，但华界仍无一人行走。

（五）日本租界也无行人，只见少数日军日侨。下午5时南门外万德庄一带中又有便衣队骚扰活动，枪声连续不绝，激战结果是暴徒溃退。入晚枪声渐稀。据密探报告说：“便衣队将要在天津发动总攻。”王树常和张市长曾到各处视察，嘱严加防范，并电告北平张学良将军，但至9日深夜仍平静无事。9日拘获便衣队暴徒61人，就地正法枪决者十名，均是抢烧浮掠为首分子。解往北平38名，另有被保安队击毙3名。其余解往第二军军部，严加审讯，交军法处处理，经查明便衣队暴动总机关分设于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万国公寓、太平里等处。10日破晓天亮前便衣队又从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向中国地带冲出，一区六所及南开中学一带中接战最烈，大炮声和密集的枪弹声交相大作。南开及南市一带中顿呈黑暗之世界，日军坦克两辆全武装往来河沿，往返梭巡示威，更使天津市民陷于恐怖情景中。10日凌晨保安队冒险在作战区域搜索徒，于7时许在南开附近获得步枪5枝、子弹50发。7时45分又在胜材村内俘获便衣队26人、大枪7枝、灰军衣数十件、旗帜3面，同时又在南门一公共厕所内搜获步枪5枝、子弹30余粒。其后便衣队又多次在天津各地进攻，但均为保安队所败，至20日方止。自从中日双方决定如何恢复津市11月8日以前之状态后华界防御工事连日均已次第撤除，面一天天平静下来。11月22日下午3时张市长又派代表宁向南、沈迪家、解如川、贾国辅等会同日领后藤及三浦参谋、吉田翻译官，在东马路作撤防后之再查。该处秩序甚佳，且对日租界之防御工事均已撤除，结果双方均甚满意，日界华洋商店一律开市营业。

（六）11月26日晚8时突又发生枪声，并夹杂有机关枪、大炮的声音，光由西广开、白骨塔附近突然有枪声数发，似系暗号。在此一刹那间南城角、日租界川崎洋行及闸口、南关下头、海光寺等地机关枪声继之而起，同时迫击炮声隆隆可闻，全市立刻入于恐怖之状态。日本军官亲自指挥进退，向中方轰击之目标一为东浮桥公安局，二为金钢桥省政府。炮位在闸口海光寺方面，两处幸均无人，所发炮弹幸未命中。晚7时日人已将日租界内各电网移置原处，高堆沙袋，戒备较甚。各重要街口更增加步兵宪警，日人组织之义勇军，亦同时出动。闸口与东浮桥公安局接近，形势尤紧要。便衣队即集闸口大街，当时日军绝对禁止行人通过。三井洋行建筑高大，面倚海河，沿河可达公安局。日人预先制有指挥旗，以便驱使便衣队，向闸口进攻。又南关大街南头、南市中日交界处各街口及东南城角各处情形亦甚严重，至于日本租界内各要害如金山药房、新明大戏院、中原公司、日本公共医院、老九章绸缎庄、泰昌当、盛德里大楼各地，戒备亦紧张，所以这第二次的便衣队暴动为日人配合东北形势，有计划的企图破坏津市治安，再进一步占领夺取天津。27日在日人指挥和掩护下之便衣队在凌晨1时又猛烈向闸口进攻，被中方还击后始退。28日起日军大举增兵，制造紧张气氛，迫使天津当局将保安队撤回河北，工事亦概行拆除。而日军则借机加强在天津的军事存在，但也未能控制天津。在策划天津便衣队暴乱的同时土肥原贤二也在积极接触前清皇帝溥仪，11月3日溥仪在天津静园园接见土肥原。经过对溥仪的各种威逼利诱和威胁恐吓后天津事变发生仅三天后11月10日榜晚按照计划时溥仪被藏进一车双座散蓬汽车的后备厢里，驶出静园。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秘密保护下他换上日本军服，又改乘日军司令部的汽车，畅行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艇。

（七）随后在十余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地逃到大沽口，然后立即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抵达营口市满铁码头。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转移到旅顺大河旅馆，严密“保护”来。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又由“执政”改称“皇帝”，至此日本侵略者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政权的目的达到了。虽然中国军队镇压便衣队暴乱，但日本却以“危及日租界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要求中国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界线撤退300米，否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15日东北军当局在与日方谈判时妥协，答应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但是日本人仍用大炮轰击河北省市政府和警察局。第二次便衣队暴动被我挫败后日本人见其企图破灭后恼羞至极，再次寻找借口，提出中国军队退出天津、天津民众不能有反日行为等无理要求，同时又向天津增兵，以武力进行恫吓。国民政府竟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于11月29日命令主要由东北军组成的保安队撤退到今河北区一带，将士们在一片哭泣声中撤离自己的防线，旁观的群众都是垂泪相送。12月1日起日租界内部分街道电灯开放，日本商人悬挂日本国旗来庆祝胜利，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天津保安队的不败而败和日本侵略军的不胜而胜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这次抵抗侵略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几位中国军人都被调离天津。日本人虽然暴动失败，却实现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也成功地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天津。此后日本人又策划“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一连串的阴谋事件，直至提出“华北自治”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步步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战败投降，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中、美、苏等盟国很快就把遣返日侨俘问题提到议事日程。9月29日在重庆召开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包括“东北（满洲）日人遣送计划”。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返日侨俘会议，确定将所有滞留在各战区的日侨俘遣返回国。中国战区日侨俘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顺序加以遣返，中国负责陆路输送，美军负责海上输送。1946年1月10日“军调处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代表马歇尔）商定设立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除安东和大连的日侨俘由民主联军和苏军直接遣返以外其余滞留东北的日侨俘全部经由葫芦岛港遣返。1946年5月7日满载2489名日侨的两艘轮船驶离葫芦岛港，“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正式拉开帷幕。至同年12月31日经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达158批，总计101,7549人（其中日本俘虏16607人）。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军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广田内阁宣布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国策”，提出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使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按此计划在抗战中日本政府不断向中国“移民”、“开拓”，日本投降前其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的投降电文后中华大地万众沸腾、举国同庆，全国各大战区都举行自己的受降典礼。中国有16个受降区、16个受降主官、100处缴械点，河北省籍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委任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的日军部队。接到命令后孙连仲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派副参谋长吕文贞少将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办理日军投降的具体事宜。

（二）为了尽快将日本侨俘送回国，1945年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并制定《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1946年1月7日在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会议上三方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1946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东京举行会谈，明确在遣送东北日本侨俘问题上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分担的责任：中国政府负责将日本侨俘集中到港湾地区，直到登上在辽宁省葫芦岛停靠的回国船只为止；美国政府负责调集日本船舶和美国海军部分船舶以及具体航行路线。国共双方以及美、苏两国代表就遣返日本侨俘达成相关协议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成立“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后又更名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委任国民党207师少将师长李修业为处长。在解放区中共成立以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分别领导遣返日侨工作。1946年4月23日所有滞留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陆续接到中国国民政府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发出的“向葫芦岛港集中，统一遣返回国”的命令，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本侨俘的美国轮船驶离葫芦岛港，拉开大遣返的序幕。从1946年5月7日开始锦州北大营、锦西张蒋屯、葫芦岛港码头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等待遣返归国的日侨，根据事先安排时原来居留在锦西、锦州、锦县等临近葫芦岛地区的日侨率先遣返，以便腾出房屋辟做临时集中营，接待从别的地方转运来的日侨。由于美军联络处对遣返者有一项特殊规定，遣返者在必须经过霍乱和伤寒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注射之后还必须经过7天的健康隔离检查，确认无事之后才能允许乘船回国，所以遣返工作比原来预想的速度缓慢许多。

（三）按照美方这项规定时日侨俘管理处分别在葫芦岛、锦西、锦县、锦州等地设置隔离收容所，其收容能力在10万人以上。后来由于发生霍乱、水灾和内战以及交通运输局部停滞等原因，这几个收容所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遣返人员，遂又把沈阳铁西工业区一些废弃的厂房和仓库略加改造，增设12个收容所用来应付急需。按照遣返计划时经过健康隔离检查的日侨可直接转运葫芦岛港登船回国，但是由于气候、风向、海浪不利航行以及燃料不足、机械故障等诸多原因，载运日侨回国的轮船很少如期如数到港离港，所以滞留在锦州、锦西两地的遣返者远远超出预定的人数，实在拥挤不堪，连葫芦岛港码头上都辟成露天收容所。登船之前负责卫生检查的美军士兵背着喷雾器，先将船舱里外喷洒一遍DDT消毒，然后在舷梯入口处将DDT液往每个登船的遣返者身上喷洒，浓烈的化学药味刺激得遣返者忍不住直打喷嚏。葫芦岛至日本佐世保、舞鹤、博多三大港口之间的海面上因为遣返数量之大陡然繁忙起来，每天都有数十艘运送归国日侨的海轮穿梭航行。那些海轮五花八门除了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外哪种类型的船只都有，诸如美国的货轮、日本的商船、美国海军的坦克登陆艇、日本海军的扫雷艇，凡是在这一片海域上能够利用的船只几乎都利用上了。自遣返开始后葫芦岛每天都有接运日侨的轮船进港，平均每船载运2000人，最多时候一天有7艘轮船离岸。遣返之初纪律不甚严明，约束不甚严厉，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官兵施以小贿，趁机混入遣返队伍，逃避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媳、日本皇室宗亲嵯峨浩、长期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的大学教授斋藤茂等都以行贿手段买通某些工作人员后登船撤走，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曾以《战犯个个放走，金牙个个拔掉，如此检查》为题披露这种令国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

（四）为了平息舆论所指，维护遣返工作正常进行，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从辽宁省各界临时抽调100多名青年干部，全部授予尉官军衔，成立港口统一检查署，开赴锦州、锦西两地来负责遣返中的督察、纠查工作。7月12日解放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战场上，遣返日侨工作难免不受影响。遣返之初运送侨俘的火车能够按时进站、按时出发，每节车厢里的人数不超过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饮水供应。6月中旬以后遣返工作突然艰难起来，客车货车都忙着运输军火，大站、小站都聚着军人，一切都在忙于战争。运送日侨的列车不能正点进站，也不能正点发车，车厢也不能如数拨给。运行过程中时常在哪个小站里临时待避，一停就是几天。没有饮水，没有食物，日晒雨淋，日侨们啼饥号寒叫苦连天。进了7月情况更加糟糕，抽不出专用列车来运送日侨只能利用运送军火的回程空车，有时连回程的空车也没有，集中待运的日侨堆积在收容所里度日如年一样守望着。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把这种情况及时报告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长官，杜聿明亲自打电话给兵站司令蒋瑞清，指示他必须保证拨足火车供应遣返工作使用，此后遣返工作才得继续进行。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中华民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并作即兴演讲、李修业演讲结束后日侨们多数弯腰低头表示认罪，有些人痛哭失声表示忏悔；也有一些人表现冷漠，并流露出不服气、不服输的神情。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向李修业将军等致答谢词：“在这个秋天我们受到中国宽大精神的恩惠，我们永远不忘中国的宽仁敦厚和恩爱，归国后必将遵守李将军阁下的训词精神，决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将来的合作而挺身迈进。”讲话结束后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锦旗一面，感谢状一份，锦旗上写：感谢中国。

（五）葫芦岛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告诉人们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曾使中日两国人民反目成仇，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取得彻底胜利才使两国人民重归于好。它还告诉人们当今的中日和平友好局面来之不易，两国人民应对此倍加珍惜，共同遏制任何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势力和思潮，共创中日乃至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日本遗孤（遗华日侨）指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日本在1993年后的称法是中国归国者、残留日本人、中国残留日本人。日本厚生劳动省将这些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其间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但是将那些十三岁以上的为了生存或自愿进入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的，进而剥夺残留妇女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从1945年直到48年后的1993年才最终取消这种差别，将遗孤和遗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统称为“残留日本人”。日本政府将遗华日侨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前者是指现在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日侨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国策移民计划的一员，目前还活着的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大部分都被遗弃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六）残留妇女是指遗华日侨中的女性，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后陆续送到东北，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来源。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自杀、战死、病死，大部分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当地人的家庭，他们就以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为家，后来一部分辗转回国。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日本政府放弃保护日侨的义务，缺少军队保护的日侨们被迫紧急撤退，向大连、丹东集结，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出现百万逃难大军。据调查日本遗侨中的绝大多数是开拓团在撤退时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分散于吉林、黑龙江的开拓团民们（其中多为妇孺老弱）。遗留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国策移民和弃民政策的结果，日本政府在秘密的制定《对苏作战计划要纲》中放弃对日侨的保护。关东军由于军力不够，下达“全民动员”的指令，征召开拓团的所有的18岁到45岁的男性，开拓团中仅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进而在接下来的逃亡路上产生大量的遗孤、残留妇女。负有保护日侨职责的关东军只热衷于向后方大量后撤军人和军属，完全没有保护日侨。日本政府、关东军迫于战况危急，完全封锁消息，丝毫不让开拓团知晓战况。日本政府的现地定居方针中指示鉴于战后帝国的复兴及重建，关东军总司令官制订一个将可能多的日侨派留在中国大陆某一地域的计划。1950年日本政府对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

（七）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其户籍。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985年3月制定实施一套针对遗华日侨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公费回国的遗华日侨家庭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担保人往往拒绝做“身份担保人”。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只有与日本本土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被带到日本，而那些被收养的遗华日侨的养子、继子则被排除在外，这就等于拆散残留妇女在中国大陆所组成的家庭。由于十位日本残留妇女强行回国而被扣留在日本机场，引起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迫于国内压力是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并实施《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遗华日侨的回国事业成为日本国家的责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统计从1972～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更多的人在中国度过一生。由于遗华日侨在周围没有日本人的情况下被迫与日本社会长期分离，而且个人价值观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熏陶，又没能掌握完整日语能力和日本当今社会的生活习惯，因此回国后大都丧失在日本社会中的劳动能力（获得收入的能力）。同时回国后由于岐视和财政负担且不被家庭接受，也造成遗华日侨与日本家庭的隔阂，并且拒绝援助她们（他们），使她们（他们）的生计很艰难，每月只能领受政府的救济金。目前九成以上的遗华日侨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带回去的子女因为中日两国文化不同也很难适应日本学校的学习。她们（他们）是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许多遗华日侨认为二战时日本政府鼓励大量的日本人迁往满洲居住，并且制定国策移民计划，所以控告日本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援助，并要求道歉和向日本政府提出国家赔偿。

开拓团

（一）开拓团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实行移民侵略的组织形式，始于1937年。根据1937年拟定的“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时日本政府直接组织和资助甲种移民，采取分乡、分村、移民办法将一个乡或村作为“母村”，从中分出200～300户组成开拓团或开拓村，到中国东北建“子村”。可减少移民阻力，利用乡邻关系或亲属关系相互制约，使之长期定居。1939年11月日伪颁布《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1940年至1941年又公布《开拓团》、《开拓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等开拓三法，确立开拓团的基本制度，承认开拓团为特殊法人。移民步伐加快，迄1941年底此种移民达23806户，计74507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义勇队开拓团和大陆归农开拓团，前者是招收16～19岁的日本青少年进行训练，到1945年义勇队训练生达8.65万人，组成义勇队开拓团243个；后者由破产工商业者组成，约有20个，计4500余户。至1945年8月开拓团总数达1131个，开拓民达27万人。具有浓厚的军事性质，旨在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妄图永久霸占东北。“日本开拓团”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向中国派来的组织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日本政府制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移民户数是呈递增的：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计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从而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万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二）从1937年开始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500万人，20年共分四期，每期5年：第一期1937-1941年，计划移民10万户（甲种移民6万户，乙种移民4万户）；第二期1942-1946年，移民20万户（甲种移民12万户，乙种移民8万户）；第三期1946-1951年，移民30万户（甲种移民14万户，乙种移民16万户）；第四期1952-1956年，移民50万户（甲种移民18万户，乙种移民22万户）。其中甲种移民又称“集团移民”，是指由日本政府予以优厚补助并直接受理的移民。乙种移民又称“自由移民”，是指日本政府予以微薄补助，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日本采取“分村分乡”移民的形式，即把日本国内的一个村或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开拓团”，移到东北后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分村分乡”逐渐成为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要方式，最后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开拓团”竟占总团数的95%。1937年日本还制定向东北输送“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的计划，到1945年日本向东北派遣义勇队队员8.65万人，共建立“开拓团”243个。本期共有85086户日本移民进入东北，没有完成第一期移民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制定“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除补齐第一期没有完成的移民2万户外还要再向东北移民20万户，此外还要移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3万人。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到其战败后日本共向东北移民10万户32万人，远远没有达到百万户500万人的计划。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政策有其险恶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日本想借此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造成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优势，来反客为主以霸占东北。日本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将日本移民目的地宣布为“危险区”，将当地农民赶走了事，截至1943年日本以这种方式逼迁东北农户40771户。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为止日本通过伪满政府和“满拓”掠夺的土地高达3.9亿亩，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600万町步）的3.7倍。众多祖祖辈辈生活在东北大地上的中国农民被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给日本侵略者出卖廉价劳动力。

（三）1939年三江省依兰县的“千振村”有日本移民348户1160人，而充当他们佃户和雇工的中国人有4379户25548人、朝鲜人有360户894人，另有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日本掠夺东北矿产资源的廉价劳动力。1941年日本为掠夺珠河县土地，以“维持治安”为名将县内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农民迁到鹤岗煤矿充当苦工，许多人葬身矿井。虽然日本政府在1994年就已出台《中国残留孤儿战争支援法》并对二战遗孤进行援助，但即便是回国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规定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这在高居世界消费水平前列的日本根本不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截至2001年8月已经有2767人被确认为“战争遗孤”，其中1265人判明身份。已归日本国永久居住的遗孤有2300多人，连带他们的直系亲属共有9000多人回到日本。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日本在东北实行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试点移民从1905年开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最早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点移民是所谓的“爱川村”移民，从1913年开始有着“劝业都督”之称的日本“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从山口县玖珂郡川下村和爱岩村搜罗移民17户，从新泻县弄来移民1户，共计18户43人移入金县新平在满铁附属地内，拨出4400公顷土地租给自由移民耕种。又从满铁的守备退役兵中择人试验，从1914到1917年共网罗满铁退役兵34户从事移民活动。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为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即“武装移民”阶段。东北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鼓噪向东北移民的各种论调纷纷出笼，1932年1月农林次长石黑忠笃、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丸治以及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宣光彦等人共同炮制一份《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提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招募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人员。

（四）2月日本关东军统治部制定《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关东军特务部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要纲案》。提出：“农业移民是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是屯田兵制的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6月所谓“满洲开拓之父”的东宫铁难大尉向日本政府提出《屯垦意见书》，主张由在乡军人为主干，编成吉林屯垦军基干队。8月日本第63届临时议会通过第一次向“满洲”移民500名的方案，预算移民试验费20.7万日元，这种移民当时被称作“拓务省集团移民”，又称“试验移民”、“国防移民”。由于这种移民招收对象均为在乡军人，按军队形式编组并配发武器，因此他们更多地被称为“武装移民”是恰如其分的。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五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493人于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1933年4月侵入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屯居，后定名为“弥荣村”。1933年春日本第64届临时议会通过第二次移民预算费，7月第二次武装移民493人及8名干部强入依兰县的七虎力，建立名为“千振村”的移民点。第三次武装移民团259人于1934年10月闯入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后定名为“瑞穗村”。1934年2月谢文东在土龙山组织农民起义，打死日本移民39人，是为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移民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谢文东因购土地欠外债在宽甸县雇用他人绑架同乡张宝堂外孙子为人质，勒索小洋钱4000元，此事张家上告官府，谢文东带家逃到依兰县土龙山（今桦南管辖）。谢文东在土龙山交往广泛，1926年被选为第五保保董，1930年依兰县府任命他为第五保保长兼自卫团长，成为土龙山有势大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依兰，1933年秋日军为安置移民强占土龙山，下令收缴农民地照和枪支。谢文东带领民众反抗日军，拒不交枪、交照，因而引起伪依兰县日本参事官藤本不满，下令撤销谢文东第五保长职务。

（五）土龙山地下共产党深入各保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痛击日军，谢文东在这种形势影响下找第六保长景振卿商议，组建一支农民抗日自卫军。仅几天时间发展成一支2000余人的农民抗日队伍，并于1934年3月9日袭击太平镇伪警察署和商团，缴了敌人的械，毙敌10余人。农民暴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依兰县城，驻城日本关东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在11日带5辆汽车100余名日伪军来土龙山，谢文东得知情报后派曹子恒、景龙潭等人带领队伍在太平镇西白家沟一带伏击前来镇压的日伪军，当场击毙饭冢大佐、铃木少尉并俘虏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缴获机枪5挺、步枪10余支、子弹数千发。这次农民起义斗争的胜利震动国内外，称为“土龙山事件”。谢文东于12日带领农民自卫军转移到半截河，正式编为民众救国军，谢文东自任总司令，景振卿任前敌总指挥，钱学久任参谋长。1932年谢文东参加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任骑兵旅团长，后曾任民众救国军总司令、东北反日联合军军事委员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在日军残酷讨伐下投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新编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五师师长、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1946年所部被东北民主联军击溃，11月被俘虏，12月3日在勃利县经公审被枪决。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1934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本向满洲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在15年内向满洲移民10万户。10月日本在国内成立“满洲移民协会”，12，在满成立“满洲拓殖株式会社”。1936年2月第四次武装移民中的268人窜入密山县城子河，190人窜入哈达河。6月第五次武装移民正式定名为“集团移民”，共1000户，侵入牡丹江省密山县，与第四次移民定居地相毗邻，共四地移驻，其中永安屯300户、黑台200户、朝阳屯300户、信浓村200户。从七七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猖獗的一个阶段，即“国策移民阶段”。

（六）1936年4月关东军召集有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满政府、“满洲拓殖公社”、满铁、日本农村更生协会及“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会议通过《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及其具体的实施计划《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日本拓务省以此为基础制成政策案于7月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通过。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为掩人耳目，日本将“移民团”改称“开拓团”，将“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1937年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会社”，作为日本在东北的移民活动管理机关。同时又成立以关东军高级军官及伪满大臣为成员的“拓殖委员会”，作为伪满领导移民活动的最高机关。1939年12月日本制定《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被日本殖民分子视为其从事移民侵略的“最高宝典”。1940、1941年日本又制定推行百万户移民政策的《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合称“开拓三法”。1950年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其户籍。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985年3月制定实施一套针对日本遗孤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公费回国的日本遗孤家庭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担保人往往拒绝做“身份担保人”。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只有与日本本土人有血缘关系的嫡子才能够被带到日本，而那些被收养的遗华日侨的养子、继子则被排除在外，这就等于拆散残留妇女在中国大陆所组成的家庭。由于十位日本残留妇女强行回国而被扣留在日本机场，引起日本国内民众的注意和不满，迫于国内压力，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日本遗孤的回国事业成为日本国家的责任。

（七）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72年～1995年赴日定居的残留孤儿有2171人，携带配偶和子女人数达7801人。日本政府将日本遗孤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日本籍残留日本人是指拥有日本国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残留妇女是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东北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等，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自杀、战死、病死。大部分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当地人的家庭，他们就以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为家，后来一部分辗转回国。中国东北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农民全年所需食用粮约750万吨、种籽粮400万吨，同时还需负担日本、朝鲜移民的口粮。此外根据关东军的要求，伪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日本开拓团移民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同时按月领取口粮。有资料显示当时那个时候中国人吃米都是犯罪，更有甚者“集团部落”只供给像动物饲料的“复合面”食品，变相的让中国人自生自灭。而土地都被分配给日本来的“开拓团”，东北问题反映的是日本种族灭绝的既定政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及伪满当局设立的企事业立刻土崩瓦解，在这一历史的瞬间分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军队和散居各地的日本侨民害怕遭受报复而一片惊慌，漫山遍野乱窜乱逃，不知所措，此时的日本开拓团一般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因为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鹤岗等地的开拓团成员在断粮、疲劳和寒冷的袭击下许多人选择自杀。

（八）1945年8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聚集地，9月中旬佳木斯附近的汤原、桦川、桦南几个县的开拓团团民集体步行前往牡丹江，想在此乘火车回国，但是牡丹江的火车已经中断，这些人又折返至方正县境内。准备经阿城前往哈尔滨的一些开拓团团民走到方正县后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只好与先来这里的汤原、桦川开拓团团民汇合，在方正县伊汉通乡吉兴村原当地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由于战后秩序混乱，一个月过去后滞留在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船只。这时一场瘟疫伴随着严寒悄然向他们袭来，一批批人相继倒下，没有传染到瘟疫的人在严寒和饥饿的打击下也纷纷死去。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大部分遗孤都回到祖国，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离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业已结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政坛带来极大震动，日本朝野各界强烈要求尽快争取日中建交，为日本取得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客人，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首相（1918年5月4日—1993年12月16日）举行会谈。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业已结束，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声明还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此后中日两国陆续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中日建交结束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两国睦邻友好的新篇章。

（九）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烈讨论和期望的问题，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时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根据上述方案称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五次“实验移民”，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在二十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内迁入一百万户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十）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大约16.5万16-19岁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国东北，以承担起充实国防、确保治安的职责，也是在这一阶段里“满洲开拓团”的名称正式出现。“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日本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000万。“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后日本在满洲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

（一）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简称731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731部队也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罪证之一，731部队也是日本法西斯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设于今哈尔滨平房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内。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败逃之际炸毁大部分建筑，现仍存部分遗址。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1941年8月使用此名），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1933年）、“东乡部队”（1938年-1939年，此时的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 ，取名东乡部队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1940年8月改组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年12月2日创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支队，平房地区设施成为总部）、“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苏联攻克柏林后为了掩人视线于1945年5月更为此名）。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万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另外据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称：“通过‘特别输送’进入到731部队的‘马路大’需要进行编号，而从1939年以后进行两轮编号，每一轮编号极限为1500，于是在抗战结束时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731部队是日军陆军产下的恶魔部队，他们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为武器，并实施国际法上禁止的细菌战。队员们对自己的经历严守秘密，其中许多人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二）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1名中将和4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从1936年到1942年7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1942年八月到1945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1945年3月到同年8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少将级军官负责。731部队的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的开始进行在日本国内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1932年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战败后他用731部队几年来在中国进行研究获得的细菌资料私下同美国进行交易，因为当时美国准备用其细菌武器对付苏联，从而逃过战争国际法庭的审判。1959年10月9日因得喉癌病在东京死亡，终年67岁）率部队修建中马城，在哈尔滨市郊的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设施。673部队在黑河孙吴县建立细菌实验基地，包括动物饲养、制菌室等300间建筑。“731”在“背荫河时期”（1932~1934）有三个历史名称：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而内部的秘密称呼是“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在《战争与恶疫》一书中写道：“1932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的防疫班（东乡部队）开始细菌战研究。”台湾学者藤井志津枝在《731部队———日本魔鬼的生化恐怖》一书中写道：“1932年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军头听从石井的建议，首先在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设立‘关东军防疫班’，匿名是加茂部队。”据此可知在背荫河时期“731”的公开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班”，而其秘匿名称有两个，即“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

（三）《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作者森村诚一在他的书中也谈到731部队老兵们告诉他当时有两个隐秘名称：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关于“加茂部队”名称的来历是由于“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的名称，而跟随石井到背荫河的人员大多是由石井从加茂招募而来。关于“东乡部队”名称的来历是由于石井四郎的化名叫“东乡春一”（一说“东乡肇”），因石井崇拜日俄战争（1905年）中日军击败俄军的统帅东乡平八郎。在“平房时期”（1935~1945）731部队的对外名称先后为“关东军防疫部”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匿名称则为“石井部队”、“奈良部队”、“满洲第731部队”等。隆二在伯力法庭上曾供述：“该部队在成立初期是称为‘防疫部’，而在1940年改编后则称呼为‘防疫给水部’。”另一次庭审中又供述：“1941年前这部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只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做石井部队，因为日军中各个部队通常是按该部队长官姓氏来称呼的。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于是这部队就开始命名为第731部队。”“731部队”一名1941年以后才开始使用，但现在的人们把日军任何时期的在哈尔滨的细菌战部队都称之为“731部队”，在日本中有的学者甚至把“731部队”用作“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关于“奈良部队”这是731部队在1940~1942年间向华中地区派出的细菌战远征队的秘密名称，据当时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志《井本日志》记载：“731部队1940年9月至10月曾在浙江宁波一带实施细菌战，1941年11月4日曾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1942年7月至8月曾在浙赣铁路沿线一带地区实施细菌战，731部队在实施这三次细菌战时都组织一支远征队，由这支远征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配合去完成实施任务。”这支远征队为什么被称为“奈良部队”，曾在1940年参加过远征队到浙江实施细菌战的原731部队老兵石桥直方说：“当时负责组织远征队的731部队总务部庶务课主任叫饭田奈良，于是就以‘奈良’作为远征队的秘密代称。”细菌武器研究室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97年新宿曾出土很多残缺不全的头颅等人骨，相信曾遭受人为切割。

（四）关东军659部队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对外称关东军队防疫给水部，其本部称为731部队。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别名，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关东军100部队本部设于长春，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下设2630部队等，负责人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和松有次郎兽医少将。北支甲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所在地，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也被称为西村部队。1855部队部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1939年西村英二继任。下设三个科：第1科设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细菌（生物）战剂的研究；第2科设于天坛公园西门南侧，从事细菌生产；第3科设于北海旁北京图书馆西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为细菌武器研究所。此外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等。荣字1644部队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或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荣字1644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波字8604部队本部设于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是日军在中国南部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科：总务科，科长熊仓少佐；细菌研究科，科长沟口少佐；防疫给水科，科长江口少佐；传染病治疗科，科长小口少佐；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科，科长渡边少佐；器材供应科。冈字9420部队本部设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外称南方防疫给水部。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境内有五大部队、63个支队，731部队行径只是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在这期间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反法西斯联军俘虏被杀害。

（五）主要成员：陆军中将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部队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办者。以进行许多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而知名，在当时属于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等地对活人进行细菌感染、解剖生化实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余名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陆军中佐内藤良一（1906年12月26日 - 1982年7月7日），731部队军医大佐，石井的忠实追随者，曾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战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相反却成为“协助”美军调查日军细菌战的人员。后组建“绿十字会社”（血液银行），为美国的朝鲜战争服务；医生北野政次（1894年-1986年），陆军军医中将勲三等医学博士，日本细菌战犯之一，但是最终却免受其责；柄泽班（柄泽班是731部队第四部第一课，负责实际的细菌生产）篠冢良雄（1923年11月1日-2014年4月20日），原名田村良雄，1939年加入日本关东军给水防疫部，即后来的日军满洲第731部队。曾作为少年队员在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当兵，从事细菌武器的开发工作，自1984年以来筱塚良雄作为证人反复讲述当年的罪行。2014年04月20日筱塚良雄因肺炎去世，享年90岁。1935年从欧洲游学归来的石井四郎还是二等军医正（中佐），3年后飞快地晋升为军医大佐。二战结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为其教官清野谦次守灵的那天夜里罕见地讲述自己部队的情况：“政府业已确定要制定国家百年大计：保护将士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究室，再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由内而外逐步设立研究所，最终设立324个研究所。结果是传染病及传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结论：如此情况，可以继续扩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尔滨建立一个设施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所，里面有电气火车，也有飞机，在那里非常投入地从事研究。”所谓在中国华南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设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军队以武力占领华南的广东中山大学，在那里设立“华南派遣军”。

（六）同时日军在北京设立天坛中央防疫所，在占据南京中央医院后设置防疫给水部。至于在哈尔滨附近平房（地名）设立的机构原名为“东乡部队”，后对外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中日战争的序幕，第二个月上海派遣军的战斗部队发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饮用受霍乱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汇报后立即给陆军部和参谋本部打报告，并四处游说对战斗部队提供净水的重要性。数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军运送5台“石井式”滤水机和200名给水部队人员，不久这种滤水机被正式批准为陆军的“卫生滤水机”。很快日军组成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防疫给水业务，这些部门加上由平房派往各地的分部被统称为“石井机关”。需要指出的是事实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说的那样，由于传染病及传染病死亡率下降，一个“巨大设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颠倒过来，先是平房设施建成，而后由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各防疫给水部的数量才急剧增加。可以从石井四郎的讲话中看出他有一种嗜好，即为了夸大传染病减少和传染病死亡率下降的业绩，不惜歪曲事实。然而切不可因此疏忽讲话中的另一个细节：在这方面日本陆军请求国内所有大学做的事情有两种，即能做的事情和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对此军队是经过多次会议才做出决定的，而且对于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设法，去中国东北北方就能做了，陆军遂决定在那里设立研究所。”石井四郎选择远离日本国内、欧美各国根本关注不到的中国东北，在那里进行《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的细菌武器的研制，这让陆军部十分认同。日本陆军省认为研究中国东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设想中的对苏联作战所不可或缺的，不过石井考虑的国内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仅限于这些。他主张在国内伦理上不允许的事情，在中国东北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他就是凭借“国内不能做的事情”这等理由才得以让军部同意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大型研究设施。

（七）为了保守“国内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设施内被隔离的特设牢房交给特别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刚男亲自指挥。为工程建设而征召来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别班成员，他们身穿白大褂、脚蹬长筒胶靴并佩带手枪，以非同一般的装束负责监视，就这样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的原野上诞生了。细菌战：1940年浙江省宁波地区；1941年湖南省常德地区；1942年浙赣铁路沿线。伤亡情况：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有至少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活体解剖：一个代号为“马路大”的特别项目进行人体试验，受试验者从中国的住民中抓来，也被称为“圆木”（丸太）。此项作业的要点是必须保证解剖对象是绝对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麻醉，因为日本军医认为麻醉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其解剖场景惨绝人寰，解剖时那凄厉的惨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此项工作也是731部队所有医师所必备的基础技能。手榴弹试验：将人在不同的距离和位置下进行手榴弹试验。冻伤试验：用来测试人在不同温度下抗寒程度，试验资料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专业人员与驻蒙军团联合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试验的资料，题目为《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资料编成者为冬季卫生研究班，形成年代为1941年3月。该资料是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研究所所长金成民，应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加藤佑三先生邀请，受平房区政府委派赴日讲学访问期间多次单独或与日本友人一同赴东京神田等地的图书馆及资料馆查阅资料，在一资料室内发现这部保存较好的资料。火焰喷射器实验：1943年夏的一天在安达实验场上排列着十几辆旧坦克和装甲车七三一队员押解着十几名穿着日军文职人员军服的“马路大”，强迫他们进入到坦克或装甲车里，然后关上车盖，全部密封在里面。每辆坦克塞进两个人，装甲军塞进一个人，马路大们被四周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着，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

（八）这时一群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背着草绿色的大桶，桶里装着压缩空气和汽油柴油配成的液体燃料（燃烧剂）。桶的右上角有一个胶皮管，胶皮管头上装着金属喷嘴，那是火焰喷射器。这些士兵分别站在离坦克或装甲车10米、20米、30米远不等的地方以半跨半坐的姿势，把火焰喷射器的喷嘴对准坦克和装甲车命令下达后白热的火焰从喷嘴喷出，坦克和装甲车立即被1000度高温的火焰包围并响起轻微的爆炸声。十几秒后停止喷射，坦克和装甲车被烧得变了形，车内的“马路大”都被烤焦，甚至碳化了。鼠疫实验：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鼠疫实验，生产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1945年8月731部队在逃跑前夕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这个“火药桶”被引爆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疫源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疫源地，危害难以估量，后果极其严重。在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而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极大的代价。无麻醉拔牙：目的是测试伤员在未麻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忍受拔牙手术，实验结果是无人能够忍受，但如果已经严重松动的牙齿则另当别论。人与马血互换：将身体强壮的人血液抽去大部分，此时人全身痉挛，几名军医都无法完全按住。立即输入马匹血液，并观察人的表现，结果身体排异性明显，人全部死亡。病菌对胎儿的影响：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胎儿的状态。人畜杂交：强迫女人与马匹或狼青交配，研究所谓劣等民族的优化办法。人体四肢互换：将两个人分别截肢后通过手术互换四肢，如果试验成功则对于恢复伤残日军士兵的战斗力有极大意义，但试验失败，因为接上的四肢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

（九）其他人体试验：人类所能想到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尤其是那些可用于大量杀伤敌人和医治自己人的项目，731部队的官兵们竭尽所能都做过了。因为他们清楚这些试验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了天皇的所谓圣战，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感，唯一让他们感到不忍的是那些动物们（比如白鼠）。战后他们为那些动物树立一块纪念碑，那些惨死的数万名罹难者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幼儿制作标本：1945年3月14岁的清水英男初三没毕业，就在老师的推荐下作为见习技术员加入731部队，随后被派驻到中国哈尔滨的731部队总部。正式工作第一天他在实验室中看到很多人体器官标本被泡在液体中，清水英男说：“他们告诉我这是解剖俘虏做成的标本，但我看到的有幼儿，有妇女腹中的胎儿。我印象深刻的是幼儿标本，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惨无人道的事，真是太残忍了。”对游者开放的建筑物中的一座731基地占地6平方公里，由150多幢建筑组成。设施经过很精心的设计，使得其很难被摧毁。一些731的周边设施仍保存，并开发给游客参观。基地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设施，有约4500个培养跳蚤的容器，6个巨大的制造各种化学制品的锅炉以及1800容器用于生产生物战剂，几天内就可以成产出大约30克腺鼠疫，数十吨的这些生物武器（以及一些化学武器）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解散后日本试图销毁每一个证据，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成功依然还有许多证物遗留着，有时候对中国的平民还有伤害。特别是在2003年9月29名在黑龙江一栋建筑物的工作人员无意地挖掘到埋藏在地下超过有50年历史的化学武器的弹壳，因受其损害而被送往医院治疗。石井想要在太平洋冲突后的1944年5月使用化学武器，但是他的企图由于计划不周和联盟国的干涉而多次被挫败。当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形势变得明朗时石井下令摧毁那些设备设施，并告诉他的部下：“把秘密带进坟墓。”

（十）他的日本军队在战争的最后的日子里集合起来销毁他们进行人体试验的证据，包括毒杀400名在押的“马路大”并焚烧，还故意地放出所有感染瘟疫的动物。美国相信这些研究数据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联盟国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人体试验。同时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国，特别是苏联得到这些数据用于研究生物武器，因此作为获得这些数据的交换，美国不以战争罪起诉731部队的军官。1949年12月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战犯审判法庭对731部队的战犯进行审判，许多前731部队的成员都加入日本医疗组织，Dr Katano Masaji领导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绿十字，其他成员或领导医学院校或为日本厚生省工作。日本右翼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一直否认731部队的存在，他们认为那是中国宣传机关编造的。但左翼组织如日本共产党曾经出版过关于731部队的文学作品，并强调美国为了换取731部队的研究数据而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史实。731部队的历史和其他涉及731部队的二战主题从许多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抹去，这恰恰表明帝国主义仍是现代日本的主流思想，进而说明日本并不打算承担所犯罪行的全部责任。1997年180名中国人是731部队的受害者或其家属，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全面披露731部队事实，道歉并予以赔偿。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承认731部队的存在以及所进行的生物战的行为，但是裁决所有的赔偿问题已经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解决。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日本帝国政府解密法案，对大部分机密的关于日本帝国在二战中所犯罪行和战犯档案进行解密，2003年这一工作将由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部门工作组（IWG）完成。731部队军官提交的论文题目大都同“细菌战”有所关联，比如《活菌干燥保存方法研究》、《瘟疫菌保存方法研究》等等。个别军官甚至将在731部队服役期间的研究报告直接当做学位论文使用，其中侵华日本陆军中将、731部队的创办人石井四郎就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部。

（十一）日本非政府研究小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共同代表近藤昭二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日本战后以向美国上交全部731部队研究资料为条件，与美方达成不追究昭和天皇和细菌战负责人战争责任的幕后交易，至今日美仍没有公开相关史料。”近藤说：“为顺利实现对日本的战后统治，美国需要维持日本的天皇制，在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这一点上日、美利益达成一致。同时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不希望看到731部队的研究资料落入苏联手中。石井四郎（731部队创立者）趁机向美国提出协商，这一幕后交易最终成立，日本将所有731部队数据资料交给美国，而美国则没有追究昭和天皇和石井等人的责任。”1945年9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此后几年美国又陆续派出汤普森、费尔等人，与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进行接触，了解细菌战。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的几年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为此支付25万日元。这些数据和资料包括大量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以及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档案显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都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为了获取生物实验数据，美国包庇二战战犯，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恶。石井四郎曾经直言不讳的说：“我不仅有权指挥关东军的特种部队，而且还有权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防疫给水部。”可以说七三一部队在整个日本细菌战略网中处于中心的作用，始终是研究基地、指挥中心。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联合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作战；指导各细菌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作战；培训细菌实验和作战人员，为此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立训练教育部。

（十二）在731本部大楼里除了先后担任过731部队长的石井四郎、北野的办公室外还有总务部办公室，总务部包括人事、财务、调查课、企划课等，此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宪兵室。日本宪兵的职责本来应该是管军队风纪的，而在731里他们还担负着侦探的任务，凡是供实验用的活人都是经宪兵室送到本部监狱里面的。可以说这里的宪兵已超出其正常的职责范围，更像“特务”，可以直接抓人。具体说各地宪兵经日本宪兵司令部批准，把“反满抗日”的志士送到哈尔滨火车站，接着731的宪兵到火车站接收，再直接送到本部监狱。731本部宪兵一般只有五六个人，但他们的工作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的总头目曾有一个叫田坂。在731本部里宪兵室翻译有一个叫春日中一的，由他牵头组成“协防班”，下设中队，各中队还有“协访班”，“协访班”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劳工中的思想动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中国劳工付景岐发现731宪兵从外面接收活人的罪恶行径，付景岐是平房老五屯人，被抓来为731当伙夫。1943年夏季的一天已经过半夜12时春日和宪兵队一个开车的司机叫仓原一吾的一起来到食堂吃饭，已经能听懂日语的付景岐只听仓原说道：“今天到哈尔滨火车站接人从牡丹江来的火车耽误一个多小时，后来又到香坊保护院集中营，捡了几个俄国人，要不是这样早就回来了。有个俄国人还不太老实，等明天和细谷少佐说说，好好收拾收拾他。”实际上这个细谷少佐就是731看囚犯的头目，是石井四郎的二哥。从那以后付景岐就留意了，发现仓原的那辆车每周至少要出去一次。车是用美国的道奇车改装的，焊了个大铁箱子，叫“特别车”，但这时付景岐还不知道731里有个监狱。731还有这样一件离奇的事，在731有个酒保班，是给731做糕点的。一天酒保班做了大量的面包，那天早晨还不到7点钟，他们便让四屯的一个劳工叫张有才的赶着马车将这些面包拉到四方楼东北角门，交给那里的“执行官”（值班的）。此后731再也不让张有才送面包，因为他知道那里面关的是俄国人，当时只有俄国人吃面包，后来张有才把这件奇怪的事告诉付景岐。

（十三）据韩老介绍当时关押在731监狱的除了中国抗日志士外还有苏联红军以及给苏联提供情报的人，他们一般都关押在香坊保护院集中营。香坊保护院是日本关东军情报部门直属的保护院集中营，原来关押的完全都是俄国人，后来有了一些朝鲜人。香坊保护院是731的“关系单位”，其大概位置就在省气象台附近，但可惜的是其遗址已无处可寻。日本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关押外国人的保护院集中营有两处，除了香坊保护院集中营之外还有一处西北保护院集中营。一天中国劳工付景岐又有一个惊人的发现，731的劳工都住在劳工棚里原来有600名劳工，都被派到731干活，付景岐负责给他们做饭。可是过了三个月后付景岐发现少了200人，因为日本宪兵只让付景岐准备400人的饭，又过了一个月后日本宪兵就让送200人的饭了。后来付景岐又发现，也像劳工张有才所说的那样在四方楼的东北角小门中有4个日本人守着。到了第二年初冬日本宪兵告诉付景岐不用准备那些劳工的饭了，说从海城来的这批劳工都被放回家了，奇怪的是这些劳工的行李卷还放在劳工棚里。后来日本宪兵就把这些行李卷集中起来，送到“服装修理部”，而这个所谓的“服装修理部”处理的东西都是死亡或逃跑民工的，这几百人不可能同时逃跑，很显然是被731恶魔杀害了。后来731又来了一批新劳工，另据劳工方振玉回忆1943年秋天他在给紧靠火车道线的动力班送猪肉时来到四方楼东北角，当时日本人全副武装，不许人在街上走，他被关进岗楼的屋里。在火车鸣笛时他忍不住踩着桌子往外看，只看见从东边的四个大铁门里出来三十多个日本人，每两个人推着一台小胶轮车。日本人将火车门打开，从火车上一捆一捆地往胶轮车上装东西，方振玉仔细一看原来都是用草袋子简单包着的人。后来火车走后日本人问他看没看见外面的情况，他说没看见，日本人就放他走了。据韩老介绍日本人森村诚一于1981年出版一本名为《恶魔的饱食》的书，当时出第一部和第二部。森村诚一曾经专门采访当时担任731罪证陈列馆馆长的韩晓，回国后他又写了第三部。在他的这本书中通过采访731原队员，首次公布731监狱之谜。

（十四）韩老在多年对731原队员、中国劳工的采访及对史料的搜集分析后彻底揭开这个被称为“东方奥斯维辛”的731监狱之谜，731监狱被称为“特设监狱”。731有一个少年队员叫石桥直方，他当时负责细菌检索班的工作，经常出入“特设监狱”。后来他给韩老画了一张“特设监狱”的地图，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层（一层是细菌生产部所用房间）东门进入四方楼，经灭菌室（里面有五个高压灭菌器）上中心走廊。院内由走廊间隔把监狱分成两层小楼，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层有通向7号、8号监狱的门，因为有高高的围墙挡着，里面的人也插翅难飞，这张图真实地证实731“特设监狱”的存在。作为731专家，韩老曾多次访日，1994年韩老在访日时来到日本千叶县八日市，见到原修建731“特设监狱”的原队员萩原英雄。据了解当年石井四郎修建“特设监狱”时不但不让中国人进入，连日本人也派最可靠的。他先后从日本千叶县他的老家召来六十多人，成立千叶班，这个千叶班完全干保密的活儿，其中就包括7号和8号监狱。还有铃木组，是731中专门干土木活儿的，铃木组负责的叫铃木茂，是石井四郎的亲戚。据萩原介绍当时“特设监狱”的内部安装都是由铃木组干的，而后来看监狱的特别班也都是千叶人。解放后萩原在供述中说他后来被调到别处，还亲自为731“特设监狱”送了一名犯人。韩老介绍日本宪兵有个叫三尾丰的，他曾担任过大连宪兵队宪兵曹长，从后来三尾丰提供的情况中一个转运抗日志士到731总部的秘密途径，即典型的“特别输送”被揭开了。1943年10月1日当时的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站被大连宪兵队破坏了，收发情报员沈得龙、刘亚兰夫妇等不幸被捕，这些反日志士被宪兵分三伙分别押到沈阳、本溪和天津，后来三尾丰亲自把沈得龙等4人送到731。三尾丰在1954年沈阳军事法庭的供词中提到这一点，他听说其余十几人在被关押一个多月后释放了，但后来刘万会的家属却没有盼到刘万会的归来，他们写了一份申诉书。

（十五）在1993年、1994年韩老访日时找到三尾丰，三尾丰的态度很好，但却无法证实刘万会的去向。韩老推测刘万会很可能被送到731本部了，但送他去的人不是三尾丰，因为当时这些人被分成三伙。第二种可能是刘万会被送到第319部队，这是日军在大连的卫生研究所，是731的支队，也用活人做实验。但无论怎样推测刘万会都不可能是被放了，更不可能是通过其它办法被害死的。韩老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当时731不随便将抗日志士一杀了事，在当时他们做活体实验的材料很缺，可以说根本不够用，杀了可惜；当时在731部队能够为细菌实验提供活体功劳更大，多送一个，日本宪兵就多了一份晋升的可能。后来在保存的大量731“特别输送”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刘万会的名字，韩老认为“特别输送”名单中没有并不等于就没有送到731。当时“特别输送”都是秘密进行的，名单也不只一个，而后来能发现的名单已经不全了。1978年曾在东安（密山）宪兵队担任队长的上坪铁一来到731遗址访问，86岁的上坪铁一在本部大楼遗址前忏悔，当年经他手“特别输送”到731的反满抗日人士就有22名。关于731“特别输送”名单，韩老经过多年调查发现，他所掌握的“特别输送”名单涉及抗日爱国志士1500多人，其中知道真名实姓的有100多人，而查出证实的仅有20多人。另据不完全调查经“特别输送”被送到731“特设监狱”的反满抗日人士将大大超过3000人，像刘万会这样神秘失踪的人仅是731“特别输送”中典型的代表，而不是唯一。731恶魔当年是怎样用细菌武器杀人、进行细菌实验的，其具体情节无法看到，但这样的一个事实却是无法辩驳的，即中国的亲人被送到了731是有据可查的。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如此惨绝人寰的事实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震惊。日本法西斯在当时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利用细菌实验杀害抗日志士，其罪恶终究是无法掩盖的。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这个神圣时刻用血的历史来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的志士们。